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的作用与建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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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由国际委员会提交给大会审议，以106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方式通过。
一、导言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利于阶级斗争的党。这也就是说，这样的党要能集合力量，并能基于阶级斗争的方式和纲领决定行动，以影响和促进阶级斗争，这样的党的最终目标是明确地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类似的概述可以总括这种党的特征。这个前景承诺第四国际的各力量要成为建设和领导这种新政党的整体的和忠诚的部分，而不是仅仅旨在吸收新成员或等待谴责最终的叛变。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群众性革命党和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
我们的方针依照对世界局势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而定，这些分析是从另两份为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文件而提出的，一份文件是关于地缘政治混乱的，另一份是在阶级意识危机的背景下，关于激进化的不平衡和矛盾的进程的。
关键思想是，我们不能推广一种第四国际必须去做的模式，尽管很明显，一些显然更成功的经验将会被模仿；但我们必须习惯于一种情况，即具体经验是不同的，而且有时显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问题之一是，我们有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只考虑一些关键国家的问题（如前几年是法国问题），而且没有充分将我们的想法国际化；在最近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不同经验的讨论更好地丰富了我们的观点；而且这也是这份关于作用与任务的决议的核心[1]。
二、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定位
1995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在柏林墙倒塌和苏联集团崩溃的新形势下——重新划定组织间的界线——使得建立一种激进的阶级斗争政党成为可能，这种党将能容纳更多的力量，将对阶级斗争产生积极的和更大的影响。[2]
大会决议这样描述此种背景：
“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同时提供了替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灾难性经验的方案，不过这缺乏可信度：官僚主义的可信度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世界’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等的资产负债表和他们那些一直延续至今的软弱性的阻碍。”
“在大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广泛的先锋力量现正怀疑是否还有能同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性决裂并有获胜的机会；他们还怀疑在新的大国平衡状态下获取政权并保持政权的可能性。”……“革命国际主义似乎是个乌托邦”。（第一节）
我们要注意到，为世界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没有表明各力量关系和政治阶级意识水平获得任何实质性改善。这不是说从1995年以来形势没有任何变化，这些年来有些重要的运动在政治意识上脱颖而出（这其中有萨帕塔运动、全球公正运动、玻利维亚革命、占领运动、阿拉伯革命进程，还有一些大型的工作场所罢工和女性主义示威），但这些运动还不足以抵制不断的攻击，并因此还没有改变整个力量平衡关系。左翼中还没有出现能重组博弈的强大的政治派别，因此创建新型政党仍是一个可行的前景。
这种党建的两个领域如下所示：
“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崩溃会严重震撼了工人阶级、工会和政治先锋队中反对我们的那些宗派偏见，这是一种积极影响。资本的必胜信念同样对鼓励所有认识到自己力量薄弱的反资本主义者的联合有影响。今天，我们更能在斗争中同那些迄今仍拒绝与我们交流的力量在斗争中建起团结与联合的关系来。”（第二节）……“我们希望欢迎这些力量加入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们不必宣称自己是‘托派’，也不必认同我们的历史，但他们要参加我们组织的话，需要基于一份真正的联合纲领。”（第三节）
“我们也应当采用青年一代会感兴趣的政治思想的新主题，这将从现在这个‘后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新的理论关注点和经验必须同成千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再度确认的旧教训结合起来。采用新主题并不是走向斗争的青年的简单的‘教学’问题，而是我们阐述理论、提升我们的纲领，及吸收新政治经验、在斗争的最初形式与主题、社会经济变化等的能力上的基本问题。”
该文件继续介绍了趋于加强我们组织的目标的不同方法：
（A）具体斗争和群众运动中的联合阵线
（B）同其他革命组织团结
（C）同其他左翼组织进行更广泛的重组
还有在1991年《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称：“很明显，不可能给我们所有支部都提供单一的方针。在党建方面没有可以适应任何时候和任何地域的单一模式和单一路线。现在很明显，尼加拉瓜革命和巴西劳工党的建成，让人们开始学习这两条经验。我们要建设大型群众革命政党，但要达到这一目标有无数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引用时加粗）
当时它列举了不同的方案，供我们的组织选择：
像巴西劳工党（PT）这样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出现，使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有可能在里面以忠实的态度来建设该党。……
墨西哥工人革命党（PRT）基本上是以一支独立的对群众有影响的革命党发展起来的。在新卡德纳斯主义出现前，我们已经近乎将大部分革命左翼围绕工人革命党融合起来了。
参加到已经存在或组织起来的革命组织中。这条道路是由我们的哥伦比亚支部率先实行的。我们的同志基于同斗争社签署的围绕哥伦比亚政治局势的政治协议参与到其中。
参加到一个革命政治阵线中，不过保持自己的独立存在。在这一水平上，我们乌拉圭同志通过联合几个派别——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MLN-Tupamaros）、人民胜利党（PVP）、东方人革命运动（MRO），还有好大一部分是独立活动者——组建人民参与运动（MPP）的经验也非常重要。
三、在2003年我们重申：
（1）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
·广泛的、多元的和具有代表性的；
·紧密联系社会问题，坚决提出全世界劳动者的直接需求和社会愿望；
·表达出工人的战斗性，女性的解放渴望，青年的反叛和国际团结，进行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公正的斗争；
·将他们的战略立足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议会外的斗争、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
·采取没收资本，建立（民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的明确立场。
以拉丁美洲为例，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广泛的、多元的和反资本主义的政党并/或同一支真正存在于无产阶级和社会运动中，在反资本主义全球化斗争的框架中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重组。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我们赞成建立左翼的“核心”。如果用一种力图“维持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自我肯定的宗派主义态度来代替战略思考，激进行动和大胆的首创，那这种前景是不会成功的。
（2）具体到每个国家，争取这类政党的斗争将经过一系列的阶段、策略和组织形式。这种反资本主义的重组必须从一开始就追求一个核心目标：在它与一切忠于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斯大林主义、生态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势力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明显的两极化，加速他们的危机并争取到乐观的结果。这需要：
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同重要的或标志性的派别，或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同改良主义政党决裂的组织（并不一定要他们达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联合组成的现存的有影响的政治力量；
·与社会运动建立起恭敬但紧密的关系，这里重组的组织可促进运动的要求和行动。
·被人们认为可代表某些社会现实的形式，同那些忠于社会自由主义的垄断型政党决裂，这样的组织通过普选在地方、全国和（可能）国际（欧洲）的议会中有议席。
·多元化的架构，超越简单的内部民主，同时鼓励集中和讨论，允许一支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作为一支被整体上广泛承认的部分参与其中。
四、在2010年我们的重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注重要同已经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左翼组织联系，转变为重组左翼：
“4.我们希望参与重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左派，它能满足本世纪的挑战，重建工人运动，重建它的结构、它的阶级意识、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我们的重点）
一支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左翼;
一支左翼，它毫无疑问是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替代者；
一支左翼，它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种社会主义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并且有实现共同目标的纲领的社会主义;
这个左派意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和它的逻辑决裂，因此它不能与它想要摆脱的东西一起执政;
一支多元化的左派，植根于社会运动和工作场所，整合工人的斗志，植根于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的自由解放和生态的斗争;
一支非体制左派，建基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自我组织的战略，其原则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事;
一支左派，它促进一切形式的工人和大众阶层的自我组织，鼓励为自己和依据自己的决定进行思考，决定，做事情;
一支左派，它整合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如贝伦世界社会论坛所表示的新主题，最重要的是整合新的一代，因为你不能用旧材料做新东西;
一支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左派，它反对统治和战争，为群众性的民主国际奠定框架;
一支能够把关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同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左派。
一支独立和阶级斗争的左派，它争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抗危机，为工人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权利，争取收益和愿望的实现。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反资本主义的有效新手段，同现行制度作斗争，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则和一般任务。”
五、达到同一目标的不同道路，断裂与分叉
正如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决议中所重申的那样，决定怎样的政治工具可以适应任何特定的国家在任何特别时期给出的要求，要基于对形势的具体理解——动力、现存的力量。没有什么贴着外在标签的方法可以替代对真实局势的理解。
因为只有这种理解才能决定一个政治工具是否有用，因此政治组织的类型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最好的方案是，我们参与建设的政治工具要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为发展那些我们身在其中的党的政治基础/纲领而斗争，以便它们能做到这一点。
但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事实上这样的党背叛了自己该做的事情。在那种情况下，当我们确定我们已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时，我们必须准备决裂，并组建新的政治工具。任何政治选择总会存在失败的风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选择是错误的。（我们也明白，那些声称他们自己基于一份完整的布尔什维克纲领的党，都背叛了革命或成了改良主义组织。）我们必须评估那些党成立之时，及它们成立的最初阶段（可长可短）是否对它们国家的形势起了积极影响。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判断巴西劳工党或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演变最终没有出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参加到它们当中是错误的；或在某些时间点（更长或更短的阶段里），他们就没有表达过希望变革体制的积极愿望；或它们就无法取得一些具体成果。
情况也有可能是这样：很快发现某政治工具只是一个过渡工具，这时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新政党。
因为我们认为必要的政治工具的本质随着形势而变，我们知道，当革命来临时，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理解并把握机会的党。然而，我们知道，在当前宣称自己是革命党并非必要，在多数情况下也不会符合我们给出的对阶级斗争有用的标准。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承认有些公开声称它们是革命党的组织能获得确定的影响的经验来：反战运动中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或处在我们运动外的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世纪70年代时创建了反纳粹同盟。然而它们的影响是特定的政治局势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只能在这种背景下才能理解。此外，它们的影响仍很小，而且这些党并没有在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其最后的十年里，通过2002年和2007年贝桑斯诺（Besancenot）的两场选举运动获得了关键的政治影响外。
六、回顾我们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经验
几乎第四国际在所有国家的支部都尝试用符合本国国情的方式建立更广泛的政治组织，或成为其一部分。在我们的各国支部和国际中对这些经验有不同的评价，但从中学习比强调结果更有用。
头一回经验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巴西同志在1980年前就参与到了劳工党的创建中。我们可以注意1986年时美国团结社的组建，它是由三个革命左翼组织重组而成的；还可注意1989年在丹麦组建的红绿联盟，它是由共产党、左翼社会主义党[3]和我们支部达成共同协议而成立的。十年后，即1999年，葡萄牙左翼集团（Left Bloc）也成立了，它是由第四国际支部、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和一个毛主义组织共同成立的。
在亚洲，大量来自其他派别的组织（菲律宾同志来自同毛主义的决裂；巴基斯坦同志之前是在战斗者倾向（Militant Tendency）中；斯里兰卡同志源自1964年前的我们支部，中间曾一度在工人国际委员会中；孟加拉国同志源自毛主义，后来成为葛兰西主义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加入我们国际。
尤其是这些组织还要面临极端暴力的形势，尽管暴力方式有区别。在菲律宾是要通过受到威胁的社区的自我组织和地下武装来同政府和谈；在巴基斯坦，他们发起了声讨政府与塔利班暴力的公开的政治运动。
我们在一些国家的组织，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在欧洲的组织，在最近几十年里参加到建立更广泛的持续性组织的努力中，例如不仅在意大利和英国，而且在南非和波多黎各也是如此。巴西同志在劳工党背叛后还参加到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建设中。
一些融合各革命派别的努力或快或慢地失败了（在西班牙是同毛主义的西班牙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MC/MKE），在德国是同后斯大林主义的团结观点协会（VSP）），而其他的事例，如美国的团结社和英国的社会主义抵抗，都已经持续了15年或更长的时间了。资产负债表中的核心点是，当能在国内形势的任务上达成协议时，这样的倡议就能存在下去。
另一些经验也没能达到其预期的潜力，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2009年时由法国支部所建立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PA），还有2014年在英国成立的左翼团结党（Left Unity）。这两者失败的一个因素是没能预料到在社会民主党中出现了一支左派（法国的左翼党，英国的科尔宾现象），这削弱了这些新方案的势头。然而，这两个例子中，这些发展还不能证明这些社会民主党中左派就能成为可靠的新的激进政治工具，这表明虽然社会民主党在衰落中，但还没有死亡。（这并不是说新反资本主义党的危机只是由这一个因素造成的。）
另一方面，丹麦红绿联盟（RGA）和葡萄牙左翼集团（BE）继续作为一个左翼政党在各自的国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我们能党（Podemos）也一样，该党的原动力和基础越来越与自发的抵抗运动和激进化连接起来，其特征是愤怒者（Indignad@s）运动。
当前，我们能党是唯一可以被视为此类运动产物的政治力量，尽管在美国支持桑德斯和在英国支持科尔宾有着相同的因素。然而，后两种现象似乎与新激进化的特征相矛盾：总体上抵制政党，更多是出于对已建立的政党的幻灭，尽管有些情况有更加激进的因素，也是因为社会运动中的极左派团体的精英主义和/或宗派主义行为。
然而，在最近的欧洲和美国，可以注意到，虽然仍然存在对各党派的怀疑，政治选举舞台上的战略转变发生了，因为如下因素：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深化；旨在推翻政府和政权的阿拉伯革命的榜样；仅靠社会斗争来争得胜利的困难；由于政治精英的名声更加败坏，造成了一种软弱的形象。
可悲的是，除了突尼斯的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这个部分的例外，阿拉伯革命进程并没有促成一支强大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这样的政治力量要有能力领导群众运动——的崛起。
我们建设对阶级斗争有用的党的经验一般都是，参与到在它们各自国家获得一定影响的党中，尽管这些党还是少数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得票通常低于10%，只有数千名成员等等）。在当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中，难以预测到会有传统政党的崩溃，也不会提出“政权问题”，或仅仅会提出与社会民主主义相联系的词。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参与了另一种具有其他潜力并带来其他问题的情势：政治危机的局势，可以预见到非统治阶级的党可以成为政治多数派，并组建政府等。劳工党是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我们能党，以及与我们有同志关系的团体，参与到激进左翼联盟中的希腊国际主义工人左翼（DEA）也是另一个例子；还有社会主义潮流（Marea Socialista）曾参与到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PSUV）中好几年，尽管在这个例子中，一个左翼政府执政很久。
列出不同国家的所有不同经验需要消耗太长的时间，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些关于资产平衡表的文件创作并发表在《国际观点》中的《建立左翼新政党》专栏内。然而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可以导向重要的突破，当聚集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力量的工作产生定性和定量的推进时，因没能抓住产生的机会，会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
如上所示，在国情任务上达成协议是创建具有持续性的新政党不可或缺的因素，特别是在似乎有正式的“纲领性”协议时，例如在几个自命为革命的派别融合的情况下。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那样，能够理解在国情的关键任务是什么，例如1999年葡萄牙堕胎合法化的公民投票问题——协议是创建左翼集团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确定我们对其他力量的方针至关重要。
七、资产平衡表中的教训
我们从这些不同的经验中集体收获的教训已经编入了历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自2010年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历次国际委员会会议就资产负债表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所作的文件中。
我们在一系列重要的纲领原则基础上建立政治力量，经验转而强调需要在这些政治势力内发动政治斗争。这些完备的原则并非是建立一个新政治力量的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但没有这个讨论和进展的基础，建立一个真正有利于阶级斗争的党的前景就很渺茫。最初的认同程度在每一点上必须根据现有政治流派的性质和新党的拥护者来判断。
我们提出的要点有：
·参与到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运动与斗争中，不是作为外来的政治精英来参与，而要作为这些运动与斗争的有机部分来发展政治分析与要求，继续为这些要求斗争到底。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还要从这些运动中学习深化与丰富我们自己的纲领——就像我们在女性主义、生态、LGBTIQ问题上一样。
·建设活跃的、激进的和阶级斗争的工会，既要通过既有的工会活动，或在有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工会。在工会中，与老板、政府和各色政党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确保工会结构和流程的民主。挑战使工会对国家丧失判断力的官僚机器和法律的界限，尽可能参与并加强工会，朝着民主和团结的方向，但要与官僚主义、靠拢政府的行为以及阶级合作作战。明白斗争会越过工会及其结构。
创造考虑到工人阶级多样性的空间，组织群众运动，包括非正式的、合作的、不稳定的、外包的、失业的、无家可归的和靠手艺生存的工人，以及土著和传统的民族，反对种族主义，LGBT恐惧症，大男子主义和捍卫生态的斗士。
·对国家、机构的态度；将选举作为支持群众运动的活动，必须坚持将此作为我们活动的重心；与有当选代表的党的作用和关系：他们往往是党内最明显的代表，他们的行动（通过投票）可以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而且往往是受压最大的，在短期内“有用”。确定其行动的政治框架是党的责任。
·国际的重要性和对世界局势的国际主义的理解，会产生国际运动中的活动、积极的实践团结、参加第四国际（详见下文。）
·必须要有民主的和广泛民主的透明的运作，包括有组建派别的权利，反对垂直化运作，以普通成员的参与为活动和党制定决策的基础，必须通组织机构来保证这点；要理解，压迫仍然存在，哪怕是在反对所有压迫妇女及其他特殊受压迫者的党内；而且要发展合理的机构、运行和程序。
·解决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包括女性主义者，生态问题，LGBTQI等）的斗争和反击中提出的“新”问题的重要性。
·党致力于在参与以阶级斗争为导向的团体、竞选和运动的背景下，根据反对妇女压迫的要求和运动开展政治活动，并了解战略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自治的妇女运动。党一直关注这些问题的培训和行动，当群众运动水平较低时，不会撇开它们。
党寻求在外部和内部建立女权主义形象，不仅鼓励女性加入，而且在内部建立女性领导分子的积极形象。
除了确保党的民主运作允许其所有成员充分参与（如上所述）外，党还理解社会动态倾向于将妇女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因此，它接受设立特定机制的需要（只有妇女参加的会议，演讲名单中的妇女优先等），鼓励妇女参与，认识到还有后续问题要克服。
党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或恐跨性别，或男女同性恋恐惧症）行为。这一政治立场的实施是该党的责任，党不仅确保在这些问题上形成政治教育，而且建立架构，运作和程序保证我们建立的党，尽管它们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孤岛”，但努力预示我们想要的社会。
·不懈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反对土著族群、反犹主义、伊斯兰恐惧症。还有基于声援和联合来争取移民自由的运动。
·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态度来吸纳激进青年，并通过自主的青年分部将他们整合到党内，来更新组织的重要性，在自主的青年分部内激进的年轻活动家能够分享自己的经验，发展他们自己的政治工作和计划，围绕与青年有关的问题聚集在一起。
·需要持续的教育大纲，包括战略问题诸如国家或政权问题以及国际问题。
八、第四国际的重要性
自巴西劳工党中的社会主义民主派（DS）开始，我们从资产平衡表中得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完全有必要在一国或国际水平上保持第四国际的架构，作为交流、对比与辩论的论坛，不仅因为我们理解世界政治局势，而且懂得建设政治组织的实际经验。这意味着将第四国际的成员组织起来，保持同志间讨论共享这一政治框架的可能性——根据当前经验更新它——以及做出自主政治决策的可能性。在未来几年，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些经验，围绕着在广泛组织工作时如何保持纲领性的和有机的集体。
我们积极寻求同其他不完全赞同我们全部的历史纲领的力量和个人建立组织，尽管他们与我们都认同基于我们历史纲领的关键内容而建立一支政治力量。然而我们考虑到，我们共同的政治框架是由所有的历史和政治事件塑造的，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分析的最早贡献，到今天的经验和贡献，方才创造了可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的不可替代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某国经验的比重可以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打破，经验和观点的分享可有助于为我们有着不同国情的同志描绘其前景。因此国际委员会每年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来自我们组织的领导同志，及与我们有着同志般联系的人，受到我们邀请而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这样的面对面交流是必不可少的。
在各国层面上，这些讨论的具体形式和组织的相应形式，将像政治组织中更广泛的形式一样多元化。一方面，超越最初参与组建新政党的政治派别的轮廓，意味着要解散现存组织；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保持第四国际的框架是必不可少的，理由已在前面给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在各个特殊的背景下，通过适当的方式解决这一紧张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在国际层面上，我们的印刷版的和网络的出版物也是关于这一交流的重要内容。必须通过优先设立第四国际多语种网站来加强这种存在，这种网站既是新闻出版物，也是我们决议和其他重要文本的档案资源，我们的决议和其他重要文本至少要用我们国际的三种工作语言出版，有条件的话应尽量用其他语言来出版。鉴于阿拉伯地区事件的重要性，摩洛哥同志建立的阿拉伯语网站“斗争”（Al Mounadil）具有根本重要性。国际研究与教育机构（IIRE）的培训材料也是绝对必要的，它随时可用于维持我们的共同历史和理论背景。
我们的党校和研讨会是教育我们的同志和邀请那些我们正与之发展关系的政治力量的同志的宝贵机会。参加党校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加强我们与菲律宾同志（在他们加入第四国际之前）的联系方面。国际研究与教育机构在马尼拉的固定会议与在伊斯兰堡的研讨会的发展，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在这一区域真实存在的关键方面。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的党校和研讨会，包括政治内容，以及涉及更多不同政治主题和运动的研讨会，这可能加深政治讨论和加强我们的理论基础。我们还将与不同支部的出版社合作开发我们的出版计划，以便让我们当前的知识工作更具可见性。
即使我们的手段有限，我们已经做了一项团结和重要协调的具体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但不仅仅是）是通过我们的党校（IIRE）。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将讨论重启联系阶级斗争的工会活动分子工作的可能性，例如汽车厂和卫生部门以及大型运输船（集装箱）的雇员。
青年营（当然主要针对欧洲组织）是一个将青年同志、同情者和友好组织联合在一个政治倡议中的特别机会，这个倡议围绕第四国际纲领的核心内容，可以让与会青年们围绕真正的活动而聚集起来。这是培训新干部用国际主义来理解我们不同经验的复杂性的非常重要的部分。虽然出于实践原因（花销，通过共同准备和推动活动，使自我组织在实践中成为一种现实）青年营仍然是由欧洲组织倡议，但来自各地的青年同志的参与，尤其是如果还能结合青年学校或研讨会的听众的话，也是未来重要的投入。我们会努力将这些青年营的政治结果集体化，并在营外分享，同时我们将努力组织一次青年大会和青年营，以便形成青年对政治局势的新的政治分析及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九、迈向一个新的国际？
在国家层面上建设新组织是困难的，放在国际层面上只会更加困难。虽然各激进左翼政治组织在国际层面的交流对我们而言具有优先地位。这可以通过我们同不同组织（无论是传统的激进左翼组织还是新出现的派别）间一对一的关系发展来实现。
同时，我们参与到由其他组织所筹备的论坛中，或带头推动此种论坛。随着社会论坛运动的衰落，现在的可能性比21世纪头十年更低，但我们仍应当积极建议我们参与进去的政党在国际层面应寻求与其它组织碰面合作，并采取主动权。
[1] 2010年世界代表大会中的一份议案决定就“广泛性政党”方向的资产负债表举行一场讨论会。2011年的国际委员会会议中，根据丹麦同志的建议，决定定期在国际委员会中讨论这部分内容。而在2013年，决定继续将此讨论列为国际委员会讨论内容之一。在所有国际委员会会议讨论的资产负债表的经验有：2012年，巴西的劳工党、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和批判性左翼、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工人党与人民工人党、西班牙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反资本主义者，法国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到新反资本主义党；2014年，菲律宾的棉兰老革命工人党，英国左翼团结党的前景，希腊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和激进左翼联盟；2015年，西班牙的我们能党；2016年，西班牙的我们能党，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总体的“2013年讨论时的一些中期结论促使我们决定继续‘专题讨论’”。
[2] 1968年，基于我们自己对世界青年激进化的分析，第九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只集中于建立与党相连接的革命青年组织。1974年，我们断定要在一支“新的大比例的先锋队”中“赢取领导权”，并因此而提出建设“在质量上更强大的革命组织”。1979年的方向是通过转入产业以建设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党。这个方向在1985年发展为转入人民、妇女和青年。
[3] “从一开始，左翼社会主义党是各种新左翼，如嬉皮士、无政府主义者、毛主义者、托派、其他自称的列宁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很多其他类型反建制的反对派”等的混合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迈克尔 沃斯（Michael V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