拜登的“身份政治”

[加拿大]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  著

陈子建 译

Shizuku 校

在拜登任职期间被美国战争机器作为目标的贫穷国家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不会因为扔下炸弹的命令来自不同族裔的决策者而感到安慰。

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描述淡化基于阶级剥削之外的压迫斗争而建立工人阶级的团结是不可取的。鉴于美国爆发了反对种族主义警察暴行的抗议,有必要讨论种族和阶级的关系。我试图表明,一个团结的工人运动必须与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各种压迫形式(例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作斗争,而不是迎合那些没有受到压迫的人的幻想和偏见。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太认同“自由派身份政治”(liberal politics of identity)的必要性。然而,乔·拜登(Joe Biden)目前的行为是强调这一方面的一个坚实的理由。

《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个标题为“拜登将提名第一位女性来领导情报部门以及一拉丁裔来管理国土安全部门”的报道。一名妇女将领导暴力和压迫全球网络的“肮脏”部门,而一名拉丁裔将负责家庭控制和种族主义排斥。这种工作人员的多样性,在选择人员构筑上是刻意的,为这种多样性感到喜悦无疑令人感到滑稽。但是,这种观念并不局限于《纽约时报》的编辑。拜登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神经中枢上精心塑造了这种解放者的形象。《新共和》(New Republic)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这种姿态对于拜登来说并不陌生,但表明他正在尽最大努力创造“身份政治”。可以预见的是,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或译贺锦丽)副总统的职位就是这样一种宣传,然而很明显,哈里斯不是穷人和少数族裔的朋友,她作为检察官的履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野蛮而动荡不安的特朗普离开白宫时,拜登代表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恢复。他将寻求把当前危机的重担放在工人阶级的背上,并且已经在幕后努力寻求共和党接受相对温和的方案。他将采取行动遏制COVID-19疫情的传播,但仅限于经济运行所必需的程度,并没有完全控制病毒的打算。他的政府在挑战国际竞争对手和奉行鹰派全球统治政策方面将比特朗普有效得多。坐在拜登内阁桌子旁的人不论有多么的多样,也丝毫不会改变他们所服务的阶级利益。不能保护任何人免受种族主义警察暴力,即使拜登称那些人应该只被击中腿部。在拜登任职期间被美国战争机器作为目标的贫穷国家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不会因为扔下炸弹的命令来自不同族裔的决策者而感到安慰。

自由派政治

挑选他的主要同谋和战犯同伴时,拜登的这些愤世嫉俗的滑稽行为,是一个极端但极具启示性的迹象,表明种族、性别和其他压迫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并与它所基于的阶级剥削制度有关。任何试图解决这些压迫并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活动,尽管它可能不像拜登那样卑鄙和反动,但不能有效地争取平等,因为它已经接受了根本不平等的存在。

在不挑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解决种族主义压迫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基于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压迫交织在一起,而面对这种剥削的人本身则是按照阶级路线来划分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反对社会不公正运动的斗争和遗产中看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的胜利,但是自那时以来,黑人中的阶级鸿沟已经极为扩大了。小部分进入了政治和公司机构的队伍,出现了相当多的中产阶级,但是大多数的黑人依然面临贫穷和极度不平等。黑人资本主义(Black capitalism)的解决方案没有办法使数百万人脱离种族阶级压迫。在与安大略省反贫穷联盟(Ontario Coalition Against Poverty ,OCAP)的近三十年的合作中,我了解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如何在种族移民社区中沿着阶级路线工作。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员和商人被视为每个移民社区的代表,因此穷人和工人阶级的需求被有效地排除在外,并且扼杀了他们需要从事的独立斗争的形式。

民主党建制派遏制特朗普的首次尝试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总统竞选活动失败而告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和“公司女权主义”(corporate feminism)的人格化身试图推进一个伪概念,即她可以成为她和她的合作者想要剥削、驱逐或投掷炸弹的女性的进步化身。在挑战不公正待遇这方面,所有妇女都对此抱有真实的兴趣,但阶级分化也还是出现了。MeToo运动就是这种情况。揭露美国女性移民工人所面临的性暴力行为的一本书的作者伯尼丝·杨(Bernice Yeung)指出,这些女性在挑战施暴方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她指出:“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权力。下一步就是,我们如何让其余受害人更容易说MeToo?”

艾伦·西尔斯(Alan Sears)指出,“自从石墙暴动发起当代同性恋解放运动以来的35年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他还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接受并适应这些变化。简而言之,国家政策的变化为同性恋公民权利创造了某些机会,但与此同时,同性恋者也被卷入了新形式的强制治安中。最终的结果是,同性恋社区内部现有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多伦多同性恋村”(Toronto’s gay village)的房主和街头人士之间出现的利益冲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世界主要的帝国主义力量的新政治领导层目前以“多样性”为幌子掩盖其所作所为令人厌恶,难以轻视。这也提醒人们非常需要将反压迫斗争与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观点联系起来。自由派身份政治的物质来源,可以在特定的阶级利益和保护资本主义的动力中找到,同时挑战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压迫形式。尽管资本主义可以从这些压迫形式中得到利益,但它也许能够给予非常重大的让步。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暗示说:“……很难说种族平等或性别平等是否与资本主义对立,或者资本主义不能容忍种族平等或性别平等,因为它本身不是在维护和平或尊重政治环境。” 艾伦·西尔斯(Alan Sears)所说的“酷儿公民权利”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美国民权运动遗留下来的不平衡的遗产,是沿着保留甚至加强阶级分裂和压迫的路线作出让步的。

团结

正是因为有必要将反压迫斗争与反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所以我不改变我以前表达的反对粗暴的阶级还原论(class reductionism)的观点。这些压迫形式反映现实,是多样化和多种族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专注于它们并使其成为我们运动的核心,不是分裂,而是我们团结的必要性。我最近与一位年轻的南亚妇女交谈时她告诉我,她工作的工厂有色人种被迫夜班工作的情况比白人工人更为普遍。他们同样是低薪工人,都面临剥削,但是种族主义的压迫同样存在。也许有些白人工人喜欢他们所享有的特权,但如果他们接受这种可怕的不公正,而不去面对这种落后的思想,那将是一种讽刺。

当工人阶级坚持伤害个体就是伤害所有人(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的原则时,他们的战斗是最有力的。工人们所面临的剥削中交织着阶级中某些人对他们施加的各种形式的额外压迫。为了打败资本家和他们的制度,工人阶级必须团结起来,对抗它的每一部分施加的各种形式的压迫。

2020年11月25日

原载作者博客(johnclarkeblog.com)。翰·克拉克是加拿大社运活跃人士,1990年成立的安大略省反贫穷联盟(Ontario Coalition Against Poverty,简称OCAP)资深组织者。

原文链接:https://johnclarkeblog.com/node/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