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组织者敏(Myin):缅甸的劳工运动是反抗威权统治的重中之重

凯文·林、迈克尔·哈克访问,玛莫桑达敏(Ma Moe Sandar Myin)受访

红色指针 译

凡人 编辑

2003年,在缅甸仰光西部Hlaing Tharyar的一家服装厂里,妇女在缝制运动服。

在缅甸发生的政变已经暴露出了该国民主转型过程以来的大前提是完全错误的。下面是我们同正在蓬勃发展的缅甸劳工运动的一位组织者进行的交谈——而这场运动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反抗威权主义统治的核心。

在周一(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方发动了一场政变,把前“国际宠儿”昂山素季赶下了台。这场政变极大地暴露出被过誉的缅甸民主制度——其因2010年昂山素季的获释和2015年所举行的,该国数十年来的第一场民主选举而备受世界关注——在根基上就存在缺陷。现今被用来治理国家的2008年宪法赋予了军方对于关键部门的全部掌控权和在宣布紧急状态上的广泛权力。

现在来看,缅甸人民的回应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昂山素季的和她的政党劣迹斑斑(比如像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他们仍然在缅甸很受欢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代表着军事统治的结束和对于世界的开放。

同时,大城市的医护人员呼吁罢工,该国最大的劳工联合会督促人们不要在工作问题上同军政府进行合作,而一个“公民抗命运动”(civil disobedience movement )的脸书团体则收获了18万个赞。

缅甸的工人运动在部分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发展了起来。在2009年至2010年,一场主要的罢工浪潮席卷了该国大多数外资制衣厂,而政府则采取强硬措施作为回应:将工人的运动切割孤立并强迫工人们和雇主达成协议,这削弱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势头。

但是在2011年,对工会组织的禁令被废止并且次年集体谈判已被合法化。劳工运动从幕后转移到台前。在泰国为缅甸移民服务的劳工权利组织开始返回缅甸,并同他们以前在地下工作中的同志们汇合。许多工会活动家呼吁基于自由权利的政权,以鼓动工人们并守护他们的工会。

最重要的是,罢工对于工人运动的锤炼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愈发重要。2019年,在该国目前庞大的制衣产业中,该行业雇佣了约60万名工人,并且制造缅甸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掀起了一场剧烈的罢工浪潮,但是和COVID-19病毒的流行与各种限制措施发生了冲突。 在政变发生前不久,为了对缅甸的工人斗争有一个更好地了解,我们和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组织者,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的玛莫桑达敏(Ma Moe Sandar Myin)进行了交谈。在政变后,我们试图与她取得联系,但是目前缅甸境内的通讯是被中断的。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缅甸同威权主义的斗争将与其工人运动的成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凯文·林/迈克尔·哈克(下简称KL/MH):在新冠疫情冲击前的2019年,在缅甸爆发了罢工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莫·桑达·迈因特(下简称MSM):

因为工人们从罢工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罢工可以让他们享有自己的权利。罢工可以带来加薪。当发生一次罢工的时候,其他工人能够看到罢工的效果很好。他们尝到了罢工带来的甜头。罢工为工人们带来了工会。

在发生罢工的时候,工人们会离开工厂,设立自己的罢工营地。并且能够通过相互交流进而选出自己的工会领袖和“大管家”,并且相互学习。相应的组织者对工人进行工会相关的教育。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工资和生产出的产品相比不值一提的时候,工人们会十分愤怒。静静的坐着等什么效果都没有。你必须团结起来对抗雇主。

组织者的角色十分重要。我们假设工人找到组织者,然后组织者向工人们解释说在工厂中有许多侵犯权利的行为,但是仅凭单打独斗是无济于事的。你必须要和其他工人站在一起,并同他们交谈然后把他们也带来这里。我们将会向他们解释更多的。

通过这样的方法,工人们聚到了一起,然后解释说,假如我们要通过政府机制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可是需要时间的。

KL/MH:我只想谈谈您所说的这一件事:工会是通过罢工形成的。您为什么认为这一点是如此的重要?

MSM:大多数稳定运转的工会都是自罢工中组建的,在我们的联盟中的大多数工会至少参与了两三次的罢工。即便在一场罢工结束后,也将会有另一场的,这取决于雇主对于工人和工会的态度。所以罢工是这里确实已为惯例。

在罢工期间,组织者询问工人们关于他们对雇主的要求。他们在罢工中记录下了来自不同的部门或者不同生产线上工人们的要求。

在罢工期间大家参与地十分积极。工人们不是待在家里,而是像平常一样带着午饭来工厂里,然后就这么待一天。

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工人在罢工营地里睡觉,而另一些则是第二天来。

KL/MH:您强调了工人的参与问题。请您能就运动中的工会民主多谈些么?

MSM:为了使谈判得以落实,工人就必须对自己喜欢这个还是那个方案来进行投票。工会领导人也是选举出来的。工人选举工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根据缅甸劳动法,执行委员会有七名成员。这七名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在罢工营地里被选举出的。

由于工厂很大,所以一些这样的执行委员会无法兼顾到所有的工人们。那么每个部门或者每条生产线都会根据所拥有的工人的人数选出“大管家”。

组织者和工会联合会明白,权力是掌握在工人手上的,并且每个工会都是有自治权的,联合会领导人所做的就是给予建议和支持罢工。

KL/MH:缅甸的劳动法是否对工人有利?

MSM:劳动法根本不代表工人的权益。工人运动向前推进的原因是工人们愿意罢工。这就是劳工运动蓬勃发展的原因。

为了使法律更好并且代表工人们的呼声,工人阶级需要有强大的力量。他们需要罢工,因为通过罢工他们组建起工会,这进一步会促成劳工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这就是一切的发展过程。

KL/MH:您是怎么参与进劳工组织相关活动的?

MSM:我从小就从事制衣业相关的工作。我们高中有放暑假,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去了一家制衣厂打工。在2000年,我高中学业完成后,就直接去了一家制衣厂工作,在那里担任办公室文员的职务。

在2015年,缅甸的最低工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当时最低工资的标准是每天3600缅元(约合2.70美元)。但是在我所处的工厂里,雇主并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时限支付最低工资。

工人罢工了几天。雇主说他会把这笔钱交还工人,工人们因此结束了罢工。但是这个雇主并没有履行他的承诺,所以工人们开始磨洋工反抗。雇主通过扣工资的方法来进行报复。该案当时是通过缅甸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处理的,缅甸工会联合会(CTUM)协助那里的工人组建了工会。我在那时也只是其中普通一员。

在这期间,雇主根据《刑法》第341条对16名工人领袖封锁大门的行为进行了起诉。雇主通过“刑法典能把你送进大牢”这些话警告来达到恐吓工人的效果。其中的一位工人领袖向我询问关于《刑法》第341条的问题。但我对这也是一无所知,所以我就向我的丈夫去询问,得到的答案是这其实没啥的。我也同一位女性领导者进行交谈,认识到了《刑法》其实真没那么可怕。

所以我开始向那些信任我的工人领袖和其它工人说起这件事情。工人们对现任的领袖并不满意。工人们想要走出去并罢工。一位女性工人领袖决定来领导这场罢工。当时是有306名工人在场,有220人跟随她参与了罢工。这就是我怎么参与进劳工运动的过程。

KL/MH:您作为一名女工,请问缅甸90%的制衣工人都是女性这一情况如何影响到您的组织过程。

MSM:在八、九年前,罢工都是由男性领导的。雇主决定不去雇佣那么多男性工人。女工被招募的原因是雇主们认为她们是不会反抗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女工们也很乐意参与罢工。

谈到组织这个方面,当您和同性工人交谈的时候,说服他们很容易。父母那边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伴侣,如果工人已婚,那就是配偶这边。

但是,尽管面临着重重困难,女性领袖们仍然冲破了习俗与传统的束缚,并开始斗争。尤其是在我们的联合会中,绝大多数的领袖都是将自己时间和精力全身心投入到为工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中的年轻女性,她们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她们甚至愿为此和另一半离婚。

并且,当她们进行罢工的时候,这些女性领导者并不害怕被解雇。她们克服了恐惧,并且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所以我为女性工人能够领导罢工和工人运动感到深深的骄傲和自豪。

KL/MH:您在工厂里工作也有很长时间了。您也看到了向部分民主化的转型。这带来了怎么样的大变化呢?

MSM:在2000年左右,只有少数几家工厂,并且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在干活。有些人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甚至一年到头都没有请过假。而且由于军政府统治,人们无法聚集到一起。

在2010年后,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给了工人们更多的信息。工人们必须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并且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厂,所以工人们之间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在2000年,工人们承认雇主就像上帝一样,因为是雇主给了他们食物和工钱。但是在2010年后,对于雇主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并且工人们知道了他们所拥有的权利。

KL/MH:请问COVID-19病毒是怎么影响到缅甸的劳工运动的?

MSM:当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政府对于人员聚集施加了限制。工人们现在不能在工厂外面设立罢工营地,而这限制了他们进行罢工。由于罢工并没有发生,所以工会的成立也是不可能的。

新冠疫情还使得雇主在压榨工人、解雇工人和打击工会上有了优势。以你为现在订单数在减少,雇主们正在考虑裁员。

尽管我们无法进行罢工,但我们必须保持坚强和有韧性,当新冠疫情的限制被撤销之后,我们将进行反击。那么然后,罢工的浪潮将会再次席卷。

关于作者:

玛莫桑达敏(Ma Moe Sandar Myint是一位缅甸制衣工联合会的组织者。

关于采访者:

凯文·林(Kevin Lin是一位中国的劳工活动家和研究人员。迈克尔·哈克(Michael Haack在2008到2010年间担任US Campaign for Burma的协调员,并且此前曾为麦克斯维尼《见证之声》(McSweeney imprint Voice of Witness)和耶鲁大学的麦克米伦中心(Yale University MacMillan Center)进行缅甸的历史与政治方面的研究。

原文链接:

https://jacobinmag.com/2021/02/myanmar-labor-movement-authoritarianism-co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