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atiana Cozzarelli

2017年6月24日

译者:B+1

校对:散人

“面包与玫瑰”(西语为Pan y Rosas,下文统称PyR。译注)是活跃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女权组织。本文关注Pyr在阿根廷的发展史。

一个全由男性工人组成的队伍发起了一场罢工,以支持一位跨性别女工使用公司卫生间的权利;在卡夫(Kraft)食品厂的工人发起了一场停工,以抗议某位对女同事实施性骚扰的经理;在今年3月8日,百事工厂、以及教师和机场工人们也分别发起了停工,以纪念国际妇女节。PyR投身到上述发生在阿根廷的斗争事件,并在其中协助开展组织工作。PyR所奉行的是这样一种女权主义:扎根于工人阶级,并动员工人阶级既捍卫自身的阶级权利,也为实现女性应有权利而斗争,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

何为“面包与玫瑰”

PyR是萌芽于阿根廷的一个社会主义女权组织,如今其成员分布在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墨西哥和西班牙。PyR坚持以如下信念为其工作的出发点:只有废除可恨的资本主义制度,方可消灭祸害全球女性的性别主义。我们力争实现直接的民主改良和我们尚未享有的应得权利——堕胎权、实现与男性平等的能基本满足生计需要的工资水平、使女性免受殴打、强奸或虐待。但在这么做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女性的真正解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框架内实现,因此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它既有能力摧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能力从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建设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认为工人阶级只要和女权运动以及其他被压迫者——黑人、土著居民、LGBTQ人士——的抗争运动结合起来,就能战无不胜。

PyR因而亦致力于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阿根廷女权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立场的一翼,推动女权运动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并关注工人阶级的诉求。我们也在推动女权主义者们去意识到资产阶级政党——即便是后新自由主义的基什内尔主义政党——并非女权运动的支持力量。在基什内尔主义者掌权的几年时间里,阿根廷女性依然没有获得堕胎权——同样地,掌权多年的巴西劳工党也没有让巴西女同胞们享有堕胎权。

早在2001年,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女性同志(指comarade,下文皆同。译注)就写了一本关于女性权利的书,叫《面包与玫瑰》。当年,阿根廷经历了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与政局动荡,从而引发了被称为“拦路者”(piqueteros)的失业工人运动。在2001年12月,发生了以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群体为参与主体的多场大规模群众动员和暴动。社工党的同志从布鲁克曼(Brukman)厂女工们的行动中得到深刻的启发。老板在2001年宣布关停这间工厂,但随后在女工们的领导下,工人们占领并掌控了工厂。在布鲁克曼厂被占领后的最初几年,阿根廷警方时常试图将工人驱逐出去。社工党始终和工人们并肩作战,同志们还创作了这些宣传口号:“工人必须可以留在这里,生产资料必须由工人拿着,工人不需要老板!”、“布鲁克曼厂属于工人。如果你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那就哪凉快滚哪去!”(Brukman belongs to the workers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go fuck yourself)

2002年,社工党工人参与萨农厂(Zanon,是内昆肯省的一间陶瓷工厂。有些文章译为“扎农厂”)的占领运动。他们在工厂内成立了一个女性委员会,将女工以及她们的伴侣与家庭组织起来。布鲁克曼厂和萨农厂占领事件是21世纪初年阿根廷工厂占领浪潮的组成部分:工人们拒绝接受老板关闭工厂的举措;相反,他们将工厂夺回来,并重新恢复生产。在工厂收复运动全国大会上,各个运动组织的女性以及新加入到女性委员会的独立人士,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女工们的诉求。

但总的来说,在21世纪初年,阿根廷左翼很少讨论到女性议题。对女权主义的讨论局限在大学内部,工人与左翼组织并不重视女性议题,很少去认真讨论。在这个社会背景下,PyR的成立正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主张以求解决女性权利问题。PyR反对女权主义走自我孤立的道路,而是主张在高涨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宣扬女性应有的权利。与此同时,PyR是以工人阶级与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视角参与女权运动的。

在2003年,PyR第一次参加了阿根廷全国女性大会。该会议已有30多年历史,吸引了全国各地女性与女权主义者的参与。当时,PyR的与会代表团只有40人;会上,我们和其他女同胞共同要求实现自由而安全的堕胎权。而在最近10月份的全国女性大会上,PyR代表团由来自全国的将近4000名女同胞组成。

“面包与玫瑰”(Pan y Rosas)在最近一次全国女性大会上。图中的PTS为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两者同属“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

“Pan y Rosas”意为“面包与玫瑰”。这个称呼起源于1912年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面包与玫瑰”罢工:当时,女工们组织了一场抗议削减工资的罢工。我们意识到要求“享有面包与玫瑰”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口号(“面包”指解决温饱问题,“玫瑰”指捍卫女性生存的尊严与价值。译注)。我们主张工人阶级立场的要求,例如增加工资、减少每天的工作时间,等等;我们也主张女性立场的要求:享有儿童照管服务(包括工厂内的。译注)、堕胎权、免受在公共场所遭遇性骚扰,等等。我们要求享有休假的权利,以便有时间和家里人共处。我们要求过上完整的社会生活:既能够解决温饱问题,也能够享受到生存的尊严与人生价值。

PyR虽然是由社工党同志组建的,但它也有非社工党的成员。PyR虽然是女权组织,但它一直都力图与企业、工厂及大学的男同胞们建立联系。我们反对激进女权主义内排斥跨性别人士/跨儿的一派(TERFism),我们主张跨性别者的权利,并正在做Ta们的组织工作。

PyR自成立后,就一直不断深入到阿根廷工人群体和大学当中。下文列举几个相关案例,以展现PyR是如何动员群众为女性权利抗争的。

在工人阶级中的PyR

PyR力图在阿根廷各地的工厂与工作场所建立女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除了女工以外,还包括男工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这类女性委员会可以追溯到世界工业劳工联盟(IWW)的罢工经验:组织起女性委员会,以协助女性参与到劳工斗争当中,提升她们的政治意识,并联络其他受到劳工斗争影响的女性。这意味着打破许多女性在独自从事(或许能得到些许微不足道的帮助)家务劳动与照顾小孩时感受到的仿佛与社会脱节的无力感(isolation),并通过集体的力量解决家庭问题,力图不再让个体家庭承担所谓“女性专属的工作”(如家务劳动。译注),而是让公共领域承担——即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解决女性负担。1

在阿根廷,PyR在多个工作场所参与建立了女性委员会。例如在卡夫(Kraft)厂,曾有一位女工被经理性骚扰,女性委员会随后组织了一场停工:这位女工最开始是通过工厂内部机制向上反映经理的性骚扰行为,却因此被厂方勒令停职。因此,轮值的夜班工人们决定发动停工,誓要将这位经理赶下台。最终,经过5小时的停工,这位经理被开除了。

当纳利厂(Donnelly,从事印刷业务,于2014年被工人占领)的女性委员会还组织起男工友的妻子们。在当纳利厂占领行动中,女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发起作用。她们还参与了罢工纠察队,并寻求附近社区对工厂占领行动的支持。这些女性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当纳利厂的工人。大家还成立了一所面向工人子女的日间照护中心(营业时间为早上5点到晚上10点)。这些工人还参加了“一位女性也不能失去!”运动和3月8日妇女节抗议活动,并且在工厂内组织起面向男性工友的讨论性别主义的工作坊。

在“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 !”运动中的PyR

如今的阿根廷女权运动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Ni Una Menos)的重新形塑。这个社会运动鼓舞了全国各地无数女性投入到街头行动。“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是起源于墨西哥的一句习语。在那里,资本家、当局与毒品走私贩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针对墨西哥加工出口工厂(maquila)女工的迫害体制。

谋杀女性并非墨西哥特色的社会现象。在阿根廷国内出现了几次社会影响恶劣的谋杀女性案件后,阿根廷女权主义者就采纳了“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的口号。阿根廷的第一场“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抗议运动发生在2015年,当时有约30万人在国会大厦前示威抗议。自那以后,每年的相关抗议活动(有时甚至一年几次)都会有数十万人参与。

PyR视谋杀女性的社会现象为迫害女性之暴力行为链条的最后一环,它被国家机器加以合法化与复制推广。在包括阿根廷在内的多数拉美国家,堕胎仍然是非法的。这导致每年都有大量女性丧命。就在去年,阿根廷发生了多场群众动员,要求释放因堕胎而被指控谋杀并遭拘捕的贝伦(Belen)。尽管阿根廷当局摆出了应对家庭暴力现象的姿态,但家暴援助政策依旧缺乏必要的政府资金支持,受到家暴的女性从国家机器那里得到的援助微乎其微甚至压根没有。跟美国的情形一样,当女性受到某些类型之性别暴力的侵害时,她反而还要受到国家机器——警察、法庭等等——的反复迫害。这些人当着受害女性的面说她在撒谎,根本就不去听她的陈述,甚至说受伤害都是女性自己招来的。性别暴力还和贫困这种制度性暴力如影随形。

由于这些“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 群众性抗议的推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面向女权运动的支持力量和政治意识提升现象。因此,在国际妇女节当天,在阿根廷的不同行业都发生了停工与罢工。在百事工厂,与当权的工会官僚层对立的车间委员会在工人大会上发起投票,决定在早上5点发起停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南美航空公司的员工以暂停登机工作的方式发起停工,而这依然是由与工会官僚层对立的工人大会支持的。在3月8号的前一天,教师们参与了一场群众抗议活动,并发动罢课。许多部门/系所的教师以罢课的形式在工会内部展开斗争,并取得一些胜利——而这些仅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情况。PyR在这些停工中组织起一些反对派力量,并与其他男工女工并肩作战,介入到争取在3月8日实现罢工的斗争中。

百事工厂和“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

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百事工厂是当地拥有最为激进的工人力量的工厂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其工人参与了多场旨在伸张女权之停工的工厂之一。在PyR成员的率领下,车间委员会发动了反对岗位外包、要求更长的产假与更完善的工作环境的斗争行动。

在上个月底,这些工人被告知工厂即将关闭——这会导致600多名工人失业。于是工人们(大多数是女性)决定占领工厂以保卫自己的岗位。随后,他们遭到了警方的暴力驱逐。

这群工人当中有不少人将他们捍卫工作的斗争视为争取女性权利之斗争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位女同胞!”运动有着反对百事关闭工厂的内涵指向。工厂中的一位工人领袖Katy Balaguer将印有“Ni Una Menos Sin Trabajo”的3万件衣服送给参与示威抗议的人们,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再让任何人失业”。

对抗性别主义、恐同主义和恐跨性别主义有助于提升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与组织经验

PyR是由阿根廷社工党内外的同志组建的。但是PyR并非社工党内要求反对父权制、恐同主义和恐跨性别主义的唯一一股力量,这三者都受到社工党成员的一致反对。我们认为这些发生在工作场所内的反压迫斗争表明了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提升。以MadyGraf厂的案例,该工厂从几年前就被工人占领并掌控住了。在这之前,老板们只雇佣男工。后来,一位男工人出柜成为跨性别女性,但老板不允许她使用女性厕所。于是厂内工人发动了一场停工,来捍卫她使用女厕的权利,并且向老板表明工人们会挺身而出反对恐跨性别主义。正如该厂的一位工人所说:“这次停工实践帮助我们当中不少人提升了自己的政治意识以及工友之间的集体意识,让他们下定决心跟老板摊牌去解决那些被工厂置之不理的问题。”几年后,工人们就占领了这间工厂。许多曾经支持以停工的方式捍卫跨性别工友权利的工人还加入了阿根廷社工党——尽管他们不属于PyR的成员。这些工人参与了有关性别主义、父权制、恐同主义与恐跨性别主义的日常讨论会与政治行动。

PyR与工人—左翼阵线(FIT)

女性议题并不单独局限在工作场所斗争或者女权运动当中。相反,社工党致力于将解决女性议题的努力广泛地落实到日常党务的每个方面,这包括在选举活动中提出女性议题的解决方案。社工党是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的三大政党之一。该阵线投身于阿根廷大选活动——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幻想可以通过选举斗争/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而是因为通过工人—左翼阵线,他们可以站在议会上公开面向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宣讲其政治主张。他们在国会中有一个席位,而在州及地方立法机构中则有数名议员。他们力图利用这些席位揭露与批评资产阶级政党,支持以及让社会更多地关注劳工、青年和女性的斗争运动。较为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议员都只从薪金中抽出相当于阿根廷教师工资量(拉美国家的教师远远不像我国教师那样享有优越的待遇。译注)的一部分,而将剩余金额全数捐助给劳工运动。

在总统选举中,来自社工党的Nicolas del Cano同志是唯一在全国电视辩论上发起实现堕胎权要求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其他候选人当中也有女性)。他和所有其他活跃在地方及联邦立法机构的工人—左翼阵线成员都主张实现女性未能享得之应有权利。他们共同倡议一项旨在援助遭受家暴之女性的国家紧急计划,以替代此前资金不足且没有对受害人给予及时援助的受家暴女性弱保护措施。Cano提议给予受家暴女性以短期的庇护性居所,并且为女性家暴受害者提供购买新房的国家补贴(通过向富人加征税款)。工人—左翼阵线提议遭受家暴的在岗工人在离岗期间依旧可拿相应工资,并主张女性能通过一些渠道得到专业的咨询与协助服务……这些还只是工人—左翼阵线所提出的解决对女性暴力的部分措施。

社工党进一步讨论了女性议题与党纲领各个部分的联系。例如,在最近一次中期选举中,社工党发起了一场要求实现6小时法定工作日、实现满足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率的竞选活动。这场竞选活动讨论了包含女性所承受的双重社会负担(工作和家务)的女性议题,这也是协助社工党的副总统候选人Myriam Bregman的一次政治宣传。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工人阶级

有时候,当美国民众听到其他国家活跃的左翼运动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认为很难在美国达到同样的水平。因为我们美国人认为本国工会官僚的地位太稳固了,而且美国工人阶级被打击得太厉害,加上国家机器过于强势,另外美国社会主义者力量太弱了,等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在美国做组织工作确实并不容易。

然而,拉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客观条件也并不比美国的要好很多。阿根廷之所以能够在3月8日爆发多场停工,是因为阿根廷左翼在工人阶级当中耐心地做了不少组织工作。PyR刚成立时只有40名成员,而如今仅仅是在上次全国女性大会就已经有4000多名成员参加了,且有能力在阿根廷各地的工作场所发起停工等保卫女权与劳工权利的斗争。我们的美国同志务必吸取这些经验——只有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才会有远大出路。

2018年6月26日

译者:B+1

校对:月饼盒

strategy一般译为“战略”,tactic一般译为“策略”,program一般译为“纲领”,propaganda一般译为“(政治)宣传”

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游行

2018年2月17日至3月3日,来自14个国家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者齐聚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第11次世界大会。本文是对大会主要议题的梳理。

理论和实践

最开始两周的时间很紧凑,我们先是对《社会主义战略和军事艺术》(原名为Estrategia socialista y arte militar,作者是Emilio Albamonte与Matías Maiello)进行专题研讨。首先,在托洛茨基对政治工作与军事科学之共通点的挖掘的基础上,我们将政治策略概括为将各个孤立的行动统筹起来的一门技艺,将政治战略概括为夺取政权的一门艺术。

与会者讨论了若干个议题,包括“纲领与革命战略的联系”。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强调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及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区别:后两者嚷嚷道,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取得的改革成果不会被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的深重社会灾难一笔勾销;前者则力图积极回应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的深刻趋势以及强加给群众并造成非同寻常之苦难的灾难性危机与大规模战争,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铺平道路。这是政治与纲领性斗争中的一项基本议题。

与会者还讨论了阶级、政党和领导权的动态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用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提出的名为“奇怪的三位一体”(strange trinity)的理论框架1——群众愤慨情绪、统帅们的通盘考虑(calculations)和政府的政策。这个理论表述了所有战争的一种基本要素。随后,大家讨论了托洛茨基的经典文本《阶级、政党和领导权》,这是托洛茨基在他被谋杀前不久写下的草稿。在文中,他解释了决定政治局势演变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

托洛茨基详尽而切实地阐释了领导权与政党的关键作用,以及为何战略工作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从而批判了认为资本主义会自行解体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宿命论。据此,革命政党的壮大并非如许多左翼人士想当然地认为是通过政党的组织机构“扩张”,而是有赖于革命者坚持战斗以发展阶级斗争中最激进的那些(思想)倾向。

会上还探讨了第三国际所构想的“工人联合战线”策略(人们有时会将united front称为“统一战线”,但这两者有本质区别。译注)。该策略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共同对抗资本;弥合由来自工会或国家机器的一帮官僚所强加的社会与组织隔阂,争取保守领导层与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如今,鉴于无产阶级力量的支离破碎,联合战线策略至关重要。但它被严重曲解为“左派的联合阵线”(left unity),即脱落阶级斗争的现实,反而与各色官僚集团甚至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倾向达成政治妥协。

与会者还就“工人联合战线策略”的确切含义展开辩论:它为何只是策略(tactic)而非战略(strategy)、它和防御性战斗及进攻性战斗有何联系、“局部的联合战线”(在工会、特定的组织架构,等等)的含义是什么、革命者可以在哪些情形中最大化地发挥“工人联合战线”的作用、“工人联合战线”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情形所制订的其他策略——例如“打入主义”和“工人党”——有何联系?

此外的几场讨论还关注到以下议题:如何做到始终将政党的核心力量放在议会外的斗争上、革命形势中群众运动的发展和解决好起义行动所要处理之军事问题的可能性增长之间的关系、“消耗战略”的批判性分析、官僚们缓和/调和阶级斗争时表现出的行为特点。

这些讨论都体现了当前“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在各国的支部所介入的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这场会议不仅能够集思广益地进行理论探索,而且反映了大家的实践经验。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战斗

把握当前不断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势是La Izquierda Diario(LID)——进步的关键要素。它是“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新闻网络,目前发布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的报道,且在土耳其有一个支部。“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不同支部(而不仅是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正通过这些网络报纸报道它们的政治行动。

与此同时,墨西哥支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MTS)与智利支部革命工人党(PTR)取得了可参加选举的合法地位;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通过“民主选举的候选人资格”——作为巴西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的内部派别,参与推举候选人的党内无记名投票——也实现了同样的效果;法国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在最近的一次总统竞选活动中作为新反资本主义党(NPA)的内部派别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选举活动都聚焦于壮大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并且高举与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的、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的过渡纲领2

从上一次世界大会到2017年初的特别会议期间,“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国际性运动:巴西的反劳动改革运动,但这场斗争由于巴西劳工党和巴西劳工统一中心(CUT)领导层造成的力量消耗而失去了后劲;在加泰罗尼亚,我们透过“左翼日报”(西语为Esquerra Diari,是LID的加泰罗尼亚语频道。译注)尽可能地介入独立运动;就在去年12月,我们参与了阿根廷反对养老改革的运动。另外,我们还介入了有着特殊且重要意义的阶级斗争事件:例如“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参加了属于ONET派遣的铁路外包工人的罢工。这是法国铁路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之一,它的胜利为反对劳工临时工化的斗争提供了学习范例。

在上一次世界大会(2017年),我们表决通过了《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国际——第四国际的运动宣言》3的更新版本。由于意识到这一任务极其重要,且为了反对各种宗派主义的自我标榜,我们阐述了为何革命的工人党和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恢复第四国际的革命立场)并不会是我们各支部或国际倾向之渐进发展的产物,而是来自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中的左翼、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以及青年先锋队这三者的迈向社会革命的结合。

尽管我们还没有与大型的运动思潮实现合并,但我们的号召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与来自意大利的“革命国际主义派”(FI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合作,并在FIR设有一个联络委员会。FIR来自意大利工人共产党(PCL),后者曾是由阿根廷工人党(PO)所领导的国际倾向——争取重建第四国际协调委员会(CRFI)——的支部。意大利工人共产党的成员构成了阿根廷工人党青年党员的主体。“革命国际主义派”的成员分布在罗马、那不勒斯和博洛尼亚,并发行线上报纸“战斗之声”(www.lavocedellelotte.it);我们还和秘鲁“南方抵抗运动”(Resistencia Sur)的同志恢复了友好合作,并正与其展开战略与纲领方面的讨论以及联合行动(通过女权主义组织“面包与玫瑰”的秘鲁支部、LID等平台);最近,我们还和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者组织”(Organización Socialista)——它最初是国际倾向“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Socialismo o Barbarie)的组织——的同志合作,他们派出了代表团参加了战略讨论会和“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世界大会。

在美国,“左翼之声”(Left Voice)在坚持发行网络英文报的的工作上不断进步,这份同名报纸已经成为了左翼与先锋队群体的风向标。它以往各期内容已也付诸纸印,同志们围绕这份刊物精诚合作(有些成员于去年夏天前往阿根廷,以学习了解更多阿根廷社工党的经验),从启迪不少正在转向左翼立场之北美青年的工作中掌握到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初步经验。

阶级斗争中的重心

由于各支部分别处于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正成为日益复杂的实体:第一、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已正为在阿根廷建立先锋党奠定基础;第二、我们在巴西、智利、墨西哥以及最近在法国(“革命共产主义潮流”在新反资本主义党内左翼中的力量增强了)都形成了宣传与行动性组织;第三、在西班牙、玻利维亚和德国活跃着政治宣传团体(propaganda groups);第四、在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组织还处于萌芽阶段。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动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国情。

在连续几次世界大会上,我们都讨论了国际的新支部如何走适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而无需全盘复制阿根廷社工党的经验。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讨论了“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在所在不同的国家办网络报纸的进展。因为如今面临着着这样一种风险:发行网络报纸与推出我们的选举候选人固然能让我们从“上层建筑”(from above)围绕过渡纲领展开鼓动工作,但却可能会过多地消耗我们的精力。

因此,这次世界大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如何利用好国际的不同支部所取得的所有这些进展,以求始终将我们的工作重心放在阶级斗争上。

为此,我们讨论了以下主要议题,以探讨如何调整国际的前进方向:(a)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之间的关系,(b)发展与巩固“革命运动的阵地”(“strongholds”)的重要性,(c)新改良主义成为了革命组织发展的主要障碍,(d)引导群众“运动”(女权运动、民主运动,等等)迈向阶级斗争,(e)提升“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理论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广度。

图片内容:2017年4月6日,阿根廷社工党成员在一次总罢工的封路现场。Enfoque Rojo拍摄。

对新改良主义的斗争

2008年经济危机催生了不同类型的新改良主义潮流,其在政治立场上接近旧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十年逐渐演变为社会自由党)内的左翼。和传统的改良主义不同,这些新改良主义潮流并不扎根于工人运动,而是立足于“激进”中产阶级群体——包括学生、年轻的不稳定工作者(precarious workers)和公共部门职员。智利“广泛阵线”(Frente Amplio)作为新改良主义的变种参加了最近的智利大选。在法国,国民议会议员让-吕克·梅朗雄和他的政党“不屈法国”(France Insoumise)投入了新改良主义的怀抱。其他新改良主义潮流则吸引了倾向于激进化的不同青年群体:例如,“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极大地主导了“桑德斯现象”,英国工党党内斗争(Momentum within the British Labor Party)使杰尔米·科尔宾成为党魁,并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靠拢工党。

这些新改良主义政党已经暴露了它们的战略导向。例如: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在希腊贯彻了欧洲“三驾马车”的紧缩计划,尽管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在议会选举仍具有一定实力,但它不再能如前那样激起人们的希望(它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手控制了几处地方政府,且已经与西班牙当局沆瀣一气)。

尤其是当它们构成了斗争运动的一部分时,我们希望和这些新改良主义潮流当中的左翼、以及因之而进入政治生活的众多年轻人展开对话。我们希望探讨:为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纲领是必要的、为何改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不可取的?“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力图与管理/合理化资本主义的战略作斗争,因为这种战略只会导致阶级斗争的失败与士气丧失(例见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新改良主义现象还对左翼造成压力,滋长了左翼能够在“选举场域”培育力量的幻想。最近的案例有巴西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领导层中大多数成员的右转,他们和迪尔玛及卢拉领导的巴西劳工党(PT)、巴西社会主义党(PSB)、民主劳动党(PDT)和巴西共产党(PcdoB)达成了纲领性联合声明。我们巴西支部“工人革命运动”(MRT)的同志对此作了批判。

在阿根廷,企图凝聚起这类新改良主义政治势力的意图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而落空:第一、基什内尔主义的改良主义主张已丧失信誉;第二、2001年以来,工人—左翼阵线(FIT)逐渐壮大成为一个强大的替代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在阿根廷无须像在智利、西班牙等国那样应对各种类型的新改良主义势力。

新改良主义是革命政党建设的阻碍。“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各支部力图通过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克服该障碍。选举活动虽然有助于革命鼓动,但却无法实现我们透过阶级斗争所能开辟出的政治空间。

自2015年起领导阿根廷工人—左翼阵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PTS)并非“产生”于选举场域,而是产生于其所扎根的工人运动,以及在参与阶级斗争中取得多个重要战果。同理,工人—左翼阵线的组建离不开阿根廷劳工运动中的标志性成果,例如2009年危机爆发时卡夫亨氏(Kraft)食品厂工人的反裁员斗争。同样地,Nicolás del Caño同志的反资本主义2015年竞选活动之所以在门多萨市赢得17%的选票,离不开此前在李尔(Lear)工厂发动的大规模斗争——在那里,Caño同志在支援工人们的多个场合中遭到警方袭击。类似的案例还包括:2017年,阿根廷社工党历史上首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赢得了两个国会席位。这一竞选成果是在百事工人领导的一场尖锐斗争的背景下取得的,这场斗争反映出群众——在随后的2017年12月反对马克里养老改革的示威抗议中再次体现出来——的愤怒。

将群众运动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1938年,列夫·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指出革命运动的革新将发端于青年与女工4。3月8日发生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大规模妇女动员——加上某些部门/行业的局部罢工——表明这一战略假设在当前依然有效。

“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活跃地参与了这一运动,我们付出多年心血以求培育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力量。由国际的支部和党外的独立同志所领导的“面包与玫瑰”活跃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玻利维亚、德国、法国、乌拉圭、委内瑞拉、秘鲁和哥斯达黎加。“面包与玫瑰”在阿根廷与智利的支部构成了当地参与人数众多的女权运动之主要战斗力量。

在托洛茨基撰写《过渡纲领》的年代,改良主义组织排斥青年与女性群体,而主要做工人阶级中最具特权之阶层的工作。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这种情况已成为过去时。如今我们不仅要对付主要做无产阶级最上层群体工作的工会官僚,还要对付“运动”中其他类型的官僚。后者人为地割裂争取公民权(或“社会”权利)与工人阶级立场的总体要求,尽管社会剥削与社会压迫日益交织在一起。例如,对女性的社会压迫和近几十年来工人阶级中女工比例不断提升的社会现象有着紧密联系,即使它的特点不仅仅局限在阶级压迫。

要对付这些官僚,我们不仅需要在运动中发起关于纲领与战略的斗争,也要力求在口头主张及行动实践中将群众运动(不管在何地何处爆发)与阶级斗争联结起来。法国组织“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在ONET铁路工人罢工与#MeToo女性集会之间建立的联系为我们提供了相关案例;此外,“面包与玫瑰”的阿根廷支部在3月8日抗议与Posadas医院(全国最大的医院之一)护士反裁员的市中心封路行动之间建立了联结,使得这场斗争获得巨大的社会关注度,从而迫使当局出来与斗争者展开谈判。

巩固“革命运动的阵地`”

正如列宁、卢森堡与托洛茨基等革命者所指出的:革命党的建设并不仅仅依靠组织的“扩张”,还和新出现的最为激进的社会思潮之发展紧密联系。

要实现这点,我们必须能够集中力量于一些特定的社会运动(certain structures),通过介入其中,在现实环境做好政治宣传工作。一方面,网络报纸为“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提供了政治鼓动的发声平台;另一方面,壮大“革命运动的阵地”(通过发挥领导层、活跃在各条战线的同志、各支部的作用及我们的政治影响力)至关重要——这既是为了集中我们的斗争力量,也是为了强调进行不间断斗争与阶级政治独立性的必要性。

“革命共产主义潮流”(CCR)的同志在介入ONET罢工的行动中,尝试在反对不稳定工作的核心斗争中与一部分有决心战胜的工人建立合作/联系——即使在一开始时只有些许铁路中的罢工者及同情者支持他们。他们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集中发挥CCR自身组织及其网络报纸《不断革命》(Révolution Permanente)的力量、建设局部的“联合战线”与创建“民主”联盟,以及把这场罢工斗争与#MeToo女性集会及圣丹尼斯工人区的战斗力量相联结。

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在投入手头上的战斗时,我们很难总是保持优势,但我们只需要在关键时刻发挥迅雷之势。这是有关集中战力的原则,这在斗争中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办好网络报纸是我们日常开展政治介入工作者的关键,因为可以在全国层面上让每位同志与同情者等等时刻参与其中,宣扬我们的政治路线,以尽可能地加强我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办好网络报纸和巩固“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这两者紧密联系。这有助于我们的组织建设和在特定斗争场域/领域增强我们的力量,而不仅仅局限于在这里或那里招收到新成员(即表面光鲜的组织“虚胖/虚壮”。译注)。

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PTS)

宣传工作和革命组织之建设

当阶级斗争处于低潮时,当几乎所有的斗争行动都被迫在当局(黄色工会、议会及社会运动中的当局管控势力)所强加的框架内进行时,革命宣传是锻造战斗的、头脑清醒的革命队伍的要素之一。

为此,我们将会建设一所“线上大学”(“virtual university”),提供音频、视频以及纸质材料以促进各层次的(从入门到高阶)、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训练。我们将首先推出西班牙语版本,日后将逐步探索推出其他语言的版本。“线上大学”只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结合宣传工作与个人社交圈子这两者的联系,以便打破为绝大多数实践工作所固有的改良主义逻辑,这是增强我们组织力量、将华而不实的“运动”力量(在国家选举或工会选举中投票,参与到这个或那个事件)转化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战斗力的唯一途径。

在建设革命组织时,我们在竞选活动中或是介入斗争事件时所提出的口号,不管多么重要,其作用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如下工作的重要地位:耐心地解释为何摧毁腐朽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必要的、为何需要工人阶级革命(革命的民族性只是一种体现形式,其根本立场必须是国际主义)并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我们同样必须解释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并勾勒出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

与此相关的是由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的“理论—政治斗争”。在其中,他所提出的最具争议性的主张之一便是——后来被考茨基以他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以政治宣传的方式引入。与随后将该主张庸俗化了的“灌输论”版本(在工厂“外面”发声)有很大区别的是,列宁的初衷是反对“经济主义者”(以及日后继承它们“衣钵”的孟什维克)。这些人号召社会主义者仅仅发挥纯粹的工会领导层作用以及局限于工人们的最低要求展开斗争。这种意识培育的“机制”——并非通过政治宣传引入工联主义(trade unionism)——注定是短命的;事实上正如列宁在1905年所观察到的俄国苏维埃的发展史,这种“机制”严重依赖于政治局势的发展。但当我们并非确切面临革命前夕的或革命的形势时(在阿根廷,革命局势的因素似乎正在成熟),列宁的观点依然是强有力的警示:革命者必须推进建设真正的革命组织,而不是建立一个各色“运动”(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工人运动,等等)的大杂烩。

“人民的代言人”

列宁认为,在工厂工作(以及在其他地方开展介入行动)的社会主义斗争者务必做好“人民的代言人”(“People’s tribunes”)的角色,而不是仅仅做一名“工会代表”。这在当时是为了由工人阶级领导所有社会力量转向反对沙皇独裁政权的政治斗争。但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社会运动,因为工人阶级必须在社会运动中培育社会主义倾向,以便引导这些运动转向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其政权组织的斗争。

一些人将“人民代言人”的角色庸俗化为来自左翼群体的吹哨人(揭露黑幕者)。但对列宁而言,“人民代言人”的内涵并非如此狭隘。在《怎么办》中,列宁认为“代言人”是那些“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暴行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每一件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5的人。

从这个观点看,我们不可割裂发展政治运动与组织工作之间的联系,不可将宣传工作停留在光说不做的阶段,而是要沟通我们政治实践的不同面向。

因此,例如,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水平在当前关于工作的全球讨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对此仅有三类解决方案:(1)当权者提出的不同类型的劳动改革要求,目的是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攻势,(2)“改良主义的”总体收入方案。在最好的情形中,这意味着高额国家补贴,代价就是更严重的不稳定工作现象和对工人阶级整体的剥削,(3)缩短工作日,确保基本生活水平的工资;建立工人阶级政权,以求基于社会需求而不是资本利润来规划国民经济,并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秀技术成果—资本家不会主动将这些成果推广至全社会)社会化(即不仅仅是国有化。译注)。

因为“共产主义”的名声已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被斯大林主义严重败坏,因此革命者务必让共产主义的目标“重新吸引人心”。

理论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6。在经历了数十年的以各种形态的后现代主义以及革命运动的间断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反动后的今天,这种理论基础依然必要。从它诞生伊始,“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就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

近年来,除了办有29期《国际战略》(Estrategia Internacional)杂志和国际各支部发行的国内理论期刊,“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的一些同志还出版了题材广泛的一系列著作,包括但不限于:

  • Ruth Werner与Facundo Aguirre合著的《1969—1976年的阿根廷工人起义》
  • Emmanuel Barot所著的《马克思在苏维埃的国土》(Marx in the Land of Soviets)
  • Juan Dal Maso所著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
  • Javo Ferreira所著的《社区、土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 Iuri Tonelo所著的《资本主义危机及其表现形式》
  • Andrea D’Atri所著的《面包与玫瑰。资本主义下的性别认同与阶级对立》
  • Diana Assunção所著的《女性群体中的不稳定现象》(Precarization Has a Woman’s Face)
  • Esteban Mercatante所著的《扑所迷离的阿根廷经济》
  • Christian Castillo所著的《国家、政权与共产主义》与《基什内尔主义者当权时期的阿根廷左翼》)
  • Daniel Afonso与Daniel Matos合著的《巴西的黑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工人阶级》
  • Rojo、J. Luzuriaga、W. Moretti与D. Lotito合著的《百年阿根廷工人史:1870—1969年》
  • Emilio Albamonte与Matías Maiello合著的《社会主义战略和军事艺术》
  • P. Langer Oprinari、J. Vergara Ortega与S. Méndez Moissen合著的《烈焰中的墨西哥:1910—1917年》。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获新生。国际的第11次世界大会讨论了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阐述与传播,并且意识到打好这场理论斗争和在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增强革命马克思主义之影响力(在新的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剧烈动荡以及当前阶级斗争浪潮的影响下,他们正在左转)的重要意义。


原文标题:The Battles of the Trotskyist Fraction

原文链接: https://www.leftvoice.org/the-battles-of-the-trotskyist-fraction-part-3

布鲁斯·莱斯尼克(Bruce Lesnick)  著

42A 译

季耶 校

(2019年)4月11日,厄瓜多尔政府撤销了对维基解密(Wikileaks)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庇护。几分钟后,英国宪兵进入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逮捕了阿桑奇,没收了他的电脑,文件和其它资料。

他现在由于违反保释规定而被关押在伦敦的贝尔马什监狱(Belmarsh prison)。这项虚假的指控来自被撤回的瑞典引渡请求,该请求源于现已失效的性行为不检调查。在瑞典的这起案件中,维基解密创始人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阿桑奇在2012年寻求庇护,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因为维基解密的相关活动而被引渡到美国。当时,有传言说他将被正式起诉。2017年4月13日,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将维基解密看作“非政府敌对情报机构”,从而加大了赌注。

然后,在2018年11月16日,撕下了面具,《纽约时报》报道,司法部已暗中对维基解密创始人发出刑事指控,一位知情人士说,政府与朱利安·阿桑奇和他的解密组织长达数年的斗争正在剧烈地升级。

现任和前任执法官员表示,“司法部高级官员这个夏天告诉检察官,他们可以开始起草对阿桑奇的起诉书。”周四晚些时候,检察官在一份不相关的文件中无意间提到了这些指控。

2019年4月11日,美国公开对阿桑奇的第一次正式起诉书,指控他“与当时的美国军队情报分析师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合作,在2010年3月入侵国防部网络以获取机密文件”。

一个月后,发布了一份替代起诉书,指控阿桑奇违反了18项1917年反间谍法,公布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日志以及曼宁泄露的记录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的相关信息。

换句话说,澳大利亚公民阿桑奇目前被关押在英国的一所监狱,他将被美国引渡,并可能因为新闻“犯罪”而被判处长期监禁。

间谍活动是死罪。因此,最近恢复了联邦死刑的特朗普政府,原则上可以在阿桑奇的案件中寻求死刑。然而,1998年的英国人权法案保护英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人:

(1)酷刑(精神或身体上的)

(2)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刑罚

(3)驱逐出境或引渡(被送往另一个国家面临刑事指控),如果你有在相关国家面临酷刑、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刑罚的风险。

2012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指控美国在关押和单独监禁切尔西·曼宁时有残酷和不人道的待遇存在。因此,阿桑奇有充分理由担心会受到美国当局的虐待。在此基础上,从英国引渡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瑞典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瑞典不接受英国人权法案的约束。如果阿桑奇被引渡到瑞典,去面对性侵犯指控,那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瑞典官员转身将他交给美国当局。事实上,在瑞典的调查撤销之前,阿桑奇多次提出可以与瑞典调查人员合作,甚至为此返回瑞典,前提是瑞典官员保证不会把他转交给美国当局。尽管瑞典当局有权作出保证,但他们断然拒绝作出保证。

当然,如果阿桑奇或谁被判处犯有强奸罪,他们应该面对法律后果。但除了每个人在证明有罪前都被认为是无辜的这一事实外,瑞典案件的证据也漏洞百出。正如专栏作家凯特琳·约翰斯通(Caitlin Johnstone)所说的那样,“你一定是疯了才会相信一项关于美国情报机构已知目标的完全未经证实的指控。这就像相信有关美国政权更迭的政府未经证实的说法一样愚蠢,就像相信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

维基解密的出色记录

曼宁提供的和由维基解密公布的所有文件——构成对阿桑奇起诉的基础的文件——已被证明是真实的。事实上,维基解密自2006年成立以来,没有一篇文章被证明是虚假或是欺诈性的。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或《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就不是这样了。维基解密在十三年的历史中,已经公布了多个重大的爆料,包括: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日志(2010)。一组陆军战地报告揭露了真正的平民伤亡率。这次公布的关键内容之一是一段“附带谋杀”视频,该视频显示美国武装直升机瞄准平民和记者,许多人说这些行动构成战争罪。

美国外交电报(2010)。揭露了帝国外交官的坦率评论和操纵企图。

关塔那摩监狱文档(2011)。关于各种囚犯的评估、面谈和内部备忘录。《今日民主》(Democracy Now)报道!维基百科(Wikipedia)总结道,“超过150名无辜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包括农民,厨师和司机,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被关押多年。”

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文件(2012)。这是一家与五角大楼有联系的情报公司,这封电子邮件暴露了美国和其它政府在世界各地的阴谋。

向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供援助(2013)。维基解密协助斯诺登从香港前往俄罗斯以逃避追捕。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知识产权章节(2015)。这表明TPP将利润置于人之上的一种方式。

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电子邮件(2016)。显示了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幕后的骗局和诡计。

Vault 7CIA的秘密黑客工具(2017)。暴露了中央情报局用来监视个人和组织以及世界各地政府的工具库。

每一次公开披露都削弱了美利坚帝国和他的盟友们所宣扬的谎言。

主流媒体悲惨地失败了

正如普利策奖(Pulitzer-Prize)得主,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所强调的,维基解密发布的材料是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媒体机构合作发出的,包括《纽约时报》,《卫报》(Guardinan),《明镜周刊》(Der Spiegel),《世界报》(Le Monde)和《国家报》(El Pais)刊出了许多相同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构成了针对阿桑奇的刑事案件的基础。

如果维基解密或阿桑奇有罪,那么众多主流媒体和记者也犯下了相同的罪行。但很明显的是,许多主流媒体人士已经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抹黑,即阿桑奇不是记者,维基解密也不是媒体组织。

(例如,参见美联社新闻(AP News)、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和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的大卫·科恩(David Corn)。)

但正如格林沃尔德所解释的那样:“新闻自由属于每个人,而不是一个受到挑选,被称为‘记者’的特权公民群体。赋予检察官决定谁应该或不应该受到新闻保护的权力,将把‘新闻自由’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在政府于特权公民中指定为记者的与世隔绝的神职人员之内。宪法第一修正案正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而制定。”

本着一代代工人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精神,我们要补充说:损害一个人就是损害全体!“(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工人阶级和大众反对压迫的基本胜利。任何对这些权利的攻击都会伤害工人和受压迫者。

目前的资本专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宣传来维持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上层的少数人只想削弱我们组织、说话、写作、揭露当前以牺牲人类需要为代价来崇拜利润的现行体系的不公正的能力。

作为回应,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争取捍卫和扩大多数人的权利。为此,我们必须要求:

放朱利安阿桑奇!终止对朱利安·阿桑奇和切尔西·曼宁的所有指控!捍卫新闻自由!

2019年8月5日


原文题目:Free Julian Assange! Defend freedom of the press!

原文链接: 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9/08/05/free-julian-assange-defend-freedom-of-the-press/

阿巴丹(Rouzbeh Abadan)  著

土日兀 译

美国与伊朗都从过去四十年相互敌对的状态中收益不少。伊朗政府在危机中生存并壮大起来,剥削着伊朗的工人阶级、妇女和少数群体。最近的冲突对伊朗革命运动,尤其对当地的工人阶级起义十分不利。

过去接近16年来,我们在新闻中看过听过美国可能与伊朗开战或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这尚未发生,发生的机会也渐渐降低。

自1979年2月伊朗革命以来,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态度。1978年数以百万计伊朗人高喊的主要口号是“美国去死”或“美国,美国,我们人民的敌人”。自1953年(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后,反美情绪就在伊朗城市家庭中滋长。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对美国的强烈敌意比中东其它地区都普遍。虽然革命后伊朗政府完全是反革命的,并窃取人民的起义,但她仍没有放弃伊朗人民对美国的强大仇恨。

伊朗政府尽力试图把人民革命的核心价值——改善民生、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贬低,相反强加了一套伊斯兰神权政治制度。毛拉把妇女、工人和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镇压下来,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屠杀、粉碎数以千计左翼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后,把伊朗建设成世上主要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超过八成伊朗人属于什叶派,大部份信仰虔诚,仍然奉行宗教礼仪。“什叶”的意思是“追随者”,即“伊玛目阿里的追随者”(什叶派伊斯兰教十二伊玛目的第一位)。信奉什叶派的穆斯林必须追随一名当代的伊玛目,如今即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伊朗最高精神领袖、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什叶派伊玛目。

在伊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大部份地区、阿富汁、巴林、也门等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大部分都视追随哈梅内伊为践行宗教义务。过去40年伊朗在这些国家花了大量人物、物力和财力,也就能够在这些地区形成了大规模动员的强大基础。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在中东和北非十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的研究显示,“安全问题仍然是地区关注的重点”。被问到哪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稳定构成最大威胁,以色列居首,美国次之,而伊朗排行第三。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英国退出海湾地区,伊朗也让出巴林作为给西方的赎金,伊朗就有着成为地区强权的勃勃野心。上世纪70年代,伊朗在整个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中和军事基建,被誉为“海湾宪兵”(Gendarme of Persian Gulf)。这种野心在革命后一度沉寂,但在80年代后期又再次展现出来。

万一国内任何目标遭受任何空中或导弹攻击,有着强大军事实力支撑的伊朗,可以对美国及其区内盟友施以沉重报复打击,届时美国及其盟友就要作出响应,甚至要发动地面攻击,将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耗费高昂而且是毁灭性的冲突,此等代价是美国无法付出的。美伊冲突的现实,要么是不打仗,或者是全面战争。

可是,战事不会限于伊朗边境。伊朗旨在摧毁海湾内所有主要港口,轰炸阿联酋和沙特所有的油井、油泵和输油管。真主党会从黎巴嫩攻击以色列,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会从内部发动攻击。什叶派支持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Hashd al-Sha’bi)会攻击在伊拉克的西方利益和人员。胡塞武装会趁沙特和阿联酋衰落,乘虚而入,进一步深入沙特境内。战争将延伸至整个地区,全球将陷入大型能源危机的巨大冲击,尤其是北半球即将进入冬季。

伊朗面积是世界第十八大,在波斯湾和阿曼湾有长达4900公里的海岸线,广阔而危险的沙漠、崇山峻岭以及极险峻的地势。一年大部份时间西北部和东南部有多达40度的温差。伊朗有近百万名正规军、三百万名受训民兵,以及强大的国防组织和基础建设。更重要的是,伊朗拥有非常精密的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可压制一切内乱。至今,国内所有骚动都被成功镇压。

在伊朗境内境外都没有强大、有组织的反对力量,大多数伊朗人从不信任境外组织。历史上只要国家面临重大危机,伊朗人就会停止内斗。革命过了两年,左翼乃至激进左翼组织在工人阶级取得广泛基础,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几乎终结了伊朗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政府肃清了所有反对派。1981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左翼人士被杀、数十万以行动者被长期囚禁。人们没有起来反抗政权,因为政府正在与伊拉克打仗。

在近期美国一架高科技、精密的以及造价极为高昂的无人机被击落的事件中,伊朗进行了精确的算计:既不是要迫使美国打真仗,也不要弱得让美国无视自己。这也是对海湾国家展示实力的机会。

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使石油收入减少,让当地陷入困苦,但没有触发大规模抗议。自1995年起伊朗就受到美国广泛的经济制裁。但是当工人阶级、穷人和伊朗老百姓受害最深的时候,政府和富有的建制分子并没有受到损失。

美国及其盟国仍然寄望于伊朗内部改朝换代,但这看法非常简约,无视伊朗的历史、文化和当地政治。西方所谓的战争和持续地威胁动武,效果是把革命运动边缘化,对任何进步运动都是极大的危险,对左翼人士和社会主义者就更是如此了。

帝国主义是贩卖战争者,在本地区透过政治操纵的手段,旨在加强控制以及剥削当地资源和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如果发生战争,整个地区将陷入火海,所有资金将随之而去。西方帝国主义在本地区取得巨大利益,但终要接受像伊朗这种强大而不符常规的地区强权。

那么,工人阶级组织是时候组织起来,反抗暴虐反动的伊朗政权,为我们已倒下的同志复仇,并为我们所有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2019年7月8日


原文题目:Open-Ended Iran- US war!

原文链结:https://www.allianceofmesocialists.org/open-ended-iran-us-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