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1917年革命
《雅各宾》（Jacobin Magazine）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系列
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 著
吕杨鹏 译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暴力相比，1917年革命中的暴力就黯然失色了。
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暴力，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它。
1917年，战争暴力四处皆是。在《俄国革命史》一书的结尾，托洛茨基写道：
关于社会革命下的牺牲，最常常气愤的恰是那一流人，他们即使不是直接制造世界战争的，至少也是赞美战争的牺牲者，或视之若无视。[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500万到1800万军人和平民死亡。1917年末，一位医生——同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估计“狂奔的死亡战车”造成“每天6364人死亡，12726人受伤，6364人残废。”如此精确的数字很可能是编造的，但大致的规模应该不错。人们因战争及与之相伴的饥荒和疾病，纷纷死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的第135周，二月革命爆发。第170周，十月革命爆发。这之间的将近250天里——被一些历史学家描绘成革命流血时期，大约有2500人死亡——欧洲的死亡数字已经达到惊人的150万。
即便是伤亡较少的二月到十月间的东线战场，其死亡数字仍超过了10万。这段相对的平静，主要是因为俄国士兵开始纷纷逃亡，并向任何试图阻止他们的人开枪射击。杀人，是为了活命，是为了让其他人能活命：暴力是件复杂的事。
而且，暴力的指向也是不同的。1917年5月，彼得格勒的洗衣女工举行罢工，她们为了让所有人都离开工作岗位，将水泼在炉子和熨斗上。出于报复，洗衣店主用开水袭击罢工工人，以滚烫的熨斗、拨火棍，甚至是左轮手枪相威胁。
还会有更多的暴力，真正的革命没有不流血的。但暴力是在旧秩序受到冲击，开始反攻倒算时，才大量地爆发。
1917年革命中的暴力形态，其惨烈程度远逊于一战和继之而起的俄国内战。我们甚至能找到一些革命者仁慈对待敌人的例子——当然是愚蠢的行为，那些被释放的人很快就加入了反革命武装。
对我们而言，与其接受“以暴易暴”这类粗糙的结论，不如试着洞穿关于革命与暴力的种种迷思。
血腥的不流血革命
尽管二月革命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它与同年的其它事件相比，却是最为暴力血腥的。士兵和警察向群众开枪，也有群众开枪还击。士兵们还会互相射击。
大多数记录估计彼得格勒市内的死亡人数在1500人左右，但很有可能低于真实情况。革命中的死难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民众纪念。近一半市民——约100万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基于新建立的同胞之情，人们致哀、庆贺。时至今日，我们仍习惯于戴着玫瑰色眼镜去看待二月革命，很可能是因为之后几个月的情势变化得实在太快。
新成立的临时政府——世界上最为左倾的政府——试图建立能想象的最为进步的自由民主政权，然而它的基础是旧沙皇政权的一片废墟。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后来写道：“在俄国全境，何止是没有了政府，简直连一个警察都没有了。”二月中，监狱大门洞开，除政治犯之外，数千名罪犯也被释放。多个武器商店遭到抢劫。
政府试图设立新的政策，新的制度，与新的组织，例如组建民兵队以维持秩序。政府发布大赦令，废除死刑，并赋予人民集会权利。
同时，政府想成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桥梁。但问题也蕴藏其中：精英们需要某种秩序，民众则需要另一种秩序。沙皇退位后不过几天，一位官员写道“他们［指普通士兵］认为他们该过得好些，我们该过得差些。”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何为正义与秩序，通过何种力量才能实现它们？
四月，时任政府总理的李沃夫公爵（Prince L’vov）发布通告，请求民众停止犯罪。通告中写道，有必要“以法律的全部权威为所有明目张胆的暴力与抢劫活动画上句号。”通告所指，不限于街头的抢劫，也包含农民从士绅手里“抢”得土地。
恢复秩序近乎不可能。新建立的各级机关，其行止被来自基层的压力所左右，使得彼得格勒发出的命令大打折扣。到十月，俄国50个省份中只有37个省拥有了新的武装警察力量。与此同时，大批的军队越发躁动不安。
天翻地覆
二月的一天，一个头脑灵活的歹徒入室抢劫时声称他来自革命委员会。其他人很快就学会了这招。各地犯罪率皆有上升。
十月，约翰·里德（John Reed）写道：“彼得格勒报纸的各个专栏充斥着无法无天的劫掠和谋杀，而罪犯们一点都没受到影响。”人们已不携带财物出门，也不再关门。罪犯们调侃说自己才是最应该受警察保护的人，毕竟只有他们还有值钱的东西。
军队的溃散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当军队集中在一起时，多少还是一支有秩序的武装力量，但控制权已经从临时政府转移到革命者手中。同时，大规模的逃兵，不管是在返乡路上还是滞留在城市边缘，往往成团伙进行抢劫，引致严重的暴力事件。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革命把整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旧俄国的尊卑秩序已经瓦解。人们曾经穿着军服或便装，佩着绶带或肩章，他们的纽扣，他们的发辫，他们的缎带，浑身都是这类痕迹。现在他们只能闭门不出，在家避祸。
起初，精英们以一种扭曲的乐趣看待事件的进展。“下等人把革命当成了复活节狂欢，”时人写道，“比如佣人们，成天不见踪影，佩着红丝带，乘着汽车，直到早晨才回家，洗把脸就又出去找乐子去了。”
但是，当革命看上去不会终结的时候，情势亦随之发生变化。群众不再表现得驯顺爱国，不再对恩赐的残羹冷炙感激涕零。现在，当衣衫褴褛的人们聚在一起时，他们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抱怨，他们咳嗽，他们唾骂，他们起誓。托洛茨基曾说，人民从“爱国神话”变成了“残酷现实”。
从观察者对平民的描绘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情势的变化。二月革命中的英雄现在已被视为无知的暴徒。
当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一位高雅的立宪民主党人，写到彼得格勒七月的日子时，他说那些群众有着“疯狂、愚蠢、野兽般的面庞，同我们在无法忘怀的二月中见到的一样。”他们代表着一种可怕的“洪荒之力”。
当特权者说“别像我们对待你们那样对待我们”，他们可没有讽刺之意。公社农民抢得土地后，将土地平均分配。有时，他们会把旧地主也当成农民，分他一份。眼瞅着自家庄院烧为灰烬，地主视这种安排为最后的羞辱。可是对农民来说，这却是合乎自然正义的做法。
当在押的官员抱怨喀琅施塔得监狱的条件时，他们的新牢头答道：“喀琅施塔得监狱确实糟糕透顶，但这正是沙皇为我们所打造的。”
作为一个曾经被临时政府关押过的人，当托洛茨基于十月时得知政府的支持者恳求他，不要把被逮捕的部长们关到他曾被关过的那个地方，托洛茨基不禁被逗笑了。他准许他们在家软禁一段时间。
1917年革命不是一场关于法和秩序之类抽象问题的辩论：人们为了谁的法律与谁的秩序将统治这个国家而进行着真实的战争。
谁的土地？
法律是政治与社会结构的产物。一家报纸声称“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身安全与尊重私有产权。”而游行示威中的一块标语牌写道：“生存权高于私有产权。”
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这种冲突表现得最为尖锐。
大多数农民都认为，士绅借助国家权力夺走了他们的土地。“将土地的所有权看作财产，是最没天理的罪行”，但是“人类的法律却将这种罪行视为合理”，一位自学成才的农民写道，“土地私有制的不公正，与其它许多捍卫土地私有制的不公和恶行是分不开的。”夺回土地成为了一种匡扶正义的行为。
临时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也认同这个道理，但显然地主可不会这么想。彼得格勒的中央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含糊其辞，只承诺将来会进行相应的法律改革。激进者则有不同的看法。
“对于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秩序，我们与反对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列宁写道：
“迄今为止，他们都认为那套保护地主和官僚的东西才是法律和秩序。我们则认为只有符合最广大农民的利益，才配称为法律和秩序……这就牵涉到革命动机，法律只是其产物。假如你坐等法律写好，而你自己没有发展出任何革命能量，那么不论是法律还是土地，你哪样也得不到”
这种信念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自下而上的司法制度。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对这一非凡的主张做了进一步阐发。为了应对过激行为与犯罪，他写道：
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就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强行拉开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②]
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对此不敢苟同，提到他曾亲眼目睹农村村民兴高采烈地参与暴行，更别说是欺负妇女了。历史学家大多都赞成高尔基，可对新旧秩序间所真正产生的冲突却甚少关注。
二月过后，新的秩序力量开始诞生。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factory committees）数量逐渐增长，并着手组建自己的武装，尽管仍然势单力薄。在喀琅施塔得，当地苏维埃关闭了妓院，禁止当众酗酒，甚至禁止斗纸牌，有人将此视为革命的粗暴表现。
工人武装也建立了起来，与服从临时政府的武装相区分。这些民兵自发地出现在彼得格勒和其它地方。或许有夸张的成分，《真理报》（Pravda）声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组织，“像暴风卷走浮尘一般，流氓行为已经从街道上消失了。”
来到三月底，当临时政府试图组建自己的警察力量时，工人们的赤卫队（Red Guard）也纷纷成立。在彼得格勒尤为集中。赤卫队的数量起起落落，到十月份则猛然增加。革命前夜，赤卫队已经遍布整个俄国。
虽然年轻且缺乏经验，但赤卫队的士气却比市民民兵旺盛得多，赤卫队的这些军官成为新秩序的例证。“报纸指责民兵的暴力行为，强索与非法逮捕，”托洛茨基写道：
“毫无疑问民兵会使用暴力：他们就是干这个的。然而，它的罪行只在于：使用暴力对待某个阶级的代表人物，即那个不能适应被暴力对待，也不打算适应的阶级。”
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部队也听从革命者调遣，十月革命时他们在彼得格勒发挥了关键作用。
彼此冲突的世界观在对士兵的称呼上体现出来，临时政府把他们叫做“不可靠的”，而对革命者而言，那些还支持政府的才是“不可靠的部队”。
自下而上的秩序
为了恢复秩序，临时政府转而诉诸暴力，以苦役惩罚那些在前线煽动反战情绪的人。克伦斯基发动六月攻势，期望有助于协约国的战况并提升国内的秩序，岂料士兵们纷纷拒绝战斗。之后的七月，56人在彼得格勒混乱的街头示威中死亡。
政府将七月事件称为有预谋的政变。他们逮捕了托洛茨基，迫使列宁转入地下。军队在前线恢复了死刑，但遭士兵们的反对，所以很少行刑。
上流阶层开始将时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将军视为强大的领袖。当他夺权的豪赌失败后，局势变得更为紧张。乡村地区夺取土地的事件变得更多，政府被迫将本来数量就不多的可靠部队派往那里进行弹压。
十月，与混乱且暴力的二月大不相同。彼得格勒仅有约15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临时政府已是一具空壳，“我们散发着腐坏的气味”一位部长写道。因为有了新政权——苏维埃——的出现，暴力得到了控制。
10月22日，星期六，在二月政权的眼皮底下，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纪念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当严重的暴力冲突发生时，政府最多只能调动不超过25000名武装支持者。可却有十万多士兵时刻准备着为苏维埃而战。
实际上，革命者夺取政权的过程是秩序井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张贴的海报上写道：
“彼得格勒苏维埃工兵代表肩负着维持城内革命秩序的责任……彼得格勒驻防部队不会容忍任何暴力和破坏秩序的行为。我们欢迎人民群众逮捕那些坏蛋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 agitators）的煽动者，扭送至最近的兵营里苏维埃政治委员处。”
冬宫陷落时，布尔什维克并未枪决那些政府部长，而是逮捕了他们。士兵们搜捕那些攻击者，守卫者和歹徒，以免劫掠的发生。
几乎停止运作的陆军部在其最后的一批通报中，对革命者给予了拐弯抹角的称赞：
“起义者仍保持着秩序和纪律。完全没有任何破坏或骚乱的事件。相反，起义者的巡逻队还会拘捕脱队的士兵……起义无疑是预先策划好的，并得到协调一致的执行。”
10月26日，苏维埃呼吁俄国其它地区接受新的秩序：“此刻，你们受到革命俄国与整个世界的瞩目。”在彼得堡，为了限制胜利者的狂饮，他们把酒窖给砸了。
莫斯科发生了激烈战斗，数百人死亡。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如列宁所言，“我们想进哪个村子就进哪个村子，不出几天，九成的工人已站到我们这边。”
在边境地区，临时政府的支持者正纠集旧军队以抵挡革命，那里发生的暴力冲突更多，伤亡也是最为惨烈的。
学会冷酷
革命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暴力也具有许多面相。1918年初，俄国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它呼吁和平，并号召民众奋起保卫和平。
但欧洲的霸权既不想要和平，也不想在家门口看到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轴心国撕毁了停火协定，自己在东线战场施以暴力，同时还支持俄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事实上，假如没有外国干涉，之后的那场内战根本不可能持续。
1917年末，曾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General Alekseev），正在顿河与库班地区召集反布尔什维克势力。到1918年二月，只有4000人到位。此前一年，俄国的军官阶层大约有25万人。显然，没多少人还打算继续战斗。
没有大规模的外援，这些反革命分子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继续进行他们的战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如托洛茨基所言，革命被迫学会了冷酷无情。
2017年7月17日
迈克·海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目前在英国工作。他参与了《历史与革命：拒绝修正主义》（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Verso, 2017）一书的编辑工作。
原文连结
https://jacobinmag.com/2017/07/lenin-trotsky-russia-1917-war-wwi
[①]译文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0book/trotsky-1930book56.htm
[②] 译文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191708-09/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