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在减少全球物质生产的框架内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纲领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决议；藏器译

一、紧急刹车

资本的生态灭绝性积累威胁着地球上人类生活的条件。

Covid-19大流行证实了这一点，过去四十年来人畜共患疾病的增加可归因于生态系统的破坏。一些领域（气候、生物多样性、氮和土地利用）已经超过了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生态极限。这些领域正处于化学和塑料污染的交叉进程中，而可持续性的其他关键因素（淡水资源、细微颗粒物污染、磷循环等）也很不稳定。资本主义的进步同合理管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相容，而目前的情况则前所未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生产主义（这必然意味着消费主义）已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地球力量，将地球带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形势危急，尽管有科学警告，资本仍在继续前进。灾难日益加深。一方面，生态危机对工人阶级的打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另一方面，资本家正利用生态危机来增加他们无可估量的特权，越来越多地诉诸暴力来捍卫这些特权。一部分新极右翼把消灭穷人作为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野蛮的马尔萨斯幽灵日渐增长，只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共同斗争才能阻止这一趋势。但这些斗争已经并将越来越多地过度取决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客观上会使原料和能源迅速耗竭。为解放而斗争的人的所有结论必须由此得出。因此，必须明确放弃“消除资本主义对生产力（数量）发展的阻碍”的旧观点。在人类世框架下，反资本主义需要打破资本主义生产主义、榨取主义、殖民主义和“主宰自然”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力。必须紧急刹车，以消除社会不平等，并为以满足人类实际需要来关爱人、与商品脱节、以民主方式来尊重生态系统为中心的质量型发展开辟道路。

二、资本主义政策的惨败

全球变暖占据着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大部分。全球变暖正在加速，并在导致剧烈动荡，威胁到数亿人的生命、数十亿人的生计以及生态系统这一数百万年自然历史产物的生存。三十多年来，气候学家一直在敲警钟，但资本主义政策制定者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遏制甚至限制这场灾难。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气候政策正在扩大南北之间以及各国内部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上升，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60%。近三十年（1990—2019）召开了不少于25次“气候峰会”，但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比1750—1990年这二百四十年的排放总量还要多。在里约（1992年）通过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目的是“防止危险的人为干预气候系统”。直到2015年（巴黎，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各国政府才在纸面上接受了到2030年时比前工业时代升温1.5°C的上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原则是《框架公约》的核心。它本应指导南北公平分享剩余的“碳预算”，但美国和欧盟事实上在哥本哈根放弃了《公约》。结果，变成了鼓励每个政府努力要比其他政府做得更少，以便在COP26（格拉斯哥）上达成让地球走上灾难之路的承诺，即至少要升温2.4°C。会议轮值主席国英国试图维持COP机制可维持1.5°C目标的神话，但没人会相信这个神话。COP26甚至无法决定立即停止使用煤炭（甚至无法实现由非常资本主义的国际能源署所倡导的停用）。实际上，格拉斯哥会议彻底失败了：轮值主席国的失败；巴黎为“提高国家雄心”而炮制的“自下而上”过程的失败；新自由主义以市场机制阻止全球变暖的失败；以及气候经济学家的失败，他们将新自由主义教条隐藏在数学模型中，以便将它们伪装成科学。更根本的是，这种失败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声称世界经济可以继续增长，因此要消耗越来越多的能源——为了产量越来越高——并用新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取代化石燃料占80%的能源系统，以完成脱碳。然而，在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建设新系统必然需要增加化石能源消耗，从而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不可能在“促进增长”的同时还消除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净排放量”，因为在物理上这不可能实现。但是对资本主义领导人来说，利润定律优先于物理定律。他们的气候政策之失败，是极度非理性的、犯罪阶级本性的生产主义体系最清晰和最戏剧性的例证。

三、错误和危险的解决方案

在资本主义价值积累的逻辑中，留给资本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以技术手段快速推倒物质壁垒。这样就通过歪曲“碳中和”或“净排放量为零”的目标，偏离了吸收仍旧不可避免的碳排放份额的真实但有限的可能性。为了减少排放并清除多馀的二氧化碳，同时继续榨取利润并积累死资本，生产主义巫师的学徒正在竞争各自的食谱。从技术上看，他们的每一个伪解决方案都充满了具体的矛盾：视天然气为“过渡能源”显然是一场闹剧；除了随时可能发生事故和核武器扩散的风险外，民用核能的唯一“可持续性”是其废弃物；地质捕获—封存意味着法老式的工作和对水库水密性的危险赌注；能源密集型氢燃料首先是一种将化学、石油和核工业涂成绿色的手段。作为一种临时的、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权宜之计，大量植树增加了在土地利用和淡水储备方面已然超支的压力，从而使人类食物、生物多样性和气候保护均处于竞争之中；在地球上复制太阳的温和安全（从回收废弃物的角度而言）核聚变，只有从资本及其权力日益集中的角度来看才有意义（无论如何，对于应对气候紧急情况而言，这项技术来得太晚了）。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责任是把这些食谱的实施完全委托给以“2050年净排放量为零”为名义的“绿色”金融，为投机、洗绿和剥夺占有提供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土著族群和农村社区的开销上。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新自由主义机制（激励、税收等）来惩罚大众消费行为，从而为绿色资本主义创造机会，加深不平等。

一般而言，由于需要非常迅速和大规模地实现减排，以使升温幅度维持在1.5°C以下（若全球每年减排5%，到2030年时有一半的机会使大气升温维持在1.5°C以下；若每年减排10%，则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这些伪解决方案就注定要失败。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危险的事情是，该制度会做出最糟糕的技术官僚愚蠢行为：地球工程，即部署设备以减少进入大气的太阳辐射。这种地球工程不会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因此不会阻止威胁海洋生物的水域酸化），但可以为资本开辟一个新的增值领域。地球工程还将加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它们可以通过牺牲最贫穷的人民，根据地缘战略利益操纵气候。

四、革命的客观必然性

这场灾难演变成一场浩劫的所有条件似乎都已具备。只有世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阻止这场浩劫，但尚未列在议程上。资本在全世界加强控制，工会紧紧抓住资本主义复兴的生命线，社会运动处于守势，民主和社会权利正在消退，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领域正在转向右翼和极右翼……

之前，资本主义曾使人类陷入无比黑暗的境地，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民族主义歇斯底里笼罩着群众和社会民主党，背叛了以革命回应战争的承诺，为屠杀打开绿灯之时，列宁将这种情况定义为“客观上革命的”，因为只有革命才能阻止屠杀。于是就有了“面包、和平、土地”的口号。历史证明了列宁是正确的：俄国革命及其蔓延趋势迫使资产阶级结束了大屠杀。这种比较显然有其局限性。为了军火商的利润、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将军的荣耀，不论是否冒着生命危险，“英勇地”去杀戮是一回事；起来反对资本（资本通过整合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使无产者非人化，以至于使无产者成为破坏自身“无机体”的异化工具，从而危及其后代），是另一回事。在这里，调节革命行动要复杂得多。尽管如此，有必要实现相同的意识觉醒。然而，面对生态危机，反资本主义革命在客观上更为必要。必须把这种基本判断作为制定纲领、战略和策略的基础，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尤其是面对气候危机，需要避免两个陷阱：一个是抽象的革命极端主义，另一个是痴迷于立即有效的实用主义。第一个陷阱以理念纯洁之名，导致宗派主义宣传和孤立；第二个陷阱以可行性为名，倾向于适应绿色改良主义，从而适应绿色资本主义——包括适应全球南方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五、今天的过渡纲领

要连接客观必要与主观可能之间的遥远距离，需要一份纲领作为连接当前局势与夺取政权之间的桥梁。这份纲领既要提出一系列倡议，概述全球反资本主义对客观形势的回应，也要有基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民主自我组织的行动形式。这份纲领的具体要求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是可行方案，但这份纲领的整体连贯性使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常规运作不相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夺取政权才能自下而上彻底改变社会。过渡方案的这种方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意味着一个决定性的创新：这份纲领必须组织全球减少能源总消耗，从而减少物质生产和运输。这是重新实现地球能量平衡、从而稳定气候的必要条件。

这种“去增长”显然不是社会工程，而是人类在一定时期内必须服从的客观物理约束。很明显，某些类型的生产必须增长才能满足大部分人尚未满足的巨大需求，但它们只应在全球能源总消耗不断减少的范围内增长。我们无法回避这个事实：必须从一开始就将“去增长”置于纲领的中心，因为它是当前过度决定整个社会政治局势的气候/生态危机的中心。“只有真相才是革命的”，罗莎·卢森堡说。这不仅意味着谎言是反革命的，而且意味着真相有引导群众走向革命的力量。物质去增长的需要是这个真相的关键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完整的真相——全部真相——是去增长的物理约束是必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已将人类推向生态极限，如果不根除生产主义的幻想，资本主义将把人类推入深渊。因此，必要的去增长必须既有生态性又有社会性——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必须加强社会斗争，使灾难的真正肇事者——通过灾难来发家致富的资本家支付阻止灾难的费用。必须鼓励在富人和穷人之间为分享财富、知识和权力而进行斗争，不仅在南北之间，而且在南北社会内部也应如此。必须证明，冻结“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的原则，会走向与减排相反的方向，使资本家的意愿成为现实。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任这些吸血鬼自生自灭，如果穷人没有让资本家为去增长付出代价，那么将会迎来为了富人而牺牲穷人利益、以社会野蛮形式强加的人类灾难。物理学不会与人协商……这个“解决方案”的政治表达是法西斯主义。所以选择很明确：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结论也很明确：我们需要一份生态社会主义过渡纲领，以实现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公平去增长。

六、富人正在破坏气候

对于那些声称生态/气候危机完全模糊了社会阵营间界限的理论家，我们的回应是，气候斗争是最直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要到2030年时大气升温保持在1.5°C以下，意味着到2030年人均一年排放2.3吨二氧化碳。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排放量几乎是最贫穷的50%人口的二倍。为了在尊重“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的同时使人均每年仅排放2.3吨二氧化碳，最富有的1%人口必须将他们的人均排放量除以30，而最贫穷的50%的人可以将人均年排放量乘以3。

自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2015年，巴黎）以来，各国政府的气候政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富有的1%人口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13%上升到2015年的15%；到2030年将达到16%。届时最富有的1%人口的排放量将比1990年高25%，会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倍。与此同时，到2030年，最贫困的50%人口的排放量占比将从8%上升到9%，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远低于2.3吨。事实上，到2030年，减排承诺将与收入成反比：最富有的1%人口将完成气候正义规定的二十分之一，10%的人口将完成八分之一，占总人口比重40%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完成六分之一。以大众消费的碳足迹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气候政策使奢侈品消费（超级游艇、私人飞机、多套住宅、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太空旅游……）有更多的碳足迹。最富有的1%人口使用50%的航空旅行，但只有1%的气候行动针对航空业。1%的人还利用金融的不透明性来掩盖其资本主义投资的碳足迹。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尊重，最大的不公是到2030年，50%人口（他们对全球变暖只负有边缘责任！）将只能使用他们有权获得的碳预算的十分之一。帝国主义拒绝赔偿南方的“损失和损害”，也没有履行每年向绿色气候基金支付1000亿美元的承诺，从而加剧了这种不公平。然而，为南北富人谋福利的不公平现象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整个工人阶级。50%的人处于相对相似的情况：到2030年，在五分之四的主要排放国（美国、欧盟、英国、中国），最贫穷的50%人口的排放量将保持略高于或略低于人均2.3吨每年（在印度，会保持得更低）。在全球层面，发达国家的最低收入人群将按比例最大程度地减排。这些数据点出了有可能在阶级线上形成多数人生态社会集团。当然，要在2030年时大气升温不超过1.5°C，占总人口40%的所谓“中产阶级”必须在欧盟和英国减少一半以上的排放量，在中国要减少3倍，在美国要减少约4倍。因此，要赢得社会多数，并非不会有冲突，有时还会带来痛苦的修正。但从这些数字中得出的战略结论，并不是必须对北方的工人施加“不受欢迎的”市场措施才能让南方发展。经验表明，这些市场措施是无效的，只能分化那些需要团结的人，同时使他们落入气候否定主义煽动者手中。我们的战略结论是，有必要为让北方和南方的富人支付气候变化的费用而斗争，这些斗争为澄清问题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趋于形成多数人生态社会集团。这就是法国黄色背心起义所展现的，从拒绝征收燃油税开始，逐步左倾，有时甚至参加气候运动（“世界末日、月底，同样的斗争”），甚至与反对暴力侵害妇女的女性主义运动一起。

七、一些紧急的生态社会措施

制定这一战略结论需要反新自由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革计划。生态危机显然需要以可靠科学为基础的具体生态纲领。但是，如果未让富人和资本家出钱修复社会、自然及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一揽子措施，这个纲领将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在消费领域，富人生活方式的碳排放量远大于工薪阶层的生活方式。在生产领域，公共部门的碳效率远高于私营部门，生态农业的碳效率远高于农业综合企业。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应促进自治和尊重有利于生活照顾者的文化，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和僵死的资本主义父权制意识形态。一般而言，减少富人获取剩余价值（无论是为他们的消费提供资金、为他们的投资提供资金、增加他们对世界和身体的控制，还是创造新的金融市场）的需求不仅利于社会应急，也利于生态应急。这些措施是使所有人可以通过消耗很少的能源和减少对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而过上美好生活的真实可能性的一部分。

它们可以分为五个标题：

（一）“制定紧急法规，以牺牲富人和他们的企业为代价。”

面对不断敦促我们“改变行为”的政府和媒体，应立即提出针对富人消费的要求：必须取缔私人飞机、超级游艇、太空旅游、一级方程式赛车……；必须立即停止生产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必须指责航空旅行（即“飞行耻辱”），航空旅行应受年度配额的约束。面对市场机制的失灵，利用《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先例（逐步淘汰氯氟烃，为使南方国家适应而提供援助基金）以要求严格的监管措施，牺牲资本家的利益：停止甲烷泄漏（阻止天然气管网、油井和煤矿的甲烷泄漏可以“一举两得”，且没有技术难度，相当于减缓0.5°C的气温上升），停止氟化气体排放（从1990年到2019年，这些气体的释放量增加了250%，这些气体的辐射能力是二氧化碳的几百到几千倍，并且可以在大气中保留长达几万年），停止森林砍伐并停止破坏湿地。禁止勘探并开发新的化石燃料，强制淘汰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发电厂（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时间安排），立即改革农业政策，推行生态农业（根据“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的《气候纲领》），转变交通方式（发展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

（二）“税收正义、社会正义=气候正义”。

1%人口口袋里每1美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0%人口口袋里1美元的30倍=40%人口口袋里1美元的15倍。引入最高工资并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护。提供免费的满足基本需求的服务（水、供暖、照明、城市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累进定价，以打击浪费和奢侈品消费（例如，这种模式在用水方面击败了自由主义宣传的“公共悲剧”：免费服务鼓励自我监督而非滥用！），重新资助公共部门。立即建立每年支付1000亿美元的绿色气候基金（不是贷款——不要用债务来扼杀南方！），以赔偿损失和损害。必须切断从南方国家获取资源，不要“碳抵销”，必须取消南方的债务，必须取消绿色技术专利，……让人们以可再生能源、发展可持续农业和生产来满足需求：太阳能资源必须为人民服务。开放抗击灾难所需的大量全球资源，废除银行保密制度，登记财产，废除避税天堂，对大笔资金征税，对金融交易征税，根据美国现行的制度重新建立累进税新政（对最高收入阶层征收95%的税）。

（三）“以民主来重新管控我们的生活，照顾人类和地球。”

生态女性主义：以关爱人类和生活为中心，承认和重视健康、教育、照顾老人和/或受抚养人、照顾幼儿、恢复生态系统、对生命至关重要且低排放的活动等，如今父权资本主义掩盖和贬低这些事情。保障堕胎和避孕的权利和自由，打击性别歧视和性暴力。

民主：有义务对影响环境的项目进行公众协商（开采、补偿……）。工人对工作的组织、内容和目的有监督权和否决权（反对程序性淘汰、生产可维修和可回收的产品等）。土著族群和农村社区对其土地和资源的控制权和否决权。

（四）“生产得更少，工作得更少，生活得更好。”

抑制无用（广告、一次性小工具）或有害（军备、加速淘汰）的生产。以斗争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废除军队，军队是化石资本反对人民的客户和武装翼。最大限度实现生产本地化，以消除对社会无用的运输。在工人的监督下，绝对保证工人在集体转向对社会和生态有益的活动时，工资不会降低。停止消费主义异化，消费主义是对悲惨人际关系的悲惨补偿。生活照顾任务的去性别化共享和社会化。一旦有了保证所有人都过上舒适生活的物质条件，时间、社会关系和沉浸于大自然就是真正的财富。重新发起反生产主义斗争，争取彻底集体减少工作时间，同时不降低工资，不提高工作强度。只有奋力实现新的、真正的人类文明的政策，才能创造利于大范围质疑不可持续的个人行为的社会条件，特别是在休闲和食品领域（特别是要大幅减少肉类消费）。

（五）“解除厌恶生命的人的武装”。

如果我们不摆脱资本主义，就无法增加本地的替代经验来阻止这场灾难。只要资本继续控制关键部门，拯救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就依旧是幻想。为此，必须通过没收资本来实现社会化，且应首先从能源和金融行业开始。在尊重“有区别的责任”的同时，为应对必不可少的各级（从地方到全球）民主计划经济的挑战，需要在动员民众并由民众监督的基础上，夺取电力，构建新型电力网络。建立受巴黎公社经验启发的权力网络，以重新实现对社会存在的生产的民主监督，公平地减少所有人的排放，修复生态系统并确保所有人的舒适和节能生活。

八、建设生态社会主义霸权

《有必要在减少全球物质生产的框架内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纲领》不是纯粹的宣传活动，而是行动指南。行动需要战略设想。不言而喻，若无生产者的自觉参与，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就不会改变。我们如何训练工人对抗他们日常生活所依赖的生产主义疯狂？这是关键问题。答案只能来自斗争和斗争的汇聚。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做系统工作，即在不同的社会运动中建立能够交流和积累经验、知识和诀窍，富有创造力的战斗性团队。尽管形势万分严峻，但必须积极地将这一战略与在社会中建立霸权的战斗结合起来。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历史失败无疑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但一直以来构成社会主义方案的道德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引起共鸣，原因很简单，生态危机正在破坏我们的健康，危及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生存。资本主义正把整个世界及其美好和财富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不懈谴责这种荒谬绝伦、骇人听闻的现实，有时就会大规模地转化为一种强有力的明确权威，从而在主张“促进增长”的工会领导层的阶级合作路线中打开缺口。何时出现这种转化还要等待时机。我们只能为此做好准备。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当前实际上处于生态社会主义斗争前沿的那些人——青年、土著族群、农民和妇女——在斗争中坚定不移的激进性。

2022年2月23日

原文链接：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international-committee/756/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