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发生了什么？
娜达·玛塔、吉伯特·阿胥喀 著
阿迪 译
五叶 校
自从突尼斯起义开始，已经过去了5年。在“阿拉伯之春”当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时至今日，距离阿拉伯起义的开始已有五年时间。2010年12月17日，起义的火花在突尼斯点燃，随后革命的浪潮席卷了阿拉伯世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尊严、民主和社会正义。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巴林、也门和叙利亚，民众以近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动员起来，并且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社会与政治进程。一种有希望的政治成为了可能。
然而在阿拉伯民众起义的第五年，组成旧政体的反革命势力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却取得了政治主导权，并且正在激烈地争夺控制权。埃及相比起义爆发之前处于更坏的独裁统治下，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爆发了内战。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群众无家可归。
如何评价这种形势，其主要特征和可能性是什么？《雅各宾》杂志的娜达·玛塔与吉伯特·阿胥喀（阿拉伯地区的世界级分析家之一）为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拉伯起义开始时，你从一开始就指出，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包括成功和撤退的时期。对这反叛的5年，你的一般评价是什么？
为了澄清讨论的条件，起初，主流舆论的观点（特别是在西方媒体中）是认为阿拉伯地区正在进入一个民主过渡期，这在不同的国家将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并将相对和平地迈入一个实行选举民主的新时代。
按照这一观点，随着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这一过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相信同样的模式会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扩展到阿拉伯地区的更多国家，就像1989-1991年发生在东欧的事情一样。这一观点被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把阿拉伯起义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做法，是以这样一种看法为依据的：由于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创新，生活在全球化文化的新一代人身上发生了文化与政治上的突变，而“阿拉伯之春”就是这种突变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阿拉伯起义本质上（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为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斗争。
当然，这一观察并不完全是瞎说。毫无疑问，上述都是阿拉伯起义的显著特征。然而，我从一开始就强调的关键点是：区域性动荡的根源是社会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是第二位的。即使像任何一次大规模社会变革那样带有政治特征，但阿拉伯起义首先是一场社会的震荡。
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到阿拉伯起义的社会背景：在运动最开始发生的两个国家（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在前些年里社会斗争与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国家。起义的口号本身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不只是“民主”与“自由”），无疑同时还有非常多的社会要求。
因此，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这次阿拉伯起义，它是社会革命的经典案例。阿拉伯起义是阿拉伯语地区长达30年的发展停滞造成的，创纪录的低增长率又带来了创纪录的高失业率（特别是在年轻人中）。
.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我比较有准备。因为在起义的前几年里，我一直在教“中东与北非的发展问题”这门课。我很清楚，该地区的发展遭遇的阻碍迟早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大规模爆发。
这就是为何我早就把在2010年12月17日于突尼斯爆发的、随后扩展到阿拉伯地区其它地方的事件，描述为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开端。按这种说法，我指的革命史进程并不是只有几周或者几个月，而是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起义促成了长期的地区性动荡，它必然会经历跌宕起伏，革命力量的高涨和反革命得势带来的挫折，并伴随着大量的暴力。
乍听起来，我似乎很悲观，因为我告诉人们要从裹挟着他们的激动情绪中冷静下来，强调事情还没有看到尽头，危机面临的形势是极其复杂与困难的，并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这一过程也不会保持和平。我也从一开始就强调，突尼斯、埃及相对和平地推翻其统治者的情况，不会发生在利比亚、叙利亚以及其它君主制国家。当我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起义还未在其它许多国家发生。
今天，我提出革命的进程远未结束，请人们从支配着他们的沮丧心情中振作起来，或许这听起来比较乐观。一些国家的形势看起来十分糟糕与悲惨：首先自然是正在深陷巨大悲剧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埃及的情形也同样如此。然而这并不是结束。除非发生彻底的社会和政治的改变，否则阿拉伯地区将长期陷入动荡。
可以肯定，这种变化并不是必然发生。我不抱有乐观主义，而是主张从历史视角认识危机的发展过程，并强调仍然有希望。我只能这样谨慎地说：由于缺乏实现社会与政治变革必需的主观性政治条件，即高举进步变革大旗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阿拉伯地区注定会遭受更多的灾难，正如尤其在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情那样。
你能描述一下起义的经济与政治原因吗？在经济发展方面，这种造成了起义的长期阻碍是什么？
这在我书中的前两章《人民想要什么》中有细致分析。简而言之，如果你看看阿拉伯语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并和亚洲和非洲的其它地区对比下，你不能不注意到它们一直以来相当低。GDP的增长率，尤其是人均GDP增长率一直以来相当低。
这意味着其经济无法创造出与人口增长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因此造成了大量失业，在青年和妇女里尤为严重。阿拉伯语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失业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种长期的经济停滞产生了致命的社会后果：不仅是大规模的失业，还有包括区域不平等在内的许多社会问题。令人炫目的巨额财富与极端的贫困并存，造成了极大的挫败感。自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市场的繁荣后，这一问题变得更糟了。正如我一直强调，2011年事件的关键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什么爆发”，而是要思考：既然造成起义的潜在因素已经累积了这么严重，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爆发？
现在，经济停滞的原因应该归咎于阿拉伯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就像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范式。这导致国家逐渐放弃对经济领域的干预。按照新自由主义教义，将由备受激励的私营部门来弥补原本由公共投资（正不断遭到削弱）承担的角色。
尽管付出了高昂的社会成本，但在一些具有合适条件的国家（例如智利、土耳其或印度），这种由私人主导的增长模式确实发挥了功效。然而，在阿拉伯地区由于国家的特殊性，它可能根本不起作用。
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兼有两种特征：一方面，它们是世界市场中的食利国，取自自然资源或者战略功能的租金构成了国民收入的相当部分；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从“世袭制”转向“新世袭制”，其主要特征是明显存在一个世袭制国家的核心，即一切意志和目的的统治集团“拥有”国家权力，它不像“现代国家”（统治集团仅仅是国民公仆）。这些特征导致了被我称为“经济活动方向的支配性政治决定因素”的现象。
如果再加上该地区高度不稳定且相互冲突的普遍政治环境，你就会明白私营经济部门根本不可能成为发动经济奇迹的引擎，就像那些新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私人投资仍然相当有限，且在很多程度上是投机性的，以快速盈利为导向。公共投资的减少和停滞并没有被私营部门所补偿。新自由主义模式在阿拉伯地区遭遇到了惨败。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动荡是结构性危机的结果，而不是偶然性、周期性危机的结果。并且这也不是随着一个长期发展阶段的结束自然到来的民主化进程，就像在一些“新兴”国家发生过的一样，而是长期停滞的结果。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阿拉伯地区的各个国家，都需要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结构，方可克服发展的障碍。
只移除冰山一角，比如打倒本阿里或者穆巴拉克及其仆从，并不能结束动乱。因此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这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使用“革命进程”的概念以区别于那种简单认为独裁者的下台就是结束的“革命”。
经济的困难和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转变成大规模的变革运动，比如起义？造成了关键影响的是否是困难（如失业）的程度？一个反对意见认为，经济的困难和发展面临的挑战长期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和其它国家，但是并没有导致反抗。
这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反驳，因为我们讲了过去30年里困境愈发恶化。这产生了累积效应。其中之一是失业人口的增加。失业率在这一时期并不稳定。经过这些年的累积，失业率显著增加并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某种程度上，经济停滞产生的累积社会效应容易导致黑箱政体崩溃。这是一方面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引发运动的因素里，也掺杂了政治原因。我在历史事件的分析上借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概念。在这一点上，运动的爆发是由多元决定的，因为除了社会和经济结构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也卷入进来。
例如，其中一个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对该地区的失稳效应，尤其是对伊拉克的占领。这些不同的因素合力导致了大规模动荡。
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并不是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社会和经济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但所有因素的组合极易产生剧变。
哪些社会群体在组织这些起义中发挥了作用？组织者是否有特别的阶级背景？原因是什么？在阿拉伯各国间是否有区别？
当然，在此事上这有些许不同，但也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让我们先来看看相同点。媒体说这场运动由通过社交媒体组成网络的年轻网民所领导。起义甚至被称之为“脸书革命”。
这不完全是错的，但它仅仅是部分事实。在起义的组织者中，的确有通过社交媒体网络相联系的年轻人。从阿拉伯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从摩洛哥到叙利亚，在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上它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然而，其它因素媒体并没有予以足够关注。如果你问：为什么起义首先在突尼斯取得胜利，为什么埃及紧随其后，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表现出这样一种模式？那么这些因素就必然会浮现出来。如果你正确地研究问题，你不能不注意到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
突尼斯有该地区唯一的强大组织化工人运动，它相对于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使得他们得以在群众和中间组织者的水平上真正参与阶级斗争。
UGTT（突尼斯总工会的法语缩写）是一个杰出的组织，它在突尼斯社会和政治史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它的中间组织者中，有许多人是左派。突尼斯的起义刚拉开序幕，突尼斯总工会就是实际的组织者。没有它，运动不可能取得它在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的胜利。
在其一些分支机构，如学校教师工会的压力下，突尼斯总工会开始介入运动的组织活动，并为其提供了强大动力。他们的当地组织在起义开始蔓延的地区很早就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他们推动了UGTT的领导层加入斗争。
突尼斯总工会在各地接力式地组织漫游式总罢工。本阿里从突尼斯逃走的2011年1月14日那天，也正是总罢工蔓延到首都的日子。因此事实上，突尼斯总工会是突尼斯起义的实际组织者。
在埃及，并没有类似突尼斯总工会这样的组织，当起义爆发的时候，除了很少一些新建的且规模很小的独立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都处于政府控制下。相反，运动是由一个政治力量的联盟所领导。
脸书活动家们固然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把埃及起义简单归结为威尔•戈宁（谷歌区域性分支机构的市场营销主管，他建立了一个著名的脸书页面，但他并不在埃及，而是在迪拜）的作用，像世界媒体在一段时间所做的那样，把他描绘为阿拉伯起义的关键人物，是十分荒谬的。
曾在1月25日号召大规模抗议的不仅是虚拟网络，而是一个真实的十七个政治势力的联盟。活动于线下的真实的政治网络也曾参与其中。而准备工作是关键，工人运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是决定性的力量。埃及事变建立在工人斗争持续5年的惊人高潮基础上，这让人印象深刻，在该国历史上非常重要。
这一波斗争浪潮于2007-2008年达到顶点，直到2011年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在2月初的起义阶段，工人阶级开始介入行动：政府刚开始要求恢复秩序时，成千上万的工人就开始了罢工。这场罢工潮促使了穆巴拉克仓惶下台。
这些是在埃及和突尼斯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现实力量。此外在巴林，工人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点却完全被忽视了。就像在突尼斯一样，在巴林有一支独立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虽然并没有突尼斯那么强大），它在起义最初阶段的总罢工组织过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巴林工人运动被严厉打压，不仅是通过政治手段，还通过大量解雇工人。甚至在也门，起义之前也经历了一次罢工潮。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由于极端独裁的政府，起义之前并不存在自治的组织团体（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社会组织）。许多政治反对者在国内遭受恐怖镇压后就流亡出国，甚至在国外也有大量持不同政见者被杀害。在叙利亚，所有反政府人士都处于严密的监视下，不能参与任何大型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互联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叙利亚，在仅仅保持了短短为期几个月的最初阶段里，起义由协调委员会（坦斯齐亚太）组织，其主要部分是年轻网民。
因此，根据每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参合在起义的组织里。
让我们更仔细地谈谈埃及和突尼斯，再回到叙利亚的问题。虽然可能有人不认为阿拉伯世界统治精英的分裂导致了起义。不过在埃及，新兴的新自由主义精英与俗称的老穆巴拉克近卫军和军事精英间的关系确实日趋紧张。你如何评价这种紧张关系？你是否认为他们对起义有影响，他们是否暗示了阿拉伯世界由于私人资本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而出现的一种总体趋势？
这些特征经常被一厢情愿地夸大了，这种夸大的根源是政治科学的教条化，这些教条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变革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许多人说阿拉伯起义是由西方化的中产阶级领导的。事实上，大部分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都非常害怕起义。
在突尼斯或者埃及这类国家，中产阶级当中的一些人和统治者渐行渐远，这仅仅是因为统治者对他们不利。但从根本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即使一些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成员这样做（例如埃及的纳古布·萨维里斯），那只是出于投机的目的，把自己包装成自由主义者。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精英并不支持起义。
然而，在突尼斯和埃及，现役军队与大部分国家机关最终都认为他们必须摆脱总统，以阻止起义进一步发展与激进化。人们忘记了，在2011年2月11日的埃及，发生了一次和2013年7月3日相类似的军事政变。这两次政变都是由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发动：第一次军事政变由穆罕默德·坦塔维领导，第二次政变由现总统塞西领导。这两次政变都绑架了大规模群众运动。
一些人争论说，一些埃及军事精英对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及其身边的经济精英日益增长的权力感到不安。你认为这会起义产生一些影响吗？
在埃及，一方面，军队和贾迈勒·穆巴拉克及其亲信的关系是紧张的；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是竞争对手，因为埃及军队本身也是一个经济机构。事实上，它是该国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利益集团。
军方势力渗入到各种各样与军事事务无关的经济活动里。他们作为一个大股东，与其他私营企业家竞争，并且分包给其他人（在拥有一切合同的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
当胡斯尼·穆巴拉克表示打算把他的权力移交给他的儿子时，军方和贾迈勒·穆巴拉克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了。军方非常反对这一做法，这更是因为它违背了埃及共和国由军人统治的长期传统。在纳赛尔之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像纳赛尔一样发迹于军队。
但是，无论如何，这些紧张关系都不会是起义的核心因素。它们是高层发生变化的背景。但是，阿拉伯起义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且绝不是精英内斗的结果。
最近，在关于突尼斯前途的谈判中，劳工运动是主要的参与方之一。人们也能说，埃及2012年不断增加的工人斗争是2013年政变的部分原因。塞西并不仅希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他也是想结束不断激进化与水平日益提升的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在2013年初反对穆尔西（当时的总统）的斗争中达到顶点）。为什么埃及工人和突尼斯工人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不同的作用呢？
首先，正如我前面所提到，埃及很不幸地缺乏类似于“突尼斯总工会”（UGTT）这样的组织。自纳赛尔时代至2011年，工人运动都受到了国家的牢牢控制。虽然在埃及起义的前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独立工人运动，但是它取得的成就远远比不上突尼斯的运动成果。
诚然，工人阶级在突尼斯和埃及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突尼斯的工人是有组织的阶级，而在埃及，工人是无组织的、无阶级的，通常只有一些在地方层面组织起来的野猫式罢工。最为瞩目的是埃及大迈哈莱的2.4万纺织工人，他们一直是埃及阶级斗争的最前锋，从起义之前到现在。在每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在最前线。
但是，埃及缺乏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这点有着极大的影响。“突尼斯总工会”的存在，是突尼斯有着不同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此外，突尼斯缺乏军事统治的传统，它是本·阿里统治下的警察国家，而不是军事独裁体制。
因此，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军方对于政治事务的相对独立以及组织化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解释了为什么在突尼斯事件中工人运动能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革命的工人运动。自2011年以来，左翼已经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其绝大多数并不激进。UGTT领导基本的经济斗争，并不致力于改变政权的阶级属性。
这就是为什么它寻求与资方和政府相妥协，并且在两个反革命派系——旧政权和伊斯兰运动——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而不是与他们做斗争并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事实上，它与资方的协会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很说明问题。
然而，在西方主流的东方学者看来，突尼斯“民主的例外”应该被理解为“文化”的原因。如果要不是支持这一观点的那些人羞于启齿，他们会把“民主的例外”归功于本·阿里本人！
然而，突尼斯真实且唯一的例外是UGTT，这一强大的独立的组织化工人运动。这个事实证明了，民主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科学所说的“中产阶级”，而是工人运动。
并且，政治民主最精确的标准实际上是对劳工权利的尊重和独立工人运动的存在。你能发现一些国家在独裁统治下有一个繁荣的“中产阶级”，但你不会在独裁条件下找到自治工人运动。
反革命几乎在所有阿拉伯国家赢得了胜利，除了我们能提到的突尼斯。虽然突尼斯人没有实现他们对民主和社会正义的追求，但至少仍然有一股挑战权力中心的潜在力量。
我担心突尼斯并不能摆脱这一地区反革命的趋势。它也在经历一个反革命的阶段，虽然是大为温和的一个。突尼斯正在经历旧政权人士的大规模回归。
目前的突尼斯总统——是除了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和英国女王之外，目前地球上年纪最大的国家元首，这是对目前一般所认为的“青年革命”的反驳——恰好是一个旧政权人士。突尼斯的新执政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但很大程度——是旧执政党的翻新版本。
不同于埃及，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稳定而和平的方式进行。至关重要的事实是，现在突尼斯是被一个介于新版本的旧政权和大复兴党（相当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突尼斯版本）之间的联合所统治，虽然大复兴党不如穆兄会那样有势力。
这是一个不同的情况，反革命的两翼联合起来以取代相互争斗，并且这也的确是美国希望看到而且希望扩展到整个地区的结果：旧政权的翻新版和由穆斯林兄弟会的地方性分支机构代表的所谓温和反对派组成联盟。
让我们来看叙利亚。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全球左翼对叙利亚感到困惑？叙利亚政权是极端残暴且独裁的，但叙利亚革命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所得到的那种支持。
我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对美国政府的反应所造成的误解。那些不知道该地区历史的人认为，叙利亚政权与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结盟，所以它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
叙利亚政府的宣传也以这种方式反映了这一点。2011年1月下旬，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起义开始之前接受的华尔街日报的一次著名访谈中，解释说他的国家能免受地区风潮的影响（如同他想相信的），这是因为他的政权“与人们的信仰密切相关”。他补充说“人们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里，他们也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尤其是在极度意识形态化的地区。”他的意思是，通过让“极度意识形态化”的叙利亚 民众 相信他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者，他就能使得民众对他的政权满意。
因此，当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埃及军方抛弃时，叙利亚国家电视台以“大卫营政权的落幕”这样的标题播放了新闻。他们想相信，更准确说是假装相信，埃及起义是1978年与以色列和平协定的结果，反之，据称是民族独立的叙利亚政权不受民众反抗的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几周后的事态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左翼都受这种宣传所害并相信了它，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如果叙利亚政权没有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事实并不是叙利亚方面没有意愿，而是以色列方面没有意愿。实际上，两国之间进行了几轮谈判。在2011年之前，土耳其当时的总理埃尔多安在他当时的好朋友巴沙尔·阿萨德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
导致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缔结和平协定比起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更加困难的根源是地理因素。以色列将西奈归还给埃及是因为从军事意义上来看，这对于以色列方面来说是个堡垒，特别是协约的一个条件是保持西奈半岛的非军事化。在埃及军队穿越苏伊士运河和以色列边境之间的沙漠所需的时间里，它可能被以色列的空军摧毁许多次了。
相比之下，戈兰高地是直接俯瞰以色列在1967年以前的领土的战略要地。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在1981年正式吞并戈兰。除了东耶路撒冷外，它是1967年阿拉伯国家被占领的领土里唯一一个被以色列正式吞并的地区。
阿萨德政权于1976年随着以色列和美国的允许进入黎巴嫩，以粉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黎巴嫩左翼，并将黎巴嫩极右翼从即将到来的失败里解救出来。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阿萨德政权将巴勒斯坦战士从该国南半部直到（也包括）贝鲁特驱逐出去，来继续以色列开始的活动。
第二年，阿萨德政权通过其代理人将巴解组织战士与阿拉法特本人从黎巴嫩北部赶了出去。在198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大马士革当局通过支持其什叶派运动的黎巴嫩盟友（阿迈勒），进行反对巴勒斯坦阵营的战争。此外，在1990年，哈菲兹·阿萨德加入了美国领导的攻击伊拉克的联军中，叙利亚军队也参与了战斗。人们忘记或者忽视了所有这一切。
阿萨德政权完全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它纯粹是一个类似于黑手党的机会主义政权，追求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它是该地区最残暴的政权之一，进行着极其野蛮的镇压活动。
在1980年代初，左翼遭遇了一次大规模镇压：近一千名地下共产主义行动党的成员被投入监狱，并遭受了可怕的酷刑。数以百计的他们仍然还在监狱里，监禁时期从十年到二十年不等，虽然他们从未参与任何暴力行动并且从未宣扬暴力。
叙利亚政府在过去15年里一直在进行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叙利亚见证了一个最腐败的裙带资产阶级的发展，统治集团从掌握军事和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的主要掌控者。巴沙尔·阿萨德的表弟是目前叙利亚最富有的人。并且他的其他亲属也变得非常富有。
在社会光谱的另一端，叙利亚目睹了失业率上升，去工业化和乡村的贫穷。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社会局势极其紧张，最终于2011年爆发。这一点上，叙利亚和该区域其它地方的模式一样。
如果有不同的话，那些在2011年反抗巴沙尔·阿萨德的人和他们的突尼斯和埃及同志有什么不同？
为了替他们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辩护，一些人争辩说叙利亚起义不同于其它阿拉伯国家，是由保守伊斯兰势力所领导。这也完全是不实的。首先，在埃及和突尼斯，那些企图最大程度利用起义的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大复兴党都在各自国家赢得了起义后首次大选。
因此，如果认为叙利亚起义是处于伊斯兰势力的控制下，那么他们那些持此观点的人应该根据同样的理由来支持突尼斯和埃及的旧政权以逻辑一致。
实际上，现在部分突尼斯和埃及左翼就是用类似的理由来支持旧政权。在埃及，多数左翼支持塞西发动的政变，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会在之后感到后悔。基本的事实是，这里出现了遍及整个地区的人民起义。
如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得以成功在这些起义里的有组织力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毫无例外，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左翼在实践上和（或者）政治上的弱小，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作为几十年残暴统治的结果。没有人可以忽视这一点。叙利亚政权不是抵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盾牌，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也不是，今天的阿萨德和塞西同样也不是。
自从巴沙尔·阿萨德以一种王朝式的方式继承了他父亲的权力，他就在叙利亚支持萨拉菲主义。熟悉叙利亚的人能够注意到叙利亚大街上尼卡比斯（面纱）的增多。这被年轻的阿萨德所鼓励，他相信这能够换来其政权的社会稳定，并且保守的萨拉菲派伊斯兰意识形态能使人民远离政治活动。但这最终打了他的脸。
这种情况在整个地区都是类似的。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自己就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来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想，直到这最终反噬自身。为了战胜纳赛尔主义，萨达特把穆斯林兄弟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并让他们成立组织。他们在穆巴拉克统治下被认可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虽然处于严密的监视下。通过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帮助下摧毁左翼，美国和当地政权为反对派在这些势力中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另外，当叙利亚起义开始时，阿萨德政权竭力阻止民主、世俗、非宗教派别力量的壮大。这的确是当政者眼里的主要威胁。它最残酷地镇压这场运动，将数以万计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投入监狱，他们是这场起义的组织力量和先锋。
同时，正如很多文章和书籍所表明的，阿萨德政府将圣战者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些圣战者自从在伊拉克被利用完之后就被关押着。那些圣战者被释放纯粹是政府的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诡计，是为了完成一个自证的预言，那就是起义仅仅是一场圣战者的阴谋。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叙利亚的兴起创造条件，以改变起义的性质。
同时，阿萨德政权的防卫越来越多地依靠伊朗地区的来自黎巴嫩和伊拉克的地区代理人，这些人与大部分叙利亚反阿萨德的伊斯兰势力相比，并没有更少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那些宣称叙利亚政府是“世俗政权”的人完全忽视了这一昭彰的事实。
基地组织在2012年初于叙利亚以努斯拉阵线的面目出现，与其伊拉克分支——所谓的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有很深的干系，其中伊拉克复兴党（叙利亚执政党——复兴党反目成仇的兄弟党）的前成员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他们决定将努斯拉与ISI以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沙姆，即大叙利亚）——被称为ISIS或者ISIL（L是黎凡特）——的名义合并时，伊拉克方面主动与叙利亚方面继续留在努斯拉的部分分裂，也与全球基地组织分裂。ISIS与他们政权的反对派间比与他们的军队间的冲突更多。
事实上，ISIS是阿萨德政权的“偏爱敌人”，因为他们是如此地排斥西方，以至于他们是政府试图诱使西方力量改变他们对阿萨德政权态度的最佳理由。你现在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叙利亚政权是如何在俄罗斯的帮助下，最充分地利用它来诱使西方以打击ISIS的名义支持阿萨德政府。
越来越多的西方权力精英——尤其在最保守的唐纳德·特朗普，玛丽娜·勒庞等类似的人中——恰恰正在鼓吹这一点。他们呼吁与阿萨德和普京结盟。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叙利亚，评论家认为在叙利亚的所有势力都是反革命的。这是否正确？难道绝大多数实际战斗着的叙利亚人不是在与独裁作斗争吗？
他们当然是。但该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之一在于，你没有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经典二元对立。这里存在一种三角关系。一方面，革命的一极由一个反抗旧政体，渴望着一个不同于旧政体的进步社会的代表着工人，青年人和妇女愿望的社会政治集团组成。
然而，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反革命阵营。其中一个是旧政权，传统意义的反革命势力。然后，由于我先前提及的历史性因素，有一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反革命势力，他们最开始由旧政权作为制衡左翼的力量所培养，但逐渐壮大并转而反对这些政权。两者都是反革命势力，因为他们的根本利益和方案都是直接与革命一极对于社会，经济斗争和民主化变革的期望是相冲突的。
当他们于2011年上台时，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大复兴党呈现了另一种反革命形态，一种华盛顿相信其能比旧政权更好地运行的形态。他们延续了旧政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
他们唯一试图实施的变革是公共机构的伊斯兰化——或者更准确说是使埃及公共机构的伊斯兰化更进一步，因为埃及已经有相当多的公共机构处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控制下。当他们试图宣示自己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时，在他们与旧政权之间紧张关系就提高了。这是2013年埃及政变的背景。
所以你能在整个地区看到两个对立的反革命阵营和一个革命阵营。后者在实践上和（或者）政治上的弱小导致了形势发展成为两个反革命阵营间的冲突，而它被边缘化。
叙利亚恰恰是个最极端的例子。2011年的革命有着巨大的进步潜力，如果不是比其它国家更多，至少也有同样多的革命潜力，因为进步与左翼的理念在叙利亚人民里面广为流传——远多于埃及，虽然比突尼斯少。然而，这一潜力没有转化为一个组织化的形式。虚拟的互联网对于组织示威游行和集会来说非常有用，但是这不能代替真实的组织网络。
此外，由海湾石油君主国家为代表的地区性反革命堡垒非常积极地介入其中，他们竭尽全力不计代价地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部分以使他们壮大。因为一个真正民主的起义对他们来说是主要威胁，就像其对阿萨德的威胁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与阿萨德政权是一致的，都是增加反对派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部分来打击世俗的民主。
叙利亚最后的结果的确就是，局势由两个反革命势力间的相互冲突所主导：一边是政权方及其盟友，另一边是武装反对派，其主要势力所持的政治观点与2011年起义的最初进步愿望有着强烈冲突。的确，也有一些武装反对派带有较少的反动性，虽然也几乎没有进步性。
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加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团体的人中，一大部分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做，而是由于在战争导致的生活条件迅速恶化的背景下，他们能在那里拿到工资。这在ISIS的发展中实际上是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因素使它能招募到数千的战斗人员。
这说明，于2011年爆发的潜能虽然未被彻底粉碎，但在政治上已经相当程度被边缘化。许多代表这一潜力的人都已流亡出国，一方面因为他们激进地反对政府并受到政府威胁，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壮大，这对他们同样很危险。
大多数幸存下来并且没有陷入牢狱离开了这个国家。这些成千上万体现了2011年起义的民主进步的潜力的活动分子现在正在流亡，这是保持未来希望的一个理由。
然而，人所能期望的最好的情况是这种糟糕的“野蛮主义的冲突”的终止，正如我在911事件之后所说的，野蛮的阿萨德政权在一端，野蛮的ISIS在另一端，后者最初是作为头号野蛮主义的美国占领伊拉克的产物。在允许流亡的或者在国内流离失所的难民返回自己家乡的条件下，内战、对叙利亚的破坏、政权方对其人民的大屠杀应该结束了。这是当务之急的事。
在这一刻，指望不上任何进步的结果。任何有其他愿望的人都是在做梦。在没有这种前景的条件下，最好的情况是停止由战争导致的持续恶化的局面。为了战争结束，你需要在政权方和反对派之间做出某种妥协。为了实现这一点，阿萨德必须下台，只要有阿萨德在台上，就不可能有任何可行的妥协方案和任何冲突的结束。
在支持他时，俄罗斯和伊朗阻碍了妥协的可能性。自2012年以来，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说，“我们并不提倡叙利亚政权更迭，但我们认为阿萨德应该下台，在政府与反对派间达成妥协以看到光明。”
奥巴马提倡他所谓的“也门方案”。在也门，总统主动下台并移交权力给副总统，政权并没有发生更迭。相反，你会有一个排除了总统家族的旧政权和反对派的联合政府。虽然正如我们所知，那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在2012年这被奥巴马所看重，并且仍然被他作为叙利亚应该采用的模式。
然而，伊朗和俄罗斯担心，如果阿萨德家族下台，这将使早已摇晃的整个政权陷入混乱，他们会失去作为该地区一个主要盟国的叙利亚。因此，他们阻碍了在谈判妥协方面取得进展。诚然，这种妥协离理想还差得远。
但是除非战争停止，否则不会恢复叙利亚起义于2011年表现出来的进步与民主的潜力。潜力仍然存在：如果战争停止并且社会经济问题再度走上前台，人民将发现两个阵营都毫无价值，他们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一些人说如果阿萨德离开权力中心，ISIS和努斯拉阵线就会接管政权。你说的是驱逐阿萨德将加快斗争的自由化发展。
这是当然的。让努斯拉阵线和ISIS得到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阿萨德政权的继续存在。正是阿萨德政权镇压起义的野蛮行径，为基地组织和ISIS在叙利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
没有现成的民众等待着加入这些极端组织。人们最后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对于政府犯下的暴行以及普遍的混乱状况的一个适当的反应。ISIS借此进行了发挥，它在提供类似于国家的社会服务的同时，把宗教极权秩序强加于人。这就是为什么它称自己为伊斯兰国的原因。
消灭ISIS和基地组织的唯一可能的方法是消除导致人们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当美国在伊拉克费卢杰的战斗和屠杀里企图用纯粹的武力粉碎基地组织时，它惨败了。只有当它改变战略，以资金和武器支持阿拉伯逊尼派部落，才能使得基地组织边缘化。
由基地组织转化的ISIS于2014年夏季控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因为伊朗支持的努里·马利基宗派政府重新招来了伊拉克的阿拉伯逊尼派的怨恨，正是这种怨恨导致了基地组织在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初有所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伊拉克的阿拉伯逊尼派反常地对2011年美国撤军感到惧怕。通过历史的讽刺，他们将美军视为反对什叶派马利基政府的保护人。
在叙利亚，必须消除阿拉伯逊尼派产生怨恨的条件，以打破努斯拉，ISIS和其它原教旨主义教派的吸引力。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阿萨德家族下台，因为他们被大部分叙利亚人所怨恨。
让我们来关注地缘政治和美国。你怎样形容美国对这些起义的回应？
这又是许多左派人士用惯性思维思考的问题。许多人没有认识到美国在伊拉克的经历是个明确的灾难。这实际上是美帝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幸。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甚至比越南更糟糕。
人民不明白在布什之后，奥巴马政府不再积极推动政权更迭。巴拉克·奥巴马在面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的座右铭是“有秩序地过渡”，而不是“政权更迭”。他想通过上层有限的改变来维持政权，从而为平稳过渡腾出空间，而不会彻底摧毁其政权。
这甚至适用于利比亚。美国领导的对利比亚的的干涉是试图将利比亚起义纳入自己的掌控中，将其转入与卡扎菲之子协商好的过渡，他是西方中意的继承人。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在进行这样的企图，但可悲地失败了，因为的黎波里的暴动导致了政权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从美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说，利比亚变成了另一个灾难，以及反对任何“政权更迭”，包括国家机器的彻底瓦解的更进一步的论据，就像之前发生在伊拉克的一样。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从来不说它希望推翻叙利亚政府。他们仅仅说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以便为协商过渡开路。
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走而政权不变。美国在面对2011年阿拉伯起义时，实际上是处于自1990年以来在该地区霸权的最低点。同样在2011年，美军在没有实现任何帝国主义入侵的关键战略目标下就撤离了伊拉克。
能够干涉利比亚也需要感谢俄罗斯开的绿灯。中俄两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投了弃权票。它们能对干预进行否决，但是他们没有。然而，与卡扎菲不同，叙利亚政府被俄罗斯看作是一个主要的盟友，而卡扎菲在他的最后几年里已经转变了，成了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的亲密朋友。
当谈到叙利亚，华盛顿从未认真考虑过直接的军事干预。在2013年的一个时候，奥巴马被他自己在化学武器上设置的“红线”纠缠住，并在很大程度上由俄国为他提供的与阿萨德的妥协所解决。总的来说，情况远比过于简单化的“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种逻辑复杂得多，而这种逻辑却支配着那些条件反射式的“反帝国主义”的左翼。
如果俄罗斯和美国都同意继续保持叙利亚政权，那么他们之间的核心分歧是什么？
当然，分歧是关于阿萨德的问题。直到现在，俄罗斯都坚决支持阿萨德，因为他们将阿萨德集团视为确保他们对叙利亚控制权的唯一可靠的人选。俄帝比起美帝毫不逊色，如果你考虑到其对车臣所做的事情，它甚至更加凶残，虽然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
按照社会标准，俄罗斯政府甚至比美国政府更加右翼和新自由主义。俄罗斯的平均个人所得税为百分之十三，而美国联邦税上限为百分之四十，还不计算额外的地方税。俄罗斯企业税是百分之二十，而美国联邦税是百分之三十五，也不包括地方税。最疯狂的共和党人梦想着在美国实现这样的事。
普京也大打宗教牌，他让俄罗斯东正教会把他对叙利亚的干涉赞美为圣战。一些活在时空隧道里的左翼人士相信俄罗斯是苏联的延续，弗拉基米尔·普京是弗拉基米尔·列宁的继承人，这是相当荒谬的。
但是，俄罗斯帝国主义对叙利亚的兴趣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叙利亚是一个俄罗斯拥有空海军基地的国家，就像华盛顿会对自己拥有这样基地的任何国家做出反应一样，俄罗斯也会做出相同的反应。阿萨德政权是莫斯科在该地区最亲密的战略伙伴。
这也是普京告诉所有独裁者的一种方式：“你能指望我帮助你镇压人民起义，比你指望华盛顿靠谱得多。可以比较一下我对阿萨德的支持和美国对穆巴拉克的抛弃。”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已成为埃及的新独裁者——塞西的新朋友。
所以普京想增强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帝国主义地位？
莫斯科的行为是基于与华盛顿相同的逻辑。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战略资产，就像美国过去看待越南一样，或者说华盛顿愿意通过直接的军事干预来支持的任何政权一样。
然而在今天，普京比奥巴马更容易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美帝国主义仍然受到“越南综合征”后遗症影响，事实上，这种后遗症已经由于在伊拉克的可怕失败而复苏，尽管老布什和小布什都相信他们已经摆脱了它。
普京利用了这一点，他完全支持阿萨德政权，这比华盛顿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加果断，而美国不能以任何可比的方式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华盛顿对反对派的支持更像是笑料，而不是严肃的事实。反之，莫斯科和德黑兰能给予叙利亚政权以全方位的支持，包括伊朗方面支持的代理人武装的大规模参与。
沙特王国和其它海湾君主国一直热衷于破坏起义。塞西在埃及的政变没有沙特的支持则不可能实现。沙特能长期担任这一角色吗？你认为海湾国家有什么变革前景吗？
这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沙特王国一直是该地区的反动堡垒。那是它从开始存在直到现在一直扮演的角色，因为它一直是地球上最反动的国家。如果你认为ISIS是一个国家，那么你能说它是沙特在这方面的竞争者。他们有许多的共同特征，并有着相似的历史，除了一个是在20世纪早期成立的，另一个是在一个世纪之后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建立的。
沙特王国是该地区的主要反动堡垒，但其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能力更多只限于其周边环境，即海湾地区。它在帮助巴林君主国镇压巴林起义上起了关键作用。在也门，沙特王国支持由2011年11月妥协产生的联合政府，反对现在与胡塞武装联合的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这从根本上说是两个反革命阵营间的另一场冲突，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一样。
在叙利亚，沙特政府也发挥了作用，但是主要是通过资金援助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干预。由于我们糟糕的坏运气，沙特人掌握的国家被证明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石油储备。这给予了他们巨额财富，他们已经使用了几十年来帮助他们的美国主子，并且散布他们极端反动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
在许多方面，如果你忽视了沙特王国在原教旨主义发展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就不能理解原教旨主义在当代伊斯兰世界的能量。在长期，如果区域性革命进程要取得一个进步性结果，那么这一极端反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被移走。
阿拉伯地区的反革命两极由相互竞争的势力所支持：美国和俄罗斯，海湾君主国和伊朗。不要忘了伊朗也是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虽然是一个不同的类型。阿拉伯的革命进程正面对着所有这些势力。
由于他们有如此数额的财富，沙特阿拉伯能变革的希望似乎很渺茫。我想知道你认为该国的变革前景是什么？
是的，他们很有钱，但尽管如此，沙特王国还是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一个如此富有的国家却有这么多的贫困这样的悖论——在本地人中，更不用说移民——使得人民对君主制产生了强烈不满。
直到现在，反对君主制最粗暴的表现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就是广为人知的瓦哈比主义。1979年的麦加暴动就是如此，最近更多地为基地组织所继承。所有人都知道911事件的19个袭击者中有15个是沙特国民。基地组织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成员持沙特国籍。
这种反对派是唯一能在沙特王国发展的反对派，恰恰是因为其能在政权的意识形态范围内开展工作，而进步的反对派要在这里发展却极其困难，更不用说女权主义或者什叶派。
然而，王国中仍然存在着进步的潜力，它迟早会爆发。它将会以与该地区其它国家同样的方式爆发。毕竟，伊朗的沙阿拥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政权，许多人相信这将使政权免于崩溃。
然而，当伊朗的革命浪潮于1970年代末开始时，我们看到了它是如何迅速地摧毁了沙阿政权。没有不朽的政权，沙特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它建立在残酷的镇压，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妇女遭受到的可怕对待的基础上。
考虑到你对阿拉伯世界激进左翼的熟悉，你对阿拉伯革命的前景乐观吗？说阿拉伯革命的成功根本上是劳工动员的成功是否公允？
总结一下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讨论，我仍然是满怀希望的，虽然我并不将自己定义为乐观主义者。这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希望是相信仍然存在进步的潜力。乐观是相信这股潜力将会胜利。
我并不赌其能赢，因为我知道任务是多么艰巨，更困难的是建立替代性的进步领导力量，这在许多国家几乎是从头开始。这一任务是艰巨的，并且是极大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没有人看得到像2011年发生的这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进步性起义。
该地区的长期革命进程将以几十年而不是几年来衡量。从历史视角来看，我们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这应该成为通过积极行动来建立能带头的进步运动的主要动机。另一种可能是往野蛮主义更进一步的堕落，地区秩序普遍崩溃，进入一种可怕的混乱状态，我们已经在不少国家看到了这种发展。
至于劳工，当我谈到进步的领导力量时，对我而言那不用说工人运动应该是其中一个关键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方面有更大潜力的国家——就像突尼斯和埃及——应该走出一条路。之后我们能见证一个滚雪球的效应。
让我们也不要忘记，阿拉伯地区并不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它是全球环境的一部分，并且非常靠近欧洲。因此，欧洲激进左翼的发展也能对其阿拉伯地区同志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