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史

俄国革命史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与被歪曲原因的一把钥匙。“1917年俄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系列文章”还原了真实的俄国革命过程,相信会更新读者对俄国史的认知。

1917-1924年的苏维埃政权图存时期,给古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换言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然而,1922-1939年斯大林官僚集团的崛起,使这种黄金发展时期难以有延续的可能。一方面,对反对派的大清洗使得无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实践与反思经验的党员与工人遇害;另一方面,为了给倒行逆施的政策提供辩护,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理由,斯大林官僚集团不仅篡改了古典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而且窒息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讨论。经过篡改的版本通过官僚化后的共产国际以及各国的革命政党官僚集团得以传播出去,直至今日依然误导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要用马克思主义引导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首先必须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去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得从源头出发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这一源头在历史时间轴上便是1922-1939年,即斯大林官僚集团形成并最终从党、苏维埃、工会、共产国际篡夺了政治权力的历史过程。

关于十月革命,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史事

2023年11月7日 一、第一个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组织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民主工党区际联合组织(简称区联派)。……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介紹》

2017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历史证明,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的二十世纪。虽然这场革命所建立的苏联政权最终在25年前解体,但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无论左翼人士对待苏联采取怎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对其过程的了解并不准确,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被这场革命所影响。

但是,这场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很大程度上被谣言、歪曲和政治宣传的迷雾所笼罩。而这种政治宣传不仅来自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同时也来自那些视自己为革命的捍卫者的人。为了穿透这层迷雾,一个由激进历史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与《雅各宾》杂志合作,从总体上属于左派的观点来撰写关于这场革命各个方面的短篇文章。为了获取更多不同母语的读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志愿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章将以英文刊登在《雅各宾》( Jacobin Magazine )网站,其各语言版本将全部或部分地刊登在其它网站及博客上。

《1917年的妇女》

2017.5.24

据许多同代人和历史学家说,这些为面包骚动的妇女——为追求纯粹经济目标而用历史悠久且“原始”的方式抗议,行为出自情感而非理论的准备——无意中掀起了推翻沙皇的风暴,接着她们就消失在男性工人和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庞大队伍背后了。

然而从二月罢工一开始,反战的政治口号就已交织在抗议中了。妇女们的大胆、决心和手段表明她们懂得问题的根源何在、工人团结的必要和把士兵从保卫沙皇政府争取到支持起义上来的迫切需求。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

1982年1月1日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11月刊上发表了道格·詹内斯(Doug Jenness)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1905至1917年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俄国革命观。而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俄国社会主义者在那个时期提出了三种——而非两种——不同的革命基本战略……在关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及其战略任务的观点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分为三,而不是一分为二

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涂鸦

《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将民主斗争(消除压迫,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与社会主义(一种大多数人民拥有并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允许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斗争结合在了一起。它同样将俄国革命斗争与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结合在了一起。

托洛茨基的理论包含三个基本点。第一点是俄国民主革命斗争只有在得到得大多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其二是,这次民主革命会在俄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一切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关系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第三点是,这个过渡时期是国际革命进程的一个部分,其任务在于促进、并取得国际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与今日》

把列宁与斯大林两人并列,都用来跟雅各宾派比附,是不对的。首先,把列宁跟斯大林并列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所谓的清洗跟斯大林的清洗完全是相反的,两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列宁所谓清洗是清洗投机分子,斯大林的清洗是清洗革命分子,清洗革命元勋,是利用官僚和新参加的投机分子来对付忠实的革命分子,对付不肯向斯大林反动屈服的分子,跟列宁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斯大林所干的哪能说是清洗!是弄脏,不是清洗。

把斯大林跟雅各宾比附也是不正确的。严格来说,雅各宾党的恐怖行动不是整个雅各宾党,是雅各宾党里面的左派、罗伯斯比尔派的行动,主要是用来针对右派,不仅针对雅各宾党外的右派,也针对雅各宾党内的右派。当然,他也打击了一部分极左派。所以,罗伯斯比尔派的恐怖主要是针对反革命的,是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最高峰,特别是在恐怖的初期,那是进步的、必要的措施,只是后期过分扩大了。

1917年7月,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他是社会革命党领导成员)召开军事会议。转自网易新闻

《十月革命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说客观因素决定了革命必然会爆发,那么革命的主观因素将决定着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会取得怎样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因主观因素可变性强,其偶然性也更强些。就推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讲,无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自发地参与反抗的群众,一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党——布尔什维克,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化出来的左翼,如左派社会革命党;而阻碍十月革命的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富农、地主、军官与文官等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还有是温和派社会党人,如孟什维克的绝大多数派别,社会革命党,及资产阶级的人民自由党等。两者力量的对比及推动力量与反对力量各自内部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十月革命的成败。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彼得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普蒂洛夫工厂工人的游行示威。维基媒体。

《工会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1920年

苏维埃俄国是否存在工会?它们在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仍不可或缺?它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它们的结构如何?它们有着怎样的未来?

洛佐夫斯基同志说,“撇开工会或抗衡工会意志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同志也曾说过,如果没有工会的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不能维持哪怕两周。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聚会的工人。照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二月之前》

2017年3月8日

还有,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坚强的社会主义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来融入工人。数千革命者在1905年及随后的镇压中失去生命,还有数千人被征发送去前线以清除工人运动中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事实上,沙皇的警察几乎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消灭了有组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但是,十多年来隐蔽的激烈冲突、地下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种子已经扎根了。

不像德国和法国大部分重要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层在一战中都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反对战争、国际主义的原则。总的来说,圣彼得堡事实上涌现了大量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组织在处于各种竞争与合作状态的党团里,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社会革命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

《从二月到十月》

2017年5月11日

“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号之一。它与“平等、自由、博爱”(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并列为整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象征。它是由三个词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权”,而“sovetam”=“归于苏维埃”。俄语字汇“sovet”仅仅意味着“建议”(advice),并由此衍生出“咨议会”(council)。

对另一个俄语字汇“vlast”的解释较具挑战性。因着诸多理由,“权力”(Power)并非全然充分的翻译。Vlast相较于英语字“power”有着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权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拥有vlast,你必须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必须有能力决策且务必让决策被执行。为了试图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英语中vlast经常被译为不合俄语习惯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将互换使用“power”和“vlast”。

图片说明:引自Wikimedia Commons,1905年敖德萨事件后,犹太人劳动联盟(Jewish Bund)的成员,围绕在死难同志的遗体旁。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

2017年6月22日

尽管布尔什维克坚持认定反犹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现象,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类。反犹主义会以一种高度复杂且出人意料的面相,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分野中。这一点,将会于6个月后的1918年春季,在第一场原犹太栅栏区内的反犹骚乱发生时,尖锐地暴露出来。在乌克兰北部城镇,如格卢霍夫(Glukhov),布尔什维克藉助当地党员干部与赤卫队的反犹暴力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18年,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斗争,其目标往往是其群众基础内的反犹主义斗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十月革命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历史时刻来纪念,正是她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同样应该被铭记的,是革命内部的种种复杂性。

《暴力与1917年革命》

2017年7月17日

革命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暴力也具有许多面相。1918年初,俄国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它呼吁和平,并号召民众奋起保卫和平。

但欧洲的霸权既不想要和平,也不想在家门口看到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轴心国撕毁了停火协定,自己在东线战场施以暴力,同时还支持俄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事实上,假如没有外国干涉,之后的那场内战根本不可能持续。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科尔尼洛夫政变》

2017年8月

有人说,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克伦斯基却动员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团体阻止了这场政变,而布尔什维克,据说不择手段地利用了此时的混乱,夺取了政权。还有些人说,克伦斯基为了推翻科尼洛夫而发动政变,却无意中为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这一解释引起了一个疑问:克伦斯基为什么会背叛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来削弱自己的权力?

答案在于,科尔尼洛夫在1917年策划了两次政变:一次是与克伦斯基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另一次是反对临时政府本身。他最终的失败提醒了我们,从俄国革命的规模来看,历史不是由英雄成就的而是社会力量成就的,它为个人的行动创造了环境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聚会的工人。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

2017年10月31日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事实上是十分清晰的。这份遗产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勇气(“They dared”)。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夺取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保卫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们是一支忠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要且想要的领导。

因此,十分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与公众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被意识形态煽动的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恐怖的罪恶。根据这种观点,十月革命被认定为是一个武断的行为——它使俄罗斯驶离了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轨。而且十月革命导致了一场使俄罗斯陷入废墟的三年内战。

列宁和他的一群同志在红场。1919年5月25日。斯米尔诺夫(Smirnov_N. )摄

《震撼世界的那天:十月革命》

2017年11月7日

1917117日的故事。在那天,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历史。

二十五日的黎明渐近。已陷入绝望的克伦斯基向哥萨克人“以祖国的自由、荣誉和光荣的名义”发出了呼吁:“行动起来协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民主,和临时政府,并挽救正在消逝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哥萨克人希望知道步兵团会否出来。当得知政府的答复是“不肯定”时,几乎所有极端政府派分子都回答说,他们不愿意单独行动,“当活靶”了。

1905年芬兰赫尔辛基总罢工期间的人群。来源:国家文物委员会,印刷品和照片档案。

《芬兰革命》

2017年5月

因此,芬兰革命不仅表现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而且还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对放弃议会舞台犹豫不决;低估群众行动;还有为了党的团结,向温和的社会党人妥协的倾向。

瑞典反对食品短缺的母亲游行

《瑞典土豆革命》

2017年11月8日

似乎是出人意料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产生的影响首先在中立国瑞典感受到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因为周遭的冲突,遭受了粮食短缺和一些其他的困难。

《葛兰西与俄国革命》

一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当中包括有自称左翼的)会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霸权理论)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两者对立起来,甚至硬说葛兰西在狱中的思考最后是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对这种说法提出驳斥,指出在葛兰西的写作里,俄国革命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参照,这点直到他去世从没改变。

托洛茨基在阅读《战士报》(The Militant),日期不详

《自下而上的历史: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重读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2017年12月1日

鼓励更多人阅读《俄国革命史》有很多理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和力量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希望在面世二百周年时,托洛茨基这本著作不再孤单地待在书架上,因为那时将会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涌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家。

维克托·塞尔日,俄国革命的记录者

《黄金时代》

2017年12月18日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革命,与此相反,世界革命一直是他所有政策主张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平协定将点燃德国国内的革命,解释说“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他告诫左翼不计代价地守卫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苏维埃必然与其它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列宁回应道:“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7年。克里斯塔斯塔特(Kristallstadt)

《1917年的革命民主》

2018年4月27日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不民主地夺取国家权力。布尔什维克在二月之后没有允许自由民主的发展,而是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1917年的俄国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参与的替代形式——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或者其它形式——是否可用?与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但不反民主,反而支持当时最激进的民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企图限制这些力量的计划。

索尔仁尼琴

《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攻击》

1974年5月9日

《古拉格群岛》证明了一种三重悲剧。首先,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部分老干部,而加诸于他们的罪名都是捏造的,这是第一重悲剧。其次,苏联当代的反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体验,使他们拒绝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导致他们弄不懂斯大林镇压的原因、看不清苏联的当前现实、找不到解决苏联危机的出路,这是第二重悲剧。第三,作者虽拥有过人的才华,却无法理解他所面对的邪恶的根源及性质,于是他得出了反动的结论,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斯大林及其刽子手曾用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的理论——有人利用同样的理论,来为新一轮对苏联政治反对派的镇压辩护——这是作者个人的悲剧。

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挣扎的时代。这种垂死挣扎拖得越久,野蛮、血腥镇压、以及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就会越加严重。从这个历史意义上来说,斯大林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像希特勒、奥斯维辛、广岛以及落在越南的炸弹和落叶剂一样,他并不是苏联社会或十月革命的产物。

从更狭义和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斯大林恐怖是苏联政治反革命获胜的产物。索尔仁尼琴武断地在刽子手及其受害者之间划上等号,而斯大林不得不消灭了领导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国家的整整一代革命者,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反驳索尔仁尼琴。这种政治反革命反过来代表了一定的物质社会利益:特权官僚阶层一方面以社会主义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关系为其基础,另一方面,它又独占了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从持久的贫乏状态中捞取了巨大的利益,并竭力捍卫这种控制权和利益。

索尔仁尼琴和那些和他一样思考的人拒绝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们无法解释对他们造成深刻影响的那些事件。托洛茨基喜欢引用斯宾诺莎的名言:“不要笑,不要哭,但要理解。”索尔仁尼琴苦笑了,流了很多泪。但他还是没有理解。

7月事件中,持枪包围塔夫里达宫、要求临时政府让权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略评十月起义中军事行动的得失》

以对普通士兵的政治宣传为基本斗争形式;胜负在实际交火之前便可分出;如果出现交火,通常也只是对新的力量边界进行试探性确认,故而不会造成太多流血——这即是在1917年的俄国出现的一种全新政治战。它并非首创于十月起义期间,早在当年8月临时政府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时,即得到了广泛应用。临时政府与彼得格勒苏维埃争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控制权的斗争,基本以此类方式进行。一个例子是,10月23日下午,彼得保罗要塞驻军通过集会和公开辩论,决定彻底倒向军事革命委员会一边,设在冬宫的临时政府因此直接暴露于涅瓦河对岸大炮的威胁之下。托洛茨基曾在《俄国革命史》中以此事为例总结道:“又一次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在交锋之前未经流血便解决了,这就是十月起义,它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但是,和平斗争方式的无节制使用,在降低战场伤亡的同时,也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由于有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成功经验,卫戍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于相信宣传和鼓动可以彻底平定事态,对军事手段采取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某地发生了武装冲突必定是出于一些可悲误会。在战斗中他们并不认真,常寄希望于敌方自动停止抵抗,甚至在执行封锁、搜查、逮捕等难度较低的准军事任务时,也会犯不应有的错误。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彼得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普蒂洛夫工厂工人的游行示威。

《从妥协到夺权》

2017年11月7日

1917年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态度从愿意与首都谈判逐步转变为准备革命。

截至3月底,在彼得格勒的15万名士兵有多达2000名代表,而大约40万名产业工人却只有800名代表。尽管纺织女工在2月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苏维埃的绝大多数成员却是男性,只有几十名女性代表。此外,这些大会既杂乱又喧闹,这意味着大部分真正的事务都是由执行委员会处理的。

这个委员会的目标远不如工人和士兵们雄心勃勃。它不想着去夺取权力,反而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自由派盟友施压,要求组建政府。就像尼古拉·苏哈诺夫写的那样,孟什维克认为,“取代沙皇统治的新政府必须完全由资产阶级组成”。

事实上,很难将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政绩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政绩区分开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各派系领导人对大多数原则问题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