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是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桑托斯大道革命”而言），但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论瓦尔登·贝洛对“法西斯领袖”的定义
胡安·芒加加瓦（Juan Manggagawa） 著
离火 译
素侠云雪 校
1. 杜特尔特不是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反动分子，或者，正如瓦尔登（Walden Bello）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对于“桑托斯大道革命”（EDSA revolution，20世纪80年代反对菲律宾时任总统马可仕的群众运动，亦被称为“人民力量革命”）而言）。但他并不符合法西斯主义者的标准。
瓦尔登在文章《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法西斯主义者——当下该怎么办？》（Walden Bello, Philippine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 Is a Wildly Popular Fascist – Now what?, 2017）中，关于“法西斯领袖”的四点定义仅仅描述了一个专权的、极右的领导人，却忽略了法西斯主义特有的特征。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独具的特点是，它有能力（或者它的目的在于）组织不满的中间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即失业者）进行群众运动。正是这种由一个魅力超凡或者独断专权的人领导的群众运动，常常被利用来恐吓和镇压其政治敌人，包括使用暴力和武装手段。因此，法西斯运动必然是武装的，或者至少是拥护武装镇压其政治对手的。
这一定义并非第一次出现，《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一书的作者大卫·伦敦（Renton）说：“法西斯主义最好的理解是将其作为一种特定形式的反动群众政治。”这里的关键概念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性”特征。
葛兰西（Gramsci）总结了他对于第一次法西斯运动的兴起和胜利的第一手经验，同样认为墨索里尼的新奇之处在于，组织和动员被剥削的中间阶级进行群众运动，以打击与摧毁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
在杜特尔特的例子中，没有任何拥护他右翼议程的群众运动。除非你相信EJK’s（法外处决）实际上是平民自己做的，他们被杜特尔特“毒品是社会的祸根”的口号煽动，自己武装起来去挽救那些吸毒成瘾的人。但众所周知杀人是警察做的，不管他们穿没穿制服，带没带面罩。
杜特尔特拥有一支巨魔军队（troll army），却没有拥护他的群众运动。在大街上动员为“塔泰·迪贡”（Tatay Digong）辩护与投票给他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为其投票的情况。和瓦尔登不同，我认为杜特尔特并没有在选举叛乱的顶峰时期获胜，但这完全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比起仅仅在脸书上分享摩卡（Mocha’s）的帖子或者在社交媒体上恐吓千禧学生，组织一个法西斯DDS（球迷俱乐部而不是死刑小组）需要更高的水平。一位以前的同志朋友认为，目前群众只是歇斯底里，但并没有任何运动。显然，群众的不满是组织群众运动的必要因素，但目前这种歇斯底里尚未引发任何形式的运动。不过，需要记住的是，法西斯主义在上台之前，正是由最初激进的群众运动残暴地迈向政治霸权的。
“变革运动”（Kilusang Pagbago）显然企图组织一场亲杜特尔特的人民运动，这种人民运动的确可以被建立起来，但只能建立在恩惠政治的基础上。没有群众愿意为杜特尔特战斗和牺牲，目前也没有任何社会危机能造成如此程度的政治两极分化。
在政治衰退期，进步人士在组织工人、穷人与农民时所面临的困难，“变革运动”的参与者同样也会遇到。政府资金固然可以帮助“变革运动”解决一些组织上的问题，但也将产生机会主义等其它方面的问题。工人群众虽然不满，但对人民力量起义的彻底失望和争取决定性胜利的群众斗争的失败，使他们的斗争情绪受到抑制。因此，近年来工人群众中几乎没有自发的行动。即使有，也将是由基本经济问题引发的，而不是被捍卫杜特尔特的口号所鼓动的。
伦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最好不要用“法西斯”这个词来形容当今各种专权的领导人，比如特朗普和普京。因为如今的政治环境与1930年代的世界大不相同了。[1]
不管我们是否相信杜特尔特是法西斯主义者，也不管哪个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正确的，归根结底，最重要和最切实的问题是我们该做什么。
2. 如果瓦尔登或其他人真的认为杜特尔特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么他们的行动必须遵循这个逻辑直到其结论。他们必须倡导与杜特尔特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对付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正确办法是武装反击。然而，如果说法西斯主义者真的“已经在菲律宾掌权的话”，瓦尔登却以完全地沉默来回应这一紧迫的任务。
在对付杜特尔特法西斯主义潜在的或者已成事实的威胁上，建立反法西斯阵线固然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反法西斯斗争”这个词要落到实处的话，武装斗争必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至少，瓦尔登必须提议在社区内组建武装自卫部队以对抗警察和行刑队。然而，他再一次地以沉默应对。
我们可以整天在星巴克讨论杜特尔特的法西斯主义，但是除非有人主张武装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只是享受了咖啡，而并没有做任何实际的事情。
说得更明白些，我不认为杜特尔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因此我不主张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建立阵线，来反对杜特尔特及其政策：毒品战争、死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契约化（Endo）[2]等。现在组织武装斗争只会给杜特尔特提供一个借口去限制公民自由，甚至实行独裁统治。
3. 争论杜特尔特是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远没有关注他的独裁统治的威胁重要。对于杜特尔特而言，难道推行戒严令或彻底的独裁统治，真的如瓦尔登所说，仅仅是扫荡战或小菜一碟吗？这是他文章中最有争议的部分。瓦尔登高估了杜特尔特统治下民众不满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统治阶级的团结程度，低估了支持捍卫民主权利的群众来源。
杜特尔特的独裁统治还没有成为既定事实。目前确实清楚地存在着一个风险，即杜特尔特将走向独裁统治。他可能想要实行一人统治，但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将这么做。又或许力量的平衡将使得他这么做。唯物主义理论认为历史是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不是由英雄或恶棍的意志所决定的。杜特尔特将不得不团结统治阶级支持这个专制计划，维持人民对它的消极支持，并击败所有有组织的、自发的反对力量。
虽然菲律宾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脆弱，而且很容易被威权统治所取代，但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并没有非常强烈的动机去摧毁现行的政治制度，而以独裁统治代之。这种转变的代价远超过任何可能的利益，因为对统治系统而言至今还没有真实有效的威胁存在。精英们为什么要打翻这条平稳的船？与1972年之前的情况不同的是，目前的菲律宾社会并没有坐落在火山上。
杜特尔特会遇到强大的对手吗？以前很难想象。但自从千禧一代学生愤怒地反对马科斯英雄式的葬礼以来，这一问题就有了答案。葬礼抗议在杜特尔特执政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就打破了他的恐怖统治。
事实证明还是有一种后备军有能力而且愿意动员起来反对杜特尔特。瓦尔登也认可这个来自民间社会的反对力量。从阶级角度讲，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分裂了，其中一部分消极地支持杜特尔特，而另一部分政治化了的则表明愿意反对杜特尔特的政策。
在反对死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与法外处决的运动中，调动人们去自发地反对杜特尔特也不是不可能。事实上，与马科斯的罪行相比，这些是千禧一代面临的更实质性和更紧迫的问题。当然政治化了的中间阶级将更加积极地动员起来，去反对任何限制公民自由、宣布戒严或实施新的独裁统治的政策。
4. 当然，瓦尔登和脸书上站在此立场的每一个人都欢迎反对马科斯葬礼的大规模抗议。人们认为它将作为建立对抗杜特尔特的广泛战线的起点。
我不同意瓦尔登关于进步派对参加抗议的千禧一代拥有支配权的观点。瓦尔登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进步派是主导力量。
相反，在站在人民权利纪念碑前的人群中，自由资产阶级的“黄色本土人”（the “yellows”）最具政治影响力。虽然莱妮·罗布雷多（Leni Robredo）、普诺伊（PNoy）和马尔（Mar Roxas）当时不在纪念碑前，但那里捍卫自由民主、抵抗马科斯与杜特尔特之威胁的主流情绪却空前高涨。如果在纪念碑前进行民意调查，在场的大多数抗议者都会同意莱妮取代“杜三十”（DU30）。
由于小资产阶级犹豫不决的特点，它不是跟随自由资产阶级，就是跟随激进化的无产阶级。不幸的是，我们必须承认而不是去掩盖的一个事实是，左翼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夺领导地位，至少现在没有。我们没必要再详细地分析各进步团体、工人阶级及其他部门的运动的弱点来讲明这一点。问题是，工人阶级如何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并且争取人民接受制度变革而不是政权更迭的口号呢？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直接落在了我们的肩膀上。
所以，虽然我们的任务是建立反对杜特尔特的广泛战线，并在这方面与“黄色本土人”（the yellows）团结起来，但我们仍要与他们斗争以争取政治领导。经验表明，当然应该和“黄色本土人”并驾齐驱，而不是与它们合并。至于如何从“黄色本土人”的阴影下转去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并没有现成的方法。
工人阶级要想有机会成为反杜特尔特运动的领导者，就必须集中精力组织、动员和赢得关于就业、工资、住房等紧急需求的斗争，同时还要广泛地参与捍卫民主权利的运动。正如瓦尔登所设想的，杜特尔特对社会规划的承诺是最不可能实现的，毫无疑问，这些承诺都将在新自由主义的祭坛上被打破。工人阶级必须带头在这些紧急需求上挑战杜特尔特，并且揭露他。
必须要说的是，我们还要做很多“打扫屋子”的事情，以消除我们队伍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杜特尔特挥之不去的幻想。这不可能通过在脸书上与摩卡进行口水战来完成（虽然口水战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教育我们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的最好办法，是动员他们去迫使杜特尔特实现其承诺。
在当下，正面抨击法外处决问题，虽然难度太大，但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但迫使杜特尔特去实现其承诺（终止契约化、增加社保养老金和税收改革）的侧翼行动必须发挥到极致。而且，即使当我们要在这些斗争中揭露与反对杜特尔特时，也必须以胜利为目标，并且为了运动，我们必须声称这些胜利都是斗争的产物。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屡战屡败，这是工人阶级士气低落与幻想破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他们对日常生活的艰辛感到不满，但过去失败的包袱就像一只信天翁一样沉重地桎梏着工人们的意识。没人能确定工人们能否及时地挺起腰杆，和学生团结起来。所以希望在2017年，我们能比往年做得更好。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
本文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262
[1]David Renton, After fascism, what?, 2016.
[2] 在菲律宾，工人工作满六个月可成为正式员工，但很多企业雇佣工人满五个月就将其解雇，或通过中介公司，只与工人签订最长五个月的劳动合同，这种情形称为契约化，而在杜特尔特时期这种契约化更受政府保护。——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