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庇隆主义的左翼
托德·克雷蒂安、克里斯蒂安·卡斯蒂罗 著
素侠云雪 译
此文最初刊登于2015年10月22日的《雅各宾》上。原题为《阿根廷将在周日大选。该国的左翼、选举和街头斗争状况是怎样的？》
克里斯蒂安·卡斯蒂罗是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Socialistas — PTS）和工人左翼阵线[1]（Frente de la Izquierda y los Trabajadores — FIT）的创建者之一。他在2013年代表工人左翼阵线当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会议员，最近又当选为全国议会的议员。
他还担任工人左翼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尼古拉斯·德·卡尼奥（Nicolás Del Caño）和米利亚姆·布雷格曼（Myriam Bregman）的协调人。托德·克雷蒂安在10月25日大选前一周遇到了卡斯蒂罗。他们谈论了阿根廷的历史和社会运动、革命者应怎样参与选举，左翼在周日选举中的前景等。
你在青年学生时代就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的活动者，那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军事独裁统治时期。为什么你决定在这危险时期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
对我来说，这就是我们那辈人。在80年代初，群众对独裁统治的不满快速增长，在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后更是跳跃式地增长。在阿根廷的军事行动失败后，独裁统治明显虚弱了。在我的情况下，我参加到了高校中一个有数十人参加的地下团体中，且我们开始参政治感起兴趣来。
在那段时间，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开始了他们的政治生活，多数人跑去支持资产阶级的政党，如激进公民联盟（Radical Civic Union (UCR)），或是加入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如不妥协党（Intransigent Party）。
我同情社会主义政治，同时又反对共产党（CP），因为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批判地 ”支持军事独裁政权，主张成立“公民—军人政府”。这促使我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最初我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情者，当该党加入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时，我成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
当独裁政权在1983年崩溃时，及在2001年的阿根廷暴动时期，很多人希望革命组织能迅速增长。不过结果证明是，这一过程比期望的更加漫长和艰难。你能描述一下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01年后经历的成功和挑战吗？
在军事独裁政权垮台时，庇隆主义[2]工会官僚有所削弱，但他们作为反工人政治的总统劳尔·阿方辛[3]（Raúl Alfonsín，在1983年的第一次公民选举中赢得总统职位）的反对派进行了重建。起初，阿方辛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获得了非法的贷款保证，在他的独裁统治期间，外债从70亿美元增长到了430亿美元。
在此阶段，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为一个党，与共产党一起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翼中最重要的力量。但在政治实践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越来越偏向选举主义，而同共产党结成联盟，将任务集中在争取民主上，这使它走向机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党最初是作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成长的，直到1988年被开除为止。
此后不久，庇隆主义候选人卡洛斯·梅内姆[4]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启动残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没能弄清楚怎样抵制这些进攻，分裂得支离破碎。从那里起到2001年，工人运动和左翼都很弱小。
在那段时期，任何左翼战斗者都很难在工会中活动，尽管有些左翼战斗者在公共部门和在教师工会中有活动。在在惧于失业和官僚继续控制工会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组织起替代政府比索贬值政策的力量来。
作为回应，失业者的战斗运动发展了起来，他们占领了二百多家工厂（多是中小规模的工厂），而且在社区举起了好几个月的民众集会。尽管如此，运动中的社会力量还不足以对抗庇隆主义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多（Eduardo Duhalde）的政策，他的政策包括抢救资产阶级秩序。
因此，我们在重新占领的工厂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内乌肯省（Neuquén）由工人自我管理的桑农厂（Zanon factory），还有在勃鲁克曼纺织厂（Brukman textile plant）。
2002年后，由于阿根廷原材料国际价格的增长，及低工资的竞争优势（这使人们损失了30%的购买力），阿根廷经济再度发展。2003年，产业的发展催生出一个新的“普通员工工会主义”现象，这使我们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如在2009年的卡夫食品公司（Kraft Food company ）斗争中。
纵观这一切，我们没有依赖基什内尔派（kirchnerismo）和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与力量，包括中左派，而坚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性。2008年，在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Ch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政府和农业部门间的危机暴发时，一些左翼仅仅因为农业老板们反对政府就尾随他们，这时保持这样的独立立场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的独立立场在2011年工人左翼阵线的第一次大型斗争中得以加强。2013年，工人左翼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赢得120万张选票，有三人当选为议员，还有七人入选省议会。当选人中有我们党的同志尼古拉斯·德尔·卡尼奥，他在我国第五大选区门多萨省赢得14%的选票。
2014年，我们在反对李尔汽车厂裁员的斗争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场斗争持续了九个月。在占领当那利图形公司（Donnelley graphics company）的斗争中，我们也发挥了领导作用，该公司最终由工人自我管理，工人们将该公司重新命名为马迪格拉夫（Madygraf）。
同时，我们党创办了一份名为《左翼日报》的网络日报，这同时也是来自智利、巴西、墨西哥、西班牙和法国的与我们接近的左翼——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Trotskyist Fraction – Fourth International）共同的日报。
我们还同支持工人左翼阵线的知识子一起办了一份名为《左翼理念》的刊物，我们建立了一个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社——同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纪念馆一起出版了西班牙语的托洛茨基全集。
绝大多数工会领导仍忠诚于庇隆主义，但很多普通工人还是继续投票给公正党。如在2011年，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Ch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赢得了54%的选票。在你看来，在庇隆主义中心最终会发展一种危机吗？
现在，工会中的绝大多数领导仍忠于执政党（庇隆主义的一个术语），而另一些人则成为反对派。例如，有相当力量的卡车工会领导人和在工人总联合会（CGT）中反对亲政府领导人的首要代表乌戈·莫亚诺（Hugo Moyano）就是一例。一直到2011年时乌戈都是工人总联合会的领导人，直到他和克里斯蒂娜的政策决裂为止。
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几年里，阿根廷发生了几次重要的罢工。这些罢工是由那些反对派工会领导人发起的，有些罢工还发生在左翼政党，尤其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工会当中。其间所有的资产阶级候选人都想争取工会官僚的支持，因为他们需要工会官僚的支持以推行紧缩政策。也就是说，多数工会领导人支持克里斯蒂娜所挑选的接班人丹尼尔·肖利（Daniel Scioli）。
2013年，庇隆派发生分裂，前内阁总理塞尔吉奥·马萨（Sergio Massa）同克里斯蒂娜政府决裂并成立了革新阵线（Renovation Front），一个反克里斯蒂娜的庇隆派联盟。肖利则代表了最近政府执政联盟中最保守的部分。总之，在政治上层建筑中有大转换。
各候选人的经济幕僚都提出了相近的政策：向被称为阿根廷秃鹰的国际债权人还款，开展新一轮国际贷款，将比索贬值并削减公共服务补贴。他们都想让工人为危机买单。
国际上，大家都知道阿根廷的足球明星梅西，也知道这个国家强大的社会运动：“广场母亲”[5]、纠察队、占厂、堕胎权运动、工会运动等。你能告诉我们当前的一些重要运动吗？
你提到的有些运动一直持续了好几十年，如争取人权的运动，尽管大量相关组织被克里斯蒂娜收编。失业者的运动在2001年的危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经济开始好转时又衰弱了下去。
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是工人运动的成长及左翼工会运动的出现。这意义重大，因为直到几年前，我们还要同那些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剥削反对者的工人阶级已经消失的政治派别辩论。
在这些年里，我们见证了底层工会主义的发展，几十个工作场所的代表团、内部委员会和同工厂管理者及新管理层的工会领导人作斗争的反官僚主义的活动者团体成立了。这一运动既广泛又有战斗性，左翼深深地卷入了其中，例如，在反对李尔汽车厂（Lear auto）减产的斗争中，还有“红色凤头鸡”加工厂（Cresta Roja chicken processing plants）的斗争和60路公交车司机的罢工。
尤其是，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这还通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工人左翼阵线竞选名单中的提出的数百名工人候选人而表现出来。例如，在全国最大的省份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初选中提出了1500多名候选人，其中40%是产业工人，300名是教师。
反对性暴力的运动也在成长。在6月3日，一场名为“一个都不能少”的示威发动起来了，这场示威旨在反对性暴力和政府失败的援助受性暴力侵害的妇女的政策。
在10月10日、11日和12日三天，65000名妇女参加了在马德普拉塔（Mar del Plata）举行的全国妇女集会，展现了停止针对妇女暴力行为和离婚自由与合法化运动的深度。通过有2300多对伴侣参与的面包和玫瑰队列，我们党非常活跃地参与到运动中。
你能描述一下工人左翼阵线是怎么工作的？在议会选举时，工人左翼阵线内有非常尖锐的冲突，一方是豪赫尔·阿尔塔米拉（Jorge Altamira）领导的工人党，一方是尼古拉斯·德尔卡尼奥（Nicolás del Caño）和米利亚姆·布雷格曼（Myriam Bregman）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左翼阵线内竞争激烈的各个派别是怎样在全国选举中一起工作的呢？
工人左翼阵线作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左翼的竞选联盟而成立于2011年，社会主义左翼曾在PASO选举体制（需要同时和开放性的初选）下惊人地拿到过1.5%的选票。
组成阵线的力量将自己定义为托派阵线，我们同意一份工人阶级独立地反对老板的党及其政府的清晰的纲领。工人左翼阵线号召成立工人政府，尽管阵线内的各组织间有不小的分歧。
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左翼要求在PASO初选时提供两份不同的候选人名单。我们建议列出共同的候选人名单，这将利于综合左翼的传统并促进新成员和像尼古拉斯·德·卡洛斯这样的新领导人的成长。但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左翼不这样想。
我们坚持认为，为了增强革命左翼并使革命左翼理念融入工人与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有必要改造工人左翼阵线，通过接纳新成员以接触到新的社会群体，如做着不稳定工作的青年工人，而且可以扩大左翼活动者在整个青年和工人中的基础。我们没有犯错，而且这个政策使我们在初选获得成功。
PASO选举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通过包括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左翼代表的全国协调委员会（Mesa Nacional），为工人左翼阵线组织了强大的、团结的竞选活动。我们共同的目的是组织起充满活力的总统选举活动来，以让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左翼力量获得历史上最好的成绩——传统上左翼在议会选举中成绩更好，在总统选举中成绩则相对差些。
我们还打算增加工人左翼阵线在全国议会中的议员人数（现在有三名议员）。除希望增加我们在各省议会中当选的议员人数，并在南方共同市场的地区议会中增获一个议席外，我们还有能力在联邦区角逐议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争取一到两个议席，在门多萨争取一个，在科尔多瓦争取一个。
德·卡尼奥参加了上周举行的全国电视辩论，而且，作为一个已当选的省议员，你确实在选举中发挥了核心作用。那么你们如何开展竞选活动？工人左翼阵线提出了多少候选人？你能介绍一些你们在竞选活动中的经验吗？
我认为预计有两百万观众的电视辩论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多数媒体都在谈论德·卡尼奥会做得怎样，他会怎样让其他候选人尴尬。
我没有工人左翼阵线候选人名单的精确数字，但全国来看一定会达到二千人左右，因为我们必须增加候选人以应对早先的省议会选举。阿根廷由二十四个省构成，每个省都由众多的市构成，每个市都有自己的议会和市长。
例如，工人左翼阵线已经在内乌肯、门多萨、萨尔塔、科尔多瓦和自治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了不错的竞选成果且有人当选为议员，不过我们在圣达菲（Santa Fé）因微弱的劣势而失败。
尼古拉斯在全国大选中的前景是很明确的。例如这周，他走访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所大学的社会科学部并赢得了大量的支持。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青年部的同志为尼古拉斯和现场观众准备了一个广播节目，五百多人赶去参加活动。在我们走访工厂时我们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我们在竞选活动是要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秩序，这一秩序仅仅在管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已。在工人左翼阵线内，我们在全国议会和省议会的议员仅仅领取相当于教师的平均工资，而将其议员津贴中多余的部分捐给工人运动和社区组织。“所有当选的政治家只应领取相当于教师工资的收入”这一口号是我们的明确优势。
就我的例子看，我曾做了一年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议员。我现在放弃了自己的席位，因为工人左翼阵线有一套轮换制度，即我们在公共部门的四年任期会由组成阵线的各力量共享。尽管在PASO选举中竞争异常激烈，但我们仍保持了这一制度，并会按工人左翼阵线内各部分得票的来比例分享办公时间。
在我做省议员的那段时间，我提出了250条亲工人的议案。例如，我们代表工人为当纳利厂（Donnelley factory）在众议院中提出的法案在第一次讨论时就得以通过（尽管参议院拒绝通过这一法案）；我们支持学生、教师和“非学生”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参议院将此权利仅限于学生）；我们指定由工人占领和经营的工厂做省政府的特许供应商，以让他们优先获得政府采购。我们所提交的每个议案都同工人、学生及活动者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正在争取当选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全国议会议员，且PASO选举一结束，我就在做德·卡尼奥竞选活动的协助者。常常有人在街上拦住我，说“我们会投票支持左翼！”一天中会碰上好几回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只我会碰到，工人左翼阵线的很多其他候选人也会碰到。
我们在政府资助的电视与广播节目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合于我们的竞选规则，而且我们的发言人经常会出现在主流媒体上。我们还会利用社会媒体，在脸书上散播视频；一些视频的点击量超过了一百万。事实上我们在街头也有着强大的存在，我们分发传单，在不同的社区建立委员会。
我们组织起数百场“微运动”，在这里每位候选人同他们自己的社会网络会面并交谈，谈论内容是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我们候选人名单中的一员，届时我们会利用从这些会议中得来的图片、视频和文章等，扩大他们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尽已所能去挑战资产阶级的候选人。
现在，国际上有关于选举战略与策略的重要争论；例如，在希腊和葡萄牙的一些革命者提出了“建立一个左翼政府”的口号。德尔·卡尼奥曾说工人左翼阵线代表了一种“强硬的”左翼，而且工人左翼阵线批评了“左翼政府”的口号。你能解释一下你是如何理解这些选举同议会外斗争的关系的？
这一战略讨论其实是围绕旧的改良主义还是革命的分歧而开展的。面对一个声称自己是革命党并要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党，如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派、巴西的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及可悲的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它已在三驾马车的压力下成了紧缩政策的推动者，我们并不介意称自己为“强硬的”左翼。
为了应对资本主义的进攻，我们需要一个左翼政党，这个党应根植于、战斗在所有的斗争前线。我们参加选举，如同我们在工厂车间的斗争一样，但我们反对那种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疆界内找不到出路的看法。
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改良现体制，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者的新社会而终结资本主义并争取成立工人政府。为此目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工人议会，一个工人民主的新国家。
对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应取何态度的讨论非常有意思。实际上，很多左翼部分提出用工人政府策略来分析当前的问题，第三国际在面对20世纪20年代初的德国问题时提出过工人政府的问题。
我们的政治派别坚持参加激进左翼联盟政府，甚至称它为“左翼政府”，但这个政府和第三国际所称的“工人政府”政策没有共同之处。然后，如众所周知的，只有当这个政府给出了客观和主观形势，能够为了夺取政权并促进双重政权发展，而允许这个组织并武装工人时，共产党参与德国的萨克森州政府的例子才有现实的可行性。
2012年时激进左翼联盟代表不了什么，而且2015年时也不能代表什么。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已经发生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由于将自己的基础定义为缓和阶级斗争并增加对议会的幻想，所以激进左翼联盟并没有将反对备忘录的人武装起来。我们看到齐普拉斯仅仅需要花五个月时间来全面背叛他的民意。
根据我们的判断，现实已表明，激进左翼联盟内的左翼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它没能建立起一支将抵抗分子组织起来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它只是明白不过的议会式左翼，齐普拉斯面对默克尔和三驾车时公然投降，他们却没有能力动员群众。
基于此，我要解释一下革命议会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利用选举和议会平台来加强议会外的组织和斗争。这意味着要革命左翼更深入地参加到工人阶级、工厂、受压迫的青年人、妇女运动中。
总之，我们必须利用这种“预备”阶段来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工人政党，这个党应有能力在正在到来的数轮阶级斗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很明显，这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即不应屈服于各种资产阶级变形组织。然而，同时有必要在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阶级运动中积累我们真实的分量。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在朝向这个方向。
我们相信，我们在上层建筑层面所赢得的每回胜利，都必须服务于发展工人与青年的战斗性，并在部分群众运动中建立领导力量。没有这些，我们将无法在未来的危机中有所作为。
2015年10月22日
译自：http://www.leftvoice.org/The-Left-Alternative-to-Peronism
注：
[1] 工人左翼阵线由三个组织组成：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左翼。其中，工人党成立于1964年，是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CRFI）最大的支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托派组织之一。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最大的支部，属于莫雷诺派组织。社会主义左翼是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的阿根廷支部，也是一个莫雷诺派组织。
[2] 以阿根廷前总统庇隆的思想而得名。庇隆在位时（1946年到1955年）以复兴国家、解放民族为己任，主张走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外的第三条道路，也曾实行过一些对劳工有利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3] 劳尔·阿方辛，1983—1989年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结束后第一任民选总统。
[4] 卡洛斯·梅内姆，1989—2001年任阿根廷总统，正义党领导人，上台后实行各种反工人的政策，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国有企业大量私有化。在位期间腐败传闻很多。
[5] 也称“五月广场母亲”运动。在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共有三万名左翼活动者、学生和工人“失踪”，受害者的母亲于1977年起绕五月广场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