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绿色新政”倡议带来的挑战

内勒（Kamran Nayeri）著

夏瑾　译

继轲　校订

联合国缔约方第24次会议（COP）在波兰的一个煤矿区卡托维茨（ Katowice）举行，来自大约200个国家的外交官们“在一夜讨论会议之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它可能会推进对抗正在发展的灾难性气候的斗争（《纽约时报》，2018年12月25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10天前同一家报纸的报道的话，这话听起来是空洞的。在巴黎协议签署两年后，温室气体的排放在2018年像“高速货运列车”一样加速。

两个月前，即（201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纽约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告诉全世界，如果世界各国政府“直到2020年还不改变路线，我们可能会面临错过避免气候变化失控的节点的风险。”让我们记住，离现在只有两年了。很明显，世界正面临着气候紧急状态，而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主要污染排放国家在尽一切努力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

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实际上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危机的两个方面。

为了解决危机，人类必须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未来的道路。因此，所有改革当今文明的尝试，以解决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其不是自我武装的劳动人民正在进行的和不断深化的斗争——他们手持建立一个自我组织和自我动员的运动的行动纲领和策略，以建成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的一部分，就一定会失败。

美国的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为气候正义运动及其一小部分生态主义者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机遇和挑战。虽然它的明确目的是与气候危机作斗争，该组织并没有吸取法国自发的黄背心抗议活动中显而易见的关键政治教训——现有政党是不值得信任的。

因此，日出运动支持民主党女议员亚力山德拉·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 Cortez）的提案：通过在本月的立法会议上成立绿色新政委员会来实施“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它利用游说手段，尽管是通过在美国国会大厅举行抗议，要求采取立法行动来阻止气候危机。

一些气候正义组织和几个小型劳工组织，以及20多名现任和公正当选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已经签署了奥卡西奥·科特兹的提案。

这种发展并不令人惊讶。劳工和气候正义运动中的主要团体一直在通过民主党工作，基本上接纳了一名议员及其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改革措施。

同样意料之中的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DSA），其队伍激增了数千名新成员，其中包括从前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2016年民主党竞选活动的支持者——他们决定以民主党的身份参加2018年的选举。这遵循了自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主要是美国共产党）的改良主义传统。在他们看来，任务不是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而是通过把民主党“推向左派”来改良它。

我不需要提醒读者这一“策略”有几十年的失败记录，这可以通过在同一路线下所有美国的进步运动的解散来得到证实。想想过去几十年劳工、黑人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以及这些曾经强大的运动是如何使它们自己变成泡影的，这是他们留在民主党的“大帐篷”（Big Tent）里所付出的代价，它们试图“把它推向左派”，而不是建立自我组织和自我动员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战斗的劳工政党来追求它们各自的诉求。

无视美国现代政治史的教训，“制度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 ，简称SCnCC）的领导人泰德·富兰克林（Ted Franklin），同时也是东旧金山湾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SA）的成员，为奥卡西奥·科特兹的改良主义路线喝彩。他写道：

 “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特兹在政治舞台上近乎神奇的现身给气候活动者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即一个大到足以应对危险的项目将会成为国家辩论的一个实际主题，它在必要的时间范围内使我们有机会同气候灾难作斗争。

她关于成立‘绿色新政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for a Green New Deal ）的提议……随着民主党高度活跃的进步基础对抗来自共和党的新法西斯主义势力、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一翼以及正在左倾但仍被困在公司利益之中的既成进步势力的三重阻碍，正在获得动力。”(富兰克林，2018)

我作为一个在全国“制度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网络工作了大约三年并且了解和尊重富兰克林的积极成员，他拥抱奥卡西奥·科特兹的改良主义路线使我感到惊讶。显然，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反对改良。因此，我发言赞扬富兰克林在其中充当领导的“奥克兰无煤炭联盟”（Oakland No Coal Coalition），但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和动员起来的劳动人民群众获得的改良才能持续下去，这是增强我们的自信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在生态社会主义未来之路上取得其它胜利的基石。

奥卡西奥·科特兹提出的政治路线，以及追随她的日出运动，还有现在的富兰克林，走的是同上述正好相反的路线。它误导和迷惑一切激进青年和工人，声称通过资本主义的民主党，而非建立我们自己自下而上的反资本主义组织，最终形成一个以我们自己改造的群众组织诸如工会为基础的革命性工人政党，来作为系统地对抗气候危机的出路。

因此，即便当现任民主党人乔·克劳利（Joe Crowley）在民主党初选中被奥卡西奥·科特兹击败时选民的动向是左倾的，她决心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来活动及其后续的运动路线即改良民主党，是完完全全的对工人独立于美国资本主义及其两党制的组织和动员的损害。

现实与幻想：特别委员会

富兰克林似乎在政治上支持奥卡西奥·科特兹的路线，前提是没有一场为阻止和扭转气候危机而奋斗的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民主党进行全国范围内关于“绿色新政”的讨论以避免危机。那么让我们详细考虑他的观点。

就像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所有在革命政治中追求捷径的人一样，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富兰克林却扭曲现实以适应他的幻想。首先，他假设由于奥卡西奥·科特兹提出了成立“绿色新政特别委员会”的想法，这些都已经成为事实（即“没有一场为阻止和扭转气候危机而奋斗的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是通过民主党进行全国范围内关于‘绿色新政’的讨论以避免危机”）。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众议院的民主党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可能已经要求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凯西·卡斯特（Kathy Castor）在新的国会中领导一个“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 ，它曾被前共和党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解散。尽管佩洛西和卡斯特都提到了她们希望创造“上千万的绿色就业”（thousands of green jobs），却绝口不提“绿色新政”，甚至不清楚奥卡西奥·科特兹是否会被派到卡斯特的气候变化委员会来。

事实上，卡斯特已经对禁止那些从化石燃料产业获得财政资助的代表在她的委员会中任职的意见提出异议，理由是这将违反宪法，因为这将会侵犯到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这是化石燃料产业的法律观点。

日出运动的政治总监埃文·韦伯（Evan Weber）对这一声明回应说：“南希·佩洛西有权决定‘绿色新政特别委员会’的生死……日出运动的立场是，并将继续是，它还没有结束，直到她明确表示它已经结束。”（见报于《另类新闻：逆流之声》Other News: Voices Against the Tide，2019年1月）这是一个可悲的声明，它表明完全无能为力的气候正义活动者把希望寄托在了民主党身上。

现实与幻想：关于气候变化和“绿色新政”的及时全国性辩论？

由于奥卡西奥·科特兹提议的特别委员会被民主党领导层否决，富兰克林的其它乐观预测似乎也不再有可能了。但让我考虑一下如果就像富兰克林所希望的那样，它们实际上成了现实。

如果我们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的话，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在2020年之前不采取行动，它们将没有时间来制止这场失控的气候灾难，但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采取行动来阻止最严重的气候危机。

尽管如此，富兰克林仍然认为民主党不仅会迅速采取行动组建奥卡西奥·科特兹的特别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将迅速举行听证会，并制定一项“绿色新政”，这还将引发一场很可能推进最终立法的全国性辩论，以及一项类似的法案将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将在时间耗尽之前由特朗普总统签署！那是一年后的事了！

当然，富兰克林忘记了，我也不想过分强调这点，即气候危机只能在世界范围内由最主要的污染者带头解决。所以即使事情就像富兰克林想象的那样进行，如果某大国和欧盟未能跟进，这场危机将势不可挡。事实上，富兰克林自己已经列举出了阻碍迅速的和有效的立法进程的巨大障碍，包括“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一翼”、其中的“既成进步势力”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共和党。然而他仍然把奥卡西奥·科特兹的提案作为一个可行的选择！

 “绿色新政”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激进的主张。事实上，它的各种形式都是受到革命的生态主义者批判的某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包括“制度变化而不是气候变化”网。

民主党新自由主义派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在近11年前首次提出了这一建议，以阻止气候危机。（《纽约时报》，2007年1月19日和2007年4月15日）弗里德曼力推技术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魔力，他的“绿色新政”理念也由此而来，他还影响了气候正义运动。“地球正义”采访了他的绿色新政观，绿党也接受了这个想法，并补充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国会女议员奥卡西奥·科特兹把这个想法变成了“她自己的”，一些气候正义组织和小型劳工组织也支持这个想法。同时，也没有人质疑其三分之一的席位属于美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美国国会怎样以及为何将以某种方式通过一项可以真正阻止这场危机的“绿色新政”，而美国总统将在没有任何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抵制——这些力量几十年来阻碍着对这场危机进行严肃讨论——也没有大规模工人群众的动员之下签署这项法律。

富兰克林的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到谁能阻止气候变化——是资本主义政客还是美国及世界上的劳动人民。

缓解气候变化是个大问题

要理解资本主义者的缓解气候辩论，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决策圈子正在进行的关于改良资本主义以提高运作效率的讨论。医疗卫生政策辩论是最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一名健康政策学者，我有机会详细记录和展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医疗卫生改革提议是如何被限制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盈利危机的忧虑的框架中的。美国国会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会有什么不同吗？

正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制定者拒绝将医疗改革的辩论定为一项人权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关于“绿色新政”的辩论会有什么不同——把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置于决策审议的中心，而不是更好地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机器加油。

已经有一长串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精英公开表示支持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气候缓解政策。就在去年9月，加州州长布朗（Brown）在继2017年5月24日旧金山的“气候变化是个大问题”（Climate Change is Big Business）会议之后召开了气候峰会，他在会上应邀作了主题发言人。

2018年12月13日，美国资本主义的另一位战略思想家约翰·克里（John Kerry）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抱怨热浪“夺走了1530亿小时的劳动力” ，热带传染病如何向北移动，以及二十多个国家农作物产量下降的情况：“到2050年，美国中西部的农业生产力可能会下降到几十年年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州右翼民主党州长库莫（Cuomo）呼吁为纽约制定“绿色新政”。

有必要将最初的“新政”置于其历史背景中。与改良主义者的幻想相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人民公仆”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在20世纪20-30年代类似的意图是由与其相对立的资本主义领导人提出的。法西斯主义的墨索里尼政府启动了一项公共工程项目，即建立塑像和角斗场来重塑罗马的历史辉煌，而这有助于激发意大利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希特勒建造了高速公路系统，当他发现它没有汽车时，他下令大规模设计和生产大众公司的甲壳虫汽车（“人民的汽车”）。 

丘吉尔监督了早先福利计划的重新实施，例如失业保障，以把英国建立成福利国家。不用说，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竞争对手也都忙得不可开交。

当今世界在重要方面是相似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产生的美国帝国主义霸权正在结束。据悉，某大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它有着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尖端的技术，甚至在军事上，在太平洋地区已成为无可争议的力量。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是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缓慢衰落及其领导危机的又一个迹象。因此，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引起了美国统治阶级和工人群众各阶层的怀旧之情。他与美国的主要盟友之间的争斗关系以及他的贸易战行动同样反映了同样落后的美国精英阶层使用原始的美国帝国主义力量来维持其在世界事务中日益衰落的霸权的渴望。

美国资产阶级中最具前瞻性的成分主要是民主党，他们的目标是在新产品和新产业——包括“绿色技术”——的基础上振兴经济。这就是的“绿色新政”的真面目，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就连精明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开始支持重新将美国经济设计为混合经济：“可以想象运行一个只有2/3的资本家所有、1/3公有的效率相当高的经济——即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纽约时报》，2018年12月22日）他们所谈论的充其量都是“绿色资本主义”，而不是阻止和扭转气候危机所需要的那种生态转型，难道这会有疑问吗？

从避免气候灾难、以及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和核战争威胁（美国的统治者，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已经向改良核军备投入了数亿兆美元；不要欺骗你自己他们不会使用它！），还有全世界生态社会的全盘危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资本主义政策的拥趸有丝毫靠近解决方案。

当选女议员的奥卡西奥·科特兹也是如此。否则她就会把那个计划作为她的竞选纲领，并在其中教育“日出运动”的活动者，以及提出工人阶级为这一计划而战的策略。相反，她决定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参选，并将精力用于推动民主党左转（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当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占据了多数席位时，南希·佩洛西——她曾在一年前对一名学生说，民主党是资本主义的政党——再次成为了最有可能当选的众议院议长，而她只是轻轻一碰就把奥卡西奥·科特兹推到了一边。

自由派和工人阶级革命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认为权力来自“选民”，后者则认为权力源于自我组织和自我动员的工人群众。

奥卡西奥·科特兹是一个自由派，而不是革命者。她没有任何帮助动员独立的工人阶级行动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工业资本主义文明（anthropocentric industrial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通向一个生态中心的社会主义未来的计划、策略或战术来源。另一方面，富兰克林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难道不应该告诉“日出运动”的活动者，要克服气候危机，我们不应该仰仗民主党、美国国会或任何资本主义制度，而应该依靠我们劳动人民自己的力量？

当然，我并不否认，如果我们不能在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进行大规模的逆转，那么人类正面临着可能的灭绝，这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结果。但让我问富兰克林为什么人类会陷入这样的困境，若非由于数十年来改良主义者的背叛？难道现在不是在劳工、气候正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对抗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时候吗？

2019年1月16日

原载美国社会主义行动网站（www. socialistaction.org）。作者内勒（Kamran Nayeri）是长期委身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作家和活跃分子，并且经营博客“我们在世界的地方：生态社会主义期刊”（Our Place in the World: An Ecosocialist Journal。网址：athumanliberation.blogspot.ca ）

原文题目：Challenges posed by the ‘Green New Deal’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9/01/16/challenges-posed-by-the-green-new-d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