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处在革命时代的音乐家

[英国]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  著

白萌  译

Sheng Kai  校

今天是公元202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贝多芬(Ludwig Beethoven)诞辰250周年。贝多芬出生于1770年12月16日或者17日,具体是哪天,没人能说得清楚,就连贝多芬本人也不知道。在众多古典作曲家当中,举世公认贝多芬的音乐最具有革命性。我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贝多芬就生活中那样的时代。

贝多芬出生于“启蒙运动”时期,那时欧洲人刚从宗教与专制的樊篱中挣脱出来,正高举自由、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而以“自由贸易与竞争”为基石的经济新秩序刚刚现出一缕曙光。贝多芬六岁时,亚当·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美国正在进行独立战争,在法国金融和军事的双重支持下,那些在美国的早期英国殖民者脱离英国的统治,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投票的共和国,并在这一年举行了投票。

我认为,贝多芬音乐的一生随着革命的动荡而起伏,尤其与法国大革命的潮起潮落息息相关。法国大革命终结了专制统治和封建权力,宣扬平等、自由、众生(男人)友爱。少年的贝多芬同许多欧洲的年轻人一样,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这场革命。

贝多芬的父亲是一名乐师,名叫约翰,拥有弗拉芒人(Flemish)的血统,就职于波恩选帝侯宫廷(在现在的德国)。贝多芬七岁时第一次登台演出,1792年去维也纳师从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这是一位与莫扎特(Amadeus Mozart)一起改变了维也纳的音乐传统的人物,可惜的是,莫扎特于前一年,也就是1791年去世了。

维也纳当时处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贝多芬正沉迷于拿破仑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坚定地支持共和党,经常在书信和谈话中谈及自由的重要性。他蔑视皇权。他在给他早期的资助人卡尔·利希诺夫斯基(Karl Lichnowsky)亲王的信中写道:“你之所以是亲王,靠的是出身,我之所以有成就,靠的是我自己。”据说,奥地利帝国的君主弗朗茨二世(Franz II)拒绝与贝多芬有任何瓜葛的理由是,贝多芬的音乐有某种革命性。这位作曲家与德国伟大的作家兼诗人歌德(Goethe)的友谊在1812年嘎然而止,原因是,他们在公园里一起散步,迎面遇到奥地利的王后,歌德谦卑的鞠躬,而贝多芬则轻蔑的转过身去。

这种革命精神在他的音乐作品中体现地更加充分。他把德国文学的诗意与法国的革命歌曲糅合在一起,颠覆了古典音乐的风貌,把古典音乐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曾说,“贝多芬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又生活在那个时代。即使在雅各宾派独裁统治时期,当神经脆弱的人文主义者厌恶革命,更喜欢在舞台剧里拿一把纸糊的剑摧毁暴君时,他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贝多芬,这位平民天才,面对帝王、王子和权贵,高傲地转过身去。他的自信坚不可摧,他的悲愤充满力量,他与命运的搏斗让人激起怜悯之心,他的意志犹如钢铁紧紧扼住命运的喉咙。这就是我们喜爱的贝多芬。”他不仅改变了音乐的作曲方式,还改变了人们倾听音乐的方式。他的音乐不再平静,而是充满了震撼和激荡。

我认为贝多芬的音乐作品可分为四个时期,正呼应着他一生中经济和社会的四次起起落落。他的一生经历了三次资产阶级革命: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的哲学革命。他人生的第一个时期是欧洲革命的上升期,他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名青年,这一时期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升期,1972年雅各宾极端主义政权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法国大革命达到高潮,这一年贝多芬22岁。

1794年到1815年是贝多芬人生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遭受挫折,雅各宾派被推翻,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这位用军事捍卫革命政府的英雄上位成为独裁者。他的军队推翻了奥地利帝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普鲁士半封建的集权统治,这也意味着把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和法律传播到了欧洲。

这一时期贝多芬走向成熟,创作了几首伟大的作品。他雄浑的第五交响乐处处洋溢着革命的味道。有人这样描写被刺杀的法国革命领袖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我们发誓,手握利剑,誓死捍卫共和与人权。”在创作过程中,贝多芬曾说,这就是这首交响乐要表达的内容。《费德里奥》(Fidelio)是他写过唯一一部歌剧,讲述了一个女人独力把她的丈夫,一名政治犯,从西班牙监狱释放出来的故事。故事背景的设定从法国改为西班牙,是由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其中包括他对西班牙政权的痛恨。

革命的精神触动着第五交响曲的每一个小节。杰出的开头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扣人心弦的序奏。巧合的是,开头短短短长的节奏在摩斯密码中代表字母V,亦即胜利(victory),在二战时期曾鼓舞法国人民与德国侵略者作战。音乐指挥家尼古劳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ancourt)曾评价说,“第五交响曲不仅仅是音乐,它是政治宣言,它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美好。让我们改变它!现在就干!”

另一位音乐指挥家和音乐学家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John Elliot Gardener)发现,贝多芬交响乐所有主题都与法国大革命的歌曲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战斗号角——“马赛曲”中“前进!前进!”那警世的呐喊声回荡在“英雄交响乐”开篇的和弦中。第五号钢琴协奏曲(又称皇帝协奏曲)流露出“军人的力量。”《费德里奥》中的小号段落则与亨德尔的《弥赛亚》(Messiah)的和声部分“小号将要吹响……我们将要改变”相呼应。

在贝多芬28岁那年,也是他声名显赫的时候,有可能是一场脑膜炎影响了他的听力,他的听力开始逐渐衰退,这种可怕而顽固的疾病困扰着贝多芬,他这一时期的创作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尽管直到晚年,他也没有完全丧失听力,但他意识到自己病情一天天恶化,变得喜怒无常、郁郁寡欢,甚至一度有自杀的倾向。

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法国海军被英国海军击败,之后法国开始对欧洲大陆实施封锁,造成食物短缺,欧洲的经济也开始恶化。这时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也令贝多芬情绪低落。直到1802年,贝多芬对拿破仑的看法才开始改变。同年,贝多芬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气愤地写道,“拿破仑与教皇签署协议之后,一切又回到了糟糕的原点。”1804年,拿破仑自立为皇帝的消息传来,贝多芬的敬仰之情最终变成了憎恨,他气愤地划掉了新创作的乐谱(即第三号交响曲《英雄》)中对拿破仑的献词。这份交响曲手稿保存至今,我们今天仍能看到他划地那么用力,以至于纸上戳出了一个洞。然后他把这首乐曲献给了大革命时期的一位无名英雄:这首乐曲也就是后来的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人生的第三个时期伴随着欧洲经济的大幅下滑和回跌。1815年拿破仑战败,被推翻的君主在欧洲复辟,贝多芬陷入了绝望,几乎搁笔。各地的进步思想陷入衰退。胜利的英国大地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Shelley)和拜伦(Byron)被流放。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写出了《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部对偏执的迷信和种族主义感到失望的小说,这部小说也是在对抗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经济无序的科学工业主义。这是浪漫主义和革命终结的时代,这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这类人物的时代。李嘉图与贝多芬的年纪差不多,他在1817年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和税收的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这部著作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是资本主义的赞美诗。

1816年至1819年是欧洲人们困苦的几年,情况有点类似新冠肺炎(Covid-19)肆虐的2020年。欧洲经济陷入持久的寒冬。1816年因为气候异常,欧洲的气温跌至历史最低,这一年被称为“无夏之年”,又称为“贫穷之年”。粮食欠收,食物短缺。德国的情况最为糟糕。尽管饥饿之年,骚乱司空见惯,1816年和1817年因食物短缺引起的骚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民众骚乱的最高峰。这是19世纪欧洲大陆最严重的饥荒。

维也纳保守的氛围让贝多芬感到窒息,他看不到任何变好的希望,他写道:“只要奥地利人有啤酒喝,有一丁点的香肠糊口,他们永远不会起来反抗。”

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德国和奥地利开始由农业国家转变成工业国家,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也就是贝多芬的晚年时期,欧洲经济开始复苏。事实上,1825年资本主义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平民开始起来斗争,最终在1830年推翻了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1832年在英国通过了改革法案,第一次允许富裕的成年男子拥有投票的权力。

贝多芬1827年去世。在1824年,他发表了最后一个杰作:贝多芬长时间在构思一篇合唱交响乐,并把德国诗人席勒(Schiller)的诗篇《欢乐颂》(Ode to Joy)作为主题。这篇诗作最初发表于1792年,改编自德国共和党人唱的一首祝酒歌,1792年贝多芬就读过这篇大作。实际上,席勒最初把这篇诗作命名为《自由颂》(Ode to Freedom),但由于保守派的巨大压力,把“自由”一词改为“欢乐”。席勒的《欢乐颂》成为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主题,现在也被欧盟采纳为盟歌。

第九交响曲被称为人类的《马赛曲》,它重现了贝多芬的革命主义乐观精神,是在厄运和失败面前,拒绝低头而发出的吼声。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