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的政治背景和战略与策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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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 著
素侠云雪 译
此公告2016年4月初时刊出，解释了我们的政治立场。然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必要翻译成英文。我们感谢阐达克森古普塔将此公告译为英文。激进社会主义社之前选举的分析也在孟加拉邦印出了，刊于2016年6月的《激进报》[1]上。本文将翻译成英语，并稍后上传到网络上。——编者
一、前言
资产阶级民主给我们在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中提供的只有好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选举是否会向我们希望的那一边倾斜呢？我们需要在投票前回答以下问题：工人阶级应怎样在即将到来的邦立法议会选举时投票，及这其中的理论问题应怎样解决？
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需要政党在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中，从人民那里获取支持，
这意味着公众观点有些重要。“公众观点”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人民的意识很容易被误导。然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选举就只是一场闹剧，且完全不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愿望和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政党被迫考虑人民的愿望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选举期间，人民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升到了各政党的眼睛里，这为不同阶层争取自己的好处创造了机会。
那些只关心被剥削工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利益的人，不应忽视选举；事实上他们必须考虑选举，因为在选举斗争中可为一些优势而获取一些援助，至少可以偏转一些统治阶级的压制并提升整体的社会意识。
世上没有可以评估一场选举形势或确定一个人将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变法门。形势常常瞬息万变，且我们必须防止受一些“政治清教”妨害。中央和邦的经济与政治现实、各政治与社会力量当下的平衡状况、工人阶级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等会决定我们的选举战略。我们应如何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将依据的是我们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组织能力和我们自己鼓动的目标。
在左翼阵线外，还有很多常常被归类为“革命先锋队”或“革命共产主义”的左翼团体。这些团体各自差别很大，我们应该在后面更详细地讨论他们。2011年时，其中一些组织建议有保留地投票支持左翼阵线；一些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一些支持投NOTA（以上均不选）；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地鼓励选民支持草根国大党。即使那些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的组织，也都预先在不同程度上与草根国大党有合作；他们突然转向一种“独立”立场既是出于战略，又是由于草根国大党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2016年的形势则与之不同。
激进社会主义社2011年的立场基于我们对邦内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不是对当时利弊的计算。我们一开始就认为，“他们全都一样”的信念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简单思维和特征。我们明确称，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自1930年起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激进报》，2011年4月，第一页）“组成左翼阵线的那些政党，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从工人斗争中出现的，但又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的框架。”（同上。）
2011年，我们称：“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面对选举问题我们就需要采取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方法。”我们不支持抵制选举。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适合抵制选举：当法西斯主义已经公开建立自己政权时，那时参加选举等于是承认法西斯主义的合法性。反过来，当工人阶级群众能够强到足以建立一种不同的、更好的民主制度，能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的未来时，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可能阻碍更加优越的民主和更好的社会出现，那时抵制选举将是正确的战略。
“在其他情况下，选举将基于原则和战略。原则态度是，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不能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和候选人。战略态度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信心。如果，在选民面前只有两个（或更多）资产阶级候选人，那么工人阶级投弃权票的人越多，对资产阶级的破坏就越重，他们自己的团结也就越强。但如果一个资产阶级的候选人面对着一个修正主义/斯大林主义候选人呢？情况也一样，我们需要作出战略回应。”（同上，p.2）将1977年时候的印共（马）与2011年的印共（马）作一下对比，我们会说：“如果在此之后，我们请求工人阶级仅仅为了阻止草根国大党而投票支持左翼阵线，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求工人阶级接受，其危机要到颓废的、腐败的左翼阵线重新执政才能得以解决。”基于此分析，我们呼吁：“不要去投票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要信任左翼阵线，请支持来自工人阶级、受压迫者团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独立候选人，并帮助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以推动阶级斗争。”（同上，p.2）
二、当前印度政治形势下的西孟加拉邦选举
我们一定不能只将西孟加拉的选举视为一件单纯的邦内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考虑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在2011年时所采取的立场。但形势已经变化了：一个想建立法西斯体制的党已经在中央政府中取得权力。
我们过去一直都在分析法西斯主义。我们区别于其他左翼团体的地方是，我们强调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同盟家族—印度人民党（BJP-RSS）的所有特点，及他们同大资产阶级间关系的本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我们视同盟家族为印度唯一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简而言之：
1、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是资产阶级社会无处不在的结构危机。国际资本主义在产生剩余价值并将其转为利润和新的资本方面的危机，导致了印度资本的危机，并将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吸引到了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一方。由于传统的做法再不能积累足够的资本，他们想培育极端的手段来最大程度榨取剩余价值。
2、因此，他们打算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好。资产阶级民主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么多年来，其表现是可以分化工人、贫苦农民、贱民和少数民族的斗争。首先，人民有机会每隔几年就将一个党选下台，将另一个党选上台。这像是人民的胜利，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其次，可以在需要时做一些经济和社会的让步，而且这些改良可以暂时舒缓阶级斗争，使之不再激进。例如，曼莫汉·辛格政府既创立《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同时又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大资产阶级的命令下推动全球化。最初一百天的工作帮助了穷人，尽管只有很小的改善。第三，资产阶级民主可以在资产阶级内广泛地传播政治权力。资产阶级中的多数都是通过政党、大众媒体、大学、商会、官僚体制等等来参与和运转邦与联邦政府的。但资产阶级民主的长寿基于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平衡。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时，大资产阶级就会寻求通过加强邦的权力，并倾向于授予受压制的少数派以政治领导权，来保护自己的历史利益。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垄断资本的成长，但最终会剥夺垄断资本拥有的所有直接权力。
3、在当代社会，哪里的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比工人阶级更小，哪里就更不可能通过一些国家权力的形式，如警察或军队等，来专门转变生产。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下通过斗争获得一些权利，如最低工资、固定工作时间、贱民和部落原住民的工作权与教育权。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罢工权也是通过斗争夺取的。要从他们手中剥夺这些努力争来的权利，需要一种由特别的理论来指导的特别的群众动员。他们正寻求通过反动的“群众运动”所发起的恐怖和暴力来压制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
4、这种反动运动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如果他们坚定地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在印度，法西斯主义是由宗教/社群、上层种姓和超国家力量的完美组合而形成的。原先，这种思想在大资产阶级的武器库里是没有位置的，但法西斯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逐步向公民社会渗透来获取权力。国民志愿团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超印度教、超婆罗门和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志愿团的支持者安东尼·艾伦吉米谭（Anthony Elenjimittam）写道：“自国民志愿团运动一开始，它就使用藏红花标志、法轮和‘真理总能赢’的口号为自己的标志，而且这些爱国主义理念促进了同盟（Sangh）的发展。如果环境更好些，国民志愿团的青年团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将像希特勒青年团在德国，或法西斯党的青年团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一样。如果有纪律的、集中的组织和有机集体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那国民志愿团不会在意称自己为法西斯主义组织。我们需要摆脱那些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和罪恶的，议会体制或英—印式民主是神圣的愚蠢观点。”（The Philosophy and Action of the RSS for the Hind Swaraj, p.197）
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如马塔夫·萨达西夫·哥瓦勒卡尔（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明确称，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地理学说。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认为应将国家建设引向基于印度教极端理念的宗教进程。这种观点认为，婆罗门是最优秀的，“低等种姓”永远都不如婆罗门，他们谴责所有的跨社群和跨种族关系。他们对卡普潘查雅特[2]支持并不让人惊讶，就像同盟家族的理论家阿伦·舒里耶（Arun Shourie）曾起草一份“恶意之道”来反对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Babasaheb Ambedkar）[3]。他们对印度教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反穆斯林和反基督徒色彩。自世界印度教大会（Viswa Hindu Parisad）[4]成立后，社群暴动的特征发生了改变——穆斯林收到警告，说“愤怒的印度教徒”已经觉醒，不愿服从印度教主宰的穆斯林要为他们的忤逆付出代价。
最近这几年里，国民志愿团在西孟加拉邦的影响也在扩大，不仅影响到失业者和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或思想落后的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他们中受过教育的人和成功人士中。
5、现代法西斯主义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有显著的不同。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民主薄弱的地方。但在印度，自20世纪20年代起对民主的需求就在增长，而且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这些需求，尽管在30年代做过很多妥协。于是，不同于希特勒在德国，其继任者哥勒瓦勒卡尔（Golwalkar）和萨瓦尔卡尔（Savarkar）不会无视印度民主。在这个60%—70%的人会参加投票（部分地区会高达80%）的国家，显然多数人是支持民主的。因此，国民志愿团被迫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并向公民社会渗透。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还拥有数千所沙卡学校（sakhas）[5]，而且数字从那时起还在上涨。然而自2014年起发生质变。印度人民党仅以一个政党联盟的一员入阁。然而这时，他们露出了他们真实的色彩，将莫迪推为领导人，并表达了对阿米特·沙（Amit Shah）的喜欢。大资产阶级接受了这些。很明显，他们的经济目标——“改革”劳工法，通过改革与临时工相关的法律而加重对临时工的剥削，“改革”工厂法律等等——是保证，即使他们的经济形势很疲软，他们也能在资本积累方面与其他更发达一些的经济体，如中国和西方相竞争。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大规模的总罢工已经表明，统一进步联盟政府尽管走的是右翼方向，但面对这些抗争时却很虚弱。
于是，同盟家族更强烈地渗透入公民社会中，可以同统治阶级达成协议。执掌政权后，他们正为拥有巨大能量的印度资本的利润服务。为了能这样做，也因为他们现在能公开探求自己的理念，他们冷酷地去压制民主。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首要的思想反对者不是国大党、草根国大党、人民党（联合）（Janata Dal (United)）、民族人民党（RJD）。他们向来都攻击贱民、原住部落民和左翼分子，在左翼分子中，他们不会区分谁是革命者，谁是修正主义者。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袭击事件中被捕的三人中，一名（坎海亚·库马尔（Kanhaiya Kumar））是印度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全印度学生联合会（AISA）的领导人，另外两个，乌马尔·卡勒德（Umar Khaled）和安尼尔班·帕塔查雅（Anirban Bhattacharya）与极左组织有些联系。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同盟家族的目标是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解放）相联系的全印度学生协议会（AISA）的一名工作人员。女性主义者和（更多的是）贱民平权斗士尼维迪塔·梅农（Nivedita Menon）教授受到了恶毒的攻击。据说是毛主义者的赛巴巴（Saibaba）教授还在狱中。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解读无疑很重要，每一个谈论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人都会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和被迫沉默带来的危险。而那些低种姓、贱民等则不得不束手就缚。
三、为什么这么仇视左翼？
我们必须超出选举和议会力量外来回答这一问题。资产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其他政党难以利用国家的镇压机器来强行推行极右翼原则。
法西斯主义的承诺是：他们要在普通人中发起一场反动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宣传痴迷于吃牛肉的问题或“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但他们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左翼分子。为什么？很明显，这与投票数无关。要是这是选举力量的份量，那要成为攻击目标的应是国大党、人民党（团结）或草根国大党。
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实实在在的问题——贫穷，消除贫困，国家在教育、医疗和交通中的作用等——也还在增长，这不应归咎于索尼亚（Sonia）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也不应归咎于穆拉亚姆·辛格（Mulayam Singh）、尼提施·库马尔（Nitish Kumar）或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ooprasad Yadav）。也不应归咎于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或D·拉贾（D Raja）的战略。这是由于印度的阶级斗争仍是一种左翼术语，尽管左翼已不能从中获得政治内容。但特殊的问题，他们讨论的语言及有关的社会利益，都展现出了左翼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在2014年大选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印度人民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且大资产阶级事先打赌会这样。印度人民党承诺要根除工人的所有阶级利益（从工会、工资级别和最低工资到总罢工）。但尽管他们大打民族主义和罗摩（Rama）牌，他们都无法根除那些阶级需求。他们认为工会运动阻止了资产阶级从他们想要的劳动法改革中获利。而且全印度工会联合会（AITUC）和印度工会中心（CITU）尽管有很多局限性，如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但还是统一了工会运动，并在全国总罢工的再次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民主的争论仍是左翼话语，同盟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所提的这些问题可以表明：难道俄罗斯有民主吗？中国有吗？我们完全明白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金正恩统治下的北朝鲜缺乏民主。我们不认为那些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权。但我们明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第二国际，到共产国际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一是要为民主而斗争。在我国也同样如此，虽然左翼分子们还有一些缺点，但他们仍在争取民主、罢工权、组建工会的权利的斗争中发挥过作用。
左翼分子的活动——尤其是共产主义占主流——失败的话，阿姆倍伽尔及其后继者会继续斗争。那种斗争是为了争取“低等种群”的民主权利。在阿姆倍伽尔去世二十多年后，贱民的活动依然很弱。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贱民运动的各种派别开始融合。这其中一些派别是革命团体，如马哈拉施特拉邦贱民黑豹组织（Dalit Panthers of Maharashtra），但更大型的运动还包括坎西·兰姆（Kanshi Ram）领导的“落后和少数民族职工联合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贱民黑豹组织和卡纳塔克邦贱民斗争委员会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阿姆倍伽尔思想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坎西·兰姆最初组成一个工会，现在已是一个选举型政党。然而，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受到了阿姆倍伽尔的影响。
婆罗门式国民志愿团发现这些运动都具有威慑力。各种贱民组织必然要反对那些不接受贱民平权的人。所以，阿姆倍伽尔成了印度教意识形态所讨厌的人。萨瓦尔卡尔（Savarkar）声称，在古代印度，佛教是叛逆的因素，鉴于阿姆倍伽尔对印度教的批评，及群众在他组织下改宗佛教，更能证明佛教徒是叛逆者。最近，阿姆倍伽尔受到了阿伦·舒里耶（Arun Shourie）的惩罚。
但当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基于印度教至上主义的运动时，不可能去轻视所有的贱民。因此，印度教至上主义的队伍力图一方面吸收贱民，另一方面则同进步的贱民作斗争。其原因是，左翼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贱民的存在是一种社会事实。贱民在意识形态上的抗议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同时在反穆斯林的骚乱中，或在大选中要争取多数人支持时将贱民纳入“印度教社会”中。因此，国民志愿团组织家族的领导人他塔加他·雷（Tathagata Ray）要为中印度的珊卡尔·古哈·尼俄吉（Shankar Guha Neogy）的死亡负责，为宾纳雅克·森（Binayak Sen）博士和赛巴勒·贾纳（Saibal Jana）遭受诬告而被捕负责，要为中印度的孟加拉难民（多数是低等种姓的）流下泪水。对罗希特·维穆拉（Rohit Vemula）的制度性谋杀和对安贝德卡尔学生协会的攻击是通过马图阿教徒（matuas）而争取低等种姓的选票来补充的。
但贱民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了吗？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阿帕劳·坡迪雷（Apparao Podile）回到了海德拉巴德大学。这所大学已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营地，这里没有水、电和互联网，也不接受出版。
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性别歧视，不必多说，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形式。在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婆罗门主义的拥护者会对印度教高种姓妇女的严格要求，还会攻击穆斯林和贱民妇女。这点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2002年时在“抵制”名义下，发生在古吉拉特的大规模强奸和谋杀。但攻击高等种姓与贱民的婚姻及支持荣誉谋杀已经成为常态了。因此，对婆罗门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斗争必须包括到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
四、草根国大党执政的五年和当前的选举
草根国大党执政的五年必须要用两个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一是他们在邦内的表现。在邦内，他们尽其所能来破坏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和罢工。在这个饱受失业煎熬的邦，工人们能随意地被政府固定职员所雇用，而且在固定职员提供的低工资下，工人们怎能生活下去？同时，民主权利也经常受到攻击。打压工会和学生会成了常态。最糟糕的日子被左翼阵线淡化成除了选举暴力和欺诈，及警察和官僚机构实行上述政策的扩展外，就无关紧要的事情。一个新的问题是农民的自杀。茶园工人被饿死的人数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记录。对女性的压迫、性暴力和强奸都增加到了让人震惊的数字。将这些事件指责为“捏造”或“演戏”，是本邦新文化的一部分。与之相随，无数关于腐败的报告挤满头条。草根的党会花费由消费者支付的千百万卢比的基金来购买玛玛塔·班内尔杰的画作吗？从萨拉达到纳拉达，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而且谁要是提出这些问题，谁会像毛主义者或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一样受到攻击。
草根国大党的支持者中还有“左翼分子们”，他们被自己对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仇恨蒙住了双眼，他们会问：“难道左翼阵线没有培养暴徒吗？左翼阵线执政时就没有腐败吗？左翼阵线没有实施压迫吗？”
我们有两件事要说。首先，我们并不欣赏左翼阵线。自左翼阵线在2009年的人民院选举中落败后，我们的两名成员就作出了在全国和国际上传播的分析：“在西孟加拉，他们在过去三十二年的连续执政过程中，在一个邦中尽显其斯大林主义本色……就像过去在东欧一样，左翼阵线首要目标是针对那些可能挑战他们执政地位的左翼。”保卫民主权利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Democratic Rights）和其他组织记录了对纳萨尔人的长期压迫，近些年来这种压迫在加剧。大量压迫都以对付“毛主义威胁”和“分离主义”为理由。[6]
但我们的第二个判断是，左翼阵线，尤其是其中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大型的修正主义政党。虽然他们也偶尔谈论社会变革，但他们其实想留在资产阶级体制内。他们梦想永远为资产阶级服务，同时确保工人阶级能照顾他们的利益。所以当他们听闻革命的或替代性工会成立时，会很恼怒。所以他们不愿意踏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一步。他们庇护暴徒，沉迷于腐败——例如，从他们的成员名单中雇人到政府或半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任职。但这也是他们与草根国大党不同的地方。草根国大党是不会雇用懒人的，他们的政府本身就是由懒人运行的。草根国大党的秩序旨在强化社会的不幸与绝望，并且从失业和半就业的队伍中培养懒人。他们中相他们为执政的社会基础。他们是一支破坏群众运动、攻击工会并内定选举结果的力量。之前印共（马）试图全面控制工会，草根国大党则致力于干脆摧毁工会。在2012、2013和2015年的总罢工中，草根国大党所起的作用比国大党还有极端。国大党一直执政到2014年，但在2012年和2013年，草根国大党更为积极地去破坏罢工。至于腐败，在左翼阵线执政时就已形成集团。但在草根国大党那里，党和腐败集团没有区别。在高等学校教育中，草根国大党的“贡献”是一方面大规模将学校私有化，另一方面削减长期雇用的教师名额。印共（马）之前曾拒绝雇用比其党员更有能力的申请教师的人。例如，教师和科学家为反对不良发展而发表了一份名单，里面有50名只会拍马屁的无能的印共（马）党员。草根国大党的支持者更是严重不合格，他们甚至不能满足最低要求。因此在草根国大党执政的五年时间里，全职教师人数在减少。他们的工作由收入低微的临时工教师来取代——有的合格有的不合格。所以说，修正主义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区别很大。
但只将草根国大党评论到这个水平是不正确的。为在西孟加拉邦寻求长期执政，草根国大党接受了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结盟的卑鄙策略。他们设想，如果他们能得到大部分穆斯林的选票（26%—27%），只需要其他人的一点投票他们就能执政了。
这就是在西孟加拉邦，印度人民党能随着草根国大党的上台而力量增强的原因。草根国大党在最近一次洛克沙巴选举中保留了很强的力量，但左翼阵线在得票上则是灾难性的崩溃。左翼阵线曾在过去34年里（1977—2011）支撑其实力，散布其影响，他们失去了邦政权也是导致印度人民党力量增强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逐渐丧失思想力量，这种思想力量在过去能鼓动群众参与斗争。我们曾在2014年解释说：“自2009年竞选失败以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力量下降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他们没能力再组织起任何群众运动来了。”[7]
于是，一部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追随印度人民党去了。印度教社群主义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力量，因此，穆斯林和印度教社群主义同时在发展，而首要的受益者是草根国大党，因为印度人民党减少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得票。
但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大堂在西孟加拉邦也比较弱，而且这里正开展着一场重要的争论。因此印度人民党视左翼，而非草根国大党是首要对手。同盟家族的活动者经常在网上将世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归入同一类别。所以他们会沉迷于攻击进步民主学生联合会（PDSF）[8]、全印度学生会（ISA）[9]、团结学生民主阵线（USDF）[10]和《激进报》的工作人员。
反过来，印度人民党和草根国大党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满足对方的利益。通过接受“负责任的反对派”这一角色，草根国大党支持莫迪政府，尤其是在联邦院。那也是印度人民党会在萨拉达（Sarada）丑闻和其他丑闻中保护草根国大党的原因。
2011年，我们写道：“她（玛玛塔·班诺吉）从2004年和2006年的选举中吸取了教训。她意识到，在西孟加拉邦同印度人民党结盟将会是一种政治自杀，没有穆斯林支持的话，将丧失很多得票。”因此他们并不考虑与人民党公开结盟。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允许一些人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这样会加强法西斯主义。为什么玛玛塔·班诺吉在此后会失眠？难道她曾是一反法西斯主义者吗？
国家的总体情况和西孟加拉邦的特殊情况使得将草根国大党赶下台成为一种必要。西孟加拉很大一部分群众希望终结他们的统治。
五、激进社会主义社对左翼阵线的立场
草根国大党在2011年选举中获胜后，我们分析了它的影响，再一次强调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左翼阵线的特点。我们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印共（马）虽然有“党内危机”和很多错误，但将其视为共产主义政党是错误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左翼阵线、左翼阵线的各组成部分、左翼阵线政府进行区分。我们说：“左翼阵线政府是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改良主义政府。他们利用官僚手段为工人阶级在工资和福利上赢得一些实惠，通过政府补贴和实惠在国营经济中维持了一种平衡。这些给工人带来的小恩小惠都在构建体制内左翼。”[11]我们讨论了正在发展的全球化是如何使重新定义左翼和新形式的阶级斗争成为必要的，称：“但在政策以政府的讲义为基础的地方，这些目标显得高不可攀。”
很容易证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组织，但问题是一些革命评论家得出结论，说印共（马）不是共产主义政党，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在左翼阵线下台后写出的一篇文章中，G·N·赛巴巴（G N Saibaba）[12]教授称印共（马）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政党。一些人没有使用实际的短语“社会法西斯主义”，但从类似的前提出发，提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草根国大党、人民党三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没有理由对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和一个革命党等量齐观。那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时，我们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唯一的问题是，它会在21世纪时向一个社会民主党发展呢，还是会保持一个斯大林主义的结构——口头上喊着革命口号，而实际上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13]
所以，我们要如何与其他“革命左翼”或“共产主义左翼”政党区别开？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认为印共（马）是一个非革命的工人政党。印度共产党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并追随阶级合作路线。但同样的斯大林主义还将它们推向冲动的极左翼。“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将社会主义的利益与苏联官僚的利益等同起来，并决定他们在其后的策略。只有在中苏分裂后，世界各共产党才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一些独立性。与此同时，尽管数十年的阶级合作已经塑造了此党的DNA。
然而只有在党的社会基础根植于工人阶级中时，阶级合作政策才会运行。批判这一立场的人认为，印度的每个党都建有自己的工会，而且一个人不能基于印度共产党或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全印度产业工会代表大会（AITUC）[14]或印度中央工会（CITU）[15]的关系，而明确说两党的特点。
只要再深入分析一下党与工会和工会运动的关系，就很容易反驳这种观点。虽然他们入阁，虽然他们无数次向资产阶级体制妥协，但仅仅为了服务于党并获取选票，印共和印共（马）也需要维持与工人运动、工人组织的密切联系。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资产阶级政党中。法西斯主义者想要彻底粉碎工人运动。当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如国大党或草根国大党建立工会时，他们的工会的目标和价值会在党内政策方面与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政党区别开来。在2015年的总罢工中，全印度产业工会代表大会和印度中央工会试图促成所有工会的团结；而印度全国工会代表大会（INTUC）和其他工会不会这样做。此外，全印度工会代表大会和印度中央工会对印共和印共（马）的影响并不能大过——或将来有可能大过——国大党、草根国大党或印度人民党对其工会的价值。
因此，我们不想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描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资产阶级政党”。其实，如果问到我们忘记了以下事件都是发生在左翼阵线执政时期吗？如对其迪尔普尔（Khidirpur）码头[16]工人的谋杀，凶恶的警察对桑塔勒迪（Santaldih）[17]电力工人运动的攻击，在马里赤查匹（Marichjhapi）[18]对低等种姓/贱民移民想到从中印度返回西孟加拉邦的举动的野蛮攻击等。难道我们会忘记比诺伊·科纳尔（Binay Konar）[19]所受到的无视威胁吗？——“他们只有三个村庄，我们要把他们的生活推回地狱吗”？难道我们忘了达巴西·玛利克（Tapasi Malik）[20]和拉塔拉尼·伊尔希（Radharani Arhi）吗？
不，我们一点都没忘记。但我们并不认为仇恨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因素。难道列宁忘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谋杀了吗？难道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忘了1918—1920年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背叛革命的事情吗？他们没有忘记——但他们明白，如果工人阶级要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获胜，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就需要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而且实现这种团结的道路有很多变幻莫测的小路。因此，当多数工人，尤其是多数组织起来的工人支持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革命组织甚至需要同这些叛徒建立联合阵线。
谁要是基于印度人民党—草根国大党—国民大会党和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就视它们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的话，就应该回顾一下卡尔马克思的话：“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直接与其本质相一致，那所有的科学都是多余的。”[21]
今天，毫无疑问应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原因可以在《激进报》的短文《劳动人民争取民主与世俗主义运动（Ganamancha）和我们》中找到。但列宁、托洛茨基或克拉拉·蔡特金呼吁建立工人阶级联合阵线，不像斯大林或季米特洛夫那样，寻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和相互理解。所以，他们明显视社会民主党虽有诸多劣迹，但仍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党。
可以说这不是遥远的古代史。在此意义上，让我们看一下同时的英国。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作出一些重要的决定，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利益。在撒谎要进行裁判而入侵伊拉克的问题上，布莱尔同布什一样自负。但是，同样国家内工人运动的复兴却是由左翼杰里米·柯宾领导的，他在同一个工党内被选为领导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工党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但工党不会因此而转变为一个革命党。它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
六、所以，我们应怎样投票？
第一个问题将会是——我们应当支持那些左翼阵线外的左翼政党吗？或者，至少将此作为我们的优先选择？我们很早就声明，我们要利用选举来协助阶级斗争。因此，在此没有不变的或“单纯”的立场
我们有两个长期建议。首先，我们要改革印度的选举体制，并引入比例代表制。选举来来往往，而且政党稍微领先就可以执政，即使其得票少于50%。依据其得票比例，如果不同的左翼组织能领导阶级斗争，那么它们在不同状态下的联合就可以赢得一定代表性。
但不应去讨论不存在的那些事情。此时，牢记着法西斯主义攻击的强度，我们建议投票给左翼阵线。很多人担心国大党和左翼阵线会在这次选举时联合参选。但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让人惊奇。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国大党合作过无数次，包括在选举中。谁要是惊讶于他们联合参选或一起参加游行，才容易让人惊讶。虽然这这是印共和印共（马）唯一的历史结果，但这绝对是一个自然过程。我们的立场基于此解释。但我们仍将建议只投票给左翼阵线的候选人，并投票反对来自国大党或其他在联盟中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候选人。事情从来不会一成不变。有些人不能理解历史前进的道路。
小规模的及那些在左翼阵线之外的左翼政党经常将左翼区分为左翼阵线的无原则伪左翼和他们自己的真正的左翼。我们反对这种观点，而且我们会让读者回顾一下2014年的文章《公共场所与我们》。在2014年，我们说：“在印度，组建一个集中制的工人政党的努力全都失败了。在这个时候，任何联合全国各散漫的组织的想法只引起一些理论讨论和一项非常有局限性的行动纲领而已。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联合导致的分化引发了比过去更严重的痛苦和一盘散沙。”[22]
关于这些组织，我们写道：“有一个英文词——‘宗派’——常译成孟加拉语‘sankirnatabadi’（封闭的思想/教条），但这样翻译并没有传达出英文中的完整意义来。一个宗派团体是一个认为自己正在创造理论，并希望工人阶级充分遵循由这个派系通过宣传加以传播的理论的政治组织……每个宗派团体都想在阶级斗争整体过程的一部分中验证是否符合自己先前提出的理论。因此，他们对其他形式的斗争不感兴趣，甚至斥责其他形式的斗争为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23]
各种左翼阵线之外的左翼政党和小组在此次选举中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不愿将同盟家族的政治视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他们无法正确分析法西斯主义的成长。一些组织在贾瓦赫鲁尼赫鲁大学的事件中看到了建立宗教法西斯主义的迹象。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逃避阐明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同资产阶级关系的责任。相反的是，一些组织将印度描述为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同时又去承认法西斯主义正在印度兴起。
他们无法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上升表明印度资本的特征在发生变化。今天，中国和印度是世界市场中资本积累的新中心，不需多说，印度还远落后于中国。但事实上，印度的很多农民仍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中，与印度资本的力量在增长的断言并不矛盾。这表明，由于印度资本从未有过巨大的殖民地，因此它的成长依赖于对土著农民、工人和部落社区的无情剥削。在全球化的几年里（1991—2015年），他们的财富被严厉地榨走，并在社会中大量流向上等阶层。
然而这一进程遇到了阻力。“发展”的速度已减慢。所以，现在资产阶级希望抵制所有社会民主模式。这是印度大资本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更加强烈的阶级斗争才能对抗法西斯主义，还有作为补充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左翼代表当选入国会和邦议会。
有必要将他们纳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都没能建立替代的党和论坛。然而我们意识到，在当前关口下，提出纯粹替代性候选人作为挥舞旗帜的手势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如果在某个地方，替代性左翼力量有影响力，那么就应当提出替代性候选人。
但那些称同盟家族为法西斯主义的人有义务深思，在复杂的局势下，可以怎样利用选举来反抗法西斯主义。
对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追随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改良主义政党来讲，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季米特洛夫所讲的“统一战线”要将工人阶级同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政策在1936年杜特—布拉德利（Dutt-Bradley）文件[24]提出起施行于印度。当前印共（马）的内部分歧集中于应该同哪个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普拉卡什·克拉茨（Prakash Karats）想同社会党（SP）和民族人民党（RJD）一同联合建立“第三势力”，而叶楚里斯（Yechuris）想同国大党联合。喀拉拉邦的竞选是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和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间在竞争，这只被称为是地区战略，而不能适用于全国。然而很明显，在西孟加拉邦，如果左翼阵线—国大党的联合能执政，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右翼的国大党。所以，号召让这个联盟执政并不等于号召去武装工人阶级。不管谁组阁，哪怕是左翼阵线—国大党联盟组阁（看起来不可能），工人阶级也必须继续其斗争。现在，法西斯主义正在上升，我们不会怀疑政府的性质，而只是希望增加改良主义左翼在国会和邦议会中的代表比例。
我们甚至会说，如果苏贾坎塔·米斯拉（Suryakanta Misra）当选为邦首席部长，且来自国大党的某人当选为副首席部长，那么对印共（马）而言，会更容易应对每一条来自国大党的新自由主义动议的“压力”。因此，国大党—左翼阵线联盟并不会得到它所能执政的那种政府的支持，但是因为左翼立法者的增加，将会加强工会、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同人党[25]、人民党（联合）、民族人民党、或国大党等不可能是遥远的左翼，但当印度人民党在德里或比哈尔遭受痛击时，全国各地的印度人民党的反对力量——包括革命左翼——都应感到高兴。这不是为谁会胜选而高兴，而是为法西斯主义的相对削弱而高兴。基于这些原因，政府已经暂时撤回了《征地条令草案》等计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印度电影电视学院、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校区、海德拉巴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对抗正成为真正的斗争。
我们相信左翼不管在全国范围里有多虚弱，或在理论上多残破，都会成为统治阶级目标的障碍。不单对革命左翼如此，而且对印共和印共（马）也是如此。如果左翼分子在国会和邦议会中比较突出，可以让他们通过投票箱来加强群众力量，因为他们要在群众中寻求支持。如果国大党和草根国大党只得到更少的议席，而左翼的议席比2011年时多一些，印共和印共（马）也不会在立法议会中成为革命力量的。在议会外也不会有革命，但有必要发起一场反对剥夺工会权利、拒绝公布薪金表或雇用临时工的运动。
如果某地左翼阵线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我们支持来自“共产主义革命者”阵营的候选人。我们会促请后者在每个选区都不要提出超过一名的候选人。否定选举和代议机关的重要性，并提出多名候选人去竞争一个议席是极不道德的事情。
除了这些，我们会支持每一个参加到特别运动中的独立的工人、贱民、部落民或少数民族候选人，如同我们支持这些运动一样，而且只能是支持那些与资产阶级政党没有联系的候选人及其组织。
我们那些在革命共产主义者中的朋友会提出其他问题。一个可能的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他们确实属于同一阵营，那为何他们不去团结起来，使阶级斗争成为选举的中心？事实上，选举机会主义还涉及到“劳动人民争取民主与世俗主义运动”（Ganamancha，下面简称加纳曼查）的崩溃。当加纳曼查成立时，它声称自己会建立能突出解决当下问题和诉求的群众运动。但在2015年，加纳曼查突然要在市选举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已经决定好如何利用选举来为意识形态而服务。后来，加纳曼查内除我们外的所有成员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们间有时会相互竞争。这就是宗派主义所能带来的结果。因此，当这类组织领导着群众运动时投票支持这样的组织，在其理论主张的基础上，会有不同的意义，尤其是在今天这局势下。
或许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主张投左翼阵线的票，——我们从未与这些党有过共同的纲领——而不是支持那些与我们经常有合作的组织？而我们号召人们投票支持那些在政治上与我们远离的左翼，而不是投票给那些在政治上与我们更接近的左翼，这是不是很矛盾，甚至不道德？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预先就认定这些党能获得很多选票，因此，也不能增强反对印度人民党和法西斯主义的战斗。要阻挡法西斯主义，单靠选举是不行的，而要靠群众运动。虽然晚了，但一场自发的、防卫性的反对法西斯主义进攻的抵抗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了（尤其是在教育机构），小规模的革命左翼政党（我们也是其中之一）之前还没有成功建立起有着深思熟虑的反法西斯纲领的真正的群众运动。事实上没有哪个组织能单靠自己来完成这个目标，但我们还没有真诚的决心来联合各支力量，超越狭窄的团体利益，并制定联合的计划。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左翼阵线中的政党曾经或现在正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一点也不。相反，我们认为他们坚持了好几十年的改良主义，我们对这些党并没有什么好意，他们中很多人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主观原因之一。因此依靠他们并不能避开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但当法西斯主义在拧断我们的颈项时，不管多么虚弱的浪潮和多么不可靠的力量，只要能削弱法西斯主义，那么哪怕在选举框架下，也是值得欢迎的。这只是一项紧急手段。革命左翼的工作并没有终止，而是开始于左翼改良主义不稳定力量的相对加强。如果这一战略可带来临时的与相对的呼吸空间，那么革命左翼的义务就是利用这一机会来加强自身的力量。这可以逆转左翼的右转趋势——明显的是他们与国大党的联盟——并保证他们参与到一个同革命左翼一起的反法西斯主义阵线中。
[1] 《激进报》（Radical）是激进社会主义社的机关报，用英语和孟加拉语出版。
[2] 卡普潘查雅特（khap panchayats），一种村社里的长老评议会，有权不经司法程序而对女性进行名誉处决。
[3] 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Babasaheb Ambedkar），印度经济学家，政治家，贱民活动的领袖，印度现代佛教复兴的倡导人。曾任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宪法之父。曾参加平等斗士党、独立工党等组织。他在印度被尊称为“爸爸先生”。
[4] 世界印度教大会（Viswa Hindu Parisad）的成立目标是要让整个印度成为印度教国家，或是屈从于印度教至上主义。
[5] 一种印度教学校，教授印度教传统知识、吠陀文献等。
[6] 库纳勒·查托帕提埃和索玛·玛利克：《2009年大选和左翼复兴的前景》，《印度社会思想》，第八期，2009年4—6月，43页。——原注
[7] 《激进报》，2014年9月，第23页。——原注
[8] 进步民主学生联合会是印度西孟加邦一个左翼学生组织。
[9] 全印度学生会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派所领导的一个左翼学生组织，成立于1990年。
[10] 团结学生民主阵线（USDF），亲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全国学生会组织。
[11] 《激进报》，2011年7月，第4页。
[12] 印度德里大学教授，倾向毛主义。
[13] 《激进报》，2911年7月，第6页。
[14] 全印度产业工会代表大会是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工会团体。
[15] 印度中央工会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领导的全国性工会团体。
[16] 迪尔普尔（Khidirpur）码头是孟加拉市的一个码头。
[17] 桑塔勒迪（Santaldih）是西孟加拉邦一个小城镇。
[18] 马里赤查匹是西孟加拉邦一个岛屿。
[19] 比诺伊·科纳尔（Binay Konar）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一名党员，是西孟加拉邦土地改革运动的先驱。
[20] 达巴西·玛利克（Tapasi Malik），辛格乌尔一名女子，也是一名政治活动组织者。政治立场上反对印共（马）。2013年时被奸杀，凶犯疑为印共（马）成员。
[2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
[22] 《激进报》，2014年9月，第20页。
[23] 同上。
[24] 此文件是指由拉吉尼·帕尔美·杜特和本·布拉德利所写的文章《印度的反帝国主义人民阵线》。此二人均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该文件主张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应同国大党和穆斯林政治势力结成统一战线。同时不应提出建立印度的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以免阻止 “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参与反帝斗争。
[25] 同人党，（Aam Aadmi Party），印度一个地区性政党，成立于2012年，在德里地区较强，目前是德里的第一大党。观点上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印度的反腐败运动中发展起来，带有左翼民粹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