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笔记——普罗塔利特的历史任务
云志 著
一、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哲学的叙事并非亚伯拉罕一神教（无论是旧式的，抑或是新晋的，譬如斯大林主义）般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而是非线性的对于历史重构，历史好似浪潮一般，时而奔涌向前，时而可耻却不可避免地后撤，其中相互作用的社会集团与要素则与银河中的星辰相属。对于波浪形发展的体会，是理解历史悲剧的关键，无产阶级如同革命的西绪弗斯，潮水涌起时的宏大丧失殆尽，退潮后留下的印记唯有沙坑里泛着光芒的水洼，折射出主体性的获得与丧失。
历史哲学的“死亡被其自身所预告”，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其消亡也一再被宣告，同时也宣告着传统（尽管是自命“正统”）政治乌托邦的幻灭。乌托邦，正因其幻想性而有其实践性——历史哲学不应否认观念转换为现实的可能——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从可能性的黑夜过渡至实在性的黎明”。乌托邦之死伴随着异化的进一步发展。除既有的人与生产关系的异化外，私人关系与思想的异化也达到不可复加的地步。首先表现在人与人的纽带被斩断，且语言的失义；其次，获取信息方式与内容的商品化，在人的思想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
公共群体的瓦解与思想领域无形的控制，将人类孤独地抛至这颗星球上，人类望向文明毁灭的深渊，深渊也以同样的静肃回望。
人的解放，在今天的情况比以往更为依赖核心[1]的重塑与文化的复归。当普罗重铸断剑的碎片，便在悲剧的舞台上发起或许是最后一次但必将是最宏大的冲击。
希望用它的碎片，创造出它所希望。
二、文化、领导权与市民社会
观念，并非属于空中楼阁，恰恰相反，“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新兴阶级思想的胜利往往先于物质的胜利。同时，一个阶级渴望能够争夺历史的主体性，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当我们回忆起席卷旧大陆的法国革命时，必会发现：法国的进程是被饥荒、勇气、知识分子的笔所推动的；第三等级是在工场作坊中、街垒上、书斋里一并形成的。七月十四日的事变的原则在伏尔泰、卢梭、洛克、潘恩等的著作中体现，并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主导——即使是伯克般的保守主义者，也在理论上同意“自由、平等、博爱”。旧制度的文化根源已成了沙滩上的堡垒。先进国家的无产者面对着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当今情况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与无害化的多元主义——也就意味着，尽管先进国家的普罗塔列特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平，却被除政治国家外的市民社会更大程度上地捆住了手脚，导致非工联主义自组织的缺失及战斗少数派[2]同温和多数仓促的割裂——从而间接造成了1917—1923欧洲革命浪潮的失败。
相反，后发国家（其政治制度，文化往往落后于其生产力水平）的无产阶级的困境更多地在于建立新型的文化。当俄国革命在国内阶段性胜利后，俄国无产者以革命的精神制造新文化乃至宗教，然而，随着热月蜕化，无产阶级的文化也随之倒退，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们的死换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们作为联共文化专政的左膀右臂。官僚层的文化建立于对革命的重叙述以及传统的沙文主义与东正教文化保守主义之上，它同时意味着马主义传统的断层与自由主义思潮的异端化。
三、无产阶级与革命的历史前景
二十一世纪的革命是悲剧性的，采用本雅明的话，革命不再是历史的助推器，而是人类走向野蛮的制动阀，即文明与人本身都处于悬崖的边缘，无产阶级不再只是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寻找应许之地的摩西，它同时是人类文明的弥赛亚，试图用残缺的翅膀为文明的露珠遮荫。
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或野蛮”从未有过如今的现实性。
然而，应当考虑无产阶级相较于资产阶级、官僚于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上。力量对比的悬殊。因此，一个广泛且富有战斗性的无产阶级核心以及一个政治上敢于作为的阶级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意味着有机知识分子同无产者紧密地结合，作为后者文化，政治上的导师，同时借后者的力量将“先知”重新武装。倘若无产者与其阶级中的有机知识分子脱钩，那么前者就好似缺乏活塞的蒸汽，仅能支持短暂的、狂热的冲击，而无法长久地致力于根本性的目标；而后者则会成为缺乏兵员的总参谋部。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自组织与自教育认识到了自身的利益所在与历史任务，那么它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阶级，并凭借其纲领的成熟，组织的完善，意志的顽强而夺取政权。它会说：“我曾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我要求什么？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无产阶级在写就历史的同时写就自身，由历史的毁灭同时意味着无产阶级的毁灭，而历史的重生则意味着普罗大众作为个体“人”的复归。
2023年5月
[1] 即普罗塔列特的革命核心，正是在坚定的核心存在的前提下，自组织、自教育（超越经济主义，同时扬弃在市民社会薄弱的国家中并不稳固的目田主义传统）才有可能不限于燧石激起的一星火花的力量与耐力。
[2] 西欧与中欧的少数派同温和派的分裂在思想与组织上都是仓促的（不妨回想起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斯巴达克斯派在战争初期同社会民主党等妥协以及对于内部团结的追求）正是因为其决裂的仓促，斯巴达克斯同盟作为出生的婴儿，肩负起了成人的责任，它未能提出成熟的纲领，适时的口号，并且未能够脱离革命工长而锻炼出自身的先锋力量。这般“低飞的鹰”的命运正是欧洲二十年代悲剧的背景音。然而当战斗少数派有着完备的内部架构，坚定的产业支部（尽管人数不显），成熟的纲领，那么随着它把握住历史的浪潮向前推进，便犹如一根杠杆，撬动旧制度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