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1923-1995）思想肖像
吉伯特·阿胥咯 著
中译者不详
万毓泽 校订
按：此文首先发表于《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1995年9月号，略经扩充修改后收入Gilbert Achcar所编之《曼德尔的遗产》（The Legacy of Ernest Mandel, Verso, 1999），中译者不详。原译文标题为「对曼德尔大量著作的概括介绍」，有许多错译，我已尽量做了修订。
曼德尔（Ernest Mandel）属于20世纪下半叶愈来愈受到死亡危险的这样一种人：激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能够把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的、坚持不懈的活动，与大量的脑力工作结合起来。这种脑力工作不得不使学术界名人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它满足了科学研究的学术标准。
学院马克思主义者与曼德尔没有什么共同点。官僚政党的职业理论家与他也没有共同点，因为在这些官僚政党中，专门的「意识形态部门」，把宣传部门的功能与神学院的功能结合起来。他是把理论活动设想为革命活动的一个完整部分的人们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导，「理论生产」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主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猜测性的杂技表演。
曼德尔如此完全地致力于他已决定奉献他一生的这个斗争，以致当他即使写一本像侦探小说那样「无关紧要」的小书时，他也对资产阶级社会作出有力的解剖。（顺带说一句，他在序言中所谴责的假革命家们，从来没有恰当地承认这种解剖的价值。）
他的性格和强壮的身体，使他逃出了纳粹集中营，而两位同辈代的、智力最受他钦佩的同志，马塞尔‧希克（Marcel Hic）和亚伯拉罕‧里昂（Abram Leon），都死在集中营中，死时都不到30岁。曼德尔觉得他欠他们一笔道德债。他把被这种情感所增强的热情，带进了他的著作。他也把那个使他从大屠杀中活过来的坚强意志，为一个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似乎涉临消失的运动服务。像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一样，他投身于「不断的工作来保证遗产的传送」。当他欢欣地目睹60年代青年的新激进化，他加倍努力。他把自己的任务规定为「将革命方法供应给新辈代」。
正如他在他的一本书的题词上所说的，他在半世纪无中断的劳动中，时常能够做到「快乐地」写作。
他遗下了异常多的令人敬佩的著作。这些著作可以容易地集成几十卷。他具有巨大的写作能力，他能够在留意地、积极地参加一次政治会议时，写几封信、一篇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或者写完他最近的书的一章。他从来不因数量而牺牲质量。不管你是否同意其中的结论，曼德尔的政治或理论的作品，即使是他写了很多的、与人讨论问题的私人信，也往往是内容丰富、振奋人心的文件。
他的博学是这一类的：出版了的学识不断积累的进展，远远推进到超出人的智力所及的范围。他的讲话都洋溢着：他是这样一个人，你可以听几个钟头，而总觉得你可以学得更多，发现新的见识。而且，曼德尔当然不是一个小心地保持着自己的知识、不让别人知道的人。这并不是他为了卖弄才华而炫耀他的知识，绝对不是这样的；而是他觉得，把他所知道的东西传给别人，把他对数据的渴求、对理智的酷爱告诉别人，是他的责任。这些关切表现在他的所有作品中。
列出曼德尔著作的详尽无遗的目录，即使不包括他的浩瀚信件，而只限于出版了的著作、书本、小册子和文章，也是一件博士论文规模的工作。我们这里只能提到这个巨大份量的、最好地使用德文、英文或法文（除了他的母语弗莱芒语以外）所写的著作的高点——他的人生历程上最显著的标志。
1960年5月，曼德尔用法文，写完了他的第一本巨著，使他成为国际承认的、富有百科全书知识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这本书在1962年出版，许多种文字的译本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类书名有点误导，因为这带有点学究气味，很像受过斯大林主义者的感召。这本书，隐藏了一个巨大的努力（10年的工作，列有50页的参考书目），使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被斯大林主义者僵化的、扭曲得不成形的科学贡献，得到新的生命。
曼德尔的目标，如他在序言中解释的，是「从今日科学的经验资料出发」，来「重建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而且「使它非西方化」。此外，他也用同样的方法，重新对苏联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出托洛茨基主义的分析。这个首创的、给人新鲜感的著作，（已经）被呈现为「一封向较年青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邀请书」。从这本书所享有的巨大成功看来，这个邀请已被广泛接受。
理论上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理论上的创新性，从它以保卫、阐明马克思主义遗产为主要任务的时刻开始，就持续下来。只是在写完它以后，而且，可能是在战后扩张长波正达到顶点嘲笑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测的时候，他不满意当时仍称之为「资本主义衰落时代」、整体来说比较传统的分析之后，他才转到资本主义长波的理论。他相信，在二次大战以后，这个生产方式（经过了古典的、帝国主义时期以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第三个历史时期。他对他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中所称的「资本主义」，描述了大纲。这篇文章就被作为附录，加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后来的版本中，也包括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这本小册子中，这是他许多教育性小册子中最出名的。这本小册子在同一年，1964年，以法文首次出版。
为了不要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准斯大林主义理论家归类为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或者被他们埋没为经济学的「历史与经验主义」学派，曼德尔写了他在1967年以法文出版的、最「哲学性」的著作：《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économique de Karl Marx）。这本书直接介入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有关年青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关系的争论。（这本书所涵盖的时期结束于马克思将要写《资本论》的时候。）但是，它也对其他时髦论题作也有价值的贡献。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异化论，以及它与「工业文明」的关系（曼德尔从不接受「后工业」这个形容词）。这本书以后还包括了英国新版原三大卷《资本论》的导论。这三大卷《资本论》依次于1976年、1978年、1981年在伦敦出版。《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美的竞争》（Die EWG und die Konkurrenz Europa-Amerika）于1968年以德文出版了。这本书在曼德尔有关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思想进展中，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但如原文书名所指示的，涉及到美国与欧洲共同市场之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这些矛盾在货币方面的后果，它还涉及到欧洲合并的前景。它现在虽然是过时了，但仍然使人产生兴趣，这不但是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恰当，而且是因为它的敏锐预测：它所预见的一般化衰退一旦爆发，欧洲资本家就会倾向于保护主义。
在1968年巨变后的头几年当中，好几篇曼德尔写的、有一本小册子或一篇长文章那样长的重要理论作品，以好几种文字出版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官僚层的演讲（原本是法文）、他的两篇关于法西斯主义、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作品（原本是德文）、以及许多篇为参加争论而写的作品。在最后一类作品中，有些是用英文写的，特别是讨论苏联是否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1970年，他就一个对他作为革命家及前工会主义者有重要意义的主题，编选了一本文集：《工人监督、工人委员会、自我管理》（Contrôle ouvrier, conseils ouvriers, autogestion）。
1972年，曼德尔研究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著作终于以德文出版了。他把这本书定名为《晚期资本主义》（Der Spätkapitalismus）（修订的英文版于1975年问世），认为是他的巨著，而且正确地觉得它最值得自豪。它从好几个方面看来，都是一件有创见的作品：特别是因为它对（与利润率下降趋势有关的）长波理论的更新和改进；它的危机理论；以及它从马克思所发现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出发，对第三次技术革命、不断创新的倾向、军备竞赛和资本主义结构转变之间关系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首先是第一个严肃的（至今为止唯一见到的）企图，去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的全景，把各式各样的（例如社会阶级、国家及马克思生前来不及探讨的世界市场等）的重要性结合起来。
因此，这部著作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单由一个人去做。曼德尔这部著作，当然可以受到争议：现代世界极端复杂，他所讨论的问题又如此多，怎么可能完全不受争议呢？但无论如何，它无可否认地是一部值得尊敬、受到尊敬的著作（恼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大都选择忽略它，不要冒与作者争论的危险）。它证明了我们所失去的这个人的智力范围。这个人无可否认地有他同时代的人中最丰富、知识最广博的马克思主义头脑。
在1975年开始为法文《国际通讯》（Inprecor）所写的多篇文章（1978年以《危机》〔La Crise〕为书名出版；英文本为《第二次衰退：对1970年代经济衰退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Second Slump: A Marxist Analysis of Recession in the Seventies〕）之中，曼德尔试图证明：（1）1974-75年的普遍衰退，证实了他所预见的长波的退潮；（2）它因此是一次长期衰退倾向的表现；（3）首要的一点，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在长期中日渐恶化的必然后果，并不是因「外部因素」（例如石油危机）而起的单纯意外事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以后演变，已经证实了这个「曼德尔式的」判断。它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对这个长波理论发生兴趣，在复兴这个理论方面，曼德尔做的工作比任何人都更多。
一个较早的结果是：1978年，这位《晚期资本主义》的作者，被剑桥大学邀请去担任当年的马歇尔讲座的主讲人，就长波理论，发表了一系列演说。这些演说经扩充、修订后，于1980年以《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马克思主义的解释》（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为名出版了。在这本着作中，曼德尔回到他在巨著中已阐述的主题。他试图在长波与「阶级斗争的周期」之间建立联系，而且首次强烈反对长波有周期性顺序这个观念。曼德尔多年来预测危机和战后扩张长波将会结束，当危机已经到来的时候，资本家预测衰退长波会逆转，但曼德尔则不同意，他解释说，从扩张长波转到衰退长波，是出于制度的内在矛盾，但是转向扩张，却不是自动产生的。
至于完全不同的主题，为法文《国际通讯》所写的文章，在1978年，被收集、补充若干未出版的篇章，构成了曼德尔的《欧洲共产主义批判》（Critique de l’eurocommunisme）一书（英文本书名是《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接着是一年后的《对阿图塞及艾伦斯坦的回应》（Réponse à Louis Althusser et Jean Ellenstein）。也是在1979年，对曼德尔的一连串访问记，以《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为书名，在伦教发表了。在这些访问中，他对许多不同的历史、理论、现代政治的问题，作出判断和预测。在他自由漫谈的时候，这位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显示了他的长处，也显示了他的弱点：过分的乐观主义或者防卫性。曼德尔在那年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用英文写出了《托洛茨基：对他的思想动力的研究》（Trotsky: A Study in the Dynamic of His Thought）一书。这本基本上属于教学性质的书，专门研究了这位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形成；曼德尔相当敬重托洛茨基，经常重读其著作，亦时常惊叹其智慧。
80年代的头几年带来了斗争的退潮。它们给曼德尔一个机会，在1984年，针对侦探小说，以英文出版了他的《快乐的谋杀：犯罪小说的社会史》（Delightful Mur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rime Story）一书，那是关于资本主义与犯罪之间关系的著作的初步概述，但他的逝世阻止他完成全书。接着，他于1986年，又用英文完成并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World War）。这不只是对这个（使年轻的曼德尔思想形成的）可怕的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也是对「人道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猛烈谴责，而且是用唯物史观对主要历史事件作出深入的反思。由于他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研究教育学院的教学，他的第一本国际研教学院的笔记本《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地位》（The Place of Marxism in History），在1986年出版了。这是一本描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知识的起源，用于教学的书籍。
也是在1986年，曼德尔接受诺夫（Alec Nove）的挑战，在《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就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辩论。他猛烈地批评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观念，保卫了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这个争论，是改良主义者屈从于「现实主义」和革命者不屈不挠的「乌托邦思想」之间无可缩减的冲突的新版本，继续到1988年（诺夫的文章出现在1987年，曼德尔的在1988年；Diane Elson的在1988年）。它反映了那个时候的精神，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最高潮。曼德尔是理解这个苏联历史转折点的第一批人之一。当时，许多人仍然把它看成不重要的事情。
他的头脑清醒，对戈尔巴乔夫的成功机会不存任何幻想，不像这具官僚改革巫师徒弟的许多仰慕者。（赫鲁晓夫在他的时代也引起过相同的希望。）但是，由于它被成为其典型的革命乐观主义所吸引，他犯了错，因为：（1）他低估了几十年斯大林主义独裁对苏联工人阶级意识的影响；（2）他高估了它的抵抗意志和官僚层的意识去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力，这种动力是受国际环境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以上所谈的这些优点和缺点，都在曼德尔评论戈尔巴乔夫的那本书上明显表现出来。这本书首次在1989年以法文《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往何处去》（Ou va l’URSS de Gorbatchev）出版（英文版为《超越新思维》〔Beyond Perestroika〕）。
像我们大家一样，他对1990年以来东欧事件的转向反动，感到失望。他也许比其它人对这个反动转向更感到失望，因为这个以大溃败告终的解冻，曾经使他产生很大希望。他平静地完成了对官僚层的、他已计划了长时间的理论著作：《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这本书在1992年在伦敦出版。种种事件迫使曼德尔给这本书一个他原先没有预见的功能：解释苏联、东欧官僚层复辟的根源，而且在同时，正如他在该书导言中所着重的，批评他过去的判断错误。它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再度为他一直在力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进行辩护。
他在翌年，为了保卫俄国革命，反对它的因苏联的解体而扩大了队伍的诋毁者，又进行了一次辩解。这就是他的第二本国际研教学院的笔记本：《1917年十月：政变还是社会革命？》（October 1917: Coup d’Etat or Social Revolution?）。
接下来，他应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出版屋的要求，进行第三次辩论，这一次是为了保卫托洛茨基。它的书名《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Trotsky as Alternative），重复了东德左翼异议分子巴洛（Rudolf Bahro）在1977年引起骚动的书名。曼德尔在历史法庭之前，热情地、但是带批判精神地，为托洛茨基及其斗争而辩护。他证明，托洛茨基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对二十世纪重大问题（除了生态问题以外）的唯一前后一致的响应。
虽然被衰退的健康大大弱化，不顾他在1993年12月所遭受的、但没使他死亡的中风，曼德尔却在1994年4月挤出精力，来完成准备关于长波一书的修改、扩充的新版本。这本书在他去世前不久发表以前，由他加添了两章。在这两章中，曼德尔评论了自从1980年版本问世以来所出现的关于这个题目的大量文献。他最后回到这本书所引起的争论，重新证实他的理念：结束这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衰退长波的条件，尚不存在。
为了替这篇对曼德尔大量著作的快速、概括介绍作结束语，我们引用他的最美丽文章之一、以「杰尔曼」（Ernest Germain）为笔名、对24岁的里昂死于奥许维兹〔纳粹集中营〕二年前所写的有关犹太人问题的非凡著作第一版序言的最后几行字。这几行字，就是曼德尔这个人及其生命意义的见证：
「在那些听到他的生平事迹的人们当中，也许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一个有这么卓越质量的人，会把他的命运，与一个革命小团体连结起来……？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欧洲最有天份的知识分子之中，马塞尔‧希克、马丁‧威德林斯（Martin Widelins）、亚伯拉罕‧里昂等知识分子，选择参与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无法向他们许诺成功、光荣、荣誉或者甚至最低的物质舒适，反而要他们作出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任何牺牲，要求他们做长期的、吃力不讨好的、且时常与他们所要贡献一切的无产阶级隔离开来的工作？还有，如果他们能够在这些年轻革命家及其天分上认识到罕见的道德质量，他们会对自己说，一个能够单单凭借它的思想、它的理想的纯洁性的力量来吸引这样的人、能够引导那些理性主义的辩证学家到这种自我牺牲、这种热切的地步的运动——是一个绝不能休止的运动，因为在这样的运动之中，包含了一切高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