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动荡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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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由即将卸任的国际委员会提交给大会审议，以109票赞成同，5票反对，1票弃权的方式通过。
前言
以下这些“论点”并没有详细指出或形成完整的结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一种国际集体反思的进程。它们经常依赖已共享的观点，但试图进一步讨论这些分析的含义。为此，冒着过度简化复杂现实的危险，为了突出看起来是新的事物，它们会“筛选”当下这些常常是不完全的演变。
进行的转型不断深化：它们展现出矛盾的方面，在各领域产生影响。我们并没有看到井然有序建立的一个稳定的新世界秩序。全球化的资本统治供养着不稳定。世界列强间的力量平衡的演变不是事先确定的，结局无法预料的巨大冲突将决定胜负。但是，有可能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进行评估，分析当前正在发生的动态及其政治影响。
一、新帝国主义集团
首先观察到，当前的地缘政治与20世纪初期或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几十年里盛行的地缘政治大为不同。苏联内部解体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腾飞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大国间冲突的动态不可预测，并具有极其危险的后果。广义而言：
当前的形势很大程度上由已建立的主要大国——美国和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它要求进入顶层竞技场）之间的冲突所构建。这场冲突正在各大洲和所有领域内发生：经济、金融和货币、外交、地缘战略（控制资源和沟通渠道）、争夺国际机构的领导权……
在军事层面上，美中冲突在东亚成型。从2013年起，北京能够确保其对南海的控制。华盛顿正利用朝鲜危机夺回主动权。为了重申美国的霸权，唐纳德·特朗普毫不犹豫地挥舞着核干预的威胁。数十年来第一次动用核武器变成真正的危险，美国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他们还要对恢复军备竞赛负责。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基地，实际上主要是要抵消中国的核能力，后者反过来设想部署海洋战略潜艇舰队。
这种军备竞赛的复兴，从建造新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舰队，到美国或法国等国家将核武器“现代化”，图谋使其在局部冲突中可运用和政治上可接受。
俄罗斯没有中国的基础和经济或金融手段。另一方面，它掌握着世界上第二大核武库（包括海洋战略潜艇舰队），这是处于永久战争状态的地球军事化大气候中的重要资产。虽然莫斯科的活动范围比北京的窄，但它在叙利亚起着决定性作用，在那里它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它的影响力正在增长，特别是在中东和东欧，它与西方集团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对抗性。
新形势反应了深刻变化。除了确认中国或俄国是新（原始）帝国主义（见第四章），我们还要特别注意：
·传统帝国主义地位的多样化：“超级大国”美国；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帝国主义的失败；“衰落”中的英、法帝国主义；军事上“无牙”的帝国主义（尤其是德国，还有插足到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继续处于从属地位的日本帝国主义（尽管它拥有一支既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航空母舰的庞大军队）；历史上属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一些西方国家（希腊）的社会崩溃危机……
·国际劳动分工中发生深远的变化，由于经济的“金融化”，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去工业化，促使产品的全球生产重心得以重置，尤其是转向亚洲——不过不应忽略的事实是，美国、德国、日本仍是主要的工业大国。
·各帝国主义呈不均衡发展，在一些地方在增强，在另一些地区则在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等级也因此而比过去更为复杂。美国仍明显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子；美国是唯一可以宣称在所有地域都颇有权势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总体上还要面对经济形势相对下滑的趋势，并经受其全球力量受到的限制（见第九章）。
怎样鉴定新大国（中国，俄国）不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很好地重新评价传统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秩序——变化中的地位。鉴于当前各地缘政治集团内部日益分化，必须重新调整如“中心”和“外围”，“北方”和“南方”等一些经典概念。
二、地缘政治的长期不稳定
第二点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而是完全走向反面。
当前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大西洋集团”的帝国主义集团——因为它是围绕着北美/欧盟这个轴心组建起来的。如果我们给这个词以地缘战略而不是地理学的意义，它其实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这是一个在美国控制下的等级制集团。北约是其有特权的、长期的军事一翼。它在欧洲和俄罗斯势力范围边界的部署表明它原有的功能还在，这条边界再次成为一个冲突地域。
北约希望进一步向东行动，但没有取得巨大成功。中东危机表明，北约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在各地强推其秩序的行动框架。北约与自己的地区支柱土耳其关系紧张。不同类型的联盟已形成，以适应各种战区相互敌对的政权，如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其欧洲成员在军事上的付出仍然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助长了特朗普上任伊始对其进行的攻击。
在意识形态上，统治阶级面临着一场合法性危机，而且经常是严重的制度失灵——它们正在失去对像美国（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中的胜利，进而在总统选中获胜举）和英国（脱欧公投）这类关键国家选举过程的控制。
最近的长期危机由多种原因促成：
·帝国主义国家仍有保证利于资本积累条件的作用，但全球资本的运作比之前更加独立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分离有助于使之前的“私家猎场”——几乎完全受世界上传统帝国主义国家影响的地区（尽管拉丁美洲的程度较小）——易被渗透或解散。资本的高速流动摧毁了社会平衡，破坏了政府稳定行动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生产线日益的国际化同样削减了政府以统治阶级集体利益的名义实施经济政策的能力。
·前所未有的金融化水平、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虚拟资本的发展，在最近几年里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如果没有打破它们间的联系，那么就会导致虚拟资本与生产过程的更高程度的分离，而最初的借款方和贷款方的关系就会膨胀起来。金融化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增长，但其过度发展加剧了这种增长的矛盾。
·债务体系现在运作于北方和南方。债务是企业资本所实行的独裁的重要工具，并发挥直接的政治作用，如希腊所展现的那样，债务加强并深化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维持。公共债务被用作借口来消除社会收益和解除公共服务，强迫各国政府放弃主权。它结合着自由贸易协定，阻碍国家政府实施替代政策以摆脱社会危机。
·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债务正在急剧增加，使当地资本受益掌握在保留买办特征的资产阶级手上。在北方统治南方或中心支配外围的统治关系的背景下，公共债务不仅是在外部形式上发展。它也被主导国家的资产阶级用作积累和统治的工具。
·2007—2008年危机没有给许多南方国家造成和北方同样的破坏性影响。这些国家受到2003年商品价格暴涨开始时刺激的外汇积累的相对保护——以及持续的低利率。然而，自2008年以来，由于信贷准入制度在危机中保持不变，以及北方私人银行损失的社会化，全球主权债务增加了50％。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规模的新金融危机都将对整个地球产生强烈反响。
·通过以获得商品来授予有条件信贷的侵略性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主权债务的主要债权人之一，与传统帝国主义、国际金融机构和大资本金融一样。在发生危机时，它可以利用债务国的支付困难来加速攫取财富，从而加强其成为帝国主义大国的主张。
·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已经爆发；它是帝国主义内部冲突（要用货币来定义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一个方面。
·过去，地缘政治联盟一方面是由东西方的冲突来“确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中—苏冲突来“确定的”；现在地缘政治联盟越发不稳定了。
·阿拉伯地区革命进程的兴起，以及其内部竞争的两极引发的反革命，在从中东到撒哈拉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广大地区造就了无法控制的局面。
·首先，苏联剧变后，资产阶级和（传统）帝国主义国家有一种浓厚的获胜者心态：渗透东方市场，干涉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现在，他们在军事上碰了钉子，还面临着财政危机、新力量的出现及阿拉伯地区的革命……所有这些都在导致它们丧失地缘政治的主动权和控制力：今天，华盛顿主要是对突发情况作出反应，而不是打算强行推广美国的秩序。
·在此背景下，地区大国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埃及、阿尔及利亚……南非、巴西、印度、韩国……尽管它们在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但它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此外还充当地区宪兵（就像巴西对海地一样）。（见第四章）
·1997年到1998年和2007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在政治（统治体制的非法化）、社会（一些国家受其直接影响而带来的异常血腥的局势）和结构方面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包括债务激增。这不仅是几年后爆发的伟大民主运动（广场占领运动）的背景，而且也是由“中产阶级”的恐惧滋生的反动而公开的反民主活动抬升的背景（例如在泰国所见）。
再加上生态危机和人口的大规模流离失所，全球秩序的结构性不稳定产生了新的贫困形式（如菲律宾），这需要进步组织来实施适当的政策。
三、全球化与施政危机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想利用苏联集团的解体和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开放，来建立有统一规则的全球市场，以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在全球部署资本。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只会非常严重——此外，这些欢欣鼓舞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不想预见的发展加剧了这个后果。
事实上这一方案包括：
·取消民选机构（议会、政府……）对重要问题的决策权，并迫使它们将这些决策权归入由其他地方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自由贸易条约和欧盟机构等）决定的立法措施。因此他们要打击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意识形态上，这是用“管理”来取代民主。
·源自相关国家和地区（欧洲式的历史性妥协、拉美式的民粹主义，亚洲式的国家威权主义，多种形式的再分配保护主义等）具体历史中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正当方法”，在“竞争”优先权的名义下，失去了合法地位。其实，所有这些模式都是要调整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也因此而阻碍了帝国主义资本的自由部署。
·使普通法从属于企业的利益，这样当投资同民众的健康权、健康的环境、安全的生活相冲突时，政府要保证企业获得预期利润。这是新一代自由贸易条约（由主要的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完成的完整体系）带来的主要挑战之一。
·无休止螺旋式地取消社会权利。传统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确实在所谓“集中”的名义下削弱了工人运动并使之处于危机中。以加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为名，他们借机通过系统持续的攻势以摧毁工人（尤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曾赢得的集体权利。他们不会去强行推动一种工人更加有利的新“社会契约”，而是想远离这类协议，并掌握所有潜在的赢利行业——因为这些公共行业，如医疗、教育、养老金制度、交通等原先都是不在他们控制之下。
·公共服务私有化和私人债务的增加促进了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剥夺的大规模进程，使其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陷入一种使人联想起十九世纪欧洲工人阶级命运的状态。特别是在日本（1990年代），美国（2006—2007），爱尔兰和冰岛（2008年），西班牙（2009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人阶级家庭被赶出他们的住所。在希腊，作为2015年第三份备忘录的一部分，银行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债务。
•从美国到智利，从英国到南非，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高等教育的费用上升，迫使数百万青年工人阶级以极大的比例承担债务。在上个世纪大学大规模扩招后，这是一个重大逆转。农民债务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后果严重不人道：自1995年以来，印度报告了30多万农民自杀事件（这一数字还没有考虑到无地农民和妇女的自杀事件）。一般而言，私人债务增加了对最边缘人口的压迫——例如，住房驱逐主要影响有子女的女户主单亲家庭。
一种新的统治模式
资本主义全球化也意味着：
·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帝国主义资本与领土间的关系均已发生变化。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政府不再是大型工业项目或社会基础设施（教育、健康）发展的领航员。尽管它们继续支持全世界“本国的”跨国公司，不过后者（给他们权力和国际化）不像过去一样依赖它们的原籍国：二者的关系比起以前来更加“不对称”……政府仍然必不可少的作用是要承诺：有助于建立资本普遍流动的规则，向资本的胃口开放整个公共部门，有助于摧毁社会权利并保持对其人口的有效控制。
·所以我们要处理构建世界主导者关系的两个分层系统，如我们在第一点里提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层已经很复杂了，而大资本的分层以网络的形式遍布全球。这两个系统已不再重叠，尽管国家在为第二点服务。
资本主义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新的全球阶级统治形式，它在结构上也不稳定。事实上，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导致了关于合法性和治理混乱的公开危机，导致了持久的危机状态。世界范围内的所谓规则中心（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安理会……）无法有效履行其职责。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削弱了作为国际资产阶级谈判框架的机构。
一个阶级不能在没有调和、没有社会妥协——没有合法性来源，不论其来源是历史的、民主的、社会的、革命的……——的情况下维持对社会的长期统治。但在资本自由运动的名义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清算这一领域里几个世纪来的“诀窍”。而侵略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在摧毁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社会结构。在像希腊一样的西方国家，事实上很多人被剥夺了享受医疗保险和健康服务的权利，这个事实对欧洲资产阶级的不可妥协的红线说得太多了。
帝国时代，必然要保证自己对殖民地的所有权——还有（尽管是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在冷战期间的势力范围——的稳定。今天，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和金融化依赖时间和地点……因此，在全球化的打击下，整个地区可能全都陷入长期危机中。由腐朽的独裁政权所强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阿拉伯世界激发了人民起义，在非洲引起了广泛的动员，触发了政权危机和猛烈的反革命的回应，导致了剧烈的不稳定。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是，它将不稳定当作一种永久的状态：它等同于新的全球统治体系的正常运作。之前，严重的不稳定与经济危机的爆发有关，危机是长时期“常态”中（即相对的稳定）特殊的时刻。危机当然仍然发生，但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
四、新（原始）、（亚）帝国主义
自1991年后，传统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以为，他们可以透过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让这些国家自然而然地屈从于他们——他们甚至怀疑北约是否还有必要再处理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一假设并不荒唐，就像中国在21世纪初的形势和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的条件（非常有利于国际资本）所表现的一样。但事实却全然不同——而且这似乎并未如当时的列强所初步或认真设想的一样发生。
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第一次出现，现在再次出现在亚洲：中国，一个重要的事实，特定历史的结果。
在中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国家内和政权里形成了，其主要方式是官僚的“资产阶级化”，他们通过我们所常见的方法将自己转变为财富所有者阶级。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种独立的基础（毛主义革命的遗产）上重建起来的，而不是从最初有组织地从属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也是如此），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一种非常特别的历史遗产，还保持着原有样式（这个社会源自于非常特别、史无前例的历史，分析它的工作远未完成）。
无论这个政权和它的经济有多少弱点，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自2013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部署了一个日益雄心勃勃的、侵略性的、显然是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军事部署（特别是吉布提基地），巩固影响区和政府的从属地位，攫取土地和矿产资源，资本输出和控制国外公司，剥夺当地人口使他们倾家荡产……在许多国家，工人阶级正承受着这些措施带来的后果的猛烈冲击。自2017年以来，向中国以西扩张的庞大计划，即所谓“新丝绸之路”（或“一带一路”，简称OBOR），旨在增加中国在印度洋、中东、非洲、中亚和欧洲、拉丁美洲的经济、金融、政治和军事存在。
中国的例子独一无二。俄罗斯在经济上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出口（其中石油产品占三分之二）。 它的国际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核武库的规模（世界力量平衡）和其区域性打击力量（克里米亚,叙利亚）的有效性。它实施的帝国主义政策没能像中国一样成为一个新的更富有的帝国主义大国（因此使用“原始”一词来限定它）。
金砖五国曾想在世界市场舞台上共同行动，但没什么成效。这些国家所组成的这个脆弱的“集团”并不能步调一致。巴西、印度和南非可以定义为亚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和地区宪兵，但同过去比明显不同：它们从输出资本（看非洲开放中的“伟大竞赛”吧，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巴西、南非、中国、卡塔尔、土耳其、尼日利亚、安哥拉等等在此展开竞争）的更大自由中获利。
争夺非洲。当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的抢夺、掠夺、剥夺，陷入困境的国家、社会结构受侵蚀、武装冲突和政治军事化等问题时，世界其他国家正在努力投身于非洲。
在人类面临的多维文明危机背景下，正在进行着对非洲自然资源的争夺。从殖民时期到现在，非洲自然资源的开采主导了其经济。正如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1]早期所描述的那样，铁、铀、钻石、黄金和橡胶以及其他贵重商品的开采，以牺牲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代价，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扩张，助长了非洲政治进程的腐败。
2013年，在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中，有六个在非洲。
今天，由于对战略矿产、石油和其他商品的渴求覆盖了非洲大陆，无论对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追求利润和霸权继续推动人们开采矿产资源。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给非洲人口带来的破坏性，但刚果民主共和国（DRC）资源丰富的情况最为令人印象深刻。在刚果（金）的土地下估计有（2011年的价格）24万亿美元的自然资源，包括丰富的石油、黄金、钻石、计算机芯片中使用的钶钽铁矿、喷气发动机和电池中使用的钴和镍、浴室管道用的铜、用于炸弹和发电厂的铀、用于几乎所有物品的铁。这种财富是无尽痛苦的根源，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流离失所。
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有罪不罚的体系结构，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和稳定方案的基础上，以及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定上，非洲已成为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关键区域。新的大国试图通过参与对非洲的新争夺来施展他们的帝国主义野心。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净投资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也加入其中——不是以金砖国家行动纲领的形式，尽管他们是金砖国家联盟的成员。这也表示金砖国家这个项目本身的空虚。
根据2016年的报告，自2005年以来，中国在非洲投资了293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总额达6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破坏性的大型项目，中国负责非洲所有投资的四分之一。这是非洲的非洲联盟基础设施发展方案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相遇的地方。
以下有三个结论：
1．各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竞争仍在继续。这些是资本主义大国间的真实冲突，因此同之前的阶段有本质区别。它们会导致真正的贸易战。
2．关于资本的自由运动，资产阶级（甚至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和“南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1991年后由传统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构想的规则，特别是投资方面的规则来，这使全球市场的竞争相比过去更为复杂。至于商品流动，工人普遍卷入的相互竞争仍然主要是由传统帝国主义中心的企业推动的，而且正是传统帝国主义国家，而不是生产国的企业控制着发达国家消费市场的准入；然而，对中国和印度或巴西而言，就未必如此了。“地区”大国的回旋余地并不一定是既成事实，正如巴西今天的情况那样，美国帝国主义正在那里重申其影响力。
3、统治阶级不仅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且面临着意识形态危机。这一点体现在制度危机的规模上，如当“失常的”候选人声称自己要反对现体制时（特朗普在美国）；或当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选举本身丧失了所有信誉时。无法应对时，他们将更多地诉诸 “分而治之”术，利用法西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排外和污名化，无论是旅日朝鲜人或巴西和美国的非裔，及印度的穆斯林，穆斯林国家的什叶派、逊尼派或基督徒……反抗种族主义和仇外的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国际层面的一个重要抵抗领域。面对其它形式的歧视（性别、性、社会……）时同样如此。
五、新极右翼势力，新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全球化下力量的失序所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拥有（潜在）群众基础的新极右翼势力和新法西斯主义同时飞速崛起。一些采取相对传统的形式，如希腊金色黎明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匈牙利尤比克党；有些建立在新的排外倾向基础上，它们基于民族认同的回归。它们的增长在一些欧洲国家尤为明显，尤其是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同盟党、奥地利自由党、正统芬兰人党、英国独立党……它们得益于社会、制度和身份的三重危机。它们的经济纲领各不相同，但有一种共同的暴力反移民话语和仇视同性恋的种族主义。
在荷兰、法国和其它国家，因为极右翼的位置一直被从传统右翼到中左的各政党占据，它通过改变政治辩论的界限，成功打破其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各国政府试图煽动民族主义和外部威胁的烈火来赢得新的支持：外国资本或移民“入侵”。在美国，政治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运动有机地植根于白人至上主义。
另外一些极右翼则以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出现，所有“伟大的”宗教（基督徒、佛教徒、印度教、穆斯林），或采取“民族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犹太教极右翼）都是如此……在今天，这些流派在像印度、斯里兰卡、以色列这些国家里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在布什时代，这些流派还能影响美国那样重要的政府。在法国，最反动的天主教部门对总统竞选（支持菲永）的进程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几个东欧国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基督教激进的福音派主义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造成严重破坏。所以穆斯林世界在这一领域并不占独断地位；不过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国际规模，其跨边界的运动，如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参看巴基斯坦的局势），及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及在菲律宾南部的，或多或少在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网络。
极右翼势力也以最多样化的方式在国际上进行协调。因此，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re Dugin）[2]的“欧亚运动”将新右翼团体，法西斯主义者，“阴谋理论家”，“阵营论者”和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聚集在一个对危险的“红褐色”联盟开放的网络中。
总的讲，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新的极右翼运动，不管它们是否具有宗教性：它们不只是过去的复制品，更是当下的产物。对宗教原教旨主义派别讲，更是如此。为了理解它们所起的作用（记得很早以前，国际激进左翼中很有影响的一部分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一种尽管在理念上是反动的、反帝国主义的，但在“客观上”是进步的运动），给它们下定义非常重要。还有必要同“文明冲突论”的“本质主义”解释作斗争。
这些运动是极右翼和反革命的潮流。他们致力于阻止“阿拉伯之春”中诞生的人民革命的洪流。他们并不独占着极端暴力（看一下阿萨德政权！）或“野蛮主义”（帝国主义秩序也是野蛮的）之称。但他们试图用“来自底层的力量”控制并恐吓全社会，这在很多情况下让人想起内战阶段上台前的法西斯主义。
像所有政治名词一样，法西斯主义常以各种方式被滥用或解释。然而，我们自己的组织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原教旨主义的和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怎样发展的，它们中哪些可以被定义为法西斯主义，哪些又不能这样定义——例如，在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和印度（国民志愿团），又比如伊斯兰国。“宗教法西斯主义”是当前称呼这种运动（包括所有宗教）时通用的词。
不管用什么形容词描述这种新极端右翼最合适，它们日益崛起的力量给我们这一代活动者们提出了我们在以前阶段还没有碰到过的政治问题，即大规模的“反法西斯主义”抵抗。我们必须为此而工作，并应汇总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分析与经验。
一般讲，极端右翼的复兴加强了危险的反动攻势，这种攻势尤其旨在反对女性和LGBT+人群的基本权利，他们通常依靠反堕胎的教会机构（在西班牙，一份关于取消堕胎权的反动法律议案未能通过，在意大利、波兰、尼加拉瓜……）、家庭法（主张倒退回极为保守的关于妇女角色的观点），甚至引发对同性恋（伊朗、福音派很强的非洲国家……）或跨性别者的政治迫害。反动右翼还因此而正面攻击妇女和个人（要求承认性多元）的自主决定权，而这些权利都是经过长期斗争才争取来的。
这些运动特别针对遭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的妇女。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运动的成功是通过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宣传（即使这不是这些反动政党和运动的唯一特征），尤其是针对穆斯林妇女，特别是那些戴面纱的妇女，对她们的侵害有所增加。
如果一些运动明确攻击妇女和LGBTQI人士，我们能在欧洲国家、美国和以色列观察到同性恋民族主义和女性民族主义的新现象，借口是捍卫妇女和LGBTQI人士，他们攻击像移民或穆斯林人士这类人群的某些部分，指责他们强奸妇女，或声称伊斯兰教反对同性恋。这些年，这些运动已成长起来，实际他们通常与极右翼有联系。因此，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极右翼常常能感受到那些诉诸于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根源的人与那些试图争取妇女和LGBTI权利，服务于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偏见之间的张力。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中极右势力的同性恋民族主义和占主导地位国家中极右势力的反LGBT运动似乎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它们相互加强。他们聚集在一起将同性恋和LGBTI权利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出口产品。这种谎言必须受到像国际酷儿运动反对以色列粉红清洗等运动的打击。
鉴于我们各自国家最近不断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我们重申世俗国家以及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重要性。
国家必须是世俗的，但不应用世俗化的社区或使用世俗主义作为破坏少数群体权利的工具（法国）。世俗国家并不意味着以破坏其人权的方式使社区和个人世俗化。
自由从事宗教活动并不意味着宗教领袖可以自由通过国家机器行使权力和控制。宗教自由只意味着实践自己信仰的自由，这意味着，比如黎巴嫩的宗教自由不应该等同于宗教领袖能行使自己版本的“宗教法则”。
我们特别注意到，上述两种做法都将其压迫性的权力关系强加于妇女，她们的身体和生活，而且宗教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单位和男女性别角色的隔离。例如，在黎巴嫩，没有国家所涵盖的个人地位法，只有宗派涵盖的宗教法。
同样在国家——教会分离已成为历史性成就的那些国家，如意大利和墨西哥，我们想指出这种划分的不断模糊，因为我们目睹了高级政府和教会领袖之间公共关系的增加，特别是涉及到妇女和LGBTQI权利的主题。
这些行动尽管没有明确规定，但仍试图就妇女的身体及其权利作出共同决定，就像墨西哥关于堕胎的例子一样。这些行为当然会危及我们的生命。
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旨在加强父权制家庭而不是妇女，并阻碍离婚，这大大增加了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除了对肇事者不受惩罚之外，削减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物质支持创造了一种鼓励男性暴力的社会环境。
宗教法西斯主义运动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对妇女和未成年人采取系统的性暴力行为，主要是强奸和性奴役。他们用这来招募成员并与其他团体作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成千上万的雅兹迪和库尔德妇女被伊斯兰国成员俘虏和强奸。
六、专制政权，民主需求和团结
现在，资产阶级政府以反恐和反对“非法”移民的名义，鼓吹国家安全理念，促进了反动右翼的崛起。作为交换，这些政府利用恐惧来加强法律与秩序，以建立警察权力越来越大的国家，并施行专制措施：将所有人都视作“可疑者”，都要受到监视。
在受到突尼斯和埃及发起的革命进程影响的世界地区，新的国家机器集中粉碎大众的解放斗争，已动用一整套最为凶猛的做法，大国之间的竞争放大了他们的暴力。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以及部分在伊拉克，滑稽可笑的国家政权及其盟友（伊朗和俄国一方，海湾君主制为另一方）和圣战分子借助全面战争已采取了消除自由和社会正义运动的行动。在埃及和现在的土耳其，这些摇摇欲坠的政权镇压激进化，前所未有地压碎了民主愿望。拒绝放弃斗争的库尔德人是埃尔多安政权赎罪的受害者，而内塔尼亚胡统治下的以色列国正在利用当前的混乱局面，塞西[3]将军首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谋，进一步扼杀巴勒斯坦人民。相比之下，北非国家和黎巴嫩似乎受到这种强大的反革命风暴的影响较小，尽管摩洛哥君主制正在收紧铁腕。在突尼斯，这个过程的发源地在2010年底开放，即使缺乏对局势产生负面影响的前景，社会运动也没有被破坏。
然而，就伊朗而言，抗议运动在整个地区继续高涨，因为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的压迫性政策，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和所有这些地方性的权力腐败无法打败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他们因为丧失前途而恼怒。
在拉丁美洲，被视为“进步”的政府和政党正处于危机之中。这既适用于社会自由主义类型的经验，也适用于更为激进的玻利瓦尔经验[4]。他们正在为对新自由主义的退让和/或一般基于化石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新发展主义政策的局限而付出代价。
这些“进步”经验的弱点促成了支持帝国主义和反民主权利的野蛮反动攻势。这种针对工人、妇女、土著居民和非洲裔权利的反人民新自由主义攻势采取两种截然不同但互为补充的形式：选举胜利（阿根廷，智利）和伪宪政政变（洪都拉斯，巴拉圭和巴西）。
针对这些攻击，政变以及正在采取的反动和反人民花招，形成了一种广泛的民众抵抗，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反资本主义者积极参与这些动员，寻求加强他们的反体制动力。
即使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国家，我们正在目睹政权的真正改变：以反恐为幌子通过相当于内战的法律。正在部署大规模监视系统。军队拥有警察权力（法国）或警察力量军事化。现行法律引入了特殊措施。行政以牺牲司法为代价扩大其权力……
应该体现人民意志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的这种削弱，使妇女和其他历史上较弱的社会阶层直接受到市场“野蛮”法则——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的影响。放弃20世纪下半叶我们所知的社会契约，为跨国资本抢占所有共同商品打开了大门，进一步扩展到女性身体和重要器官（整个人类）的个人和私人领域。
紧急状态的逐步普遍化导致对整个社会群体的人性的否定：少数群体，移民等。系统使用亵渎神明“罪”，叛逆罪、攻击民族认同或安全有助于此。非人化政策的阴险回归（滋生了昨日的种族灭绝）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倾向
资本主义全球化证明了所谓的民主机制（在那些存在民主的国家）和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危机。应对合法性缺失的主要趋势是迅速地或缓慢地建立专制政权，而不是接受人民主权（例外是，为了确定统治秩序，前军事独裁政权仍可能不得不放弃或分享部分权力，就像在缅甸一样）。以他们政府承认的条约和条例为名，拒绝给予人民选择权。
因此，民主的迫切性——“现在就要真正的民主！”——需要比过去常见的情况更具颠覆的维度，使民主斗争具有替代性和人民性。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普遍施行和随之而来的“公共产品”的商品化，有可能使不同类型的社会抵抗合流，就像在全球公正运动所看到的一样。我们正在感受的气候变化的结果还为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合流提供了新领域。
然而，工人运动失败和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持续影响，缺乏社会主义替代的信心等，抵消了这些积极趋势。很难让人长久地去期待——有时相当长——抗议运动的成功。在此背景下，强烈的压迫增强了基于身份的“封闭”式抵抗，其中某一被压迫群体仍对其他被压迫群体的命运漠不关心（如“同性恋民族主义”）。很多冲突的宗教特征也在分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只有摧毁旧团结并扼杀新团结的产生，新自由主义秩序才能得以强制推行。在必要时，团结不会在应对危机时“自然地”发展起来，面对全球化资本时也不会“自然”生出国际主义来。必须在这一领域付出协调和系统的努力。
七、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气候危机
第四国际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一份生态决议。我们在这里简要说明，中苏“集团”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使资本统治在地理区域上大为扩张，促使全球生态危机在很多领域里加剧。我们要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就不能有任何迟疑，不仅是在北方国家，而且在南方主要的排放国家均应如此。
在此背景下，对南方国家“生态债务”的结算不应偏向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利润，不让在南方国家进行投资的日本—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或是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如巴西的农业企业）收益，因为这只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和环境危机。
确实还需要“北南团结”，例如保护气候灾难的受害者。然而，相比于过去，这更是一场“反体制”的斗争，即从工人阶级的观点中将“北南关系”提上议程：即争取反资本主义替代的共同斗争，以及和“南方”一样的“北方”发展观。
我们的出发点应是“改变体制，而不是改变气候”的社会—环境斗争；其基础应由社会运动组成，而不仅是关于气候的特定联合。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开展工作。如果我们不将社会斗争“生态化”（以农民和城市斗争已经可以做到的为例），“气候”动员数字的增长将仍停留在表面上。
由于全球气温的上升，冰盖在消失，海平面在上升，地下水干涸，沙漠在扩张，淡水匮乏，农业处于威胁之中，极端气候事件日益频繁。超强台风“海燕”在菲律宾的影响超过了我们先前所警告的规模。从现在的一些现象里可看到未来的景象。不稳定的后果已经远超出了直接影响的地域范围，并引发一系列危机（例如，孟加拉国同印度在移民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或为控制水资源储备的国家间冲突）。气候混乱受害者的组织，他们的防御，支持他们的自我组织正是气候斗争基础的一部分。
关键问题是食品主权，它能给予人民保卫自己粮食系统的权利与方法。要将管理权给予那些生产、分配和消费粮食的人，而不是给现在控制着全球粮食体系的公司和市场体制。这意味着要终止对土地的掠夺，并需要广泛的土地再分配，以让土地属于粮食生产者。
或许环境危机中最具破坏性的影响是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已渐为人知。这是我们这个物种在未来无法置身事外的危机。
八、长期战争的世界
我们确实在进入一个长期（多元）战争的世界。长期战争的局势不仅与国际冲突相联系。它还表现非洲或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墨西哥）的内部局势。
战争还会以多种面貌继续下去。为了更好地理解一场斗争的意义、局势的真相、团结的具体要求……我们需要持续观察这些战争是如何进行的，尤其是经由人民的抵抗运动带来的战争。为此，必须分析每场战争的特殊性。我们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局势，就像在当前的中东，单一的舞台上（伊拉克—叙利亚）就上演着有特殊特征的连锁冲突（叙利亚的库尔德人、阿勒坡地区等），这些冲突助长了进步力量之间的紧张和矛盾。
然而，为了能在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保有我们明确的方向——通过阶级独立来反抗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反团结”的（种族主义、反伊斯兰教和反闪米特人的、排外的、牧师的、原教旨主义的、恐同性恋的、厌女的、大男子主义的）身份运动的增长。
提到战争就应该提到反战运动。由于不同的战争各有特点，协调建设反战运动并非自然而然就可实现的事情。然而，特别是在亚洲有长期的反战运动。从战略上讲，在欧亚大陆，为克服冷战时代继承的边界，反战运动将特意围绕这个问题而发起。
我们必须重申我们对所有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声援，以及声援所有人民抵抗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国家权力野心引发的战争。在联合国为此目的通过一项条约，并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其关键组织（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之后，必须重新关注普遍核裁军的斗争。
九、超级大国的局限
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普遍规则不能避免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加强大；美国可以自由行事，但决不允许别的国家也这样。它在美元所及之处“出口”其诉讼“权利”；它控制着绝大多数的尖端技术，拥有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其政府仍在维持着西方世界国家从未拥有过的——或不再能拥有的全球主权职能。然而，新奇的是，在过去十年中，它必须与中国打交道，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国际扩张，以至美国不能在这一领域垄断。
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它输掉了所有它介入的战争，从阿富汗到索马里。错误或许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阻碍了美国在暂时的军事控制区巩固当地社会（同本地精英结盟）。这或许还会带来军队私有化、雇佣军公司作用日渐加大，还有为特定利益（大公司、大土地和大商业拥有者家族）服务的“非官方”武装团伙等后果。
同样，这个大国也许是“超级的”，但却无法在普通的结构不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全方面干预。它需要能够帮它忙的第二个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现在能力非常有限。英国退出欧盟是对统一的欧洲帝国主义架构的最后打击：联合王国指挥着欧盟仅有的两支重要部队的一支。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的单方面声明以激烈的措辞提出了一个老问题：美国保障下的“战略保护伞”在多大程度是可靠的？答案很明确：不确定。日本右翼鹰派人士得出了结果。西欧会发生什么？帝国主义德国受到压力。它是否可以继续利用其主导的经济地位而不承担军事责任？ 欧盟危机、俄罗斯的压力和华盛顿的态度客观地提出了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而在这个国家（和日本一样），对军国主义的敌意在人群中非常浓厚。
现任日本政府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野心。然而，它仍然必须打破公民对其重建武器（航空母舰，核武器……）的抵抗。这些抵抗在冲绳岛尤为强大，美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坐落在那里。更一般地说，日本入侵亚洲，在远东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记忆，远未被消除。日本列岛无疑是美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统治体系的核心。但是，东京仍然无法承担直接的国际地缘政治责任，从而支持华盛顿。此外，特朗普不稳定的政治和他对盟友缺乏意见并没有让安倍晋三的任务变得更容易。
无论是在西方，在欧洲，还是在东方，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都不能依赖可靠而有效的盟友。
十、以国际主义反对阵营论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非资本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古巴不属于这个类别）了。我们必须依此来得出结论。
过去，在从未同北京的外交策略保持一致的情况下，我们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革命的动力）以反对日—美帝国主义联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它们的阵营中。我们反对北约，无论我们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政权；然而我们不是“阵营论者”，因为那种行为并未限制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的斗争。我们只在有明确界限的冲突的领域才会支持某一阵营：革命/反革命、东方/西方和中苏集团。但这些情况在今天已不复存在。
“阵营论”逻辑还会导致在反对“主要敌人”的名义下抛弃受害者（这些人发现他们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方）。今天比过去更准确，因为持阵营论者会为某一方资本主义列强（俄罗斯、中国）站队——或者相反，在莫斯科和北京成为主要威胁时，站在西方阵营一方。通过这种方式，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受到鼓励，从“集团”时代继承的边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而我们正是要消除这两点。
阵营论还会导致对叙利亚凶手阿萨德政权和俄罗斯干涉——或美国支配下的联盟，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即使面对阿勒颇的烈士，国际激进左翼的一部分仍继续在别处寻找，以免打破其阵营论传统。其他一些派别满足于批判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涉（当然我们也肯定要批判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拒谈伊斯兰国正在做什么，也不号召抵抗它。
这类立场几乎不可能明确提出全面团结的任务。回想一下帝国主义的历史责任，从2003年的干涉起，到当前叙利亚和伊拉克干预中未公布的目标，只声讨本国的帝国主义还不够。必须从受害者和斗争运动的（在人道主义、政治和物质方面）需要的角度考虑团结的具体任务。如果不攻击阿萨德政权和反革命原教旨主义运动，就无法做到这一点。
同样，在目前分裂东欧的边界划分冲突中，如同乌克兰的情况一样，我们的方向是在每个欧洲国家，在欧盟内外开展斗争，在人民主权的自由结合以及反对所有占统治地位（国家，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另一个欧洲，——对我们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十一、人道主义危机
新自由主义政策、战争、气候混乱、经济震荡、社会崩溃、加剧的暴力、大屠杀、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毁灭性的流行病、女性沦为奴隶、被迫移民……肆无忌惮的常胜资本主义造就了人道主义危机成倍增长的世界。
社会秩序的破坏直接影响了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拉丁美洲，特别是在墨西哥，资本主义的腐烂并没有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它已经将在地下经营的边缘犯罪团伙转变为与主导政治阶级和国际金融资本相关的权力集团。他们正在将其网络扩展到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其他地区。除贩毒外，这些帮派还涉及绑架和贩卖妇女。他们控制着大片领土并拥有社会基础。所谓的毒品贩运战争，不同犯罪团伙之间的争端和附带损害比伊拉克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它们的存在通过将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土著人民驱逐出自己的土地，剥夺他们，来促进资本主义的积累，以有利于主要从事开发主义行为的跨国公司。它证明了军国主义化和将社会抗议定罪是正当的。虽然他们没有政治形象，但这些群体支撑着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促进了厌恶女性主义、性别歧视、同性恋和仇外的文化。它们为替寡头集团服务的准军事团体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在极端抢劫和开采非洲自然资源，土地和水资源掠夺的压力下，世界上最大的难民和移民危机之一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绝大多数难民和移民来自非洲，但与目前的神话相反，大多数难民（450万）仍然“定位”在非洲。在未来几年，由于资本主义引发的气候变化，估计将有一千万到两千万非洲人被赶出家园。
人道法不是在面对紧急情况时得以加强，而是被民族国家所践踏。欧盟甚至都没假装去尊重一下关于接纳难民问题的国际法。同土耳其达成的邪恶协议就是一件罪证。这同样适用于东南亚罗兴亚人的命运。
不受限制的暴力公然显现出来。超级暴力不再被否定，而是像伊斯兰国一样上演。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杀戮行为采取极端形式：被刺穿、烧毁的尸体。同样可怕的是“荣誉罪行”的“传统”暴力（反对父权制秩序的反叛者被活埋……）。
自从布什政府和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事件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否定了对敌人的人道。以善与恶的斗争为名，“人道主义战争”确实从人道法和战争法中解放出来：“绝对”敌人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他们腐烂在关塔那摩的“黑洞”以及中央情报局位于不同国家的秘密监狱中。
必须通过扩大国际主义行动的领域来对抗这一现代野蛮主义。战斗的左翼各派和社会运动尤其应保证发展“从人民到人民”和“从社会运动到社会运动”声援人道危机的受害者。
在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常遭人蔑视的阶段过后，全球公正浪潮、公共广场或区域“占领”运动的扩散恢复了它的重要性。现在需要复兴国际主义，以寻求在所有争论领域都有更多持续的行动形式。这不会自动发生，我们在太多国家目睹了团结的意义或其实践的萎缩。
十二、一场全球化的阶级战争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导致一场全球化的阶级战争。
它的目标不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并没有试图强加一种历史性妥协，现在的妥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不得不接受的更有利——它想在没有与大众阶级妥协的情况下统治。它强加了无先验限制的攻击。 为此它建立了一种新的统治模式。
这种残酷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反击，有时规模很大。今天，2017年3月8日的国际范围以及从阿根廷到波兰，从印度到伊朗，从突尼斯到西班牙，或从意大利，从土耳其到墨西哥，从美国到巴基斯坦的妇女的反复动员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迎面遭受了新自由主义，社会不平等，反动和反革命潮流，战争，暴力和女性自杀的崛起的共同影响。除了多种多样的局势和诉求外，处于斗争中的妇女经常发现自己处于对新的全球混乱的集体抵抗的最前沿。
在一种仍然不利的力量平衡中，民主和社会抵抗为重建民众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倡议提供了踏脚石（见世界代表大会就这些问题通过的决议）。
关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动力，特别是在经济问题及其战略影响方面，仍有许多“开放”的问题。仅举几例：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威胁着我们，而我们不知道导火索是什么，后果怎样。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创新最终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吗？我们正进入漫长的停滞期？资产阶级的重要部门能否选择新的保护主义而自由贸易协定仍在扩大？全球变暖和整体生态危机是否有助于对资本主义发展施加绝对限制？必须继续就这些问题进行集体分析工作。
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业和一般生活条件日益加剧，社会结构的破坏将在大多数国家继续存在。如果互相联系的团结不能以足够的力量对抗它们，那么压迫将会加剧。生态危机的破坏将会蔓延。地缘政治不稳定将进一步恶化。
历史性抉择“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今天完全有意义——并赋予我们奉献的国际主义斗争以全部意义。
[1] 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1942—1980），非洲历史学家，出身于圭亚那一个工人阶级家庭，1966年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获非洲史博士学位。曾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和西印度群岛大学任教，主要研究上几内亚的奴隶贸易。他还是一名泛非主义政治家，为受压迫者发声，主张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积极反对圭亚那专制统治。1980年被暗杀。其著作《欧洲如何使非洲欠发达》有李安山所译中文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译注
[2] 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re Dugin）是一名保守主义的俄罗斯政治理论家的哲学家，与克里姆林宫及俄罗斯军方关系密切，还是统一俄罗斯党成员谢尔盖·纳雷什金的首席顾问。他持一种欧亚主义观，并高唱俄罗斯的复兴。他与世界上很多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组织保持联系。——译注
[3] 塞西是埃及总统。——译注
[4] 指委内瑞拉查维斯领导的统一社会主义党推动的“玻利瓦尔革命”。——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