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再生产理论？

蒂梯·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著；素侠云雪译

按：蒂梯·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在本文中阐述了女性主义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该理论有助于我们将生产领域的斗争与再生产领域的斗争联系起来。

对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指控之一是，作为一种理论，它专注于“阶级”而忽视了性别。

首先要说明的是，历史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在涉及诸如性别和种族等压迫问题时并不总是光荣的。每个人都知道，曾有人被一个“马克思主义”男人告知，诸如性别歧视或种族主义之类的“小”烦恼将在“革命后”得到解决，因此，与此同时，我们都需要坚定地进行阶级斗争。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男性的性骚扰事件在过去和现在的左翼组织中均不鲜见。

除了实际的性骚扰之外，女性还讲述了在组织内被开除、削弱和制度上被抹杀的感受。参与1947年历史性的特伦加纳斗争的印度共产党妇女、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等英国共产党人或美国共产党主要成员佩吉·丹尼斯（Peggy Dennis）等女性活动家的讲述了一个个关于性别歧视和对组织失望的令人沮丧的故事，这些组织曾被很多妇女被视为她们一生的事业和希望的源泉。

这个记录特别可怕，因为我们很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因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最无法容忍性别压迫的人。我们加入革命组织是因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叛理论——它为制度提供的任何零碎的改良而斗争，但从不满足于改良，而是要求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因此是为妇女解放和性别正义而战的最佳武器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认真的革命者，而不是不假思索的教条布道者，那么我们必须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之名对性别正义的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害，其二是尽管在马克思主义之名下有许多历史错误，但马克思主义仍是理解资本主义下压迫和提供有关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线索的最佳方式。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核心，有一个未及发展的伟大见解。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劳动力”或我们的劳动能力确定为资本家需要启动制度并使其运转的“特殊商品”。马克思告诉我们，我们的劳动力具有“作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为有了这种劳动力，我们就可以为资本主义创造商品和价值。资本家对我们剩余劳动力的占有是他们统治的根源。那么，如果没有我们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崩溃。

但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对故事的其馀部分保持沉默。如果劳动力产生价值，那么劳动力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工人们肯定不会从地里跳到到市场里，并准备好将他们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

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玛莎·希门尼斯（Martha Gimenez）、约翰娜·布伦纳（Johanna Brenner）以及最近的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和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抓住马克思具有变革性但不完整的见解，并进一步发展的地方。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记住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固有的潜力和创造力——被正确地称为“活的传统”，它使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批判性地审视并扩展这种传统。

经仔细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学者认为，制度的关键——我们的劳动力，事实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在一个称为“家庭”的“以亲属为基础的”场所中生产和再生产的。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沃格尔清晰地阐释了阶级斗争与妇女压迫之间的联系：

在以剥削为特征的社会中，在代表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的阶级斗争。在这些社会中，剩余劳动力被统治阶级侵吞，而生产的基本条件，是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从属阶级的持续存在和更新。通常，代际更替提供了大多数所需的新工人以使从属阶级得到补充，因此，女性生育孩子的能力在阶级社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有产阶级中……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在于她们在维持和继承财产的作用。在被统治阶级中，维持和再生产直接生产者的位置；这样的家庭可能也直接参与直接的再生产。（中译文见：[美]莉丝·沃格尔著，虞晖译：《马克思主义和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着重为作者所加。）

这本质上是沃格尔和其他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主要论点。正如梅格·卢克斯顿（Meg Luxton）所说，社会再生产理论表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生命的生产是一个综合过程的一部分”。如果正式经济是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场所，那么生产这些东西的人本身就是在正式经济之外以很少的资本成本生产出来的。

劳动力主要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再生产：

1. 在生产过程之外使工人再生并使其重返生产过程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准备食物、睡觉的床，还包括让一个人保持完整的心理照顾。

2. 在生产过程之外维持和再生产非工人（即那些未来或过去的工人，例如儿童，及因各种原因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年人，无论是因年老、身障还是失业）的活动。

3. 生育新鲜的工人，即分娩。

这些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因为它们再生产工人，由家庭和社区中的男女完全免费地为资本主义制度完成再生产。在美国，女性仍然承担着不成比例的家务劳动。

根据2012年的一项调查，2010年，美国女性每周从事25.9小时的无偿家务劳动，而男性则为16.8小时，相差超过九小时。该调查包括可指数化的任务，例如儿童保育、烹饪、购物、家务、零工、园艺等。[1]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如果将无偿家务工作纳入GDP衡量标准，“2010年将增加26%”。[2]但是，我们还必须在这个已经很大列表中添加额外的不可指数化的任务，如为家庭中的就业人员和非工人提供心理照顾和支持。每一位在自己的工作场所辛苦一天后还必须照顾孩子的人，或者在艰苦的轮班后还不得不照顾年迈的父母的人都知道，这些看似非物质性的任务是何等重要。

社会再生产理论最重要的见解是，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系统，即使不均衡，也可以成功地将再生产领域和生产领域整合起来。因此，一个领域的变化会在另一个领域泛起涟漪。工作中的低薪和新自由主义的成本削减会在家庭中带来止赎[3]和家庭暴力。

为什么说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最重要的见解？因为该理论为理解以下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历史根据：（a）谁是“工人”，以及（b）工人可以以何种方式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最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帮助我们理解，无论是在正式经济中还是在正式经济之外，我们在性别权利方面取得的任何成果都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与整个制度息息相关。因此，任何关于解放和终结压迫的讨论都同时应该是如何终结制度本身的讨论。

二、生产领域的重要性

如果女性通过她们的无偿劳动为工作场所之外的资本主义提供主要支持，那么这是否会使工作场所问题成为男性的问题？

任何希望找到19世纪刻板印象中穿着工装裤的白人男性工人挥舞着扳手的人，都应该仔细看看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情况。

在美国，绝大多数女性必须靠工作谋生。这意味着他们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并且是工人。女性占美国劳动力的一半，甚至47%，已婚母亲的工作比例从1968年的37%增加到2011年的65%。根据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创纪录的是，高达40%的美国母亲是家庭的主要养家糊口者，而20世纪60年这一比例仅为11%。[4]

虽然美国所有工会会员的人数都很少，但参加工会的女性人数与参加工会的男性人数相差不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即使在经济衰退以来工会会员人数严重下降之后，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男性的工会会员率为12%，而女性为10.5%。这些调查结果还表明，黑人工人比白人、亚裔或拉丁裔工人更有可能成为工会成员。[5]

因此，任何认为女性问题仅与我们在家庭中经历或忍受的事情（性暴力、生殖健康、儿童保育等）或生产领域之外的事情有关的人都完全错了。任何关于工资或工作场所、劳工组织或争取福利的讨论都是高度性别化的问题。

但最近所有关于女性的新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一面是绝大多数女性无法忍受的贫困，另一面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和多民族的统治阶级女性群体的崛起。

在十个最大的低薪工作类别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工人是女性，超过三分之一是有色人种女性。我之前写过，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四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之一，这使女性很难成为专职母亲。[6]此外，三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没有带薪病假，只有42%的人享受带薪事假。正如工会活动家正确指出的那样：

在流感流行期间，劳动人民无法请病假，这对公共卫生有何影响？谁照顾生病的孩子？谁在家做晚饭和帮忙辅导作业？谁能花时间照顾生病的年迈父母？[7]

女性应该如何平衡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和工作场所的全职有偿劳动？真正的答案是她们做不到。

1990年，美国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为74%，在二十二个发达国家中排名第六。由于接下来二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女性的参与率只上升了一小部分，达到75.2%，而在其他工业化国家，这一比例从大约67%飙升至近80%。

女性不仅被迫从事兼职工作，而且工作场所对家务劳动的性别特质的敌意也导致只有9%的职业母亲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

让我们思考一下。社会学家已经表明，如果母亲们每周工作55小时，然后给定平均通勤时间，那么她们必须在工作周的每一天都于上午八点半出发，并在晚上八点半回家！

尽管互联网力量巨大，但仍需有人将孩子们从学校接走并喂养，年迈的父母也需要由人来照顾。在美国，多数情况下，这个人仍然是女性。

从上述调查看来，与工作场所有关的任何问题实际上也与女性和性别有关。管理工作场所的政策能够影响工作和家庭中的女性。但我们应该为何而战？我们是否应该在低薪经济中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我们是否应该争取全民医疗保健，因为这将减轻我们的照顾负担？我们应该作为“女性”而战斗还是应该作为“工人”而战斗？

最近在媒体上出现了一个声称要为女性权利辩护的特别大声表达的女性群体。琼·C·威廉姆斯（Joan C. Williams）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社会学家，她关于阶级和性别的著作值得广泛阅读。但她最近的观察令人失望，她说：“要启动停滞的性别革命，我们需要的正是行政女性主义。”[8]她所说的“行政女性主义”，字面意思是大型跨国公司CEO的“女性主义”。她称雪莉·桑德伯格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为“女性主义新前沿”的领导者。

许多人可能会为少数女性冲进公司董事会而高兴。几个世纪以来，这些会议室及其毗邻的高尔夫球场一直是上流社会男性特权的堡垒。但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我们将性别权利与阶级问题分开，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女性CEO会为所有女性的利益行事吗？

促进大多数妇女利益的最佳政策正是削减作为一种生产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利润。

例如，全民免费医疗保健将确保每个男性、女性和儿童（无论他们是否从事有偿工作）均能按需获得免费的医疗保健。这将减少失业妇女对其就业伴侣的依赖，并有可能让她控制生育健康和生育选择，更不用说支持她的家庭的医疗保健了。她可以选择何时以及是否要孩子，并为年迈的家人免费获得帮助，从而大大减少她自己的家务劳动。

但医疗行业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拼命反对全民免费医疗保健。同样，为所有工人提供体面的工资符合女性的利益，因为女性在经济中的收入最低。在那里，我们也遇到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全世界的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夫妇们是明确的阶级斗士，他们用支持女性权利的言辞来支持只利于他们阶级的制度。百万富翁桑德伯格甚至拒绝支付自己实习生的工资，直到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才让她改变了决定。

新一代女性CEO传达的核心信息是，努力工作可以解放女性。

确实，女性的经济独立是经艰苦奋斗获得的权利，并需要通过斗争不断得以加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强调妇女在生产领域的工作及其解放潜力。

但在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们看来，经济“独立”的女性比在塔可钟工作的母亲要好得多——因为桑德伯格作为老板是在控制资本主义，而工人阶级母亲则在资本主义面前完全丧失控制。对后者而言，她们的工作使她们对男性/女性伴侣的经济独立性有限，且完全依赖于变化无常的市场。

当桑德伯格说女性需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获得回报时，她是在要求特定阶层的女性——和她同一阶层的女性——从所在阶层的男性手中夺取更多的控制权，同时维持靠大多数妇女的有偿和无偿劳动支撑起的制度。

事实上，凯伦·努斯鲍姆（Karen Nussbaum）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为统治阶级的女性高层创造了一些空间，以阻止可以改变大多数妇女与劳工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

为遏制职业女性日益增长的需求，雇主为一些女性创造了机会，为大学毕业生开放了专业和管理工作岗位，同时抵制改善所有女性就业机会的制度变革的要求。劳动力两端的女性继续共同关注着同工同酬和工作家庭政策，但随着这两个群体条件的变化，她们对这些问题关注度有所不同。雇主创造了一个安全阀。曾担任银行柜员，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正在成为分行经理；出版公司的文职人员正在成为编辑。1970年至2004年间，担任经理或专业人士的女性比例翻了一番，从19%增加到38%。（努斯鲍姆，2007：165）

说我们社会中关于性别的斗争与关于阶级的斗争是一样的，是过于简化的说法。但可以这样说：（a）按照莉丝·沃格尔的说法，阶级斗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并且（b）阻止性别关系的任何广泛变革均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因为真正的性别变革最终会影响利润。

三、再生产领域的重要性

理所当然地，在生产领域争取妇女权利的最佳方式是通过我们的劳工组织。劳工历史上有一些真正鼓舞人心的时刻，如工会为堕胎权、同工同酬和反对同性恋恐惧症而斗争。

但工人阶级的生活不只有在工作场所工作。一位女工在自己家睡觉，她的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并上当地的学校，有时她会请退休的母亲帮忙做饭。换言之，再生产工人阶级的主要功能发生于工作场所之外。

谁最了解这个过程？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为了赢得生产方面的战斗，要恶毒地攻击社会再生产。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攻击公共服务，将照顾的负担推给单个家庭，削减社会照顾——以使整个工人阶级脆弱不堪，更无力抵抗资本主义对工作场所的攻击。

还有谁最了解这个过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成为再生产领域、关闭学校的社区、对女性施暴的家庭，以及我们为福利和更高的工资而战的生产领域之间的纽带。

我们通过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我们（甲）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单一系统下“两个领域”之间的分析联系起来；（乙）成为受压迫者的论坛，尤其是在斗争尚未普及到工作场所时。那种认为工人阶级无法在再生产领域进行斗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然而，工人阶级确实只能在生产领域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斗争始于生产领域之外。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两次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都始于妇女领导的面包骚乱。

应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综合系统，其中社会再生产支撑着生产，这样理解可以帮助战士们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政治斗争都很重要性，且有必要将不同领域的斗争联合起来。

以生育权为例，这是我们时代的重要斗争之一，争取生育权不是直接的工作场所斗争。生育权只是妇女能否堕胎和避孕的权利吗？

实际上，生育权应该被称为生育正义。妇女的选择权不仅仅是不生孩子的权利，还有生孩子的权利。

美国的非裔和其他有色人种妇女的历史因国家强制绝育而充满血腥气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俄亥俄州、弗吉尼亚州和田纳西州都在考虑为了保障福利而对黑人母亲实施强制绝育。当避孕用的皮下埋植剂首次投入市场时，《费城问询报》的一篇社论暗示这是解决黑人贫困的一种办法。波多黎各的女性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工业界在“靴襻行动计划”（Operation Bootstrap）的经济计划下前往波多黎各寻找廉价劳动力，许多工厂为女工开设了现场避孕诊所，有些工厂拒绝雇用未绝育的当地女性。

此外，生育选择不能只是控制我们的卵巢。而是要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否要生孩子，何时生孩子，生多少孩子，有时间照顾孩子，能送孩子去公立学校，让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不被关进监狱，最重要的是，有一份体面的工资，以便能够决定所有这些事情。

《纽约时报》本周报道称，从2007年到2011年，生育率下降了9%，人口统计学家认为这一下降“从经济衰退时开始，美国人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不那么安全”。[9]换言之，《纽约时报》刚刚发现，大多数普通女性只有在感觉自己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养活孩子时，才会更愿意生孩子！

因此，再生产问题与我们社会最基本的问题息息相关：谁劳动、为谁劳动以及劳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