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台湾大选后新政经情势的总结与展望

王映棻  著

 

2016年1月16日,二次大战后台湾政经秩序的建构者——中国国民党,一如所有政治观察家的预期,继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公职选举惨败后,再次在中华民国总统和国会改选迎来了空前的挫败,代表中国国民党的正副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和王如玄只得到31%的得票率(3,813,365票),国会也只拿下35席,比上一届整整少了29个席次;相较之下,代表民主进步党的蔡英文,以56%的得票率(6,894,744票)当选为首位女总统,国会更取得了68个席次,强势过半;而在2014年318运动后冒起、汇集部分具有全台知名度的社运名人,并与民主进步党结盟的新兴政党时代力量,也挤掉其他名气略逊的进步小党和一些保守党派,拿到了5席的国会席次,晋升为国会第三大党。这次的大选结果,是继2014年底「九合一」大选后再次验证了318运动后台湾的选民结构变动,也标志著对战后台湾有深远影响的中国国民党这个政治组织本身,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中国国民党在台统治基础的建立、转换与瓦解

作为曾在台海两岸都欠下深厚血债的中国国民党,它的消亡本为历史的应然,只是历史上国际强权的干预和掌舵者适时呼应时局的转型,一再让其延命。

1950年,以推翻中国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裙带资本统治集团为目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大局本已底定,当时退守才管辖5年、二二八血痕未干、统治基础极薄弱的台湾、坐等亡党终局的中国国民党,却幸运地在韩战爆发后,被全球资本主义守护人——美国挑选为东亚防堵社会主义革命扩散的马前卒,给予强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发展指导,让它既得以与中国共产党隔海分治,并可以在台澎金马继续以“中华民国”这块早被砸烂的旧招牌,建立起国家统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式政体,并在经济上,以“发展型威权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 )让台湾逐步嵌入依赖美国的技术、市场以及日本的生产资料的依附结构之中,逐步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陲角色上升至半边陲位置,完成从日本殖民时期就开始的资本主义化进程。虽然这样的过程,是以杀尽、关绝了台湾战后第一代追求社会解放、争取政经民主的仁人志士的高压统治,以及盘剥农村、弹压劳权、破坏环境的残酷资本积累体制为代价,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民党透过土地改革,成功争取到台湾本地翻身小农的支持,透过提供地方政经资源分赃,成功换取了台湾各地方头人的侍从,再加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比过去更为丰足的物质生活,与一定程度的阶级向上流动,都再再让台湾社会暂时忘却追偿血仇和夺还权利。

虽然中华民国在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就此丧失了1950年以来由美国强力支持起来的国际人格,并且在稍后迎来了日、美在内的重要反共“盟邦”的纷纷断交,曾严重冲击中华民国体制的存在合法性,而随著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地资产阶级的成熟壮大与扩张,更让党国机器越来越无法有效扮演主宰、统合一切的家父长角色,使得长期被掩盖、忽视的社会矛盾和族群恩怨不断暴露,并引发了此间崛起的大量中、小企业主和由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管理阶层所构成的都市中产阶层开始去挑战党国体制对于自身政经权利的诸多限制,几乎动摇中国国民党的统治根基,但是接班主掌党国大权的蒋经国,既透过小规模军警镇压、特务暗杀的恐怖维稳,又运用大规模提拔台籍才俊、局部政经开放来回应社会需求,成功度过了这轮危机。

即使1988年强人蒋经国在没有留下任何权力继承指示的情况下猝逝,让党国官僚高层陷入争夺大位的汹涌权斗而无暇他顾,为长久以来被压抑的社会力开启了空前的反叛空间,但台籍出身的总统接任者李登辉靠着结盟实力正盛的资产阶级和地方侍从豪强力量,逼退党内旧官僚、军头势力,成功将中国国民党从资产阶级的哺育者转型为大资产阶级和地方豪强的权力联盟,并透过一方面镇压影响资本积累的工潮与环保运动,另一方面积极迎合民间政治民主化的呼声,主导相关改革,使国家机器除了在依靠美国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部分有所延续外,彻底蜕变为台湾资产阶级内部各派系直接轮流执掌的统治工具,再次让中国国民党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存续。

就整个1990年代来看,由于中国国民党的顺势改革,可以说成功收编了台湾资产阶级反对运动的成果与动能,甚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因政治自由化得以从海外逐步回流岛内发挥影响,一时声势大好的台湾独立建国运动中的右翼也不能例外,中国国民党不但在国会全面改选和首次总统直选获胜,并成功让反党国起家的中产阶层势力的政治代表民主进步党与其合作修宪,更透过对中华民国体制和国教教科书的台湾化改造,成功敷衍了民间建立新国家的呼声,以其主导台湾政局发展的实力,要不是中国国民党1990年末因李登辉与宋楚瑜的政争,导致阵营分裂,民主进步党未必能在2000年总统大选以39.3%并未过半的得票率赢得首次执政权。

虽说,中国国民党在2000年失去了执政权,但由于重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的影响日盛,其庞大廉价劳动力和广大消费市场的诱惑不减反增,执政的民主进步党即使如199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以限制高科技等重点产业西进、辅导台商南进东南亚投资作为替代,也无力减缓其对台湾产业资本的磁吸效应,反而因此成为台湾产业资本家应付全球市场竞争、扩大积累的障碍,而备受厌弃;相较之下,在野的中国国民党透过党内路线斗争,再度适时顺势化身为代理两岸经贸交流的掮客,因而继续获得台湾资产阶级的拥戴。即使民主进步党试图透过操作族群动员、利用“二次金改”的利益输送拉拢金融资产阶级,建构自身的政商联盟,以稳固政权,却反而因此身陷政情对抗、贪腐丑闻的泥沼,在经济发展停滞、政局动荡、道德形象蒙尘的情况下,民主进步党更连带失去了长久以来都市中产阶层的支持,于是在产业资本家抵制、中产阶层背离的情况下,给予了中国国民党重新上台的契机。

2008年,中国国民党以两岸交流掮客之姿、其领导人马英九以蒋经国门生和模范官僚的形象,成功满足了押宝中国市场的产业资本家、缅怀威权时代保守安定格局的军公教人员、渴望繁荣与崇尚廉能的都市中产阶层等社会群体各自对于政局想望的投射,以国会席卷了81席次、总统获得7,659,014的高得票数被推举上执政大位,但是中国国民党此次执政,一方面由于动辄以改革之名,向地方豪强势力开刀,从而鬆动了自身长久以来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则因为立即碰上了环球金融海啸的冲击,在经济衰退,资本家和企业高阶经理人为缩减成本以维持企业的利润率,导致了减薪和裁员频仍、就业困难的情况,令2000年以来开始明显的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势更为加剧,越来越多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如企业的中低阶管理层、科技业员工、各种专业技工、各式服务业的受雇人员,失去了过往年代对于自身向上流动的强烈信心,开始重新体认到自己与资本家及资本决策人员不同甚至相对立的雇佣劳动者身份,长久以来在台湾社会被隐蔽的阶级矛盾,就此浮上台面。中国国民党面对阶级分化扩大的态势,试图透过对企业放宽融资及租税优惠来刺激投资,期望能扩大就业机会,却反而促使财团圈地、房市炒作的猖獗,加深了阶级对立的社会氛围,而其任内大力推动、并再三保证会为社会整体带来实利的两岸经贸整合,除了让有能力游走两岸的大资本家、大企业高阶经理人受益,并未能让其他群体的生活获得显著提升,反而因为海协会长陈云林等中国代表访台时,执法机关在维安上的滥权和暴力、两岸交流频繁所必然增多的两地文化冲突和人员摩擦,以及海峡对岸由国家扶植的自有制造业和科技代工业的崛起,对于台湾相关的中小企业所带来的威胁,让台湾社会集体对于两岸关系急速拉近产生排斥的情绪。

于是,在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层出不穷的是反财团掠夺、反国家暴力与反倾中这三种类型的抗争,很多时候抗争甚至是这三种型态的相互交织,这些抗争就像是318运动爆发前的一次次演习,洗礼著岛内那些困于时局的青年学子和受薪劳动大众,无论他们本身就是这些暴力、掠夺的受害者,或者是在社群网站的串联、动员下亲身参与而获得启蒙,抑或者是在媒体不断放送下潜移默化。

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在委员会审查过久为由,迳行宣布,促进两岸服务业市场相互开放、对于大资本有利但恐冲击台湾相关中小型企业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直接送行政院会存查,引发了重大经济协议审查程序“黑箱”、不民主的质疑,从而导致愤怒的社运团体和群众于3月18日晚间佔领国会议场抗议,开启了瘫痪国会运作长达3周、期间甚至攻占行政院,却获得社会过半民意支持的318运动。这场骚动,无疑是台湾社会大众对于中国国民党在这次执政的诸般服务大资本、促进两岸经贸整合举措的总反弹,更是其政权及党本身的代表性与台湾社会多数出现巨大断裂的象征,而这样的断裂,又显示著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台湾大资产阶级在政治自由化后所建立起来的领导权的崩解。2014年底的“九合一”地方公职大选,台湾大资本家如郭台铭之流,比照2012年的总统大选那样,公然站到台前来奔走疾呼,为中国国民党拉票,甚至厉声威胁,如果选举结果不如预期就要从台湾撤资,也阻止不了中国国民党的惨败,正是最好的明证。

大众自为阶级力量缺席的后果

然而,台湾社会虽然弥漫着反大资本家专政的情绪,却不意味着有反资本主义的共识,更别提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进到多数人的视野。事实上,占台湾社会多数的受薪劳动大众,虽然早已是个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但却仍未团结形成自为的阶级力量,他们无法以集体的阶级夺权来捍卫、争取彼此的共同权益,只能推举出某种貌似超然的执政官僚来保护自己,因此对于反财团治国的出路,台湾社会呈现出来的意见,是期望国家回到过去相对自主、独立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样态,是希冀那种既发展资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的政府治理型态,是寄盼那种带著中立、魄力面貌的头人、救主,以照顾全民的家长之姿登台的统治状态。简单来说,就是呼唤类似台湾政治自由化之前的统合主义模式,只是,经过近30年的政治自由化洗礼,社会多数要的是一种没有公开高压的统合主义。“九合一”大选期间,称许蒋经国时代有严格分际的政商关系是值得学习之执政典范的柯文哲,汇集了全台超高人气、被视为“进步”力量的总代表、成为该次大选的标志性胜利者,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另一位“九合一”选举当选人郑文灿,在选战期间于脸书粉丝专页转贴一段当年蒋经国强调国家要照顾全民、反对工商界予取予求的影片,而获得网友热烈共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蒋经国模式”的幽灵依旧阴魂不散,只是过去台湾受薪大众对于阶级向上流动仍有所期待,拥立苦心装扮成其传人的马英九,是把这个模式作为稳定社会、繁荣发展经济的选择,而在对于社会流动不抱希望的今日,此一模式则成为压抑大资本、社会保护人的象征。

民主进步党的收割与统治基础的确立

2016年初的台湾总统与国会改选,究其实,是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的延伸,而“九合一”地方大选的结果,本质上则是2014年初318运动的社会反弹情绪之延烧。落后于社会力量的民主进步党,为了能重掌政权,除了倾力在地方上透过位置交换、政经分配,收编、分化那些在马英九任内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日趋貌合神离的地方豪强势力,更重要的则是顺应社会对于超然、中立的保护人的召唤,强调执政后要“保护企业与劳工,使之能在经济景气面临严重困境时,得以渡过难关。”、“保护企业免于受制于市场不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免于受到伤害,保护劳工免于受到剥削。”并以开放的姿态和资源尽量吸纳了马英九执政时期各种抗争运动的风云人物,尤其是318运动期间崛起、备受全国注目的运动领袖、要角,纵使没能吸收入党,也与之结盟,让他们在选战冲锋。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工程,让2008年后,向来只能跟着群众尾巴跑,而无力领导社会运动的民主进步党,在两次大选,彻底撼动长久以来稳定支持中国国民党的选民结构,横扫地方并直取中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318运动后,台湾社会在反感政府服务大财团的情绪之外,还有显著对于两岸整合的抗拒,表面上看来甚至还像是一度趋于消沉的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重新勃兴,不过实际上,社会虽然一时相关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冒出,但大众多数对两岸整合抗拒,与其说是想积极打破缺乏国际主权地位的中华民国体制而独立建国,不如说是一种被动想守护、维持他们长年所习惯的现状不被改变的心理。这从那些旗帜鲜明主张积极建国、打破中华民国体制的政团如激进侧翼,并没有在2014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和2016年的大选有所斩获,哪怕是2016年大选前一夜,台籍旅韩艺人周子瑜因在韩国综艺节目上持中华民国国国旗而被迫向对岸民众道歉的影片流出,虽然引发台湾社会的集体愤怒,却也未能因此令这些政团当选,即可证明。

至于中国国民党,由于大资产阶级失去了社会领导权,而侍从的地方势力不是被分化就是叛离,短时间急于装扮成小市民的政治代表蒙骗选票,又只是让自己显得投机与滑稽, 因此它不但无力因应两次选战的败势,就连两次选后内部出现的各种方向极端歧异却互不相让的改革和再次转型的呼声,无论是以复旧的中华民族大义为号召,或是以稳健的中道路线自任,还是貌似革新的主张迎合年轻人,甚至要求去中国化,因为不接地气,看来也只是像一场场闹剧,加速这个党的继续萎缩颓靡,或者彻底分崩离析。

尽管蔡英文领导下的民主进步党,已宣告要扮演整个台湾社会各阶级的协调者、管制者和保护人,但依据历史上一切宣称超阶级的政权一再用实际的作为告诉我们的真理:“他们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他们是怎么样的政权,关键不是他们自己的宣称,而是他们最终让什么群体获得比较多的利益和机会。

选前我们可以看到,民主进步党阵营对于劳工法定假日减少争议的回应,其实与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在基本工资的许诺上甚至比中国国民党更为保守;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了民主进步党曾宣告,将把加入美国大资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当作是执政后的重要目标、推动经济成长的优先政策,而无视TPP是一种让参与国取消关税、开放各种市场,让跨国型大企业得以长驱直入逐利,甚至拥有凌驾参与国政府的监管职能、对该政府提起诉讼权利的协定。这虽然能提供有实力的大资本驰骋纵横的机会,却让整个社会承担着劳动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化、加深经济依附结构、掏空司法与立法主权的巨大风险。

从这几点看来,未来执政的民主进步党,对于全面螁下目前的伪装,将不会拖得太久,等到其亲资本政策的实行,成功换取到大资本家的全面簇拥,再加上过去从中国国民党阵营招降来的地方势力,以及在选前所许诺的“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的姿态,将来新政权的面目,除了从全力押宝中国市场转为强化既有对美国依附的政经结构外,将与其所取代的政权相差无几。

展望未来,整备队伍

当前,一方面台湾大资产阶的专政看似受到了挑战,但实际上却是暂时以较为隐蔽、低调的方式延续;另一方面,在东亚,从“一带一路”、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与TPP的竞赛到南海争端,由民族主义官僚层所支配、试图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区域性霸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金融霸权--由垄断资产阶级所把持的美国--角力日趋激烈,处于强权夹缝中的台湾社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不被这两个不断争斗的巨人所波及。面对这样并不美好的未来,情势正强烈要求所有真心关切台湾社会往更民主、更平等的方向变革的人们丢掉幻想、踏踏实实的整备战斗队伍。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就是必须从最基本的组织工作着手,改变台湾劳动大众几近“原子化”的状态。正因为台湾劳动大众多数一直处于“原子化”的状态,独立的劳动阶级力量才一直迟迟无法形成,因而每每面临社会危机、资本压迫,就只能寄望某种社会保护人的登台,而劳动大众的“原子化”又与台湾社会的工会组织率低落脱不了关系,这样的组织低落,则很大程度与台湾企业的规模与长期《工会法》的限制有关。

台湾企业的型态是以中、小型,甚至是微型的资本规模为主,据经济部《2015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中、小企业占台湾整体企业比例为97.61%,而受雇于中、小企业的劳工数量,更占了台湾雇佣劳动者比例的78.25%。由于台湾《工会法》规定,企业/厂场工会必须要有30人以上发起联署,始得成立,然而,台湾许多的小型企业,雇佣的员工往往不到30人,因此根本难以成立工会;至于跨越单一厂场、企业的产业工会,则是在2011年《工会法》修正后才开始被承认,即使如此,政府对于产业工会能实际执行的权利,在法律解释和见解上往往会处处限缩,而不及企业工会。由于企业的规模和法规的限制,台湾既有的工会,主要是民间大型制造业和公营事业体的工会组织,至于作为台湾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员工和一般常见的服务业从业人员则长期不在工会的组织范围。社会多数的雇佣人员在缺乏可以集体思辨、集体行动、自我解放的载体,自然难以形成自为的阶级力量,而容易被善于包装、营造媒体效应的明星型政客裹胁。

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除了尽力促成劳动大众加入既有的企业工会和产业工会,对于在30人以下无法组织工会的企业体受雇者,我们也必须鼓励、协助他们抛开对法制下工会框架的依赖,用其他替代方式进行自我组织,具体来说,已有阶级意识的受雇者,可以借着与工作同事形成某种非正式的聚会或小团体来组织,透过引入一些能促发反思劳资关系的话题来触动其他同僚,以此激发一次次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争取福利的自发行动。这一切当然必须先从最容易达成、资方反制力度最小的诉求着手,不必急于进行集体实力尚难促成的任务,重要的是,透过讨论与实际行动让更多受雇者产生阶级意识,认识到自己处于受资方压迫的地位,明白集体行动才有改变的可能。

另外同样迫切的课题,就是必须借由持续涌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耐心的向劳动大众揭露资本主义的反民主本质,尽可能让劳动大众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就是让作为社会少数的资本家不断利用并夺取支撑社会运作的各类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他们即使偶尔会在价值创造领域少夺取一些,但终究会在消费领域变相收夺回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将这样的揭露,尽力连结到眼下国际局势、台湾社会的构成与统治政权的性质,让大众认识到,不应该只是被动的保护其实并不民主的现状,而是要以积极的变革来推动真正人民作主的社会,并在复杂万变的政治情势和充斥于传媒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中,认清阶级压迫和资本统治是当代最根本的问题,从而理解反资本主义是必由的社会变革方向。

与反资本主义相伴,我们也必须同时倡议,并尝试建立由工厂、办公室、社区等基层单位向上层层赋权组建、代表能够随时召回、充分民主管理生产资料和公众事务的公共委员会,作为逐步取代现今社会管理体系的革命性方案。这样的替代方案既应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也该是促进变革发生的手段,它比起让台湾在受控于资本强权的既有国际体系内建立主权国家更为重要。

最后,由于资本主义是世界范围的政经体系,由于台湾受制于美、中两强的夹缝之间,台湾社会断不可能置外于国际秩序,以及任何国际重大变局,因此,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宣扬国际主义的视野,让台湾劳动大众习惯将其他国境、地域的劳动人民抗争当作自己的事情,从主动关心,朝向主动连结、相互提携,最终迈向共同奋进,以好因应任何挑战、确保未来的奋斗。

尽管,这一切工作都不容易,也没有一个是能一蹴可就的,但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更美的明天,任何对于台湾社会的进步变革有严肃关怀的朋友们,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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