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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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第十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与补译
该决议主体部分由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①]主笔，由即将卸任的第四国际生态委员会提交给大会审议，受到即将卸任的执行局的赞成。这份决议以112票赞成、1票反对、2票弃权的方式通过。
谨纪念洪都拉斯的土著活动家、生态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②]。她在2016年3月被跨国公司雇佣的凶手暗杀。同时纪念其他为环境正义而献身的烈士。
1. 导言
1.1.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对地球系统施加的压力正日益增加。地质学家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在21世纪一开始，这种压力达到了极其令人担忧的程度，而且在所有领域都在恶化。一些领域已经超过了阈值，尤其是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这种日益增加的数量级的压力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和绝大多数领域均可见到，会导致突然的（仅在几十年内）和大体上不可逆转的质变。之后地球系统将进入一个新的动态平衡机制中，其特征是极为不同的地球物理条件和生物多样性下降更加显著。从小处讲，除给其他活着的生物造成的后果外，向这一新机制转变的过程将危及成千上万的穷人，尤其是妇女、儿童与老人的生活。从大处讲，不排除这会导致人类灭绝。
1.2 危险与日俱增，但灾难是可以消除的，或至少可以限制或遏制。威胁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人类的整体存在，而是这种存在的生产与社会再生产方式，还包括其分配和消费方式，及文化价值。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的模式——资本主义——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是以利润竞争为驱动力，这意味着无限增长的盲目倾向。在20世纪，“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没能提供一种替代破坏环境的生产主义的方式，而这些国家也通过重要的方式为生产主义作出了贡献。21世纪伊始，人类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义务，为了使自己能与已经开发的环境的承受力与健康相兼容，要在所有领域控制其发展。任何一项政治方案都不应再忽视关于“全球变化”的科学研究的结伦。相反，评估每一项政治方案都必须首先考虑到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系统性反应，这些反应与人类尊严这样的基本需求的一致性，还要考虑到它们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衔接问题。
2. 一份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的迫切性，同各力量间关系与意识水平之间的鸿沟
2.1. 当前迫切需要人类与环境间完全不同的关系。这种新关系基于同时关心人类与环境的模式，将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变化的结果，而是需要人类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即在全球彻底根除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彻底根除是对人类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换进行合理的、经济的和审慎的管理的必要条件。科学与技术可以优化这种管理，但前提是它们的发展不受资本主义利润的驱动。国家与城市的二分模式使得生态社会主义意识的发展变得困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心，实际上吞噬了生物多样性。在共同资源的管理和人们与它们的关系方面存在异化——城市人口不知道他们消费的水和食物来自何处或由谁生产，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生产。
2.2. 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1）决定将全球变暖的危险阈值确定在1.5℃，这是一个成功的事情，有助于这一运动。然而绿色资本主义和巴黎协定不会让我们从总体上摆脱环境破坏，尤其是否认气候变化的危险。保卫地球，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联盟，这不仅涉及原住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力量，还涉及近年来加强和激进化的社会运动，后者尤其在气候运动中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替代选项只能来自满足人类真实需要的全球政策。这不是由市场来决定，而是要由民主讨论来确定，在讨论中能让人们把握自己的命运，并从市场异化中解放出来。这将打破资本主义独有的生产主义积累的无人情味逻辑。
2.3. 这一替代的关键要求是：
1-将能源部门社会化：根据生态与社会的要求，这是摆脱化石能源经济，停止核能，迅速减少能源生产与消耗总量，尽快实现向可再生的、分散与高效的能源系统过渡的唯一方法；
2-将信贷部门社会化：由于能源部门与金融部门在重大与长期投资中的交织，且为向转型投资提供必要的财政资源，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3-废除私人对自然资源（土地、水、森林、风、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资源……）与智力知识的占有。
4-销毁所有武器库存，抑制无用的（武器等）或有害的产品（石化、核能），使用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民主而非交换价值。
5-为了人类真实的需求而服务，尊重生态系统的良好运作和恢复能力，对资源进行共同与民主的管理。
6-消除基于性别、种族、民族、地区或性向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与歧视；解放所有被压迫者，尤其是要解放妇女和有色人种；
7-废除用于生产商品的强制劳动时间，这一异化范畴会破坏闲暇时间，阻碍非商品化的人类活动；
8-一项旨在重新平衡城乡人口，克服城乡对立的长期社会经济政策；
2.4 在这种客观上必要的替代选项和不同力量的社会关系、当前意识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很深的鸿沟。只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保卫他们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具体斗争才能弥合这一鸿沟。通过争取到当下要求，更多的人将激进化，且他们的斗争将汇合起来。他们将制定不符合资本主义逻辑的过渡要求。
在这个战略框架中，一些关键的要求是：
1-取消在化石燃料部门的投资；停止对基于化石能源及其燃烧的项目发展发放补贴；反对目前在全世界能源部门占主导的公私合伙关系；
2-动员起来反对所有榨取主义方案——尤其是新的石油开采，如对页岩气的开采（压裂法）和对化石燃料部门服务的行业（机场、高速公路等）进行大规模无用的投资；
3-停止核能，停止开采煤炭、焦油砂和褐煤；
（这三个要求在“保持土壤中的油和洞中的煤”——“让我们将石油和煤保持在地下”的口号中找到了鼓动式表达，这体现了针对气候灾难动员的意志。）
4-支持关于生态可持续性的民众教育计划；
5-拒绝资本主义对土地、海洋和自然资源的任何占有；
6-捍卫妇女的权利，首先是要为反对所有将女性决定其生育能力的行为视同犯罪的企图；由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障体系支付免费堕胎和避孕所需要的费用；在对青年、病人、老人的照顾中去女性化和去私有化，因为这是集体责任。
7-承认第一民族和土著族群的自决权；承认他们关于生态系统的知识和对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
8-为生态与气候灾害的受害者提供难民地位；充分尊重难民包括自由迁徙和定居在内的民主权利；
9-确保能保障所有个人的优良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提供充足的退休金；
10-废除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从关贸总协定中删除生态技术；
11-尊重以赠予而非贷款形式形成的绿色基金承诺（每年1000亿美元）；对绿色基金施行公共管理，不是由世界银行，而是由南方国家在社区与社会运动的监督下派代表来管理；
12-对国际航空和海运征税；税收收益应直接作为对南方国家生态债务的（部分）补偿；定期提高税率;
13-承认对南方国家所负的生态债务；废除帝国主义国家用来制造不公正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公共债务（不给补偿，小生产者除外）；
14-对金融交易征税，并进行再分配财政改革，以让资本的所有者及其继承人支付转型所需费用；
15-取消专利制度，尤其是立即取消生命和能源转换与存储技术方面的一切专利；结束对土著族群祖传知识的盗窃，尤其要结束制药公司的此等行为；
16-重组公共研究，终止使得研究从属于私人产业的体制；
17-通过土地改革来促进粮食主权，保护生物多样性；
18-发展生态的、本土的农业，既不要转基因也不要杀虫剂，并且要将农业视为公益；
19-取消工业化动物饲养；大幅度减少肉类的生产与消费；尊重动物福利；
20-禁止广告并研究回收、再利用、减少：终结资本所推动的消费主义、浪费和能源需求模式；
21-免费供应作为基本需求的能源和水，而且为了同浪费作斗争，并保障基本需求，要对超过基本需求的量征收高额累进税；制定扩展分配免费物品（基本的食品）和服务（公共交通、教育、健康保障等）的战略。
22-保障在转型框架内将要关闭的公司内工人的权利，他们有权提出替代性生产需要建设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如果最终证明这些计划不现实，工人仍当有再培训、找新工作或退休的社会权利；
23-通过实行不考虑利润的生态转型，为增加工作岗位，创建公共企业，并将这些企业置于工人与市民的监督下（尤其是在发电、水务、建筑物的建设—保温—修缮、退出“全民小车”系统来实现人们的非机动车出行、循环利用废品和修复生态系统这些领域内）。
24-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采用更低的工作率；实行比例招聘制（尤其是对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再加上公共部门的发展，这是协调减少商品生产、能源消耗，实现充分就业和民主转型的最好方式。
25-保障工人在工作场组织与监督的权利，尤其是在职业健康、产品可持续性、生产效率等事务上；保护举报人。
26-为打破炒作土地的行为，改革城市区域，将城市“去人工化”（通过促进社区园艺和城市农业，恢复镶嵌在城市框架中的生物群落），将城市从小汽车中解放出来，支持公共交通和非机动车出行（开发专门用于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区域）；
27-谴责大国将气候问题军事化，他们冷嘲热讽地试图利用灾难来实现地缘战略目标。
2.5. 此纲领并不详尽：它将在具体的斗争中不断丰富起来。从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讲，这种丰富必须以公正转型的要点为导向：环境或社会公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反对不平等和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斗争，终结绿色殖民主义和环境种族主义，以集体解决方案为优先，国际主义，预防原则。首先，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必须通过民主、分权、监督和集体占有或重新公有等来发展自己的能力。“公共”的定义是民主建设的社会进程，而不是视某一事天然就是“公有的”，而其他事物则注定是私有的。
以上要求并不构成一种关键的自始至终的解决方案：它们表明了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前景的总体走向，这些问题将改变所有活动领域（生产、再生产、分配、消费），并将伴随着文化价值的重大变化。这些要求是分别应用的，但只有通过它们间协调和有计划的应用，才可能终结危机。这些措施形成一个连续的整体，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作相冲突。没有其他道路可以应对当前的紧急情况。
3. 工资劳动、异化与生态社会主义
3.1. 只有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可以将环境斗争进行到底，因为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然而，资本通过购买他/她/他们的劳动力来整合工人。其结果是环境的商品化和破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正常”环境下，这种制度直接残害他们，间接破坏他们的环境，但无产阶级的日常生存要依赖于它的运作。这一矛盾使得动员工人运动参与生态斗争非常困难但极为重要。目前，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大规模失业，和劳资力量对比更不利于劳方，使得这一困难在增加。一部分人还倾向于保护主义，甚至气候否定论。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保卫气候被当作一些资本主义攻击的借口，而工会主义者则有一种错觉，对保卫气候这个事实的怀疑有助于避免破坏化石燃料部门的工作。因此，促进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替代的争论，并帮助发展左翼同资本主义与阶级合作路线决裂，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任务。
3.2. 左翼正在参与环境斗争——例如“争取能源民主工会”、“争取可持续发展劳工网络”、“气候工作运动”。这些举措使工会及其成员克服大规模失业的恐惧。所有这些重要的工会倡议都将化石能源经济失控的责任归咎于排放污染的公司与保护和补贴这些公司的政府。因此，当工人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他们提出了可以放大和协调的反资本主义要求。例如，“争取能源民主工会”保卫能源的社会化。对“公正转型”的需求同时表达了工人意识到结束使用化石燃料的必要性以及拒绝支付去碳化成本。很明显，亲资本势力会坚持它们仍处在“尊重企业竞争力”的框架内（国际工会联合会的温哥华代表大会，通过了“公正转型”的决议），来限制这些运动的激进化。此外，争取气候工作的运动有时基于过度乐观的观测，以为转型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可持续性必然带来减产，但这点常不为人所虑及。关停有害的产业——从武器生产到燃煤电厂——及将小汽车生产重新转换为大众公共交通的生产与维护应为转型的优先措施。而且事实上，转型将带来其他一些行业就业的增加。例如，在民主监督下，拆解农业企业以支持生态农业，及发展公共与社会部门，将提供再度转换的可能性。
我们还必须考虑的一个事实是，依据社会需求重新组织活动与减少不平等，可形成不限于特定区域的目标。它们构成全球目标，这意味着要为修复对南方国家造成的损失而提供新的就业机会。然而，必须减少全球物质生产。工人运动必须回答说，我们需要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大幅减少工作时间是“最优秀”的反生产主义需求。这是“合理地管理与自然界交换物质，同时尊重人的尊严”，实现充分就业，并抑制无用与浪费生产和过时计划的最佳方式。
3.4-劳资力量平衡的恶化导致了工作条件的恶化。最不稳定的工人的健康尤其处在危险之中。因此，反对职业病增加的斗争有助于工人对以下事实认识：资本既摧毁地球又摧毁劳工。这种摧毁包括增加心理—社会风险，这不仅是工人组织与监督形式的结果，而且还来自许多工人被资本指令强制实施的环境破坏。污染企业中的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周围居民——他们也遭受污染——以及环境运动提出的要求常常难以汇合，保护工人的健康也是促成它们汇合的一个杠杆。石棉丑闻表明，当污染工厂的工人，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社区成为无情老板的受害者时，他们可以进行艰苦的斗争。
4. 妇女斗争与生态社会主义
4.1-土著族群、农民和青年处于环境斗争的第一线，而且女性在这三部分人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种情况是她们所受的具体压迫的产物，而非她们生理性别的产物——正如非本质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父权制将与“照料”直接相关的社会功能强加于女性，并将她们置于环境挑战的第一线。因为在南方国家，妇女生产着80%的粮食，她们会直接面对气候变化和农业公司的蹂躏。因为妇女承担着大部分养育子女与家庭维持任务，会直接面对环境破坏、中毒对健康与她们社区的影响。
4.2. 在意识形态层面，妇女运动认识到，在科学的名义下，女性的身体是如何被利用的（强制绝育运动等）。这种工具主义观是另一种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手段。
4.3. 全球反资本主义意识有利于多种斗争的整合，妇女的斗争对这种意识的发展也有着特殊的、有价值的和不可替代的贡献。根据联合国的说法，现在全世界至少还有3.5亿对夫妻无法使用全面的现代计划生育方法。超过2.2亿女性缺乏基本的生育服务，而生育服务（常常）会导致生与死的区别。每年有74000名女性死于失败的非法墮胎——这些数字对南方国家而言更是不成比例的。每年有28.8万名女性死于与怀孕和分娩有关的可预防的原因——而这其中99%发生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反对父权制侵犯她们身体和反对无偿家务劳动的斗争，妇女日益认识到，资本主义不仅依赖通过雇佣劳动对自然、剥削劳动力的占有，而且依赖替护理工作和劳动力的再生产遮掩的父权制。这三个资本主义支柱外的第四个支柱，是基于种族的剥削。这四个支柱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自然资源（人类劳动力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占有。妇女的斗争包括：（1）争取控制自己的身体、性行为和生育能力，摆脱暴力的权利；（2）反对在劳动力市场和一般生产中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和（3）家务劳动的社会认可与重组因此而成为生态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妇女的斗争会深化和拓展解放的视野。
5. 农业问题与生态社会主义
5.1 在争取整体环境，尤其是气候的抗争中，全世界的农民、无地农民和农业工人是世界上参与度最高的社会部分。这一先锋作用是由于资本的野蛮侵略所造就的，资本要消灭独立农民，并代之以农业工人、外包工和失业者（为了施压降低工资）。工业化农业体系以很低的成本为市场生产出了廉价的商品，而不是为当地人生产出高质量食品。农民工会，如“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开展组织和提高认识的工作，包括帮助无地农民接管废弃土地。
5.2 与受薪工人不同，小农并未融入资本中。尽管为市场而生产倾向于强行让他们接受生产主义的目标和方法，他们还保持着匠人对“精致工作”渴望的精神。尽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敌人，他们依旧动员起来保持或重新占领生产资料所有权。但面对农业公司和大规模分配势力时力量平衡的严重不对等，使他们寻求与其他社会运动联合，尤其是同工资收入者和环境运动联合。农业工人，尤其是遭受过度剥削的无证季节工人，几乎不可能脱离工资收入者中极不稳定的边缘地位。尽管雇主施以恐吓甚至镇压，他们中一部分人仍然设法成立工会，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他们的斗争客观上讲是反资本主义的。
5.3 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不应仅仅由农民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而是要基于以下五个客观事实：
5.3.1农业生产与渔业的工业模式处于人类关键的健康问题（肥胖、心脏疾病、过敏等）和环境保护（揭示了资本的破坏力）的中心。消费者行为的改变不会导致生态转型，但食品消费上的选择可以支持对农业进行定位，并产生重大的生态影响。“粮食主权”的要求使得跨国公司更难利用粮食为武器来反对人民斗争。这使得围绕实践生成反资本主义意识，以团结消费者与生产者成为可能。
5.3.2. 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占所谓“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的43%。父权制的歧视反映在她们小规模的农田和牲畜群、低水平机械化、工作重而产量低（由于非生产性琐事占据一定分量——例如要取水和采集柴火）、较少获得培训与信贷（但在小额信贷中比男性更重要）等事实中。女性农民作为女性的解放是应对粮食主权与生态农业挑战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因此这本身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问题。
5.3.3. 整个农林业占据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0%。农业企业还是生物圈中化学中毒的关键因素，而工业化渔业与农业企业造成的水污染是水生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因素。同时，由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气候变暖威胁着土地生产力，酸化威胁着水生生态系统。
5.3.4. 主要靠建立自然保护区不能阻止生物多样性降低，而要靠发展生态农业才行。而且，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已不足以遏制气候变化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必须从大气中清除碳。鉴于营利的逻辑，资本只会对诸如地质工程这类的危险技术和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普遍拨款有回应。农民耕作和理性林业是在尊重社会公正的同时，高效、安全地实现这种清除的唯一方法。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加强气候需要生态社会主义替代选项。农业生态耕作的决定性作用是整个替代的物质基础。
5.3.5. 向环境友好型农业（及渔业与林业）过渡是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方面与生产者民主和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同样重要。然而，农业生态会比工业化农业有更多的劳动投入。向可持续的林业过渡与恢复/保护生态系统需要增加投入这些活动的人口比例。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一项长期政策，包括提升农业贸易、培训工人、给乡村地区配备基础设施和个人服务，并建设城市园艺。
6. 土著族群、美好生活与生态社会主义
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土著族群处在前沿。他们的斗争常常同农民和农村社区联合一起，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土著族群从他们所塑造的环境和这环境所建构的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直接关系中创造他们的社会存在。其结果是，这些族群阻止了很多强大的资产阶级玩家——石油、天然气、木材、造纸厂、肉产品跨国公司、农业企业、制药业和那些伪装成森林的生态主义卫士而支持金融碳补偿的人——掠夺自然资源。所有这些开发主义掠夺者一般都是在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勾结下行事的，他们援引发展目标和生态需要来掩盖他们的贪婪和对土著族群的新殖民主义蔑视。在他们看来，这些族群一般对他们生存环境中的财富和自然资源没有所有权。除了同流离失所作斗争外，他们别无出路。土著族群通过斗争，保护并传播他们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启发之一。由于资本主义将他们置于一边并非法占有他们的资源和他们的知识，使得他们在争取生态平衡的社会的斗争中发挥着先锋作用。甚至当土著族群生活在城市时，他们仍同他们的社群和文化保持着密切联系，尽管他们还会面对城市中的特殊问题，包括对他们的歧视。他们正确地寻找盟友以加强他们的抗争。
7. 自我管理、监督与政治前途
7.1. 生态过渡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前景的深刻变化，不能自上而下来完成，不管是命令式的还是技术式的。只有当大多数人获得这种信念，即相信这是自己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所不可或缺的且与它们相一致时，它们才是可行的。这需要意识的重大转变，以便赋予时间更多的价值，监督生产的产品；还需要无异化的工作，而不是物质商品的无限积累。因此，有必要开展关于环境破坏的严重程度及其原因的民众教育。面对资本主义骗局，争取可持续发展的斗争必须促进有效监督、负责过渡、参与公共决策，甚至接管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还有保护陷入危险的生态系统等民主进程。就其性质而言，这些进程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己社会权利和民主的自决权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在实践中勾画关于人类之间和人类同自然其他事物之间的解放关系的发明，以展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些社会部门的实践多数都包括在了鼓励工人运动同工运中的保护主义与生产主义所进行的战斗中。
7.2. 必须积极支持争取对化石燃料撤资的运动和城镇转型运动。大体上，工人监督、市民监督、参与式管理和自我管理，还有妇女争取社会认可与分担家务的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利于以生态社会主义维度为核心的反资本主义意识与方案的形成。协作式生态农业实验（尤其在欧洲，更在拉美）证明了这点，而且这些经验还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很多自我管理生产的实验还包括了被解雇的工人、被开除与不稳定的工人，甚至无证移民与政治庇护者的参与。这些替代直接回应了降低人民生活与尊严的大规模的和持续的社会排挤。它们在生态社会主义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拒绝宿命论，创造团结并扩大环保活动者的范围。
然而，认为这些活动的普及将可能避免生态灾难，则是一种幻想。绝对有必要采取结构性社会生态措施，尤其是信贷和能源的社会化。过渡倡议必须基于民主计划经济，符合社会需要，尊重生态限制。如果没有这样的表述，那这些倡议可能会产生去政治化的影响，或者，甚至长期与以利润为基础的制度共存。
7.3. 反对主要的化石燃料基础设施的斗争是干预、监督和过渡的一般运动的关键因素。在现场、矿山的群众示威、占领，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使得具体反对资本的“增长”与“开发主义”动态成为可能。这些抗争对保卫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社区而言至关重要。它们在保卫气候中有着战略重要性，因为当前的基础设施水平已经成为化石燃料资本发展的瓶颈。因此，它们构成在农民、土著族群、青年、妇女的斗争中建立桥梁的特殊方式，而且从这里让工人运动参与到生态斗争中。这些抵抗的国际网络有可能推进力量平衡，打消对“不要在我的后院”[③]（NIMBYISM）运动的指责，并加强诉求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这可以推动改革，虽然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这种改革仍是随后激进化的基础。
7.4. 社会与环境斗争必要的合流，并不是稳定的妥协的汇聚，而是一个澄清、重组和激进化的动态过程。这个进程包括各社会部分间的多重冲突，特别是和工人运动中赞同与生产主义进行阶级合作的那部分人的冲突。表明必要的策略意义并强调生态过渡对工人的好处（特别是对工作与健康而言）的同时，必须挑战工人运动受保护主义与生产主义影响的情况。在涉及环境的社会部分与相信生产主义的工人运动部分发生冲突时，我们捍卫前者，同时努力说服工人改变他们的观点。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提出强有力的纲领性替代，以推进工人与社区的权利与福祉。他们不应为支持他们的公司和政府的决定埋单。
7.5. 争取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者为生态社会主义过渡纲领而斗争，只有通过形成一份能符合社会需求和生态限制的结构性反资本主义改革的综合计划，才能最终实现。如果不去创建这种政治替代，且没有其与社会运动的关联，这个目标就只能是空想：要么环境在社会祭坛上牺牲，要么社会在环境祭坛上牺牲。通过社会动员建立同资本主义决裂的生态社会主义政府，是生态社会主义紧急纲领的基石。但生态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反过来，生态社会主义政府的成立仅是旨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的不断进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
8. 技术、自我管理和权力分散
8.1 “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④]，马克思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写道。在19世纪，资本主义创造了日益统一和集中化的能源体系，他们的技术和政治控制包括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复杂的权力授受体系。这个体系显然不是苏联官僚主义退化的原因——这是斯大林主义反革命的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反过来，可再生技术的灵活性和模块化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但它们打开了争取反资本主义结构性改革的新可能。这些可能性可以针对分散的区域发展，围绕由当地委员会对可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地点及其利用进行民主监督而组织起来。但实现这些可能性依赖于阶级斗争。仅仅是没收阿拉伯石油组织积累的基金的一部分，就足以资助中东和近东基于太阳能和直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的地域替代发展计划了。同样，非常可悲的是，所谓“进步”的拉美政府并没有将大量投资从化石燃料开采转向社会和生态过渡计划，这种计划旨在实现另一种分散发展形式：民主、更平衡的城乡、社区基础和百分之百的可再生能源。
8.2. 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改变了结构性措施和地区层面的监督或自我管理的经验间的联结，为能源自主提供了新可能。社会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创造了持久和自主的替代市场的东西。这有助于捍卫共同资源和社区知识。民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方案基于政权的分散化机构网络，因此可重获信誉。电能的物理性质和存储困难的特点，使得以分散、组合与互补的体系要比当前受市场支配的体系更容易实现对电能的管理。与粮食主权一样，该斗争领域对南方国家特别重要，是替代帝国主义模式的发展模式的一部分。一般而言，大陆或次大陆层面足以根据地区的自我管理阐明新的发展概念，并提供地方和全球之间的联系。
9. 环境破坏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
资本主义对生态和社会不公正的回应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回应受到社会市场规则与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的束缚。这个现实推动一些科学家参与到斗争领域。他们的奉献以科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与科学愈益从属于资本需求为背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学科间和跨学科工作必须意味着要与社会运动合作。在此背景下，出现了重新定义“知识”，并将其从资本下解放出来的机会。科学家进一步受到统治阶级内部分人日益增长的非理性与抵制客观事实行为（唐纳德·特朗普尤其表现出这两个反动特征）的挑战。生态社会主义者需要鼓励科学家发声。这不是把社会运动交给“科学”或专家独裁的问题，而是让专业知识服务运动，即使会对运动有激烈的批评。这可以极大地提高反资本主义理念的可信度和合法性。特别是，国际科学合作经验是发展和深化国际主义的有力财富。
10. 受影响人群的自我组织
防止即将到来的环境灾害的能力落后于计划。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人为”生态灾难因此而似乎在成倍增加，尤其是极端天气事件（洪水、飓风等）。这造成了无组织和混乱的局势，被投机分子利用并被用于统治目的（政治，经济，地缘战略）。同时，这些相同的局势有助于建设替代帝国主义机构的团结网络的举措。这种援助的自我组织、接纳难民，乃至从总体上重建社会生活，对建设社会团结而言非常紧要。这些倡议得益于一个极大的合法性，因为它们在灾害环境下变得至关重要，而且比国际援助更有效率。这种观点是作为我们的一种革命战略的生态社会主义战略的组成部分。更普遍的是，资本主义无力应对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提出了一种选择：我们要么自甘毁灭，要么自救。
11. 生态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
11.1. 在生态社会主义应急计划中，生产本地化与粮食主权的要求是自我管理与国际主义观点的一部分；国际主义观点一方面根本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根本反对资本主义保护主义与国家主权。尤其在发达国家，最需要警惕的是，极右翼试图将生态诉求转向民族主义的伪回应。这些伪回应都服务于资本，并将种族主义、恐伊斯兰症和反动的传统主义主题联合起来。这些企图最常见于争取生产本地化和粮食主权的需求中。因此，仔细就这些问题提出要求至为关键。
11.2. 我们反对将企业迁往低成本国家，并支持生产普遍地本地化，但我们不支持将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迁往低成本国家的企业再迁回来的要求。这样的理念会让低成本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而让帝国主义国家的人重新获得工作。这样不是让不同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剥削者，而是要让他们相互竞争，并且因此而让他们在面对雇主的市场竞争压力时，解除自己的武装。基于生态与社会需求的生产地点是完全不同的项目的一部分，特别是所有人的就业与获得收入的权利，应靠近他们的生活地点。同样，对我们而言，粮食主权并不是国家主权，而是历史上由社群界定的地区层面的主权。他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为了管理共有的资源并在团结与互补的基础上，而非在竞争和剥削的基础上交换它们，我们保卫社区间的团结。
11.3. 一般讲，各种各样“基于团结的左翼保护主义”支持这样的理念，即来自不保护环境的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是发达国家产业工作流失的决定性原因。然而这些工作流失的主要原因则是日益增加的劳动生产率，无论是通过强化工作日，自动化还是外包给其他工人权利少、工资低的工厂。最明显的办法是减少工作时间，但劳资平衡的恶化阻碍了这一做法。通过采用建立在各国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全球经济的陈旧观点，而今天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跨国公司，“左翼保护主义”把注意力从劳资矛盾上转移到了建立保卫竞争力的跨阶级阵线上。“左翼保护主义”假装是国际主义，但对发达国家向南方国家出口低成本农产品带来的破坏性竞争——例如从美国运来的玉米已经摧毁了多数墨西哥玉米田——和其他帝国主义统治的表现形式无动于衷。从沙文主义立场出发的种族主义毒害的危险最为显著。事实上，在更为发达的国家，通过保护企业的竞争力，反对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来保卫就业，很容易就转入通过打击非法工人或外国工人来保卫就业，因为后者的出现，可以说是“国内的第三世界”。正是在这个致命的陷阱中，极右翼想要吸引工人运动和环境运动。
资产阶级与其劳动力之间没有快捷的、可能的阵线，可以一起面对失业和生态系统破坏。相反，工人必须发展团结运动，才能找到克服危机的团结与力量。
11.4. 由于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的动员而夺取政权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政府，会通过如垄断对外贸易、控制资本流动等措施来开始同资本主义决裂。但这不是说要保护资本主义企业以免受国际竞争。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保护反资本主义政策，同时要呼吁其他国家的被剥削者与受压迫者一同参与抗争的问题。这是一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这种政策极力反对“保护主义”，保护主义总是把生态和社会需求屈从于巩固民族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的地位的需要，也就是说，最终服从于自由贸易。
11.5. 生态社会主义可以在民族层面开始，但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合理与谨慎的地球系统管理要求实行全球民主计划经济。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等机构实现的全球科学工作表明，全球民主计划经济是可能的。他们的国际合作模式也可以由民主选举的社会运动代表来进行。事实上在今天，像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已经完成了部分工作。
12. 运动的现状
12.1.土著族群长期以来一直是地球生态和原野的最有力的捍卫者，也是其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最佳守护者。许多土著族群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地区，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保存已经经历了好几代人。这使他们成为采掘业和土地掠夺的主要目标。他们在反对殖民方面斗争了五百多年，并继续与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斗争。来自加拿大和美国北部的土著族群一直站在反对修建阿尔伯塔油砂开采管道斗争的前列。五十个土著组织，其中包括因反对北达科他输油管道而倍受瞩目的立岩苏族部落（Standing Rock Sioux tribe），于2016年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反对油砂开采。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COP15）上遭遇失败后，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于2010年4月在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召开了“气候变化与地球母亲权利全民会议”，为包括土著族群在内的人发声。超过35000人——来自土著社区，生态运动和农民协会——参加了会议。
保卫地球、防止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尽可能广泛的联盟，这种联盟不仅包括土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力量，还包括已经加强并激进化了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它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气候变化中。德国的“愚蠢飞机”（Plane Stupid），“获得权力”（Take the Power）和“在此地结束”运动（Ende Gelände）等组织带动了重要的直接行动。“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汇聚了来自70个国家的2亿多中小型农民、无地者、女性农民、土著居民、移民和农业工人。争取生态农业，反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斗争已日益成为他们议事日程的中心。诸如“地球之友”和“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长期组织，近年来也发展壮大和激进化，新的组织不断出现，例如“全球行动”（Avaaz）和“38度”已经激进化，特别是在对巴黎施压方面，且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动员能力。许多地方动员，例如秘鲁反对卡哈马卡金的斗争矿或法国巴黎圣母院反德兰德斯机场的斗争，可以阻止破坏性举措。所有这些抵抗行动，被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称为堵路运动（Blockadia），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改变气候”斗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工会参与气候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这样的低潮时期仍然很困难。在初步行动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英国的百万绿色工作运动得到了大多数主要工会和英国工会联合会（TUC）的支持。其他还有“能源民主工会”和“可持续劳动网络”等运动，尽管它们有种种局限，但工会中具有威信，因为它们解决了绿色能源转型造成的失业问题。
在欧洲范围内的一些激进左翼政党，已经将自己定义为生态社会主义者，包括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以及至少是名义上的，法国的高地党。
12.2 第四国际的介入
在2010年举行的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上，第四国际宣布自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这样，它成为激进左翼中唯一这么做的国际流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但这只是第一步。其中最有力的倡导者是它在南半球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贫困国家的支部，这些国家碳排放量最少，在气候问题上受到的公正对待最为缺乏。其中一些支部实际上已是生态社会主义者了。
例如菲律宾棉兰老岛的第四国际支部[⑤]，处在面临台风日益加剧的地区，长期参与保护其社区免受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他们还采用了基于粮食主权原则的农业开发方法，避免使用孟山都等跨国公司生产的转基因种子。正相反的是，他们正在收获自己的种子，并为当地社区生产有机食品。
在气候变化方面，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脆弱、低洼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已经饱受海平面上升和大片地区盐碱化的困扰，因此第四国际支部[⑥]深入参与反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各种斗争。第四国际支部在主流农民运动中发挥了中心作用，既反对气候变化，也依循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的主旨，呼吁对土地进行再分配。与“农民之路”和其他组织一起，他们正在争取粮食主权、农民生产者的权利和土地再分配。自2011年以来，他们一直积极参与组织“气候大篷车”（climate caravans），这些活动在孟加拉国各地展开，并进入尼泊尔和印度，以反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在巴基斯坦[⑦]，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也一直在气候斗争的最前线。2010年，毁灭性的洪水淹没了该国的五分之一的土地，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2000万人受到影响，2000人丧生，1200万人的家园遭到破坏或损毁。他们失去了50万头牲畜，1万所学校被毁。
在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发生的山体滑坡阻塞了罕萨河，冲走了房屋，造成19人死亡，五名同志因捍卫村民而被监禁。这个滑坡形成了一个23公里长的湖泊，淹没了三个村庄，造成500人无家可归，25000人被困。七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在监狱里，而要求释放他们的运动也仍在继续。
在巴西，第四国际的同志们[⑧]参与了保护亚马逊地区的反对灾难性的REDDs（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⑨]公约的运动。我们参与了气候运动的建设。2015年，我们在福塔雷萨组织了巴西最大的气候游行，并从那时起又在其他两个游行中走上街头。2016年，参与挣脱化石燃料运动（350s Break Free），在巴西最大的煤电厂之一和2017年的水游行（Water March）的最前列。我们与土著族群、当地社区和环境团体一起在水资源冲突中采取行动，特别是在该国半干旱的东北部地区。在拉丁美洲，第四国际的组织参与了在科恰班巴人民首脑会议周边的动员活动。
在欧洲和北美，第四国际的同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气候问题动员运动之中——无论是围绕哥本哈根和巴黎的缔约方大会，还是更加本土化的斗争——反对英国的液压破碎法[⑩]、加拿大的油砂开采、或美国和加拿大的重要石油管道。
13. 结论：生态社会主义与革命
荒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合理的扩张、无限的积累，还有沉溺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生产主义——负责将人类推向深渊的边缘：面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
从资本主义的“破坏性进步”到生态社会主义构成一个历史进程，一个社会、文化与意识的革命性不断转变。这一过渡将不仅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产品世界，一个平等与民主的新社会，而且将带来一种替代式生活方式，一种超越金钱规则，超越人为通过广告来产生消费习惯并超越无用商品的无限制生产的新文明。而且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王国开始于工作时间的减少。
必须强调，如果没有通过绝大多数人参与的大规模行动带来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革命性转变，这一进程就不可能出现。从地方性对抗到社会的激进变革中，人民斗争的集体经验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意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梦想并为绿色社会主义，或如一些人所言，为太阳能共产主义而斗争，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主张去争取具体而紧迫的改良。不要对“绿色资本主义”有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努力争取时间，并强迫有关政权采取具体措施应对当前的灾难，首先是要大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我们拒绝通过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或接受“竞争力”来限制自己的目标的情况下，这些迫切的生态要求会有利于激进化进程，
每一次微小的胜利，每一次小步的前进，都可以立即带给我们带来更高和更激进的要求。这些针对具体问题的斗争是重要的，不仅因为局部的胜利本身就受欢迎，而且因为它们有助于生态与社会主义意识的成长，并促进自下而上的自主与自我组织。这种自主与自我组织是世界根本转变的必要与先决的条件。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所有被剥削者与受压迫者——工人和农民、妇女、土著社区和所有因种族、宗教和民族而受到歧视的人——的自我解放，才可能实现革命性转变。
现制度的领导精英们在扫除他们身后的障碍后，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而激进的反对力量还很弱小。激进力量发展为无数成员参与的群众运动，是阻止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增长”路线的唯一希望。这将让我们开创一种富有人性的可取的生活方式，一个基于人类的尊严、团结、自由与尊重“大自然母亲”的新社会。
关于碳税讨论的两种观点
生态左翼和第四国际正在讨论碳税和红利问题（詹姆斯·汉森[⑪]的提议）。我们在这里简要介绍两种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观点，暂时搁置辩论。
观点1：让污染者付钱
不可避免的现实是，既然化石燃料是最廉价可用的能源，人们就会使用它们。快速减少碳排放的最有效方法——这是至关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公正、经济再分配，用能够获得民众支持的方式使化石燃料比可再生能源贵得多，并且在二三十年内得以保持。换句话说，这是化石燃料的退出战略。原则是：让污染者付钱：保持大地中的石油和洞中的煤。
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个提议是詹姆斯·汉森的费用和红利主张。它提供了一份高影响措施，在短时间内，大大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排放，并且在社会渐进的基础上，将财富从富人转移到穷人——直接进入个人银行账户——作为推动它向前发展的动力。它有可能动员必要的快速变化所必需的群众支持。它还具有优于政府强制上限或燃料配给的替代方案的优势——它将通过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减少需求来减产。
正如汉森所说，这需要与可再生能源生产的应急计划一起，以满足它的激励措施所带来的需求。这还将包括一项主要的节能计划，大幅减少内燃机的使用，取消工厂化养殖和大幅减少肉类消费。
我不是坚持想要一个具有快速结果的重大影响力的想法。还有其他这样的提议，但让我们开始讨论。
观点2：挑战积累逻辑
根据新自由主义，可以拯救气候（1）而不挑战资本主义积累，（2）不用约束力的监管，（3）不用产生新价值的集体实践，（4）让碳公司和消费者付出代价，刺激他们改变习惯。“费用和红利”是这种策略的社会变体。
汉森说，他的提议是双方同意的：它提供购买力，刺激增长，不需要监管。因此，费用和分红将是紧急情况的唯一现实答案。相反，气候紧急情况需要更多的监管，并抨击资本主义的增长逻辑。至于转型中的社会公正，1）它不仅限于“购买力”——它需要集体投资（转换计划、公共交通、保温改造、区域规划……）；2）它必须是全球性的——汉森提出的保护主义违反了南北责任有别的原则。
汉森提出在十年内将税收增长到115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在此基础上，它计划减少美国的排放量，预计与清洁电力计划的监管措施（26％至28％）同一个数量级（30%）。这笔115美元/吨二氧化碳的税将使汽油价格在十年内增加1美元/加仑。相比之下，最近增加1.20美元/加仑使美国的排放量减少了3％。
“费用和红利”不是社会正义退出战略的轴心。一些税收索赔是合法的（例如，在煤油上），但必要的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奇迹配方：我们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战略，即用动员要求来面对资本主义积累动力，团结社会和环境问题（见2.4）。
这种生态社会主义策略是具体的，但与汉森的不同。前者侧重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融合，后者寄予绿色资本主义虚幻的希望。
[①] 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为祖籍奥地利的犹太人，成长于巴西，并在圣保罗大学毕业。后在索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家与哲学家。曾在巴黎第八大学、巴黎第五大学工作与学习。目前是设在阿姆斯特丹的第四国际党校“国际教育与研究学院”的讲师。
[②] 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1971—2016）是洪都拉斯著名的生态主义战士，土著族群领袖。她曾是洪都拉斯人民与土著人组织大会的创建者与协调员。2015年获高盛环境奖。2016年3月2日在家中被武装人员暗杀。在被補的八名武装人员中，有三人与受美国训练的精英部队有联系。
[③] “Not In My BackYard”的缩写，意思是“不在我的后院里”，也译为“邻避运动”。指居民反对在社区中建立的对自己有滋扰的当地工业项目。
[④]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网页版见：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译注
[⑤] 其名称为棉兰老革命工人党，并有武装部队革命人民军。
[⑥] 其名称为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
[⑦] 第四国际在巴基斯坦的长驻观察员组织是人民工人党。
[⑧] 第四国际在巴西有一个支部，名为反叛社；此外第四国际在巴西还有数个同情组织与观察员组织，这些组织均在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内活动。
[⑨] REDDs是联合国通过的一项旨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公约，其思路是抛弃以前减少对森林进行开采和破坏的思路，而改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毁林所造成的碳排放进行经济补偿；不再将重点放在森林保存状况上，而是以减少因毁林导致的碳排放为目标。其总体思路仍是通过资本主义式的利益原则来实现环境保护。
[⑩] 利用高压将液体打穿岩层，深度往往达到1.5千米以上，以获得石油和天然气。此方法备受争议，且属于竭泽而渔式的开采。
[⑪] 詹姆斯·汉森（James Edward Hansen）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进行气候科学、大气物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