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封锁时代,重回经济萧条:迈克尔·罗伯茨采访录

(美国)艾什丽·史密斯(Ashley Smith)

王鹤凡 译、博约 校订

按:新冠疫情大爆发重创了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部门,并引起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随着资本主义体系在不同程度上渐渐摆脱了此次危机,《幽灵报》(Spectre)(注:本文发刊的网站的名称,出自《共产党宣言》)记者艾什丽·史密斯采访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就当代资本主义混乱的深层原因,复苏的前景和矛盾,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对政府开支能否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盈利这个问题的分歧进行了讨论。

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著有《大萧条: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危机》(The Long Depression: Marxism and the Global Crisis of Capitalism)一书(由Haymarket出版公司于2016年出版),他也经常在他的博客“下一次倒退”(The Next Recession)上写一些分析和评论。

问:世界经济的部分部门正在走出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但是,从美国到欧盟、中国再到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体系在各地的复苏或者持续停滞的模式是什么?

2020—2021年新冠肺炎期间的经济萎靡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次供方的震荡,其原因是新冠肺炎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以及主要经济体的政府(除了少数例外)在防疫方面的失败。由于不完善的医疗系统和滞后拙劣的防疫措施,封锁和隔离已经成为了避免大灾难的唯一方法,因此经济系统不得不随之关停。从经济上讲,这就意味着供给的停止,紧接着,随着商业瘫痪、企业裁员,需求方骤然崩溃。

不过,目前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或多或少)都有了些起色。通过高额的政府财政支出和中央银行为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投入的信贷,主要发达经济体支撑起了内需。现在,在封锁措施和快速研发并投入使用的高效疫苗(多亏了政府出资的科学研发)的双重加持下,主要经济体现在得以复苏。

但在七国集团经济体中,最初的复苏有点昙花一现的味道。财政刺激以及历史最低的信贷限制的甜头给资本主义企业的活跃和家庭消费的增加打上了一剂强心针。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资本部门都在疫情中受创。恰恰相反,像社交媒体、科技部门、大型分销公司还有大药房之类的企业反而在疫情中大大地扩张了。

比较有钱的家庭在疫情中也损失的比较少(至少在物质上是如此),因为还有人付钱给他们,同时他们可以在家工作,之前也有可观的存款。这使得房地产业抬头了一段时间,因为这部分劳动群体希望在后疫情时代改善他们的生活。

同时,零利率和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金融机构抓住时机挺近金融市场,同时,随着股票和债权市场达到历史新高,亿万富翁手里的财富一路狂飙上升。

但是,对于大多数城市和低收入服务业中的体力劳动者来说,疫情就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未来也很难看见生活回归正常的希望。

2021—2022年期间,恢复的最好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东亚的一些国家。所谓的南半球国家(注:指发展中国家)则在疫情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骇人的死亡人数不断刷新记录,失业率和贫困水平大幅上升。而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帮助恢复经济的疫苗也供应短缺。据估计,这些国家的目标疫苗接种水平要到2023至2024年才能实现!

因此,我们即将看到的是,中国和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会在今年年底或2022年初恢复到疫情前的国家生产水平,但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地区则回天乏术。

问:那么,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复苏中的弱点和矛盾是什么?

在疫情爆发之前,世界经济增速已经放缓。七国集团的实际GDP增长率正下降到1%或者更低的水平;所谓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也下降到3%(几乎不足以平衡人口的增长)。世界贸易正在凋敝。甚至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庞大经济体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

其主要原因是,在生产性资本方面的投资增长率也下降了。而生产性资本对于提高劳动力生产率、推动技术和就业都有着重要作用。在我看来,投资增长和生产率进步是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力的重中之重,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逻辑下,利率成为推动投资的关键,生产力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即便是按照最乐观的估计来看,美国和全球的利润率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维持盈利能力之间的矛盾——长期作用的结果。从长远来看,这个矛盾无法解决,也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致命死穴。

乍一看,这个结论似乎十分奇怪。因为这和我们看到的FAANG(技术和社交媒体垄断企业)(注:指的是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五家公司)之类的企业所获得的巨大收益是相悖的。但平均来看,资本主义经济生产部门的企业的盈利能力都较低,这些例外反而证实了上述的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利润被再投资于金融和其他非生产性的行业,比如利润更高的房地产业。

事实上,据估计在疫情发生之前,主要经济体大约有15%—20%的公司是所谓的“僵尸”企业,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投资或扩张,只是足够支付工资和偿还债务。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们就是“活死人”。然而,与此同时,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债务创纪录新高,使得利率一旦上升企业就破产的风险大大增加。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不太可能见到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特征能有什么区别于大萧条后的十年的长进,依旧是缓慢的投资增长、低工资提升、底下的生产力发展、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全球范围内一尘不变甚至恶化的贫困情况。

问:在美国,拜登从新自由主义转向凯恩斯主义,人们对此已经展开了很多讨论。他做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目前为止这产生了什么影响?

不少七国集团政府提出的应对疫情的财政方案是在各州采取紧急措施,以防止疫情造成彻底的市场熔断崩盘,拜登政府也不例外。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亲资本主义政府在意识形态或政策上的转向。通常的说辞是“我们先用国家资金和信贷保护资本主义企业,走出疫情危机,至于这些钱什么时候付清就以后再想吧”,“以后”还遥不可及呢。

有观点认为,拜登的财政计划预示着政府政策的巨大变化。这指的是回归凯恩斯主义式的宏观管控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刺激。不过,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刺激和宏观管理也就是被神化了的一套1945年战后经济的产物,在1970年代中期已经被丢进了垃圾桶。但是,我们暂且先把这个事实搁置一下。

相反,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拜登政策的实际影响。根据高盛(注:一个全球投资银行)——一个基本算不上左翼的组织——的最新估计,在今年年底所有国会的诡计出台之后,拜登的这套计划的总额相当于其任期内每年美国GDP的1%。但为了弥补这笔费用,拜登将至少增加每年GDP0.75%的税收。

考虑到财政刺激对GDP的所谓乘数效应(注: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的乘数的最佳估计也就是1左右(注:意味着政府增加一美元的投入,均衡收入也增加一美元左右),这就说明拜登政策在完全展开的情况下,其净影响大概能使美国真正的GDP每年增长0.25%。目前对美国实际GDP长期增长的预测值仅为每年1.8%。因此,所谓的拜登对凯恩斯的“伟大”回归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

问:如果拜登能够在国会通过提案增加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支出,这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呢?

如果说拜登的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的话,那么其对任何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注: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就更加微弱了。欧盟也在计划展开经济复苏计划,旨在增加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已经债务累累的欧盟国家的政府资金。不过同样地,这个计划对这些经济体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日本即将宣布一项目标在未来十年“平衡收支”的财政计划,但估计到那个时候早就没有任何刺激效果了!事实上,日本最新的经济增长预测和疫情之前不到1%的缓慢速度是一致的。

除了中国、越南和东亚小国之外,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任何财政刺激或者经济复苏的前景。国际机构的大多数估计是,这些经济体在2023年之前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GDP水平,也永远不会恢复到曾经的经济增长路线。疫情将在这些外围资本主义经济体身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疤痕”。

问:有许多像劳伦斯·萨默斯(注:美国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部长)这样的资产阶级评论家发出警告称有通胀的危险。您对这些关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有什么评价?有多大的可能性回到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滞胀”状态,即低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加剧的结合体?

就眼前来说,许多经济体重新面临通货膨胀问题。这是经济再次开放后快速涌入的市场需求导致的,因为人们开始消费在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而企业需要原料和其他必需品来重启业务。再加上全球价值链的严重中断,供应无法满足需求,商业瓶颈造成了原材料、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膨胀。

但是,这是否是像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所声称的那样只是短暂性(虽然公平地来说,这些银行内部意见确有分歧)的呢?一些人,比如萨默斯,反对称信贷和财政刺激是在没有足够供给的情况下刺激需求,因为现代经济体的投资和生产力已经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

其他人则认为,大衰退后的信贷注入和货币宽松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相反,宽松的政策只会提振金融和房地产价格。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是,通货膨胀只发生在工资成本上升时,也就是说,通货膨胀是由劳动力而不是资本造成的。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通胀是由新价值(在工资和利润展示出来的)产生出的需求和货币供应增长速度相结合产生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生产的变化。

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新价值增长的放缓,因此通胀率也已减小到很低的水平。央行一直在努力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实现一些通货膨胀(2%的目标等),不过都以失败告终。在当前的情况下,在利率和货币量上的胡修乱补甚至无法实现中等程度的通胀。

因此,在经历最初的一段通胀率增长之后,只有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地生产新价值(其实不太可能发生)或者有两位数的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这还有希望),通货膨胀才会达到疫情前的水平(即2%左右)。其中后者是由央行控制的,但央行对维持的时间存在分歧。

问:这对左翼提出了更大的理论问题。许多人认为,凯恩斯主义或现代货币理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带来更平等的资本主义秩序。您在博客“下一次衰退”中质疑了这些想法。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凯恩斯主义无论是在这次危机中还是在普遍情况下都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是资本家决定了经济增长或是衰退。这里我的意思是,资本家只会在有利可图情况下才会投资生产和就业。利润是资本主义的主旋律。因而如上所述,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平均利润率很低而企业债务很高,许多公司只能通过宽松的信贷苟且度日而无法进行扩大生产的投资。

但凯恩斯主义理论并没有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考量资本主义经济。在凯恩斯主义那里,有效需求决定一切。如果政府支出能增加需求,那么它就能带动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好地解释了资本积累,那么倘若资本的赢利率始终很低并且在疫情后无法恢复到高位,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支出就是无效的。

经济学历史表明,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刺激的影响是短暂而有限的。正如凯恩斯自己曾说,能维持长期经济的财政支出水平等同于彻底“社会化投资”,这是在战争时期经济中才能见到的。

问:有什么办法能使世界经济体系摆脱现在的长期停滞,也就是您所说的的长期萧条?

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只能通过稳定地、有效地提升平均利润率来摆脱长期的停滞困境。从历史上看,这只有在大萧条摧毁了非生产性部门和过时的生产手段(既指物理上的摧毁,譬如战争;也指价值方面的摧毁,譬如高失业率和公司破产)时才出现过。

这就为那些在萧条中幸存下来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利润率的急剧上升奠定了基础——熊彼特把这个过程叫作“创造性的破坏”。但这在现在可能吗?目前看来似乎并不乐观,因为僵尸公司仍受政策支持而并没有受到清算。

的确,用机器人和人工智取代劳动力部门或是整顿生产降低成本确实可以为投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奠定基础,但这么做可能的后果是:必须在21世纪20年代末之前再出现一次重大的经济衰退才有希望使得利润率提高并且带来促使资本进行改革的条件。否则,也就是长期经济萧条中的一环罢了,和20世纪1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所发生的如出一辙。

问: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要如何评价拜登?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应当争取怎样的要求?

短期内,社会主义者应当争取的是:回归工作岗位决不能与降级的工资和恶劣的环境挂钩。而这些恰恰是许多行业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在美国,仍有近800万在疫情前有工作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

此外疫情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中高度私有化、空心化的卫生系统完全不足以应对威胁。而卫生系统一直面临着资金短缺、无人问津和私有化问题。

当然,其它一些关键的公共服务也有相同的问题,譬如教育、交通、通讯行业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应该争取投资充分的免费的国营医疗服务。这会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

从长远来看,社会主义者的主张不应该仅仅是让一切回复到过去的正常水平。后疫情时代意味着对在社稷民生方面进行更大的公共投资;消灭财富和收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国际范围内制定适当的计划应对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那些由资本主义引发却无法由其解决的环境破坏等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灾难。当然也别忘记,只要人们还在使用化石燃料,掏空矿山,将农业生产工业化以及毫不节制地开展病毒研究,还会有更多的流行病等着人类。

当然,所有这些都要求一场对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深刻变革,既要让跨国公司的生产能产出更大的利润,又要让上市公司的生产处在民主的监督下,使之能为社会需求服务。这些就是经济理论无能为力而政治斗争发挥效果的地方。

作者介绍:艾什丽·史密斯是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名社会主义作家和活动家。他曾在许多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包括Truthout、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Socialist Worker、ZNet、Jacobin、New Politics、Harpers,以及其它许多在线和印刷出版物。他目前正在为Haymarket出版社编写一本名为《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Socialism and Anti-Imperialism)的书。

2021年7月6日

原文链接:https://spectrejournal.com/out-of-lockdown-and-back-into-the-long-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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