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

《取消课外辅导班，还是取消竞争性教育体制》

7月24日，中央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不仅在网络上引发了众多讨论，而且迅速冲击到当下的校外培训服务机构。可预见，前几年非常火的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校外培训与托管机构会遭受重创，更多的“补课”和“培训”会转而在校内完成。但减负喊了多年，学生负担却未见减少，人们的注意力也常常被“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所吸引，而忽略了当下教育问题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根源，与之相关的替代性前景也被人所忽略了。

当问题探讨到这里时，我们已经能看到，要取消竞争性制度，不可能局限在教育领域来实现，而需要社会的整体变革才能实现，因为教育与工作、阶级关系及财富分配、家庭系统、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发展、地域平衡等情况等都密切相关。只要经济与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竞争，存在着阶级对立，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都存在着贫富分化（甚至不需要是很悬殊的贫富分化），那么，竞争性教育都是社会难以避免的选择，人们就力争要通过增加家庭教育投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来提升分数，为未来收获更高的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多数工人工资水平很低，农民收入更低，地域经济差距大；城市房价高企，白领阶层焦虑严重，更加剧了教育中的竞争。因此要结束竞争性教育，要真正减负，使儿童有真正自由快乐的童年，让青年有依据兴趣与个性自我发挥的馀地，那么结束阶级对立，结束不均衡发展战略，结束普遍的低工资和加班，结束贫穷，就是必然之义了。

《汶川地震13周年祭：漫谈“范跑跑”事件》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对我们来说曾经悲痛的记忆已经渐行渐远。然而，我们并非生活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时空之中。现在是过去的延续，继承了过去的一切，如果没有对过去的反思，便无法拥有未来。很遗憾的是，我们对当年的反思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备受争议的建筑质量问题，还是地震发生后的各种事迹，仿佛都成了逐渐消散的幻影，想要努力抓住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去。

无论如何，反思仍然需要进行。本文选择当年著名的“范跑跑”事件，谈谈教师群体今天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由于教师在整个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教师当成普通的服务业工人，需要重塑教师的权威性。很多人一提到权威就开始反对，认为这会回到过去那种状态，教师利用手中权力压迫学生和家长。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教育作为一项科学性的活动，它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与方法。与其说是遵循教师的权威，不如说是遵循教育的权威。而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没有权威性根本无法组织起教育活动。权威必须从这个角度理解，也只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们绝不是要回到过去腐败横行的状态，那种不受监督的教师本人的权力对任何人包括教育事业本身也是损害。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威机制，它不仅需要明确单个教师的权威，还需要其他教师、学生、家长、校方、社会力量等各方的监督并明确各方的责任。这并不是空想，在很多重点学校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一套监督机制（比如惩戒权与惩戒方式的明细化，学生与家长参与进学校管理等），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进行创新。

权威自然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基础。教育产业化使得教师的权威下降，地位变得类似于服务业工人，那么自然需要扭转教育产业化的趋势。这也不仅仅是单独的教育界问题，需要打破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则，否则教育产业化是迟早发生的事。如果就目前来看，加大教育投入，兴办公立学校，增加教师数量，提高教师待遇，推行小班教育等都是必要的途径。但我们需要明白，资本主义下无法真正解决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当然，根本上说，如果教育仍然只是作为个人奋斗的工具，那么教师的工作中心永远只会放在学习成绩上，对学生的个人成长乃至健康安全不会花多少心思。理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以学生的个人成长为主，拥有自己适合的教育。“因材施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然而现在的实践是完全背离。这种背离不仅仅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就算在以前也同样如此。我们并不需要在现在还是过去做一个两难的选择，而是应该面向未来的第三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