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解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书介
卢嫩堡（Lisa Luinenburg）
解倒悬 译
季耶 校
自三年半前当上妈妈之后，我开始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名女性受到的压迫。我的日程排得越来越满（日复一日地在晚上起来喂孩子、照顾孩子、做饭、做家务、出门采购、洗衣服），还要面对职场上的要求（没有带薪产假、在分娩后须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压力），我的生活被搞砸了。
不要误会，我爱我的孩子，而且我也乐于当妈妈。但这些遭遇使得我想得更多：女性是否从来都是受压迫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更公平地分配女性承担的工作？
沃格尔（Lise Vogel）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帮助我透彻地理解了这些问题。这本书写于1983年，并仍在不断再版（译按：2013修订本）。这本书全面地描述了自马恩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socialist feminists）的发展。它还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60至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ts）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争论，并详细地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这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理解女性压迫的理论武器）。我强烈建议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感兴趣的读者们仔细地阅读沃格尔的这本书，这将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主题。
在我们考察女性压迫的起源之前，务必先厘清社会上最大的迷思，即认为女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因其生理功能和心理构造，不可避免地要处于一种被统治的地位。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女性并不总是受压迫的。
虽然女性从古至今都承担着分娩的重任，但是其社会地位却大不相同。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社会生产是共同组织的，劳动的产品也得到平等的分配，一个群体剥削另一个群体的物质基础尚不存在。因此，女性受压迫是一定的经济与社会状态的产物。而且，女性逐渐陷入被压迫的过程，是与人类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女性受压迫有其物质根源”为假设前提，并且认为家庭是女性受压迫发生的主要场所。“社会再生产理论”则从马克思著作中汲取了两个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和劳动力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作为自身的出发点。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者生产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可能被用于交换，也可能不用于交换）时，劳动力便得以实现。劳动者则在这个过程中经受着身心的折磨，终有一天离世。劳动者必须在日常（个人）与长久的生活（社会的）两方面进行自我恢复，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阶级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有三种形式：日常活动，赡养无劳动能力者（如孩子、病人和老人），以及用新一代的劳动者替代老一代的劳动者。
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在许多场所进行，甚至包括劳改营和军营，而且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过程，例如用奴隶或移民替换现有的劳动者。然而，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通过一个个血亲家庭，以女性生殖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在阶级社会中，异性恋家庭成为了最为常规的家庭形态，男性统治与对女性的压迫也巩固了异性恋家庭。据说从古至今异性恋家庭一直都是主流的家庭形态，但这种说法却与史实相违背。
女性在劳动力的生物繁殖上的特有角色，是她们受压迫的根源。这种特有角色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女性生育子女，以便再生产劳动力；另一方面，生育子女却会在短期内削弱女性作为直接生产者和家务劳动者的能力。在女性怀孕与坐月子期间，丈夫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她们，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花费在商品生产的时间更少了，从而影响到资本家积累更多利润的能力。
让我们先来回顾“劳动”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种劳动形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劳动者为了恢复自身，以使自己可以在第二天继续打工而进行的劳动（这可以分为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做饭、照顾孩子以及为第二天的工作作准备，都是必要劳动。当工人为资本家打工时，工作日当中的一部分也是必要劳动（即换取工资的劳动）。劳动者需要用工资来购买资本主义的产品，满足个人消费和恢复自己的劳动力。
劳动者工作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实际上是得不到报酬的，而是被资本家占有了，形成了资本家的利润。
必要劳动又分为两个部分：社会部分（换取工资）和家庭部分（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动）。由于女性需要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并且依附于家庭，男性便主要承担起必要劳动中的社会部分，出外打工赚取工资，而女性便成为家庭内部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领域（“公”）和家庭领域（“私”）历史性地、有系统地在空间上相互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也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经常离家出外打工（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这样）。不过由于她们被视为社会再生产的承担者，她们便身陷受压迫的境地。没有工作的、要由家人养活的家庭成员，也加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后备军。当资本家需要更多劳动力时，劳动后备军便可派上用场。
事实上，女性成为流动性较强的劳动力，对资本家是有利的，资本家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剥削她们。而对工薪家庭而言，女性参加工作，不一定能改善家庭的收入水平。比如说，如果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加工作，资本家便可以此为借口，削减给到每个工人手上的工资（在历史上，通常是女工与童工得到的工资比男工的工资要少）。一直以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就在争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家庭内部的劳动往往是阶级战场，劳动者力图为个人生活和劳动力再生产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与扩大平等的斗争，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的同时，也会让赋予每个人更加平等的地位。尽管家庭是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之上的，但它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庇护。家庭能够成为有组织化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中心，并为工人阶级提供社会支持纽带与物质支持。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某些民主诉求是可以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争取瓦解制度化的性别规范、争取家庭内部更为平等的家务劳动分配。考虑到女性的生理特点，我们也可以为她们争取特别的待遇（例如：减轻怀孕期间的工作量、实现带薪产假，保障女性在工作日喂奶的权利）。
但是，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方有可能真正被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将会让我们获得反思与重新分配工作的自由，这是消除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根源的唯一途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家务劳动的需求当然不会消失，但可以在工人的控制下将家务劳动社会化。
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庭形态将会是什么样子，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逐渐消失，家庭将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一种新的形态。
我想以沃格尔的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在将家务劳动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如何同时削减与重新分配家务劳动。正如在往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恩格斯语），家务劳动也必须逐渐消亡。……在这一过程中，家庭的现有形态，即作为阶级社会中再生产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血亲型社会单位，也将逐渐消失，父权制家庭关系和对女性的压迫也将随之逐渐消亡。”
2018年5月10日
原文题目：Marxism &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labor: Exploring the roots of women’s oppression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