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贾瓦，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自治
乌拉兹·艾丁[①] 著
硝烟 译
素侠云雪 校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即西库尔德斯坦（罗贾瓦），现已在叙利亚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内战，以及民族自决等一系列相关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2012年7月阿萨德政府军的撤退，PYD（民主联盟党）业已在事实上控制了——先是科巴尼州，然后是阿夫林州和杰济拉州，并于2014年宣布了此地的自治权，以此作为对未被邀请至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回应。另一方面，主要是随着伊斯兰国对科巴尼的围攻，人民保卫军（YPG）的英勇抵抗，特别是在妇女保卫军（与人民保卫军相联系的武装力量）的队伍中战斗的妇女们，以及罗贾瓦自决运动的经验，获得了正当性和国际层面上的支持。
我们都知道，在陈兵于土叙边境的库尔德和土耳其军事力量，伊拉克敢战士，以及自然有美国空袭的帮助下，对科巴尼的包围最终被打破了。从此以后，接受了美国以及一定程度上俄罗斯援助的叙利亚民主军（FDS）——其主要部分为人民保卫军，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简要地概括民主联盟党的政治根源，它在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它的思想路线，它在革命中的位置，还有它的主要形式和正在罗贾瓦进行的民族自决进程的困难。
阿拉伯复兴党统治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
现在叙利亚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图景。大多数党派远远超过了在库尔德斯坦的其他部分所见的党派。如果难以把握这无止境的重组和分裂，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现在有多于15个活跃的库尔德政党。这些党派中的大多数来源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PDKS），该党成立于1957年，很快分化出左翼和右翼，由此它在1965年前后分裂成几个截然不同的党派。以伊拉克库尔德党的派别分裂为例，地下运动的情况，与政府当局合作的指控，国家安全部门的渗透和介入造成了分裂的持续。政治分歧主要源于对政权和政治诉求采取的调子，这些诉求包括文化认同、语言和公民权到宪法对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认可。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在2011年以前，自治权从未被满足过（除了团结党（Yekîtî））。我们注意到，公民权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1962年的特殊人口普查显示，超过十二万名库尔德人被取消国籍，并被分类为“外国人”，他们被剥夺了明确的公民身份，被视为“马库姆”（maktumin），没有登记注册，没有身份证和权利。
从20世纪90年代起，许多党派开始进行重组。因此，那些靠近贾拉勒·塔拉巴尼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重组成了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Hevbendi”)，而靠近梅苏特·巴尔扎尼的组成了叙利亚库尔德民主阵线 (“Eniya”)。在这些非起源于PDK的党派中，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库尔德工人党（PKK）和它的兄弟党，组建于2003年的民主联盟党（PYD）。库工党的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和它的组织直到90年代都曾经受过哈菲兹·阿萨德的支持——在他反抗其土耳其邻居的情况下，从80年代初开始，库工党的营地就建立在叙利亚。因此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并不在库尔德工人党的日程表上，直到政府停止了对奥贾兰的庇护和民主联盟党成立之后，他们才开始对叙利亚政治感兴趣。另一个重要党派是米歇尔·德莫（Michel Temo），即库尔德未来党（Party of the Kurdish Future），它成立于2005年，在革命初期强调与阿拉伯反对派进行合作，但是其暗杀行动严重打击了其活动，导致了它的分裂。叙利亚库尔德团结党（Kurdish Union Party in Syria），通称团结党，是由几个小组融合而成的，其中包括了一些在80年代附属于第四国际，由诗人马尔万·欧斯曼[2]领导的托派小组织，他们也是一支值得一提的库尔德政治光谱上的左翼力量。从2002年开始，短暂的大马士革之春结束后不久，团结党的政治介入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激进，并且寻求发动不仅在罗贾瓦，更是在首都的库尔德社区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案，这在与政府对抗以及政治化过程里是很重要的，这引起了在卡米什利的“Serhildan”（库尔德语中的起义）[3]。
从库尔德起义到叙利亚革命
2004年的卡米什利起义是个关键事件，它同样被称为库尔德起义，成千上万的库尔德群众第一次走上街头，庄严地宣告他们的库尔德身份，要求他们的公民权，接下来是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在足球比赛中的冲突，并且遭到警察严厉的镇压。起义不仅仅局限在卡米什利和罗贾瓦地区，而是迅速地蔓延到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库尔德区。哈菲兹·阿萨德的雕像被推翻，警察局、公共建筑和复兴党中心也遭到袭击。
在这场起义中，我们首次见证了这样的行为，独立于传统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的激进青年组织起来，而且持续了超过10天，在革命的初期这种情况再次发生。除了这些激进的青年，应该说最重要的是团结党和民主联盟党，他们是动员的先锋力量（与库工党有关的罗贾瓦电视台公开呼吁起义）。但是政府的镇压是残酷的。一些青年组织在起义后迅速组建起来，他们有时采取武装斗争的策略（尽管没有落实）把传统政党的和平主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相对于联盟党和阵线党对于平等权利和公民权的追求，自治的观点在意识上获得了普及。
2011年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第一波自发组织化发生在3月下旬，主要在阿穆达镇，然后是塞拉卡尼耶（Serekaniye）。如果巴沙尔·阿萨德通过以“外国人”的身份赐予库尔德人国籍（但不是“马库姆”（maktumine））以平息事态，那这是不足以赢得库尔德青年的。在该国其他地区，协调委员会纷纷成立，成立于2004事件中的库尔德青年运动（Kurdish Youth Movement（TCK）），也起到了重要的动员作用。
主要政党有，未来运动（Movement of the Future）、团结党（Yekiti）和库尔德自由党（Kurdish Liberty Party，“阿扎迪”（Azadi）），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示威活动。其他党派只是从夏季开始参与这项运动的。米歇尔·德莫（Michel Temo），未来运动的领袖，单独参与了在7月份伊斯坦布尔会议期间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如果他没有在2011年十月被暗杀的话，这一职位能发展其他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反对派之间的关系。他的葬礼演化为在卡米什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些动员促使这些源于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PDKS）的库尔德党派试图重组，他们最终参与了反抗并组织成型，在梅苏特·巴尔扎尼的撮合下，团结党和阿扎迪（Azadi）也参加了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ENKS）。因此，它是库尔德民族运动在叙利亚的最广泛的凝聚。
有两个党派依然游离于其外，一是德莫（Temo）的党，它仍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的成员，二是民主联盟党（PYD）。后者一直游走在这场震撼了全国和库尔德地区的起义的边缘，他们在九月份组建了一个包含不同的左派阿拉伯复兴党和阿拉姆基督教党的协调组织。他们的目标还是试图去与政府方进行谈判来得到民主权利，而不是推翻他们，以及，据他们的说法，这还不用冒开启内战的风险。由此，几百名民主联盟党成员与“圣战”武装分子同时从监狱里被释放。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ENKS），民主联盟党指控其与土耳其暗通款曲（因为巴尔扎尼和安卡拉之间的关系），批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并不能保障库尔德人民的权利，民主联盟党因此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通过其民主社会运动（Tev-Dem），他们把政党和与它们有关的民间社会团体联系在一起，它宣布成立了西库尔德斯坦人民议会，这形成了政府军撤退后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军在罗贾瓦的主要行政结构[4]。
民主联盟党和民主联邦主义
民主联盟党的基础源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分权倾向，同步于奥贾兰政治观点的根本改变。在他于1999年被捕前不久，库尔德工人党的领袖们放弃了建立独立统一的库尔德斯坦的目标（在他之后看来是“保守主义”），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战略目标，这一目标仅停留在“民主共和国”的命题上。可能是为了构想出一种可以开启谈判的观点，奥贾兰提出了一种不改变边界，通过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来解决库尔德问题的方法。因此，这一目标限于通过国家来承认库尔德人和尊重他们的文化权利（也包括释放囚犯以及允许战斗人员重返平民生活）。
然而，国家的谈判很快就被证明了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在美国的干预下伊拉克的库尔德自治区稳固之后，南库尔德斯坦（位于伊拉克境内）和由巴尔扎尼领导的库民党——库尔德工人党的历史竞争者——成为了库尔德人民的关注焦点。因此，这样解决库尔德问题的角度被局限在土耳其政府的民主化过程中，并给库尔德工人党带来了真实的政治风险。因此，考虑到库尔德斯坦的所有党派，奥贾兰不得不再次改变策略[5]。2003年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成立以及在2004年在伊朗库尔德自由生活党的成立，以及由于这种新方案而产生的政治计划，它在此后被命名民主联邦主义。
这个计划，也包括在当地层面上完成民主自治，是极大地受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家莫里·布克钦的工作启发的（他曾经于20世纪30年参加了美国托派运动）。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之后，布克钦以资本—生态矛盾代替了劳资矛盾并且提出用城市自治、食物自给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来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在布克钦的“地方自治主义”计划中，通过民主议会管理的小型自治城镇将成为联邦的单位，以此来解决超出其边界的事务[6]。然而，在库工党的不同的纲领性文件和奥贾兰的著作中，如何使理论与实践相适应还是完全模糊不清的：这是与库工党有关的党派和组织的联盟，还是一个更大更包罗万象的计划？它是一个面向全中东人民的多民族计划，还是以库尔德人为主角的库尔德斯坦计划？自治意味着加强现有的地方政府，还是意味着这是一个更具有颠覆性的政治计划？[7]人们可以延伸出许多问题， 特别是在征服自治的方法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层面上，更不用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
正如亚历克斯·德·容（Alex de Jong）在他有关库工党思想演变的佳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奥贾兰的著作以及库工党的文件（根据章程，奥贾兰是“最高理论—意识形态机关”）包含着一种“极大的模糊性”，所以可能会找到对这些问题的多种答案，以及所有这些包括的麻烦，他政治计划的模糊和未完成的性质可以被证明是有效的，并且可以得出更广泛的解释的[8]。但是除此之外，这些文件还呈现出两个关键点（以及库工党有关组织的实践）。对民族国家的排斥（以“民主国家”这一同样模糊的概念来代替）以及生态和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有时基于对妇女自然生活的认同），这些都可以在罗贾瓦宪章中找到。
罗贾瓦，潜力与矛盾
2014年罗贾瓦在其宪章或者说是“社会契约”中表现的行政管理模式——此后将以北叙利亚罗贾瓦民主联邦的名义呈现——突出强调其民主（自治）的重要性，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生态、世俗主义以及当然还有该地区多民族的特性。在其他一些被伊斯兰国、努斯拉阵线、沙姆解放组织以及嗜血的阿萨德政府军所控制的领土上，这是件不小的事情。这一契约，据说已经被库尔德族、阿拉伯族、亚美尼亚族、叙利亚克族（亚述族、迦勒底族和阿拉姆族）、土库曼族和车臣族接受，它拒绝民族国家、宗教化和军事化国家以及中央集权，并宣称它是一个议会的、联邦的、多元的和民主的叙利亚的一部分。
从罗贾瓦地区多元族群这一维度来说，其名字的改变——奥贾兰的提议这只是“北叙利亚联邦”[9]——导致被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中的民族主义潮流批判。因此，民主进步党的秘书长，艾哈迈德·苏莱曼在2015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说，这并不存在一个“库尔德计划”，“民主自治已经在阿拉伯区、叙利亚克区和车臣区建立起来。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解决库尔德问题。我们的人民应该明白，他们所建立的并不属于库尔德人。”出于反对这种在建立自治的过程中包含不同族群的观点，叙利亚库尔德民族委员会中的某些人支持例如在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带”政策背景下的罗贾瓦阿拉伯人口转移[10]。
如果这一契约主要局限在行政结构上，那先前2013年由民主社会运动（Tev-Dem）通过的宪章更加具体而详细反映了奥贾兰理念中的布克钦自由主义精神，正是它们极大地鼓舞启发了民主联邦主义的模范。比如公社被定义为“最小和最有效的社会单位，它们是按照妇女自由、生态民主的价值观支配的社会范式构成直接民主的基础”。公社的经济体制据说是被社会正义的理念所控制，并试图消除所有形式的剥削。“人民之家”正为“公社民主文化的诞生”而工作。
不过不幸的是，仅是重复着民主这个词，对于后来者不受阻碍地运行这套机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没有选举的民主制度。如果多元主义是在不同族群的层次上获得称赞，那它在政治维度层次就应该不存在。社会契约将人民保卫军（YPG）指定为罗贾瓦的武装力量，这表现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民主联盟党（PYD）并不想同其他力量分享其土地的控制权。奥贾兰理念的强制推行同样显见于教育层面。所有的小学教师都有义务根据奥贾兰著作进行培训，以及比如在杰济拉州，小学课本着重突出奥贾兰的演说和记述库工党烈士生平的文章[11]。但是除了这些在低年龄段强制推行官方意识形态的例子（其异常类似于凯末尔主义的经验），对于不接受民主联盟党（PYD）统治的其他库尔德党派和种族群体的专制做法已经被多次谴责了。
曾有一些反对民主联盟党及其实践的运动——尤其是2013年在阿穆达和代尔巴西耶 （Derabissyat）——，与民主联盟党有关的安保力量（哈赛克“asayish”）毫不犹豫地朝人群开火，导致了几名示威者的死亡。最近，于2016年8月对团结党的领袖哈桑·萨利赫的逮捕是个值得谴责的行为。萨利赫之前已经与马尔万·欧斯曼一起被在2003年被叙利亚政府关押了一年半了，他们被释放的时候，几千人排着4公里的队伍来见证这一事件[12]。另外，事实上，政府方（部分地）从罗贾瓦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撤离，留下了很多火炮和弹药，他们仍控制着机场，火车站，政府机构，还控制着卡米什利南部一个军营，以及继续保持在哈什色可（Hasseke）的存在，为教师支付薪水（除了库尔德课程），这些被视为库尔德反对派和叙利亚政府合作的证据。考虑到叙利亚军队的撤退，和前线的战斗没有增加，如果无法排除民主联盟党和政府方有一定妥协的观点，那似乎很难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所谓的联盟关系，比如最近发生在罗贾瓦军（人民保卫军和哈赛克（asayish））和那些支持阿萨德的民兵组织之间的冲突，还有叙利亚军机对哈什色可（Hasseke）居民区的轰炸所显示的那样。
更令情况变得复杂的是，这是民主联盟党—人民保卫军政府首次得到一个通过“建国”——一个国境经常变动的独立行政机构——来与它在北伊拉克的宿敌竞争的机会。罗贾瓦自治的事实，是由科巴尼的英勇战斗所加强的（这现在成为了库工党新的建国神话），使库工党这个领导人被监禁所折磨和与土耳其多年谈判无果的组织，翻开了其历史上新的一页。
阵营论和不断革命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屈从于欣然接受一个阵营论的分析框架以及跟随这一立场的诱惑。阵营论在其古典意义上指的是，这地缘政治紧张冲突的时代，支持一个现有的阵营，对抗另一个阵营，把敌对阵营定义成彻底的邪恶，而不去考虑其中的阶级统治的关系。对于阵营论的争论主要涉及冷战东西集团对抗下受左翼力量的支持，分别以反帝国主义和民主的名义的活动。今天，乌克兰冲突，尤其是美国与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叙利亚问题也存在着这样的两极化。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在叙利亚多重进程的大背景下，按照阵营论者的思维方式，就是保卫一个现存的阵营，也就是在库尔德人争取自治和起义反抗政府的过程中，不考虑其他的进程，把其他进程置于一个次要或者相反的位置上。
因此，我们不可能把库尔德民族自决的过程从叙利亚起义的动态中孤立出来，以及对民主联盟党—库尔德工人党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认为他们破坏民主方案基础的专制实践和对政治权利的攻击是次要的。但也不能不考虑正在罗贾瓦进行的带有真正进步成分的进程——在这一地区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我们也不能以他们和政权方以及美国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他们的危险之处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矛盾来忽视他们所包含的解放潜力。
如果罗贾瓦的领导层明确地为其契约和盟友负责，那么所有这些矛盾都更接近于本地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民族间的历史冲突以及库尔德人不同领袖间的对抗竞争这一背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考虑到这一问题的所有复杂性，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地阐述这一问题[13]。这应该基于库尔德、阿拉伯，还有其他该地区民族社区劳动人民的利益，由此必须把自决和革命的过程相结合。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不断革命论战略的主要论点，已经由托洛茨基在1905年俄国革命后所阐述，但是它决定了所有革命的进程 （尤其是它所缺席的所有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阿拉伯之春”。如果没有采取集体主义、反资本主义者的措施，如果普罗大众的意愿——他们的支持是根本的——没有被考虑或让他们感到失望，那一个带着民族解放和建立民主政权的革命进程将变得虚弱并最终失败。而当一个寻求激进、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变革的运动不尊重他们所控制领土上的民主原则，不承认其他民族的自决权，不以在世界和地区上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进行反帝国主义实践，他们将偏离他们的本来目标并注定要失败。
因此，除了必不可少的团结行动，在冲突区域之外活动的激进左翼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在各自的受到阵营论——这种从坟墓中死灰复燃的意识形态灾害——所污染的社会中发展这一意识，这种灾害唯一的解毒剂仍然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所承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
2016年12月20日
* 本文发表于2016年秋季，刊登在 “Athawra Addaima”（《不断革命》）上，一家由阿拉伯地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经营的杂志。
本文译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805
[①] 乌拉兹·艾丁（Uraz Aydin），土耳其社会主义民主—新道路（第四国际土耳其支部）成员。
[2] 参见Chris Den Hond，“对马尔万·奥斯曼的采访”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3.
[3] 参考 Jordi Tejel， “Suriye Kürtleri. Tarih， Siyaset ve Toplum” (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历史，政治和社会)， İntifada yayınları， 伊斯坦布尔 2015; Sirwan Kajjo， Christian Sinclair， “叙利亚库尔德政治的演变(1927-2011)”，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p.php?article38710
[4] 参考 Thomas Schmidinger， Suriye Kürdistanı’nda Savaş ve Devrim (“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战争与革命”)， Yordam kitap， 伊斯坦布尔 2015
[5] Ergun Aydinoglu， Fis Köyünden Kobané’ye Kürt Özgürlük Hareketi (“在科巴尼菲斯村中的库尔德解放运动”)， Versus， 伊斯坦布尔 2014
[6] Murray Bookchin， Geleceğin Devrimi， Halk Meclisleri ve Doğrudan Demokrasi， Dipnot， 安卡拉 2015 (“未来的革命，人民委员会和直接民主——文集The revolution of the future， popular councils and direct democracy – collection of articles”)
[7] 例如奥贾兰说：“所以土耳其能很好地理解我。我并没有反对一个统一的国家。我尊重这面旗帜。在我的坟墓中你能找到三面旗帜。一面是欧盟的旗帜，一面的统一国家的旗帜，一面是邦联主义的旗帜，它象征着民主。” (“Öcalan’s Days In Imrali”)， İthaki yayinlari，伊斯坦布尔，2011
[8] Alex De Jong， 《斯大林主义的幼虫变成自由主义的蝴蝶？库工党意识形态的演变》-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914
[10] T. Schmidinger， 参考注释 4 http://www.demokrathaber.org/guncel…
[11] Yasin Duman， Rojava， Bir Demokratik Özerklik Deneyimi (“罗贾瓦，民主自治的经验”)， İletişim yayınları， 伊斯坦布尔， 2016
[12] Tejel，参考注释 2， p. 250
[13] 被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下属第四国际执行局通过的文件《支持库尔德人争取自由与尊严的斗争》可以作为这种阐述的例证。参考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