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韩国进步学生“进厂”策略的得失

[韩]韩恩素 著

 

最近中国大陆有些左倾青年讨论进步学生实践路向的问题,其中有部分朋友提出学生要“靠拢工人”,办法是毕业后(甚至中途退学)进入工厂。他们认为韩国工运的经验说明,学生进厂或在工厂区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的。

在韩国,20世纪70年代就有少数学生进入工厂了。1970年全泰壹自焚以后,开始关注劳工议题的学生们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朴正熙政权严酷打压的情况下,认为当下的目标是培养“民众”的抵抗力量,采取了“走进民众”的路线,即“现场准备论”。按照这种立场,少数学生进入工厂或展开劳工夜校活动。

这时的学生运动可以分为两大潮流,即“现场准备论”和“斗争优先论”。“斗争优先论”不如“现场准备论”相对地强调学生示威斗争的角色。[1]“现场准备论”是种政权严重打压下学生萎缩的反应,不要展开示威,在工厂累积力量,准备斗争。可以这样说,跟“现场准备论”不同,“现场准备论”主张学生示威斗争的作用。

70年代进厂学生的活动或劳工夜校活动都有劳工政治意识化的目标,但实际进行的内容,如劳工权利等水平很低。工厂里学生的活动也没有值得评价的。譬如70年代已进入工厂里活动然后当过工会委员长,及80年代领导 “首尔劳动运动联合(首劳联)”的金文洙也对70年代的进厂学生活动评价说:当时在工厂的学生因过度考虑安全问题而尽量制止行动,虽然进厂活动已很久,但无法做出任何成果。[2]

但到了1980年以后,学生们却大规模进厂了。这是因为70年代支持或指导工人运动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势力再也无法担当以往的角色,如他们对国家压迫的妥协、没有劳工主体性的认知、温情主义等;更重要的是在1980年光州抗争以后学生们急进化而试图对韩国社会的科学分析,以及1980年增加的劳工斗争的影响,使学生们开始认为劳工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进入工厂的学生们持有以前“现场准备论”的立场,就是说在“现场准备论”的脉络下主张“小组运动论”。其主要主张是学生要当“全体运动的主导者”及“前卫形成的母体”,还主张学生盲目的政治示威会破坏或衰弱全体运动的力量,所以当下学生的任务是在工厂里逐渐累积劳工抵抗力量而准备论的倾向很强。

“小组运动论”的终究目标是透过学生教育把劳工意识逐渐提高,终于让他们站出来展开如反独裁斗争这样的政治斗争,其活动阶段可以这样整理:“亲睦小组”→“经济斗争性小组”→“政治斗争性小组”。

与此相反,有些学生认为当下学生的任务是担当先导政治斗争,即是说在军事独裁的压迫下,学生先导展开突破性的政治示威能刺激劳工意识,能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80年代这两个立场互相竞争,但80年代初期“小组运动论”是主流运动论。

80年代韩国学生普遍认同劳工是社会变革的主体且摸索劳工政治运动(依照当时的学生理论水平,即是打倒军事独裁的主体),是很肯定的、有意义的。他们对劳工运动的热情和奉献也让人佩服的。但如上的两个态度都不免菁英主义的批评。学生要当“全体运动的主导者”或学生要代替落后的劳工们展开政治示威都是菁英主义态度,都轻视劳工的自生性。

80年代进厂学生大部分集中于京仁地区(首尔郊区的京畿道及仁川地方),以轻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地区。无法正确统计,大约有3000名学生进入工厂。但他们的活动期间只有1至2年而已,只有1/3的学生最后坚持留在工厂。[3]

因1983年末全斗焕军事政权实行短暂的「柔化政策」,1984年趁着稍微松散的氛围,劳工斗争一时活泼起来,而部分劳工自行展开新工会的运动或工会民主化运动。部分进厂学生也利用这种氛围,能在工厂里展开活动,但大部分失败了。有人对此指出,除了国家打压以外,还有进厂学生急于组织斗争、排挤劳工试图掌握主导权等的因素。[4]

1984年自行爆发出来的劳工斗争的影响下,1985年大宇汽车罢工和九老串联罢工发生了。这两个罢工都是进厂学生主导或给与影响的罢工。

这两个罢工引起了学生争论,特别是九老串联罢工以后出现了路线转换。学生认为大宇汽车罢工只不过是经济主义式的罢工而已,这场罢工甚至拒绝外部的串联,工会山头封闭主义的倾向很明显。与此相反,九老串联罢工提出如释放工会领导人等的政治性议题,还有十多个工厂串联进行,表现出具有初步水平的政治斗争性质。即是说,大宇汽车罢工是纯粹经济性罢工,而九老串联罢工是具有初步政治性的罢工,一些学生认为后者比前者来得进步。

九老串联罢工以后,部分学生活动家比工会活动家更注重大众政治斗争而强调地区政治运动,很多学生离办厂了。还留在工厂的学生也没把活动的焦点放在工厂里。因此学生活动家在工厂的角色更加弱化了。但有些学生还留在工厂,继续坚持“小组运动论”。

80年代进厂的学生虽然抱有远大的目标进入了工厂,但大部分是陷入普通劳工的生活。他们的政治教育也停留于劳工权利或劳工问题等的水平,也因其准备论的倾向被批评为对工厂斗争消极,且小组活动太封闭。

其实,80年代初期学生们不太晓得社会主义政治,只知道劳工是反独裁的主体,要建设劳工当家作主的社会,属相当抽象的水平。要知道,80年代初期流行的就是依赖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等的西方马克斯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的书籍要到1984起才开始在学生之间普及(而且都充满斯大林主义色彩)。因而,进厂学生的思想对工会运动或变革战略方面相当模糊,还没成熟的状态。从1985年起,学生根据马克思主义全面展开有关韩国社会的性貭和变革战略的争论,如韩国是否(美国)殖民地、韩国是否已发展成资本主义、变革的主体及目标是甚么等,逐渐树立自身的变革理论了。

这样从1985年起学生运动进入了理论鼎立时期,学生们完全投入了有关南韩变革战略争论以及1987年末总统选举策略的争论,学生更远离于劳工现场是理所当然的事。

1987年6月民主抗争以后爆发7、8、9月劳工大斗争时,任何学生派系都没对工厂拥有有意义的影响力。大罢工的中心是韩国东南部沿海地区的重工业地区,其规模及速度完全压倒了整个运动势力,即是说“任何运动势力都无法承担的水平的”。

这时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工厂里没有进厂学生,进厂学生们都在京仁地区。况且,1987年大罢工时没有看到由工厂里学生主导的罢工。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韩国工人》一书的作者具海根在内,大部分学者都指出大罢工是“自发的”、“非组织的”。仍有进厂学生留守的京仁地区发生罢工的时间也延迟了(初期大罢工从南部北进的趋势),学生活动家的角色也未能看到。劳工们组织了自己,互相学习且建立了自主工会,简直是自主工人运动了。

如果有人主张1987年大罢工是进厂学生所策画、主导或给与活影响的,则完全荒谬的。

1987年大罢工是受到6月民主抗争的鼓舞而爆发出来的。学生在街头主导(但主力是以个人资格参加的劳工们)的民主化斗争,鼓舞了劳工们在工厂里进行民主化。7、8、9仅仅三个月之内,就组织起3000个民主工会。大罢工让全斗焕军事政权无法收回总统直选(普选)的承诺,阻止了反动措施。

以前学生进入工厂自己想当“全体运动的主导者”,但透过大罢工,劳工们一瞬间主导了全体运动,也开启了劳工政治势力化之路(1995年建立民主劳总(KCTU)以后2000年建设了民主劳动党)。

学生往往把劳工理想化,或对劳工感到内疚,或认为劳工政治意识太落后、没有斗争的力量。1987大罢工证明了劳工不再是学生眼中的落后大众,大罢工本身是反驳了学生的菁英主义式看法。

1980年代南韩学生进入工厂是初步摸索劳工政治运动的试图,考虑这样过渡成长中的运动历史,无法过度指责进厂策略的错误。但是从韩国的经验中也能吸取教训。“变革主体”劳工存在的工厂既是因剥削压抑而爆发出斗争的地方,又是日常的异化和无力感共存的地方。1980年代韩国进厂学生的经验也反映这样的情景。在劳工运动活泼的时候,少数进厂学生也会影响或主导斗争,但大部分都陷入了普通劳工的生活而已。即使把劳工看作变革主体,其实践也不必一定要在工厂里进行。学生支持或介入劳工运动时,“工厂”的空间不是绝对的。在外部,也能支持或介入劳工运动。

1987年大斗争提出了全国性阶级政治组织建设的课题。想要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学生,比起进入工厂进行活动,努力建设大众阶级政治组织更为重要。

2015年5月25日

 

[1] 曺喜昖,《80年代社会运动与社会构成体争论》,15p

[2] 金文洙,《劳工运动的本领是政治斗争》,4p

[3] 林荣一,《韩国劳工运动与阶级政治(1987-1995)》,82p

[4] 金锦守,《韩国劳工运动与知识分子的角色》,193-19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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