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女权主义

艾莉森·特雷赫(Alison Treacher)  著

离火  译

 

2017年7月,艾莉森·特雷赫(Alison Treacher)参加了第四国际在阿姆斯特丹教育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举办的一个妇女研讨会。来自28个国家的代表们讨论了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生态破坏、持久的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下的新紧张局势等问题,并且分享了他们在应对这些相互交织的危机时在新的抗议活动中积累的经验。

艾莉森写道,我们的讨论探讨了这些危机对女性的特殊影响,以及在这种新环境中我们所需要做出的抵抗。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重点概述我们就妇女与移民和极右翼的崛起等问题所进行的一些讨论,并在结束时介绍国际的跨领域的运动,其中50个国家动员起来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强烈要求环境正义和工人权利。

妇女与移民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15年国际移民人数达到2.44亿,比2000年增加了41%。这一数据中包括了近二千万名难民。妇女移民有很多原因;逃离战争和迫害,沦为气候变化的难民,或者出于经济原因,为自己和家人寻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因为他们的原籍国无法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

这些妇女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包括旅途中穿越国界和海洋的危险。我们在地中海看到移民妇女和儿童为逃离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国家的暴力而失去生命的悲剧。另一个例子来自墨西哥,那里的妇女在去美国找工作的旅程中面临着危险。在墨西哥以及一些有组织犯罪和卡特尔猖獗的国家,女性面临着性暴力和绑架的危险,这往往导致她们被迫卖淫和被迫奴役。在研讨会上,我们听到了来自墨西哥和巴西的妇女们痛心的叙述,她们谈及失踪、性交易、器官贩卖和母亲绝望地寻找亲人的故事。

在菲律宾等其他国家,经济因素迫使人民移民,在那里贫穷、不平等和机会缺乏迫使人们移民以获得更好的机会。在菲律宾,有一千多万人在国外工作,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例如在阿联酋作家庭佣工。这种程度的移民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家庭离散,儿童在没有母亲的环境里长大。在英国的整个脱欧运动中,我们目睹了仇外运动如何披着政治的外衣被利用来把移民非人化(dehumanize migrants)并将他们视作敌人,这一切又在美国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中复制重演。

这些挑战不会在移民妇女到达目的地国家后结束。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3的移民的目的地要么是欧洲要么是南亚。在意大利和丹麦等国家,仇外运动打着“女权民族主义”的幌子声称移民正在损害本国妇女的权利和自由。“女权民族主义”的论调与同性恋民族主义联系紧密,在这一理论中,仇外右翼声称移民是对LGBT群体权利的威胁。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叙述,确保能拆穿它们来揭穿其仇外的意图,最终将他们从我们的女性运动中排除出去。2015年在意大利,一名妇女在里米尼的一个海滩被强奸,随后发生了群众抗议活动。舆论很快就转向了肇事者的国籍,反对该国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一名来自“不止一个你”(Non Una Di Meno )的活动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身体被用于种族主义和仇外运动:强奸就是强奸,不管强奸犯是什么国籍。我们反对触发男性暴力的占有文化,我们也不接受恐惧的敲诈……我们城市的街道不是充斥着掠食者的大草原,身处之中的我们只有放弃行动自由才能自我保护……大多数的强奸案发生在家里,强奸犯通常是丈夫、朋友、父亲或者表兄弟。”

女权主义对国内外移民的看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能够识别这些论调,时刻准备着把他们揪出来并将其从我们的政治中剔除。

妇女与极右翼

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整个世界都见证了一个更有组织,更有影响力的极右翼势力的复兴。希腊有金色黎明(Golden Dawn),法国有国民阵线(the Front Nationale),英国有英国独立党(UKIP)。他们的经济立场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强烈的反移民言论和仇视伊斯兰的种族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看到了新形式的原教旨主义抬头,这些运动跨越了国界,如塔利班和ISIS。妇女研讨会讨论了如何用“神权法西斯主义”(theofascism)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些不断发展的群体。宗教原教旨主义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教义,这也再次肯定了旧有的政教分离的要求的必要性。在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和墨西哥,妇女们继续在为生育权利而斗争。

纳齐拉·基维(Nszila Kivi)在哥本哈根妇女游行的讲话中简要地表达了民族主义抬头对妇女的威胁。她说:“我们知道,当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动机获胜时,女性是最先遭受痛苦的人,因为‘妇女’作为一个概念成为了国家的隐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决权以及我们的性欲和情欲都是有争议的,以至于不能为我们自己所掌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常常被看作是斗争的话题、战区和有待征服的物品,无论是字面上还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战争中被强奸的是妇女,为了控制或减少人口,也是妇女的生育受到管制。”

国际动员与抗议女性化

在这种新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妇女的抵抗在增加,可以说抗议步入女性化,以及一个国际的跨部门的妇女运动开始产生。这一过程见证了妇女和妇女问题的参与度与可见度在国家的进程中有所提高。2015年我们在阿根廷看到了反对杀害妇女和用暴力侵害妇女等行为的大规模动员,即“一个也不能少”(the Ni Una Menos)。在意大利和波兰,我们也见证了挑战宗教和极右翼的反动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这种反动威胁到了妇女对她们自己身体的权利。在英国我们看到妇女在许多抵抗领域中起到带头作用,包括住房、东十五区妈妈(E15 Mums )和兰开夏郡反对水力压裂奶奶(the Anti Fracking Nanas)的环保运动等领域。

1月21日,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动员活动。在美国,游行规模超过了2003年为反战运动进行的动员。担心特朗普攻击女性和移民的权利,妇女们发起并领导了这些游行。虽然特朗普是这些游行示威活动的催化剂,但国际社会的反应程度表明了女性面临着共同的国际问题和焦虑,包括对人身权利的侵犯、对自由的剥夺以及对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意愿的侵犯。

接着在3月8日,我们看到50多个国家进行了国际妇女罢工(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Strike)的动员,最大规模的游行发生在波兰、美国、阿根廷、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国家。这些游行要求停止对妇女使用暴力,确保移民、残疾人和LGBTQIA姐妹的权利,要求环境公平和同工同酬。这些游行是对制度化的抵抗渠道的转变,例如非政府组织(NGO’s)、慈善机构和个别形式的抗议等

辛西娅·阿鲁扎(Cinzia Arruzza) 在国际观点网站上[1]接受彭妮·达根(Penny Duggan)的采访时说,“这些动员表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重建团结和集体行动的重要性,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保护我们的身体、自由、自决权免受伤害,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且,这也是女权主义话语自由和实践自由下滑的解药。

在前进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女权运动不能采取孤立主义,因为运动中还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和争论。女权运动必须认识到自身的多样性和我们对顺性别妇女和跨性别妇女(cis and trans women)的社会状况的越来越多的了解,以及不同妇女所面临的各种压迫,并将这些作为武器去反对分裂我们的东西。因此,确保面临各种压迫的妇女们在运动中为人们所看见和听见是至关重要的。

阿鲁扎继续道,“产生真正的普世主义政治(universalistic politics)的唯一途径不是从分歧中进行抽象,而是将这些分歧结合在一起对资本主义和异性恋—父权社会关系(hetero-patriarchal)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每一个基于特定压迫的政治主动权,都能让我们对深受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影响的各种生活方式有新的见解。”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t Feminist)的观点对于前进过程中的凝聚力和连贯性至关重要。

关于在这些动员中对“罢工”一词的使用和对妇女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劳动进行强调的问题,已经有很多的讨论。法国的两个工会,法国总工会(CGT)和法国团结工会联合会(SUD)在8日下午3:40举行了一次总罢工,强调妇女承担的额外的社会生育劳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一份报告,是男性的2.5倍。在美国,罢工的关键口号是“为了99%的人的女权主义”(Feminism for 99%),这是对“倾斜”(learn in)政治的回应,其意味着我们剩下的唯一的挑战就是让更多的女性进入决策会议。在阿根廷,一个也不能少运动不仅在妇女遇害方面引起了轰动,也突出了资本主义体制隐藏的缓慢残酷的暴行。

英国的运动和抵抗在诉求上没有全球的许多游行那么激进。我们在英国的运动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矛盾和张力,包括与一些(顺性别)女权主义者和一些跨性别活动者之间矛盾。这是一种共同的经历,并且其他妇女还说我们与拒绝接受当代思想的“老卫士”(old guard)之间存在代际紧张关系。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运动中不能仅仅是观察者。我们需要超越个别交叉领域的限制,找到一个更广泛的话语将所有的力量团结为一个整体。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当前全球危机的批判,我们才能实现一个跨越国界的普世主义政治,并提出挑战性别压迫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对策。

2017年12月14日

 

译自http://socialistresistance.org/a-feminism-for-the-21st-century/11249

[1] 见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961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