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革命进程的第一个十年
[英国]吉尔伯特·阿奇卡（Gilbert Achcar） 著
陈湘 译
别惹蚂蚁 校
Tempest很高兴重新发布吉尔伯特·阿奇卡的这篇文章，该文章首次在这里以英文发表，是于2020年12月16日从《阿拉伯圣城号》（Al-Quds al-Arabi）由阿拉伯语原文翻译过来。Tempest此前没有重新刊登过其它网站的文章，但考虑到原刊在美国相对难以获取，考虑到这一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性，主流自由派媒体的一些较为肤浅、有时甚至是反动的分析，以及作者阿奇卡观点的价值和历史意识，我们很荣幸能这样做。我们感谢吉尔伯特·阿奇卡允许我们刊登这篇报道。我们为了美式英语的流畅，已经对其进行了非常轻微的编辑。
十年前，在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部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 ）镇上一名年轻的街头小贩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国家，然后蔓延到整个阿拉伯语地区，自2011年以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
“春天”的最初几个月是欣欣向荣的，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了整个地区，最终导致了六次大规模的起义，埃及、也门、巴林、利比亚和叙利亚纷纷效仿突尼斯。然而，在那场最初的起义后不久，革命浪潮退去，让位于反革命的猛攻。巴林革命遭到围攻和镇压。叙利亚政权成功抵御了人民起义，该起义转为内战，直到2013年伊朗出手相救。没过多久，埃及发生了反动的军事政变，随后又发生了其它动乱，以及利比亚和也门爆发的内战。这场艰险的失败打消了一切残存的幻想，欣喜让位于悲观，而许多方面则宣布“阿拉伯之春”的梦想已经破灭。
欣喜和沮丧都是对革命浪潮和随后它的复现的肤浅印象的结果。他们都忽略了2011年震撼该地区的大事件的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爆发的深层原因是主要的社会/政治制度转变为发展的障碍，造成了难以解决的结构性危机，导致经济增长率非常低，因此失业率非常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失业率。革命的退潮和随后反动势力的冲击对解决这一核心结构性危机毫无作用，在危机开始以来该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条件下，结构性危机继续恶化。这意味着，2011年的事件只是一个长期革命进程的开始，在现行政治/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必要的根本变革之前，这一进程不会结束。如果不发生这种变化，该地区有可能滑入灾难性的衰退，预示着一个漫长的历史性黑暗时代。
第二个被忽视的特征是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对国家权力的关键杠杆——特别是武装部队——的严格控制。在“阿拉伯之春”的最初几个月，人们普遍期望该地区出现像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平稳的“民主过渡”，这种期望是基于对国家主体及其镇压骨干的稳固性的天真低估，也是基于对统治精英为维护其权力和特权而摧毁国家、屠杀民众或将其赶出国家的意愿的天真低估——叙利亚政权一直这样做的。如突尼斯和埃及等案例中，“深层国家”为了保住自己的根基而牺牲了自己的头部，直到新的头部像冰山一角一样出现时，这种天真的误解就更加严重了，按照著名的歌谣里说的，人们误以为这是人民想要的“政权的推翻”。
综上所述，这两个特点得出的结论是，该地区为克服其长期危机所需的变革，需要具有高度革命决心和忠于人民利益的领导层或人民运动的领导机构。对于管理革命进程和克服困难的考验和挑战而言，这种领导是必不可少的，而在通过赢得社会基础、平民基础和军事基础，来击败现存政权的运动中，这些考验和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样的领导机关还没有出现或占上风，革命进程就会不可避免地经历起伏、革命高潮和反革命反弹的阶段。
阿拉伯革命进程的第一个十年证实了这确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三个国家发生了内战，旧政权以新的面目出现，在埃及更是丑陋不堪——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任何社会稳定。社会爆发和政治抗议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继续发生，如摩洛哥、突尼斯、埃及、苏丹、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等等。
在第一次革命浪潮发生8年后，在两年（2020年）前的2018年12月19日，该地区由苏丹起义开启了第二次革命浪潮。随后在2019年又发生了阿尔及利亚希拉克示威（Algerian Hirak）和伊拉克、黎巴嫩的起义。在过去十年中，总共有十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起义，这意味着该地区近一半的国家和绝大多数的人口都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爆发。此外，几乎所有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抗议活动在过去十年中都有明显增加。虽然Covid-19大流行病确实阻碍了现有的社会斗争，并抑制了其它斗争的出现，但其影响不会持久，更何况随后区域经济危机的加剧只会进一步煽动民众的愤怒。
在起义过程中政治化的这一代革命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以及他们从起义过渡到成功革命的能力的根本前提，在于上述的领导问题，包括组织和政治层面。不仅在阿拉伯地区，而且在全世界，新的反叛一代都对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抱有正确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形式是如何以官僚专制或个人领导的方式结束的，也知道它们是如何为了适应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压迫而背叛自己声称要体现的原则的。因此，新的反叛一代热衷于保持横向的基层结构，拒绝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而选择网络式的协调，苏丹的抵抗委员会（Resistance Committees）就是最好的代表。
在政治上，与历史上所有其它长期革命进程一样，地区进程是累积性的。每一代人都会从其经验和失败中吸取教训，这些教训在同一个旷日持久的历史进程中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二次革命浪潮——或者说一些评论家所称的“第二个阿拉伯之春”——如何避免了破坏前一次浪潮的幻想。我们只需比较一下该地区以军事机构至上为特征的三个国家：埃及、苏丹和阿尔及利亚。虽然在2011年以及后来的2013年，埃及确实存在着对军方“救世主”角色的幻想，但后来苏丹和阿尔及利亚的民众运动都避免了这一陷阱，并重申了他们对平民政府的要求，以此作为民主的先决条件。同样，伊拉克和黎巴嫩的运动都避免了落入教派纷争的陷阱，而教派纷争是统治集团长期以来用来分裂人民和巩固其霸权的手段。
可以肯定的是，从大众的运动，特别是青年运动的现状到实现新一代的进步革命愿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阿拉伯反动秩序继续加强其反制措施，其领导人也阴谋对抗地区革命进程。通往理想的革命救赎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但是因为认识到不这样做的话，另一条路就只有耻辱和灭亡，所以走这条道路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2020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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