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方法对促进社会正义有什么价值？
琳达·罗兰·丹尼尔（Linda Roland Danil）著
祟艺 译
值班志愿者 校订
编者按：精神分析被批评为布尔乔亚式的、自恋的以及太过关注于自我而牺牲了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关注。随着人们日益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心和兴趣，精神分析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失去了适切性？琳达·罗兰·丹尼尔（Linda Roland Danil）在有关弗洛伊德（Freud）研究系列文章的第三部分，阐述了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重要性，并表明一些个人的抵抗行为（从精神分析之中）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在1880到1882年之间，一位杰出的内科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Dr. Josef Breuer）——大名鼎鼎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就是他的门生——为一位叫安娜·欧（Anna O.）年轻的维也纳女子（她的真名叫 Bertha Pappenheim）进行了治疗。安娜·欧被认为是接受精神分析疗法的第一个病人，或者如她所说的，她和布罗伊尔的对话称作“谈话交际疗法”（talking cure）（她也开玩笑的称之为“清扫烟囱”（chimney sweeping）。
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于1895年合著出版的《癔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收录了一系列的临床案例和理论论文，安娜·欧的案例也收录在其中。在她于1880年出现症状时，芳龄21岁。安娜是一个异常聪明的年轻女子，具有卓越的诗歌天赋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其锐利的批判思维能力，布罗伊尔写下了如下文字：“[……]她完全不受外界影响（Completely Unsuggestible），她只会被道理说服，而不是被断言。”绝顶聪明的安娜·欧，在她那管教严格的家庭中深感无聊和不能发挥其智力，以至于通过做白日梦（day-dreaming）躲避到浪漫生活的构想之中。
除此之外，安娜·欧还有了一系列症状，例如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和瘫痪。在挚爱的父亲去世之后，她也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梦游症（somnambulism）。布罗伊尔发现安娜·欧的症状可以通过谈话来缓解——具体来说，相关创伤记忆或会对症状的形成和呈现起了作用，并且伴随其强烈的情感，得以被揭示和表达出来。这种治疗方法就是现代精神治疗之滥觞。
今日精神分析
在今天，“谈话交际疗法”是否不止在个人层面且在集体层面还具有适切性呢？精神分析一直受到批评，尤其被认为是一种布尔乔亚的自负，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其中主要是富裕的客户——即所谓的精神分析对象，向治疗师寻求帮助，沉溺在唯我、自恋和自我陶醉之中。此外西方的精神疗法模式也被指责在文化上不够敏感，其排除了其它的精神健康模式，例如原住民所运用的整体健康模式（Aboriginal models of holistic health）。
精神分析也被批评其过于关注个人的病理学原因，而其代价是忽略了整个社会经济或权力的不平等之根源。例如，试图对一个因长期失业而不满的人，从其孩童历史和无意识的景观去寻找原因，也许没有多大帮助，尤其此时更重要的关注领域应该是糟糕的就业市场和系统性歧视。一些精神障碍也许不能完全通过言谈疗法被“说走”，尽管在一些情况下有证据表明，例如治疗焦虑症和抑郁症，抗抑郁药物和精神疗法联合使用，可能比单独使用它们其中一种更加有效。
以上的批评都是成立的，但是完全摒弃掉谈话交际疗法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讲忽视个人作为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现实（反之亦然）。一个人不能脱离其它人而存在。比如当我们是婴儿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在我们其后一生中持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被纳入了“人类文化”（human culture）——其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并且我们受到教导如何恰当的行事作为，以便和他人和谐共处。社会规范是内化的，这样我们学习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或不能说的。我们学习控制自己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对社会习俗的尊重，还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人的存在，他们的感受和界限必须受到尊重。弗洛伊德对于精神驱力的描述，例如在《自我和本我》（Ego and Id）一书中，将其视作本我之间的张力，本我指的是我们身体中由本能驱动的那一部分，他的功能是为我们的享乐原则服务——而自我，是由现实原则支配的第二心理过程。另一方面，超我，指的是童年时期所习得道德和社会原则的内化。超我就像是内化了的父母。
而且，在这样一个模式中，个人也可以找到无意识。无意识已经全面渗透进了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无意识，就像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说，无意识的构成像是语言。也就是说，无意识是不可分割的、由作为象征界（the Symbolic）的相同“素材”（stuff）组成——这是一个从我们出生开始就被纳入其中的更大的社会—象征网络（socio-symbolic network）。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或是象征界来连接的。至少，我们的无意识可以被视为我们为了适应社会化过程而遭到压抑的一切东西，或者，这是一个原因，它难以保留在我们意识范围之内（因为太过痛苦）。
那么精神分析现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政治和社会正义方面，又有什么价值呢？首先，与治疗师的交谈可以促成交流，使到人们的生活经历的叙述发展得更丰富和具立体感——而此前，这种经历叙述可能相当局限。例如，对于受害叙述（narratives of victimization）的重构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一个克服了可怕事件的挺过困难者（survivor）的经历，从而给有关个人以力量和自我充权（self-empowerment）。通过谈话，个人也可以规划出一个或多个策略，去决定如何更好的前进，以及学会面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其次，谈话交际疗法可以揭示，不是所有的社会化都必然符合特定个人的最大利益。例如，对特定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可能会导致对一个跨性别（trans）年轻人造成相当大的伤害。在一个安心、信任的环境中与治疗师交谈，也许会让年轻的跨性别者更加确信，社会化的特定性别角色不适合他/她们，他/她们希冀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在这样类似的案例中，精神分析不仅仅成为自主、自我意识觉醒和自我充权之处，而且也成为了抵制那些宣称代表了“真理”的社会规范标准的园地。这些时刻和抵抗行动，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帮助动员社会朝向更加积极或必要的变革。
遭受过性骚扰或性侵犯的青年男女，可以向分析师吐露他或她的故事。一段时间内，在一个安心和信任的环境中，谈话可以允许个人发泄他/她的情绪，构建一个连贯叙述，其不仅使他/她们适应创伤从而减少焦虑，也允许他/她们对事情有了掌控感。分析师还可以作为聆听者的关键角色——创伤的挺过困难者可以在分析师身上寻找到一个专注的、不带个人喜恶的聆听者，让他/她们正确地感觉自己和自己的经历很重要，并对两者进行确认。
在《卫报》（The Guardian）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内斯琳·马利克（Nesrine Malik）发表了与#Metoo运动相关的从集体层面上类似的观点。马利克称赞克里斯汀·布蕾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决定对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提出性侵犯的指控。正如马利克所说，福特所做的事可能会：
“[……]触发了他/她们将深埋于心中所有的且尝试将影响降至最小的东西挖掘出来，原因是他/她们希望忘掉那些事情和重生，或者当时还年轻以及那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了 [……]。至少对于我来说，挖掘（记忆）表明了力量之获得，有时候并不在于遗忘，而在于记忆和改造”。将那个你这么多年来都帮不上忙的、年轻害怕的小女孩“解冻”（unfreezing），鼓励她活在一个更加年长可靠的妇女的身体里。
需要明确的是，谈话交际疗法或许不是每一个人的最佳选择。但是，如果要开始进行谈话，个人必须有所意识且做好准备，因为谈话过程可能不止一次。必须给予个体持续的支持，使得他/她适应再次经历创伤所造成的焦虑，知道这种焦虑对他/她不再产生影响。除此之外，毫无疑问，更为广阔的社会脉络需要在任何时候都加以考虑——弗洛伊德也清楚这点的。
2018年10月10日
作者简介：琳达·罗兰·丹尼尔（Linda Roland Danil），2015年在英国利兹（Leeds）大学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院完成博士学位。此前，她2009年在布里斯托（Bristol）大学法学学士毕业，2010年获得利兹大学性别研究硕士学位。此后，她分别在Law and Critique、Law, Culture and the Humanities、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等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以及成为Critical Studies on Security专号的客座编辑。她目前在伦敦生活和工作。
原载于英国Verso出版社网站博客
原文题目：Of what value are psychoanalytic concepts and methods for soci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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