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革命的兴衰及其教训

内勒(Kamran Nayeri)、纳贝(Alireza Ismaeli Nassab)  著

杉畑  译

季耶 校

上图:1979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约有10万名妇女及其支持者前往德黑兰游行,抗议由霍梅尼当局新政府强制女性戴希贾布头巾的政策。

编者内勒按:下文是作者为2006年五月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三届国际马克思主义工作与21世纪的挑战大会(III Conferencia Internacional de La Obra de Carlos Marx y Los Desafios del Siglo XXI)(该大会系由古巴哲学研究所组织)而准备的文章,并在会议上发布。 会议的第一天下午,纳贝向大会提交了本篇文章。纳贝(Alireza Ismaeli Nassab)是一名在伦敦流亡生活的伊朗托派人士,2011年4月22日因脑膜炎去世,享年57岁。纳贝(他在社会活动中所用的化名卡泽米Behzad Kazemi比他的真名更广为人知)是一位社会主义领导人,在欧洲的伊朗社会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中享有盛誉。(译者按:有关纳贝的生平,可参看网上悼文《最后一位伊朗托洛茨基主义者:纳贝1954-2011》网址见:http://knayeri.blogspot.hk/2017/06/the-last-iranian-trotskyist-alireza.html)

 

纳贝(1954-2011)

我编辑了这篇为迎接大会召开而起草的文章,而纳贝校定了我的文稿,并做了一些小的修改。本文相比原稿,几乎所有修改都是排版、语法或文体层面上的。我们添加了伊朗政治人物、政党、组织和地点的信息的超链接。其中一些信息来源可能存在疏漏。而原文仍然可以在古巴哲学研究所官方网站上找到。


成就

1979年2月的伊朗革命是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群众起义。它改变了中东各方势力的战略关系、打击了帝国主义。——此前的1953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发动政变,推翻了伊朗君主沙阿(Shah)政权(译按:又称巴列维王朝。由父子君王礼萨汗(1925年-1941年在位)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年-1979年在位)先后执政)下民选的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民族主义政府。1979年的革命推翻了沙阿政权这个帝国主义的区域宪兵、以色列殖民者的盟友和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革命更使中部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 CENTO)这个反苏性质的区域军事协议土崩瓦解。

1953年的群众运动失败后,沙阿政权在王国内部的波斯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逐渐巩固成为一个专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夺了被压迫民族的任何权利,并日益窒息了政治生活。1979年2月的革命摧毁了君主制这个伊朗国家的旧制度,并有力打击了它的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柱。除了那些被革命力量逮捕的人,王室成员、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家和银行家、军队高层和高官纷纷逃到了海外国家特别是美国。

谁领导了1979年2月的革命?

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个人领导这场革命。恰恰相反,先是社区、工作单位、高中和大学的基层组织,以及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最终是军队武装内部,形成了对沙阿政权权力结构的挑战。工人开始掌控他们的工作场所。农民行动起来分得了他们世代耕作的土地,工农的这些行动与这个被压迫民族开始其恢复文化遗产和行使自主权利的诉求紧密联系起来。大学成为政治话题的中心,而社区则是由人民委员会组织起来。包括被禁止活动的共产主义团体在内的政党开始日益公开运作。最后,一些士兵开始违抗军令,转到革命的一边,人民开始武装起来并推翻了君主制。

伊朗人完全可能建立中东的第一个工农政府、开辟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相反,1963年反对沙阿政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方案、后来被捕流放伊拉克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抓住时机并使他自己成为了革命的代言人。到了1983年,他用民粹主义的煽动和残酷的镇压来打压所有独立群众组织和几乎所有政党,从而巩固神权资本主义政权(theocratic capitalist regime)。基于这些,他向中东的帝国主义势力报以历史性的反动。

沙阿政权及其对手

在伊朗,国家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背后的力量。19世纪30年代,巴列维君主制主导着这一发展势头,并在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发动政变后不久又很快重新延续下去。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势在1963年的白色革命之后得到恢复,因为这场改革变革了阶级关系(特别是在农村),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持续积累。

土地改革有利于农村富余资金投入资本主义积累和农村过剩人口向工业化城镇转移。 白色革命[①]同时削弱了什叶派集团这个主要的地主和收税者及其传统盟友巴扎商人[②]的力量,后者也是传统的居住于非产权地的地主(absentee landowners)的一部分。什叶派集团反对白色革命的主要几点,包括土地改革、卫生和识字军团(军队的使命是要基本的健康和扫盲运动带到农村)以及扩大投票权,尽管在独裁统治下投票权本身没有多大意义)。这就形成了一个什叶派集团、商人和旧地主阶级共同反对沙阿政权的联盟。

沙阿政权同时也终遭到了自己亲自推动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计划所造就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反对。最重要的是,这其中包括了无产阶级;从1963年到1975年,伊朗工人阶级的规模翻了一番。数百万贫困农民成为了大城市尤其是德黑兰的新居民,他们与国家机器发生的冲突越来越多。到最后,“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了沙阿政权最激烈的批评者,他们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社会主义三支反建制力量提供了大部分骨干。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

伊朗资产阶级一直不发达,依赖于国家力量或帝国主义列强,从未断绝过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联系。因此,资产阶级从来不愿意也不能够开展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在19世纪,伊朗商人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从而在卡扎尔王朝(Qajar kings)的统治下保全他们的财富。在1906年宪政革命期间,他们躲在英国大使馆来逃避卡扎尔王朝的专制主义。

在巴列维王朝统治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进程催生出了一小批工业界和金融界的资本家,但他们仍然服从王室和国际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光荣时代仅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默罕默德·摩萨台博士领导的石油工业国有化的短暂运动,后来摩萨台也成为了深受人民欢迎爱戴的总理。在与皇室对抗的高潮时期,侯赛因·法特米(Hossein Fatemi)[③]有建立共和国的言论,而摩萨台的思想则始终限于“国王统而不治”的层面。在与英国的对抗中,摩萨台试图争取到国际法庭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53年夏季,华盛顿和伦敦联手发动政变之际,摩萨台在第一次政变失败后拒绝动员和武装群众。三天后,第二次政变成功,一代伊朗人将为此付出代价。

民族阵线(The National Front)作为围绕摩萨台个人形成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庞大纷杂的组织,再也没能达到昔日的光荣。独裁专制加上缺乏真正结合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战略,导致该组织分裂为六个依人脉关系而组建的小派系。1979年2月的革命前夕,民族阵线领导人之一的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hpour Bakhtiar)接受了沙阿的提议当选看守总理。革命胜利后,另一位融合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观念的民族阵线领袖迈赫迪·巴扎甘(Mehdi Bazargan)成为霍梅尼的临时总理。他的内阁是由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组成的,他们不过是充当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过渡人物。

巴扎甘内阁在1979年夏被发现于阿尔及利亚秘密会见美国人之后垮台。像巴尼萨德尔(Banisadr)、奎巴萨迪(Ghotbzadeh)和雅兹迪(Yazdi)这样的其它一些伊斯兰民族主义人物,在伊斯兰共和国之前,他们并不是神权分子的可靠朋友,也遭到了清洗(巴尼萨德尔流亡法国,奎巴萨迪因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变阴谋遭牵连被处决,雅兹迪被迫退出政治)。这样一来,伊朗资产阶级就不愿意,也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

工人阶级及其领导

伊朗工人阶级的兴起受到了成千上万的巴库地区(19世纪后期由沙皇俄国吞并)的石油工人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早期影响。1904年,第一个伊朗社会民主团体Hemmat在外高加索成立。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参加了宪政革命,以保卫革命的大不里士(Tabriz)——当时保皇军正在德黑兰发起反革命反攻。伊朗社民党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帮助布尔什维克把《火星报》传播到外高加索。1920年6月,布尔什维克号召建立共产国际之后,伊朗的共产主义者举行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伊朗共产党。

同一时期,在伊朗出现的少数几个工业产业中,都曾经出现过组建草根工会的尝试,特别是印刷业的工会。当然,伊朗工人阶级政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党人的影响,毕竟共产主义世界观早在伊朗工人自我开展斗争之前就进入了伊朗。伊朗工人运动的这个过程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许多历史发展和工人阶级发展轨迹的概念不同——后者的时代,共产主义是从工会组织形成开始发展的。专制制度的存在是成为阶级(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它也不利于工会和经济斗争的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伊朗的共产党是在该国还没有组建大型工会之前就成立了,组建工会或其它工人组织成为了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这种工会组织和共产党组织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对伊朗工人运动来说至关重要。到了1930年,共产党及其大部分领导层遭到了礼萨汗的专政和苏联斯大林恐怖的双重打击。许多共产主义者死在礼萨汗的狱中,其中一些人,包括身兼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列宁共产国际时代的领导人奥提斯·苏丹扎德(Otis Sultanzadeh),在斯大林主义清洗时被处决。

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俄国革命的退化和斯大林官僚的崛起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纲领和战略。各国共产党变成了盲目追随莫斯科政策的改良主义官僚组织。

1941年同盟国占领伊朗之后,在莫斯科的支持和前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党员的倡议下,伊朗人民党(Tudeh party)作为跨阶级的反法西斯组织的人民阵线而建立起来。冷战开始后,人民党更像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政党。他们从来没有制定出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战略,而是像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世界的其它斯大林主义政党一样,与自称要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组建战略同盟。

人民党对伊朗工人阶级的作用是灾难性的。1946年伊朗联合工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是完全由人民党强制的,由来自伊朗精英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核心干部组建。人民党利用其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力与资本主义政权进行讨价还价。当它相信有可能博取政府让步时,就出卖了包括阿加哈里(Aghajari)石油工人罢工在内的激烈罢工斗争。人民党能在1946年反动的卡瓦姆(Qavam)内阁博取三个部长职位就是靠这样出卖工人获得的。这些政策其实跟莫斯科自已的做法如出一辙:为了取悦罗斯福和丘吉尔,斯大林从阿塞拜疆撤出了红军,这样一来,沙阿推进的军队也就得以推翻了皮舍瓦里(Pishevari)的亲苏政府。

人民党主张在伊朗北部向莫斯科提供石油特权,然而当时伊朗政府正考虑在南部向西方国家进行石油方面的让步。人民党既没有参与摩萨台领导的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的斗争,也没有在军队中发挥其强大的影响力来阻击1953年的中情局——军情六处政变。当年的政变阴谋得逞时,最忠诚的人民战士却被移交给行刑队。毫不奇怪,人民党从未重新站回到伊朗工人的立场上。

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流亡的伊朗人民党领导层也分裂了。随后产生的各种毛派组织在纲领和战略上和之前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都像人民党一样,盼望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来领导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内,随着1963年沙阿政权的白色革命开始,先是莫斯科,后来是北京,都与沙阿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直到1979年2月革命推翻沙阿政权才算结束。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影响的青年一代从民族阵线和伊朗人民党分离出来。他们分别成立了人民圣战者组织(Mojahedin-e Khalq)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Fedayeen-e Khalq)。这些组织本质上是反独裁反帝的城市游击队。尽管最初的领导人富有真挚的自我牺牲精神,但这些组织试图转为凭借英勇的武装行动和决心来代替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伊朗人民党的改良主义进行斗争。他们缺乏任何针对激进社会变革的群众行动计划和策略。因此,他们仍然容易受到更为复杂的斯大林主义势力的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初,人民圣战者组织遭遇到毛派的分裂;由于1979年后伊朗人民党的打压,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分裂。游击队运动被沙阿政权的镇压机构迅速给予军事挫败,他们很快在政治上被1979年2月革命的劳动人民的群众运动所取代。

1953年政变后,斯大林主义和中派主义政治势力几乎和工人运动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与此同时,伴随着伊朗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其国内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在劳资关系中占有相当力量。与此同时,愈演愈烈的独裁专制阻碍了工会的发展和系统化的经济斗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了1978—1979年和1979年2月伊朗革命后的大规模工运的发展。

1978—1979年的事件表明,离开了斯大林主义和中派主义,工人照样可以在系统化的专制体制下展现出惊人的组织和行动方面的能力。由此,伊朗工人在过去没有罢工经验的背景下组建出了强有力的罢工委员会。缺乏相关经验的伊朗工人发展出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接管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即使在反革命势力凶猛反扑的夏季1979年,工人委员会仍在建设并组织成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网络。

这些行动本可能有进一步发展,有机会在适当时间形成以发动阶级斗争为目标的工人阶级领导,从而走向建立工农政府。然而,到1983年,所有工人委员会要么被取缔,要么被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工人办公室伊斯兰委员会(Islamic Shoras)取代。

伊斯兰共和国的反革命

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软弱性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危机,在1978年到1979年产生出政治真空,阿亚图拉·霍梅尼趁机插入其中。霍梅尼及其盟友一边坚决反对沙阿政权,一边展开谈判以图和平转移权力,好来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华盛顿方面也参与进来的秘密谈判决定以一个由民族阵线头目为首的政府来接管沙阿政权的权力。这种谈判的动机是他们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恐惧。然而沙阿政权任命的看守总理沙普尔·巴赫蒂亚尔(Shahpour Bakhtiar)执意继续执政。与此同时,一支昔日里赴汤蹈火的军队决定发动军事政变,他们与群众共同发动起2月19日至21日的武装暴动。

这样一来,实际上权力也就落到了对未来并没有共同清醒认识的基层群众组织手里。但包括人民党在内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大多数毛派团体、人民联合会和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都是支持霍梅尼夺权的。霍梅尼秘密革命委员会是为了接管沙阿-巴赫蒂亚尔的权力而产生的,其推出了一个由迈赫迪·巴扎甘(Ayatollah Khomeini)领导的临时政府,后者主要由民族阵线分子组成。临时政府本身没有群众基础,它的合法性来自霍梅尼。因此,一方面是霍梅尼—巴扎甘政府,另一方面是革命斗争中涌现的基层组织,二者实际上构成了双重政权。

从1979年2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天起,霍梅尼打造的政府当局就通过削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基层组织来力求解决这种二元政治局面。

霍梅尼要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他的目标。霍梅尼的军队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不存在其它电视广播媒体)解放后不久就接管了它,要求这些媒体接受强制审查,自然,社会主义观点也是逃不过审查的。不久之后,所有被视为“非伊斯兰教”的新闻、信息和出版物都遭到审查,不配合工作的工作人员遭到解雇。在起义发生的几天内,霍梅尼发布了一项旨在取缔社区防卫委员会(neighborhood defense committees)武装的法令,并授权给清真寺内自上而下的伊斯兰武装分队(伊斯兰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of Islamic Revolution)来完成。当这些他们严密控制中的伊斯兰团体被实际情况证明不足以控制群众运动时,什叶派统治集团分子中的一些人从城市贫民中招募年轻人充当半法西斯真主党的小分队组织。这些伊斯兰团体被当局派去袭扰示威和政治/社会团体。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前,霍梅尼颁布了一项要求妇女穿着伊斯兰服装的法令。真主党匪徒用链子、棍子和刀子袭击妇女3月8日的游行队伍。3月底的伊朗新年期间,伊朗空军轰炸了被压迫的土库曼民族地区所在的土库曼萨赫拉(Turkmen Sahra)——该地在里海东南岸上,当地的农民接管了土地,土库曼人还为本民族修建了文化中心。

3月30日和31日,霍梅尼发起了不民主的公民投票,让民众选择是继续施行他们刚刚推翻的君主制还是选择前途未卜的伊斯兰共和国。投票结果是选民以98%的多数票否决了君主制;霍梅尼和他的盟友声称投票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想要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但当时这话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接着他又操纵投票把所有非伊斯兰教的政治派别从合法的政治舞台上清洗掉。到四月份,伊朗的重要日报《未来人民报》(Ayandegan)因为批评霍梅尼被强制关停。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数十年来一直在为争取民族自决而斗争的库尔德民族的人民战争。在当时,武装真主党团伙被派去洗劫伊朗各社会主义政党的总部,有40家报纸被查封。同时,霍梅尼决定不搞以革命基层组织为基础的民主立宪会议,而是由伊朗伊斯兰专家会议为从他导演的四月的全民公决产生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定宪法。

此时反动派图穷匕现,他们在1979年发动的夏季攻势已打败了伊斯兰共和国和所有转入地下活动的反对党。然而,当10月份当局特意挑选的亲霍梅尼学生占据美国大使馆后,德黑兰和其它城市的街头再次聚满了数以百万计的反帝示威者。政治活动在伊朗重新兴起,工人们再次展现出进步的力量。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德黑兰和其它地方领导了数次群众示威。在个别的工厂中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已经意识到,要接管他们的工作场所,就要和同行业、同一地区、同类工业团体的其它工人委员会联合起来。农民委员会组织起来,其中一些已经和同类型的组织联合起来,夺取土地的行动也开展起来。这给工人阶级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提出了难题,现实情况说明当时他们需要一个工农政府。

当时缺席的正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通过扩大现有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工农委员会,把这些阶级的要求与反帝运动和保卫民主和政治自由联系起来; 这将创造一个工农政府。只有这样一个如同1917年十月革命的苏俄和1959年后古巴式的政府,才能够制定出一个持之以恒的反帝纲领(即反资本主义和支持社会主义)。但历史没有留下选择的余地。

这样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是不存在的。相反,斯大林派和中派主义派别基本上分为两个阵营。最有代表性的伊朗人民党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多数派认为,与帝国主义和君主专制的斗争需要对“反帝”的霍梅尼政权的政治支持。另一阵营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少数派则反驳说,霍梅尼是革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各自在伊斯兰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内寻找替代的政治力量。巴尼·萨德尔(Bani-Sadre)总统暂时给反对霍梅尼的反对派充当了资产阶级代言人。实际上,这两个阵营中双方都终究从属于现实中的阶级斗争,他们意识到要对付霍梅尼伊斯兰共和国,要么在政治上支持伊斯兰共和国,要么就得从军事上对抗。

我们看看工人委员会运动的例子。在1980年春,伊斯兰共和国党开始系统地组织和征调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s)到工作场所把劳动者划分为“伊玛目(霍梅尼)的追随者”和不愿承诺效忠他的人。同样的伎俩也被用于分化工人委员会并建立统合主义(corporatist)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Islamic Councils of Labor)。这种行径不仅从宗教或意识形态上分裂工人阶级,还搞出了他们御用的工人组织,其明确目标是支持在国家经济部门的职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管理者,在当局的肆意征收掠夺下这些组织迅速蔓延。此外,该政策导致局势愈发紧张,造成了工人之间的矛盾,这使得管理和国家官员趁机干预。两伊战争爆发后,任何抵制这些政策和其它各项资本主义政策的工人都被打成“反革命”。

伊朗人民党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多数派要求他们的成员自称为穆斯林和“伊玛目的追随者”,他们甚至在中午时间在工作场所参加祷告。和霍梅尼开展公开斗争的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少数派很快遭到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反对,后者对霍梅尼和伊斯兰共和国仍抱有幻想。这些团体很快分化为一个个山头,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打算把工人团结成革命阶级。而他们在工厂的支持者很快被解雇或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1980年9月,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伊朗。霍梅尼称这是“神圣的礼物”,他和伊斯兰共和国发动进攻以消灭国内民间基层组织和政党。工作场所特别是工厂被当局军事化,所有工人反对管理层或当局的抗议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霍梅尼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听从了两位保守的什叶派领导人阿亚图拉·戈尔帕耶加尼(Ayatollah Golpaygani)和阿亚图拉·马拉什(Ayatollah Mar’ashi)的要求,从伊斯兰议会中废除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法案:此刻地主开始对农民张开魔掌。

社会主义者和其它不认同伊斯兰共和国、却又想加入从萨达姆大军铁蹄下保卫革命的人被逐出前线。与此同时,伊拉克军队摧毁了南方的石油工业,重创了伊朗无产阶级中最为强而有力的石油工人。而在农村,伊拉克军队杀害了农民委员会成员。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君主主义的恐怖主义行为为霍梅尼政权压制政治自由提供了更多机会。社会主义流派试图加入反帝反君主主义的恐怖主义的斗争的失败和当局越来越系统的强权压迫,破坏了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和行动。

1981年夏天,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打压下,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领导人决定发动“武装起义”。这场暴动迅速失败。政府借这场起义来以镇压谋逆活动为借口,打算趁机消灭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武装的中派主义组织(如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少数派)。人民党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多数派帮助了当局调查和迫害这些团体,后者的成员和同情者经常遭到监禁和酷刑,并于1981年夏天被处决。最终,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少数派等中派主义组织被迫撤退到此时还不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之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这些组织多数最终分裂,没有哪怕一个主要组织能延续至今。唯一例外的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他们建立了一个为帝国主义(法国和后来的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邪教组织,还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怂恿下组织了数千人的武装部队经伊拉克侵犯伊朗。

工人运动,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和中派主义组织遭到了决定性的打击之后,政府转而开始和他们直接对抗。1982年底,霍梅尼政府逮捕了人民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和部分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多数派的领导。部分被捕者遭受酷刑和处决,其它人则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谴责马克思主义,阐述他们怎样充当苏联间谍,并赞美霍梅尼和伊斯兰共和国。

斯大林主义的出卖和中派主义的路线的联手使工人和青年迷失方向,助长了资本主义对工人和群众运动的攻击。这使得苏联阵营垮台之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和工人阶级的战士们士气低落。

到1983年,伊朗所有基层组织和社会主义政治流派都被有效地摧毁了。哪怕在伊朗军队和志愿者武装于1982年春季成功驱逐了入侵者之后,霍梅尼仍然与伊拉克继续进行自相残杀的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988年,两国都被耗尽国力,死伤一百多万人。1988年以后,伊斯兰共和国开始对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攻势,一直到今天。

今天的教训

1979年伊朗革命可以和1917俄国革命来做个有用的对比。在两场革命中,工农都推翻了专制君主制度。在相隔60年的两个二月革命中,革命都在没有任何个人或政党的领导下胜利了(当然布尔什维克间接影响了俄国工人的准备)。两场革命中,工人和农民中间形成了基层组织:在俄国是苏维埃,在伊朗是工人、农民和其它人民组发组织的委员会。但相似性到此为止。

在俄国,列宁认识到了革命进程的无产阶级性质,教育和动员了布尔什维克党,争取建成一个以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为基础的公社型政府。在伊朗,斯大林派和中派主义派别,就像俄国革命中的孟什维克一样,号召支持资本主义的伊斯兰共和国或国内外的其它资产阶级势力(要不就是组织自己的宗派派系,有时是武装派别)。这种阶级合作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对于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失败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不幸的是,伊朗革命的教训并非特例。如前所述,类似的政策导致1945—1953年伊朗的大规模革命高潮归于失败。发生在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和周边地区的几十次革命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随着苏维埃权力的衰亡和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的兴起,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策略和传统被埋没了,从而适应一种适合保守的新精英的新学说。这些政策被强加于那些年轻的共产党,而反对他们的共产主义者被残酷地清洗乃至杀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共产主义运动作为群众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才遭受失利。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来寻求人类解放。这也是列宁在《国家和革命》中所强调的。伊朗革命的根本教训是:要拾回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个失去已久的财富上去: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切合19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传统,批判地重新切合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遗产(包括托洛茨基的政治遗产)。

马克思的遗产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解决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争取重新调动理论和实践,作为我们人类的基础和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根本大纲。但是,要解决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勇于从历史的失败中学习,修正我们赖以取得胜利的理论和传统。

 

2006年3月31日

 

本文原址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8/01/01/the-rise-and-fall-of-the-1979-iranian-revolution-its-lessons-for-today/?from=groupmessage


[①] 白色革命(波斯语:انقلاب سفید‎,Enghelāb-e Sefid)是一系列由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1963年发起的一系列改革。

[②] 巴扎指伊斯兰文化地区对集市或者市场大厅的称呼,尤其是指中东地区的集市街道,往往地处清真寺附近。

[③] 侯赛因·法特米(Hossein Fatemi,1917年2月10日-1954年11月10日)是伊朗学者、记者及著名的政治家。他是伊朗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亲密盟友,提出了国有化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的思想。记者出身的他在1951年至1953年间出任伊朗外交部部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策动政变推翻了民选的摩萨台政府后法特米被捕,遭到杀害。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