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世界激荡的一年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著

吕杨鹏 译

 

本文作者介绍:克里斯·哈曼出生于英国工人家庭,1961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时参加了“社会主义评论小组”,即后来的“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ts,简称IS)团体,后成为其杂志的记者和编辑(1975-1977年,以及1982-2004年间)。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理论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述颇丰,其中《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已有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968年的一系列事件,激励了一代人,并对此后世界各地的抗争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1942—2009)作为那个动荡年代中的一名学生活跃分子,写下了这篇回顾文章。


历史上偶尔出现某一年所发生之事,其影响足以延宕相继数十年,1968正是这样的一年。时隔40年,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仍然怨怼其造成的影响。甚至尼古拉·萨科齐在2007年总统选举前夕,还誓言要彻底清除1968年的“流毒”。此前,托尼·布莱尔也曾把当下种种社会病症归咎于所谓“1960年代”。

然而,假如你浏览今天大多数媒体的报导,很难理解为何1968年如此重要。因为那些主流媒体被以往是左翼而叛变为右翼保守者所掌控,如马丁·凯特(Martin Kettle)和大卫·阿罗诺维奇(David Aaronovitch)之流,他们谈及1968,只会为年轻时干过的荒唐事情深感懊悔。在他们身上偶尔作为点缀的,还有老嬉皮士式的回忆那时纵情于毒品和性的日子的缅怀,这也顶多是作为挑战保守社会习俗亢奋的反叛学生的一段岁月:退学、嗑药、对传统性观念提出了挑战。

纪念1968有许多不同的理由。但是我们认为:正是那一年,各种各样不同的反抗运动汇聚了起来,那是在历史上突然展现出从总体上推翻这个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的时刻。

那一年,美帝国主义企图消灭对它的南越傀儡政权的反对力量而遭到毁灭性的挫败作为开端。越南国内的每个城市,都出现了武装的反抗,连西贡的美国大使馆也一度被占领,而在越南前首都顺化市的战役则持续了数周。全世界人们通过电视看到美军军官谈及为了占领一处小镇,“我们必须首先摧毁它”。

美国统治阶级狂妄地认为他们能够摧毁世界范围内任何反对它的运动,遭到了打击,这也对美国的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时任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本寄望于在马上到来的大选中以大获全胜的姿态收获连任;越共春节攻势使得反战候选人吉恩·麦卡锡(Gene McCarthy)三月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党内初选中意外胜出,迫使约翰逊不得不宣布放弃角逐连任。

与此同时,美国在莫斯科的帝国主义对手也同样遭受了重挫。二战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扶植的斯大林主义政权陷入了分裂,使得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自由地组织起来,第一次能够对社会主义理想进行真诚地讨论。另一边,波兰的学生占领大学,在街头同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

二战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扶植的斯大林主义政权陷入了分裂,使得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自由地组织起来,第一次能够对社会主义理想进行真诚地讨论。

当我们于3月17日在伦敦进行反越战的游行示威时,并不是单纯出于对美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厌恶。当然我们会唱“嗨,嗨,林登·约翰逊!今天你又害死了几个小孩?!”,但我们也感受到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争取胜利的可能性。数以万计的人试图冲破在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美国大使馆的警察防线。对很多人而言,那是曾经有过的最为激烈的示威。

两周半之后,传来了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Memphis)遇刺的消息。美国每一处黑人社区的人们都起来反抗,将一切权威的象征物砸碎。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对民权运动以和平融入美国社会的道路不再抱有希望,纷纷转向了更为激进、公然号召革命的黑豹党。一周之后,西德的学生也爆发激烈抗议,声讨施普林格(Springer)的右派媒体帝国旗下《图片报》(Bild),因为其针对学运领袖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而煽动的仇恨运动,导致杜契克被右派分子暗杀(校按:杜契克虽然遭枪击后大难不死,但脑部严重受创,最终于1979年后在丹麦去世)。数万人走上街头,挥舞着红旗,要求关闭这份报纸。

五月是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一个月。在巴黎,起初只是一小群索邦大学的活跃分子在大学外抵抗警察向大学的进攻,却很快演变为上万学生参加的“街垒之夜”。学生们赶跑了警察,与此同时,工会举行了一日罢工以示团结。数百万的工人意识到了自己所拥有的巨大力量。罢工与占领蔓延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机场被关闭,输油供应被切断。上千万工人参与了罢工,整个国家因这场自下而上爆发的总罢工而陷入了瘫痪。

此时,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专制统治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当时议会在军事政变的威胁下将他送上权力宝座。可现在戴高乐却受到了当众羞辱,他谴责运动的演说被广大人民所耻笑,罢工则令他无法实行旨在终止运动的全国公投。这次事件被世界媒体称为“法国的五月革命”。

六月,轮到了南斯拉夫学生令该国陷入20年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他们在贝尔格莱德街头一边同警察战斗,一边高喊“打倒红色资产阶级!”

反抗的回敬

八月,俄国的勃列日涅夫政权下定决心平息东欧的骚乱,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了坦克,劫持了该国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却不曾料到会遭遇几乎全民参与的大规模消极抵抗。另一方面,在美国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上,支持越南战争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竟然在没有赢得任何一场党内初选的情况下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会场外,反战示威者遭到了警察的血腥袭击。这给所有相信“美国民主”的人上了痛烈的一课。

十月,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而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屠杀,比我们今年(2008年)在某大国西域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警察将上万名抗议学生自市中心驱赶至一个广场的角落,接着从周遭的建筑物向人群开火,造成数百人死亡。当局严禁对这次事件的任何报道。国际媒体和政客,面对这场流血镇压纷纷选择了沉默,却对黑人运动员在领奖时以象征黑人力量的握拳敬礼大加挞伐,该两名运动员很快被禁止参与比赛。

当月的另一事件将会在其后整整三十年间摇撼英国政坛。5日,北爱尔兰,德里(Derry)市伯格赛德区(Bogside),争取民权的民族主义示威者遭到警察的残忍袭击。当地人民受到遍及世界的抗争所鼓舞,由此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反对英国自1921年以来对北爱尔兰实行的教派分治。

这一年所发生的并不仅是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每一次的抗争都启发着后来者,在整体上形成了一场国际性的运动。人们不再局限于日常所遭受的特定压迫,而是将自己的行动同更宏大的事业联系起来。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其中任何一场抗争的出现。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的结构看上去已经固定,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种种反抗力量,统治阶级要么收编,要么消灭。美国和苏联瓜分了世界,不仅在地域上,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假如你无法接受一方的不人道行径与教条灌输,那你也将被视为支持另一方的不人道暴行和他们的教条。俄国的异议分子被投入劳改营和精神病院,而美国的异议分子,不是像达许·汉密特(Dashiell Hammett)一样,因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控告而丢了工作,被投入大牢;就是像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一样被驱逐出境、像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一样被没收护照。

当时的美国CIO工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早已不再激进;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会陷入分裂,已丧失了力量;英国的工会领袖,作为工党内的右翼,坚定地支持美国和核武器;英国的全国学生会则是CIA国际阵线的一部分。

令人呆纯的规范统摄着社会生活。家庭意味着男人出外挣钱养家,女人居家挑起家务和生儿育女的重担。女人要听男人的话,年轻人要听长辈的话,黑人要对偶尔获得的公平对待感激涕零。在美国南部,“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的规定仍然剥夺着黑人的选举权,并拒绝纠正任何种族主义者和警察的暴行。

自由派与工党中的体制辩护士声称,随着平和耐心地在体制内推动微小的变革,现存的社会问题可以逐步地得到解决。他们赞颂着大幅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富足社会”,认为随着工人拥抱“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文化,工人阶级将会消亡,意识形态之争也会因此而终结。就连体制的坚定批判者,德裔美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都受到了这套论述的影响。他描绘了一种“单向度”社会,人们身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已无力在资本主义工业的核心地带掀起任何的反抗。

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的名著《单向度的人》于1964年出版,对1960年代西方青年激进运动影响甚深。

几乎没有人察觉到既存结构和意识形态逐步被削弱的深层次变化。

这种变化必然首先在年轻人中间呈现出来。在任何时期、任何的社会中,年轻人与背负过去历史重担的长辈相比,他们更有可能对压迫和剥削作出强烈的反弹。在占统治地位的规范与人们现实生活条件之间的反差越大,这种反弹的力量就越大。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学生对此尤为敏感。当无数学生被聚在一起,塑造成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实践者(哪怕这种意识形态早已变得荒唐可笑)。另外,学生与青年工人相比,他们不被工厂机器和每天八小时或更长的工时捆住手脚,而更善于争辩和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学生正是1968年最先发起运动的群体,这也使人们留下了1968的印象,这个呈现出来的特定学生问题背后反映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危机。但这种印象后来因媒体对1968的报道产生了持久的作用。

1960年代初期,社会中已经看到一些异议的表达。譬如,在英国发生了反对核武器的大规模群众游行;在美国,数千名黑人和白人学生投身民权运动;在法国,有学生们针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抗议活动。到了1966、1967年,又涌现了一批新的运动:在英国和美国是反对越战;在德国,由于警察在一场柏林抗议活动中杀害了一名示威者,很多学生因此而激进化了;在美国,黑人权力与武装自卫的理念在非裔学生活跃分子间传播;在意大利,学生们抗议教授威权主义与恶劣的校园条件。1968的真正作用,是把这些运动聚合为一个整体。

越共春节攻势使得人们忽然发觉那些统治着我们的人(校按:指美帝)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强大。与此相仿,1968年1月在英国也爆发了一连串的抗议,针对的是支持越战的工党首相和其它一些保守党的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政客,如以诺·鲍威尔(Enoch Powell),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帕特里克·沃尔(Patrick Wall)等人。抗议的参与者大多是学生。起初,这只是一些数百学生参与的小规模抗议,但与这类抗议在此前几年往往只能吸引到几十个人的窘迫相比,也是大大进步了。当局试图惩办抗议者,却未曾料到,经过激烈的论争与持续的鼓动,少数激进者竟使“温和”的自由派及某些纯正的保守党人转而支持他们激进的立场。

1968年的头几个月,德国和意大利的学生运动,其声势要比法国壮大得多。法国的活跃分子为此还曾向我们的一位同志诉苦,他们没有像在英国那样的运动。各个运动中使用的语言越发具有革命性,但居多的仍是“学生权力”、学生是“新的革命阶级”一类的口号。

更为激进的人,受切·格瓦拉观念的影响(1967年10月9日切被CIA杀害,那时刚过去不到一年),认为西方的工人已经被“消费主义”所“收买”,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远地区,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发动。这种想法往往使得激进者无法与广泛群众建立联系。

五月在法国发生的事件使这一切为之改观。人们突然在自己地方发现了革命的可能性,而且是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巴黎拉丁区学生和警察间的冲突上。但到了五月的第三周,法国工人阶级大罢工迫使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让步的壮观场面,这对其它地方的反抗者造成了影响。

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将人们的视野大大地拉阔了。那些在1966年对革命的主张冷嘲热讽的人——或至少认为革命是不可能的人,在1968年夏天都开始对革命进行认真的思考。10月份,英国经历了最大规模的反越战游行。游行中最受欢迎的口号,除了“胜利属于越共”外,就是“我们将战斗!我们将获胜!伦敦、巴黎、罗马、柏林!”,而流传最广的宣传海报画着一个紧握扳钳的拳头,旁边写着“由工人来掌控”。

各地的学生运动中,只有极少数的参与者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即便如此,这个极少数也比六个月之前多了好几倍。同时,1968年经历的改变颠覆了很多人的观念。人们开始去倾听、辩论和探讨,并阅读以往在大学课程大纲中被删去了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曾经拱卫着旧观念的社会规范也受到挑战。

一些改变虽然是表面的,但仍具象征意义,如男学生脱下西装,穿上牛仔裤,留起长发和大胡子。

实际上,自1950年代末,在主流社会边缘已经出现了一种小规模的反文化现象,其特征混合了迷幻药、左翼或和平主义思想、先锋派戏剧和文学、民谣歌曲、东方宗教等等。这种反文化在1967年“爱之夏”(Summer of Love)及嬉皮士文化崛起之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1968年让这种文化的拥趸进一步增加,亦更具政治意味。连西方世界的造梦工厂——好莱坞中的一批演员和导演都受到它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电影。虽然其在文化上具有进步意义,但也很容易使人们把生活方式的改变同真正的革命相混淆。

占领运动的浪潮

社会的旧规范受到巨大的挑战,尽管这种挑战常常同改变生活方式混同起来。正是在1968,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诞生了,妇女活动家们对那些将她们带进运动里的男性激进分子还持有的旧性别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而诞生这场运动。此外,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组织正是在运动之后的第二年创建的。

正是在1968,妇女解放运动诞生了,妇女活动家们对那些将她们带进运动里的男性激进分子还持有的旧性别主义观念,进行了批判而诞生这场运动。

法国的一系列事件使活动家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促使他们引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是由一小撮人所掌握。他们不再笼统地称呼“人民”,而是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工人才具有撼动法国社会的力量。

在意大利,新一代的学生革命者(相当数目来自天主教学生组织)投身工厂,并在1969年的大规模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把这场运动称为热秋运动,或是“慢悠悠的五月”。在美国,学生民主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1964年的口号还是“半个林登·约翰逊”(Half the way with LBJ),但到了1968年年末,SDS的活动家们已经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在英国,很多曾经参与占领示威的学生转而在码头和工厂里派发传单。

这些努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法国在五月结束后流行的口号“这只是开始”(Ce n’est qu’un début)所言,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才刚刚开始。1969年,阿根廷的学生运动演变为科尔多瓦(Cordoba)汽车工人的强势起义。当年秋天,意大利发生了热秋运动。1970年,美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抗议,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将战火从越南延烧至柬埔寨。其中,在俄亥俄的肯特州立大学学生进行抗议时,一名学生遭警察枪击身亡。1972年,智利爆发大规模群众抗争。1973年末,雅典的学生占领活动引发人民起义,最终导致希腊的军事独裁政权垮台。1974年,葡萄牙发生政变,推翻了统治该国长达四十年的法西斯政权,开启了此后十八个月的革命性动荡时期。1975年,一波针对独裁者佛郎哥的抗议浪潮席卷西班牙,使得佛郎哥死后几个月内,他所缔造的法西斯政权就走向土崩瓦解。此外,在英国,我们见证了半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产业工人抗争,为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的最终倒台埋下了伏笔。

这些年来,从1968年运动中诞生的激进学生,在工厂、矿井、码头、办公室和学校,与工人共同建立了活跃分子的网络,以社会革命作为共同的目标。

法国五月的事件也从反面证明了这类组织网络的重要性。最初,戴高乐面对底层的反抗束手无策,但到月末,他终于找到了扑灭运动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工人组织中官僚们的软弱。工会领袖为了一些有限的让步,同意结束大罢工,使工人们依次返回工作岗位。而那些政党领袖深恐大选有利于戴高乐而急于结束罢工,却不曾料到会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最终还使到戴高乐赢得了选举。

在其后的几年,这种模式在世界各地重演,其顶点则是1975、1976年间一系列工人运动领袖妥协退让的事件。这些妥协,都声称是为了“伙伴精神”、社会和谐。在英国,称为“社会契约”;在意大利,称为“历史的妥协”;在西班牙,称为“蒙科洛协议”(Pact of Moncloa)。资方趁此良机彻底清除了那些社会主义活动家,并严厉打击了一度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工人运动。

当工人运动归于沉寂,始于1968年的其它种种运动也都低落下去了。198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了疯狂地反扑,到1990年代,以布莱尔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成为了新的社会规范。

新社会规范在很多方面与1950、1960年代的旧社会规范不同。旧规范不允许人们公开谈论性;新规范则对性的商品化大加赞美。旧规范不许妇女离开家庭;新规范则对不愿为极低工资出卖劳动的母亲大加迫害。旧规范相信西方的白人政府用炸弹和坦克征服世界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新规范则鼓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的大规模屠杀。旧规范要求人们对上层阶级表示尊敬;新规范则把神圣的权力赋予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

今日弥漫在左翼中间的悲观情绪同1950、1960年代何其相似。后现代主义中具有新自由主义的身影,宣示着对现行制度的全面改变既危险又不可能。虽然这种束缚在近年有所松动,但其带来的无力感仍将持续地困扰我们。如今,那些老一辈的人将曾经的反叛岁月抛诸脑后,总是喜欢批评年轻人的傲慢。他们忘记了抗议伊拉克战争的游行规模是当年反越战游行的数倍,忘记了法国五月前的左翼士气是多么的低落。尤其是,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变化,其对经济关系持续不断地改变,使得广大的人民即便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奋起反抗。

1968向一代人揭示了反抗如何爆发,反抗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并无数人看到了新世界的可能性。这自然会招致萨科齐、布莱尔之流的仇视,相反我们则应感到高兴鼓舞的。

 

原载于英国《社会主义者评论(Socialist Review),2008年5月号

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arman/2008/05/19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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