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

托洛茨基（1938）

中译者：史骊

下面这篇简短的文章，写于1938年，刊于墨西哥一份理论刊物《锁论》（Clave）1938年10月创刊号中，以社论形式发表。

原文以西班牙文刊出，英文的译文最近才发表于纽约出版的六月九日《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Press）。而在《共和国》报被《武装力量运动》委派的督印人接管以后，原来社会党的编辑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名为《共和报事件杂志》（Journal of Republica Case），在第十期中，就刊登了托洛茨基这篇文章。

一场反对反动刊物的运动正在墨西哥展开。这场攻击由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领袖们所导演；或者更清楚地说，是由杜礼丹劳（Lombardo Toledano）先生个人所导演的。目标是要“抑制”反动刊物，将它置于一个民主的检查之下，或者干脆将它封闭。工会已为这场斗争被动员起来。那些无可救药的民主派，受他们与斯大林化了的莫斯科的经验所败坏，以及受到格柏乌（苏联秘密警察）之友所领导，竟欢呼这项自杀性的运动。事实上，并不会很困难就能预估到，就算这次运动得到胜利，并且做成的实际效果，能适合杜礼丹劳的胃口，但最后的结果将会主要由工人阶级来担负（受害）。

　　理论和历史经验两者都证明出，最后分析起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对民主的任何限制，都无异直接针对无产阶级；就正如征取任何税务，都会落在工人阶级的肩膊上一样。资产阶级民主，只当它为发展阶级斗争而打开道路时，才会对无产阶级有用。因而，任何工人阶级“领袖”以特别方法去一般地操纵公众言论，特殊地操纵报刊，来武装资产阶级国家，就确实是一个叛徒。最后分析起来，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将会迫使各种色彩的资产阶级互相达成协议；那时，他们就会通过特别法令，任何一种的限制措施，以及任何一种的“民主”检查，来反对工人阶级。任何还未明白这一点的人，应该离开工人阶级的行列。

　　“但有时”——一些苏联之“友”会反对说“无产阶级专政被迫去应用特别的措施，特别是反对那些反动刊物的。”

　　我们这样回答：这些反对，基本上源自企图将一个工人国家等同于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墨西哥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它同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并且绝不会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就算站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立场上，封闭资产阶级报纸或者是检查它，并不一定构成一个“纲领”，或者是一项“原则”，或者是一个理想的设计。这类的措施只能是暂时的，无可避免的丑恶。

　　一旦掌握了舵轮，假如资产阶级采取一种公开反抗工人国家的态度，无产阶级可能觉得要在一个时期内，被迫采取特殊的措施以对付资产阶级。在那种情况下，限制新闻自由将会与在内战中所施行的其它措施一起执行。假如你被迫使用大炮和飞机对付敌人，你自然不会容许这同一敌人在无产阶级的营堡中保留它自己的新闻和宣传的中心。无论如何，就算在这个例子中亦一样，假如那特殊措施一直延长着，成为采取持久形式时，它们自身就带着不受控制、以及工人官僚掌握政治垄断的危险，这会成为它的堕落的根源之一。

　　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种动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可恨的压制，今天在苏联已成了法律。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恰相反，它是被设计来保护新生统治阶层的利益，以对抗工人和农民的反对的。莫斯科那个极富波拿巴性质的官僚层，受到杜礼丹劳及其一伙所效颦，他们将个人事业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以一个警察的钳子，钳在公众言论之上，而是将它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只能靠将生产资料——包括了公众资料的生产一一置于整个社会的手中才能做到。一旦采取了这个基本的社会主义步骤，则必须容许任何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的流派，都拥有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机会。工人国家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机会，依照他们的人数，给与他们技术资料，例如刊物、报纸和运输等。国家机关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官僚对新闻的垄断，它对于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完全败坏的威胁。

　　假如我们观察一下共产国际在各国工人运动中的致使性影响的例子，则杜礼丹劳目前的运动就提供了最特异的一个。杜礼丹劳及其教派的追随者，基本上正在企图将一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某些暂时境况中无可避免的手段和方法，施用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里。更甚的是，他们并非从无产阶级专政那里借来这些方法，而是从它的波拿巴化的篡夺者那里借来。换句话说，它们以腐朽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病毒，传染给那个早已病入膏肓的资产阶级民主制。

　　墨西哥的贫血的民主面对着来自两个方向的经常性的和死亡的威胁——首先是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其次来自国内反对力量的代表，他们操纵了广泛流传的出版物。但只有瞎子和低能儿才能想出禁闭反动刊物的结果，就能使工农自己脱离反动思想的影响。在现实里面，只有最大的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才能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前进创造有利的条件。

　　对反动刊物发动无情的斗争是基本上需要的。但工人并不能让资产阶级国家的压迫的拳头，来代替必须通过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刊物所发动的斗争。今天，国家可能对工人组织采取“友善”的姿态，但明天，政府就会落在——无可避免地落在——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份子手里。在那时，任何存在着的限制性法律，都会施之于工人身上。只有毫无头脑的冒险者，才会以片刻的需要而不顾这种危险。

　　打击资产阶级刊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扩展工人阶级的刊物。当然，像《大众报》（El Popular）一类的黄色刊物，是不能担承起这项任务的。这些纸张在工人的刊物——革命的刊物——中，甚至乎在体面的资产阶级刊物中，也无立身之地。《大众报》为杜礼丹劳先生的个人志愿服务，他又反转来为斯大林官僚层服务。它的方法——欺骗、造谣、政治迫害运动和伪造——亦是杜礼丹劳的方法。他的报导并无纲领，亦无观点。但明显地，这样一份报纸并不能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反响，亦不能从资产阶级中，争取到无产阶级。

　　所以，我们走到了那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反对资产阶级报刊的战斗，应该从赶走工人阶级组织的堕落的“领袖”开始，特别是要将工人的刊物，从杜礼丹劳和其他资产阶级钻营者的包揽之下解放出来。墨西哥无产阶级必须有一份忠实的报纸去表达它的要求，保卫它的利益，扩阔它的视野和为墨西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道路。这就是《锁论》所提议去做的。因而，我们一开始就对杜礼丹劳的卑鄙的虚伪，宣布无情的斗争。同时在这项努力中，我们期待着所有先进工人、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民主派的支持。

一九三八年八月廿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