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的政治背景和战略与策略问题(上)

激进社会主义社  著

素侠云雪  译

 

此公告2016年4月初时刊出,解释了我们的政治立场。然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有必要翻译成英文。我们感谢阐达克森古普塔将此公告译为英文。激进社会主义社之前选举的分析也在孟加拉邦印出了,刊于2016年6月的《激进报》[1]上。本文将翻译成英语,并稍后上传到网络上。——编者

一、前言

资产阶级民主给我们在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中提供的只有好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选举是否会向我们希望的那一边倾斜呢?我们需要在投票前回答以下问题:工人阶级应怎样在即将到来的邦立法议会选举时投票,及这其中的理论问题应怎样解决?

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需要政党在每隔几年一次的选举中,从人民那里获取支持。

这意味着公众观点有些重要。“公众观点”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因此人民的意识很容易被误导。然而,并不能得出结论说,选举就只是一场闹剧,且完全不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愿望和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统治阶级的政党被迫考虑人民的愿望并满足他们的需求。在选举期间,人民的重要性自然而然升到了各政党的眼睛里,这为不同阶层争取自己的好处创造了机会。

那些只关心被剥削工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利益的人,不应忽视选举;事实上他们必须考虑选举,因为在选举斗争中可为一些优势而获取一些援助,至少可以偏转一些统治阶级的压制并提升整体的社会意识。

世上没有可以评估一场选举形势或确定一个人将采取什么立场的不变法门。形势常常瞬息万变,且我们必须防止受一些“政治清教”妨害。中央和邦的经济与政治现实、各政治与社会力量当下的平衡状况、工人阶级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等会决定我们的选举战略。我们应如何参加到这场斗争中,将依据的是我们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组织能力和我们自己鼓动的目标。

在左翼阵线外,还有很多常常被归类为“革命先锋队”或“革命共产主义”的左翼团体。这些团体各自差别很大,我们应该在后面更详细地讨论他们。2011年时,其中一些组织建议有保留地投票支持左翼阵线;一些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一些支持投NOTA(以上均不选);还有一些直接或间接地鼓励选民支持草根国大党。即使那些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的组织,也都预先在不同程度上与草根国大党有合作;他们突然转向一种“独立”立场既是出于战略,又是由于草根国大党没能满足他们的期待。2016年的形势则与之不同。

激进社会主义社2011年的立场基于我们对邦内阶级斗争的分析,而不是对当时利弊的计算。我们一开始就认为,“他们全都一样”的信念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简单思维和特征。我们明确称,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自1930年起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激进报》,2011年4月,第一页)“组成左翼阵线的那些政党,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从工人斗争中出现的,但又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的框架。”(同上。)

2011年,我们称:“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面对选举问题我们就需要采取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方法。”我们不支持抵制选举。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适合抵制选举:当法西斯主义已经公开建立自己政权时,那时参加选举等于是承认法西斯主义的合法性。反过来,当工人阶级群众能够强到足以建立一种不同的、更好的民主制度,能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的未来时,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可能阻碍更加优越的民主和更好的社会出现,那时抵制选举将是正确的战略。

“在其他情况下,选举将基于原则和战略。原则态度是,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不能投票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和候选人。战略态度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信心。如果,在选民面前只有两个(或更多)资产阶级候选人,那么工人阶级投弃权票的人越多,对资产阶级的破坏就越重,他们自己的团结也就越强。但如果一个资产阶级的候选人面对着一个修正主义/斯大林主义候选人呢?情况也一样,我们需要作出战略回应。”(同上,p.2)将1977年时候的印共(马)与2011年的印共(马)作一下对比,我们会说:“如果在此之后,我们请求工人阶级仅仅为了阻止草根国大党而投票支持左翼阵线,那就等于说,我们要求工人阶级接受,其危机要到颓废的、腐败的左翼阵线重新执政才能得以解决。”基于此分析,我们呼吁:“不要去投票支持任何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要信任左翼阵线,请支持来自工人阶级、受压迫者团体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独立候选人,并帮助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以推动阶级斗争。”(同上,p.2)

二、当前印度政治形势下的西孟加拉邦选举

我们一定不能只将西孟加拉的选举视为一件单纯的邦内事件。如果是这样的话,虽然考虑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在2011年时所采取的立场。但形势已经变化了:一个想建立法西斯体制的党已经在中央政府中取得权力。

我们过去一直都在分析法西斯主义。我们区别于其他左翼团体的地方是,我们强调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同盟家族—印度人民党(BJP-RSS)的所有特点,及他们同大资产阶级间关系的本质。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我们视同盟家族为印度唯一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简而言之:

1、法西斯主义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是资产阶级社会无处不在的结构危机。国际资本主义在产生剩余价值并将其转为利润和新的资本方面的危机,导致了印度资本的危机,并将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吸引到了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一方。由于传统的做法再不能积累足够的资本,他们想培育极端的手段来最大程度榨取剩余价值。

2、因此,他们打算放弃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偏好。资产阶级民主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国家是有一定优势的,这么多年来,其表现是可以分化工人、贫苦农民、贱民和少数民族的斗争。首先,人民有机会每隔几年就将一个党选下台,将另一个党选上台。这像是人民的胜利,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其次,可以在需要时做一些经济和社会的让步,而且这些改良可以暂时舒缓阶级斗争,使之不再激进。例如,曼莫汉·辛格政府既创立《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同时又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和大资产阶级的命令下推动全球化。最初一百天的工作帮助了穷人,尽管只有很小的改善。第三,资产阶级民主可以在资产阶级内广泛地传播政治权力。资产阶级中的多数都是通过政党、大众媒体、大学、商会、官僚体制等等来参与和运转邦与联邦政府的。但资产阶级民主的长寿基于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平衡。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时,大资产阶级就会寻求通过加强邦的权力,并倾向于授予受压制的少数派以政治领导权,来保护自己的历史利益。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垄断资本的成长,但最终会剥夺垄断资本拥有的所有直接权力。

3、在当代社会,哪里的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比工人阶级更小,哪里就更不可能通过一些国家权力的形式,如警察或军队等,来专门转变生产。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民主下通过斗争获得一些权利,如最低工资、固定工作时间、贱民和部落原住民的工作权与教育权。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罢工权也是通过斗争夺取的。要从他们手中剥夺这些努力争来的权利,需要一种由特别的理论来指导的特别的群众动员。他们正寻求通过反动的“群众运动”所发起的恐怖和暴力来压制工人阶级的自觉意识。

4、这种反动运动得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如果他们坚定地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在印度,法西斯主义是由宗教/社群、上层种姓和超国家力量的完美组合而形成的。原先,这种思想在大资产阶级的武器库里是没有位置的,但法西斯主义在过去三十年里通过逐步向公民社会渗透来获取权力。国民志愿团自成立以来,就是一个超印度教、超婆罗门和支持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在20世纪40年代,国民志愿团的支持者安东尼·艾伦吉米谭(Anthony Elenjimittam)写道:“自国民志愿团运动一开始,它就使用藏红花标志、法轮和‘真理总能赢’的口号为自己的标志,而且这些爱国主义理念促进了同盟(Sangh)的发展。如果环境更好些,国民志愿团的青年团在印度的所作所为,将像希特勒青年团在德国,或法西斯党的青年团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一样。如果有纪律的、集中的组织和有机集体意味着法西斯主义,那国民志愿团不会在意称自己为法西斯主义组织。我们需要摆脱那些认为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和罪恶的,议会体制或英—印式民主是神圣的愚蠢观点。”(The Philosophy and Action of the RSS for the Hind Swaraj, p.197)

印度国民志愿团

国民志愿团的领导人,如马塔夫·萨达西夫·哥瓦勒卡尔(Madhav Sadashiv Golwalkar)明确称,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地理学说。换句话说,他们不仅仅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且认为应将国家建设引向基于印度教极端理念的宗教进程。这种观点认为,婆罗门是最优秀的,“低等种姓”永远都不如婆罗门,他们谴责所有的跨社群和跨种族关系。他们对卡普潘查雅特[2]支持并不让人惊讶,就像同盟家族的理论家阿伦·舒里耶(Arun Shourie)曾起草一份“恶意之道”来反对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Babasaheb Ambedkar)[3]。他们对印度教的解释带有强烈的反穆斯林和反基督徒色彩。自世界印度教大会(Viswa Hindu Parisad)[4]成立后,社群暴动的特征发生了改变——穆斯林收到警告,说“愤怒的印度教徒”已经觉醒,不愿服从印度教主宰的穆斯林要为他们的忤逆付出代价。

最近这几年里,国民志愿团在西孟加拉邦的影响也在扩大,不仅影响到失业者和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或思想落后的工人阶级,而且影响到他们中受过教育的人和成功人士中。

5、现代法西斯主义同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有显著的不同。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资产阶级民主薄弱的地方。但在印度,自20世纪20年代起对民主的需求就在增长,而且印度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接受这些需求,尽管在30年代做过很多妥协。于是,不同于希特勒在德国,其继任者哥勒瓦勒卡尔(Golwalkar)和萨瓦尔卡尔(Savarkar)不会无视印度民主。在这个60%—70%的人会参加投票(部分地区会高达80%)的国家,显然多数人是支持民主的。因此,国民志愿团被迫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并向公民社会渗透。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还拥有数千所沙卡学校(sakhas)[5],而且数字从那时起还在上涨。然而自2014年起发生质变。印度人民党仅以一个政党联盟的一员入阁。然而这时,他们露出了他们真实的色彩,将莫迪推为领导人,并表达了对阿米特·沙(Amit Shah)的喜欢。大资产阶级接受了这些。很明显,他们的经济目标——“改革”劳工法,通过改革与临时工相关的法律而加重对临时工的剥削,“改革”工厂法律等等——是保证,即使他们的经济形势很疲软,他们也能在资本积累方面与其他更发达一些的经济体,如中国和西方相竞争。2010年、2012年和2013年大规模的总罢工已经表明,统一进步联盟政府尽管走的是右翼方向,但面对这些抗争时却很虚弱。

于是,同盟家族更强烈地渗透入公民社会中,可以同统治阶级达成协议。执掌政权后,他们正为拥有巨大能量的印度资本的利润服务。为了能这样做,也因为他们现在能公开探求自己的理念,他们冷酷地去压制民主。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首要的思想反对者不是国大党、草根国大党、人民党(联合)(Janata Dal (United))、民族人民党(RJD)。他们向来都攻击贱民、原住部落民和左翼分子,在左翼分子中,他们不会区分谁是革命者,谁是修正主义者。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袭击事件中被捕的三人中,一名(坎海亚·库马尔(Kanhaiya Kumar))是印度共产党的学生组织,全印度学生联合会(AISA)的领导人,另外两个,乌马尔·卡勒德(Umar Khaled)和安尼尔班·帕塔查雅(Anirban Bhattacharya)与极左组织有些联系。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同盟家族的目标是与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解放)相联系的全印度学生协议会(AISA)的一名工作人员。女性主义者和(更多的是)贱民平权斗士尼维迪塔·梅农(Nivedita Menon)教授受到了恶毒的攻击。据说是毛主义者的赛巴巴(Saibaba)教授还在狱中。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解读无疑很重要,每一个谈论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人都会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和被迫沉默带来的危险。而那些低种姓、贱民等则不得不束手就缚。

三、为什么这么仇视左翼?

我们必须超出选举和议会力量外来回答这一问题。资产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发现其他政党难以利用国家的镇压机器来强行推行极右翼原则。

法西斯主义的承诺是:他们要在普通人中发起一场反动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宣传痴迷于吃牛肉的问题或“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但他们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左翼分子。为什么?很明显,这与投票数无关。要是这是选举力量的份量,那要成为攻击目标的应是国大党、人民党(团结)或草根国大党。

即使在今天的印度,实实在在的问题——贫穷,消除贫困,国家在教育、医疗和交通中的作用等——也还在增长,这不应归咎于索尼亚(Sonia)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也不应归咎于穆拉亚姆·辛格(Mulayam Singh)、尼提施·库马尔(Nitish Kumar)或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Lalooprasad Yadav)。也不应归咎于西塔拉姆·亚秋里(Sitaram Yechury)或D·拉贾(D Raja)的战略。这是由于印度的阶级斗争仍是一种左翼术语,尽管左翼已不能从中获得政治内容。但特殊的问题,他们讨论的语言及有关的社会利益,都展现出了左翼和阶级斗争的影响。在2014年大选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印度人民党获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且大资产阶级事先打赌会这样。印度人民党承诺要根除工人的所有阶级利益(从工会、工资级别和最低工资到总罢工)。但尽管他们大打民族主义和罗摩(Rama)牌,他们都无法根除那些阶级需求。他们认为工会运动阻止了资产阶级从他们想要的劳动法改革中获利。而且全印度工会联合会(AITUC)和印度工会中心(CITU)尽管有很多局限性,如机会主义、官僚主义和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但还是统一了工会运动,并在全国总罢工的再次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民主的争论仍是左翼话语,同盟家族和他们的支持者所提的这些问题可以表明:难道俄罗斯有民主吗?中国有吗?我们完全明白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和金正恩统治下的北朝鲜缺乏民主。我们不认为那些政权是社会主义政权。但我们明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第二国际,到共产国际的初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一是要为民主而斗争。在我国也同样如此,虽然左翼分子们还有一些缺点,但他们仍在争取民主、罢工权、组建工会的权利的斗争中发挥过作用。

左翼分子的活动——尤其是共产主义占主流——失败的话,阿姆倍伽尔及其后继者会继续斗争。那种斗争是为了争取“低等种群”的民主权利。在阿姆倍伽尔去世二十多年后,贱民的活动依然很弱。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贱民运动的各种派别开始融合。这其中一些派别是革命团体,如马哈拉施特拉邦贱民黑豹组织(Dalit Panthers of Maharashtra),但更大型的运动还包括坎西·兰姆(Kanshi Ram)领导的“落后和少数民族职工联合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贱民黑豹组织和卡纳塔克邦贱民斗争委员会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阿姆倍伽尔思想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坎西·兰姆最初组成一个工会,现在已是一个选举型政党。然而,他自己也承认自己受到了阿姆倍伽尔的影响。

婆罗门式国民志愿团发现这些运动都具有威慑力。各种贱民组织必然要反对那些不接受贱民平权的人。所以,阿姆倍伽尔成了印度教意识形态所讨厌的人。萨瓦尔卡尔(Savarkar)声称,在古代印度,佛教是叛逆的因素,鉴于阿姆倍伽尔对印度教的批评,及群众在他组织下改宗佛教,更能证明佛教徒是叛逆者。最近,阿姆倍伽尔受到了阿伦·舒里耶(Arun Shourie)的惩罚。

贱民平权运动和佛教复兴运动领袖阿姆倍伽尔

但当要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基于印度教至上主义的运动时,不可能去轻视所有的贱民。因此,印度教至上主义的队伍力图一方面吸收贱民,另一方面则同进步的贱民作斗争。其原因是,左翼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贱民的存在是一种社会事实。贱民在意识形态上的抗议受到了无情的攻击,同时在反穆斯林的骚乱中,或在大选中要争取多数人支持时将贱民纳入“印度教社会”中。因此,国民志愿团组织家族的领导人他塔加他·雷(Tathagata Ray)要为中印度的珊卡尔·古哈·尼俄吉(Shankar Guha Neogy)的死亡负责,为宾纳雅克·森(Binayak Sen)博士和赛巴勒·贾纳(Saibal Jana)遭受诬告而被捕负责,要为中印度的孟加拉难民(多数是低等种姓的)流下泪水。对罗希特·维穆拉(Rohit Vemula)的制度性谋杀和对安贝德卡尔学生协会的攻击是通过马图阿教徒(matuas)而争取低等种姓的选票来补充的。

但贱民获得他们自己的政治了吗?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阿帕劳·坡迪雷(Apparao Podile)回到了海德拉巴德大学。这所大学已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营地,这里没有水、电和互联网,也不接受出版。

全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是性别歧视,不必多说,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形式。在印度教至上主义和婆罗门主义的拥护者会对印度教高种姓妇女的严格要求,还会攻击穆斯林和贱民妇女。这点上最极端的例子就是2002年时在“抵制”名义下,发生在古吉拉特的大规模强奸和谋杀。但攻击高等种姓与贱民的婚姻及支持荣誉谋杀已经成为常态了。因此,对婆罗门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斗争必须包括到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

(文章未完)


[1] 《激进报》(Radical)是激进社会主义社的机关报,用英语和孟加拉语出版。

[2] 卡普潘查雅特(khap panchayats),一种村社里的长老评议会,有权不经司法程序而对女性进行名誉处决。

[3] 巴巴萨海布·阿姆倍伽尔(Babasaheb Ambedkar),印度经济学家,政治家,贱民活动的领袖,印度现代佛教复兴的倡导人。曾任印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被称为宪法之父。曾参加平等斗士党、独立工党等组织。他在印度被尊称为“爸爸先生”。

[4] 世界印度教大会(Viswa Hindu Parisad)的成立目标是要让整个印度成为印度教国家,或是屈从于印度教至上主义。

[5] 一种印度教学校,教授印度教传统知识、吠陀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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