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苏茜·韦斯曼 著

赤心、吕杨鹏 译

1917年十月至1918年四月期间，布尔什维克政府制定了历史上最激进的民主政纲。

1928年，恰好革命胜利十年，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在列宁格勒开始写《俄国革命的第一年》。

一年前，苏联共产党开除了左翼反对派，塞尔日也是其中一员。三个月后，斯大林政权逮捕塞尔日，拘留了他七到八周。不久之后，他得了肠梗阻，差点要了他的命。痊愈后，塞尔日承诺要承担起见证和记录这个时期的“有用的证词”的责任。

左翼反对派成立于1923年，它的知名成员是列夫·托洛茨基，目的是反对不断增长的官僚势力和特权，这股势力和特权像癌症一样扩散到党和国家里。它抗议民主的消失，令人窒息的官僚独裁，稳健的工业政策的缺乏，以及斯大林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意味着不仅抛弃俄国革命的国际性，也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左翼反对派旨在扭转这个使得革命远离其初衷的偏向。

在《第一年》这本书里，塞尔日体现出强烈的党派倾向；但尽管如此，他是个诚实严谨的、保卫着革命运动及革命理想的人。与他的其余作品不同，这段历史没有基于个人经历。塞尔日出生在比利时，父母是流亡的俄国民粹派，他在政治和地理上的经历是，在比利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到法国转向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被当作“非法分子”，在西班牙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

彼得格勒的男男女女离开他们的工厂走向街头，在后来以二月革命著称的事变中推翻了俄国专制政府，那时他在巴塞罗那。塞尔日动身前往革命的俄国，但被当作“可疑的布尔什维克分子”扣留在法国集中营里达十五个月。在一战末的战俘交换中他最终被交换释放，直到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初才抵达苏联。

塞尔日根据亲身经历的目击者证词，以及大范围的基础文件和文本来构建他的历史。这是一部坚定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面对着对这个新生的政权及其批评迅速成堆的谎言和歪曲，它吐露了真相。

塞尔日在《第一年》中的主要结论是，革命是工人自我组织和民主的空前浪潮以及崛起的苏维埃权力的表达。甚至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末，他仍觉得有义务去拆穿浮现的谎言——由全世界反革命散播——即：十月革命代表了一小撮阴谋者图谋从一开始建立权力垄断的政变。

塞尔日的书，甚至是他的全部作品作出系统的论证来支持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革命代表了群众民主制度的政治胜利，这个制度致力于实现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社会政治转变的纲领。他也断言，哪怕这些制度很早就同革命进程本身一样开始腐朽，也改变不了上述事实。自革命以来和革命初期所涌现出来的丰富的学术成就能证实塞尔日的论点。

受到塞尔日和最近研究的鼓舞，我主张工人自我组织和工人民主开启了群众革命的时代，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世界历史，十月起义是它们在历史上空前扩展到顶峰的产物。我们可以将俄国革命的“黄金时代”以下列词语概念化：革命的发展拓展了工人民主本身；只要工人权利在民主制度下得以实现，持续下去并进行自我传播，那革命就会兴旺，并取得成效；随着民主的衰落、削减，以及最终“干瘪”，革命就开始衰退。

从二月到十月，苏维埃成为成熟的革命进程的主要组织实体，是工人民主的体现，在政权方面更处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这些自我组织的代表会里影响剧增，以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名义和利益发言，而工农自己的主动权和群众行动都推动他们自己走向布尔什维克。

到了1917年的夏秋，布尔什维克在全国城乡苏维埃里赢得了大多数，因为他们的纲领符合工人、士兵和农民的要求，他们的组织很灵活，能够快速地将活动者整合到一起，并响应他们的首创。

1917年十月末，布尔什维克领导了推翻临时政府的起义，当时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打算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起义开启了通往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利益的正式和非正式胜利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决心将带来和平、土地和面包的纲领贯彻下去，将工厂置于工人监督之下。这些是人民的要求，由苏维埃表达了出来。

然而，俄国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不发达成为障碍，这点现在很好理解了。即使在革命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为实现其承诺所采取的步骤不经意间设置了障碍，阻止了进一步的发展或引起了反革命进程。革命的进步同时也是带有自我局限的进程，因为它的成就为它的更大前进制造了障碍。

从起义到黄金时代

1917年二月沙皇退位时，塞尔日写道，“不大可能的事成真了。”革命的火车开动了，它不会停在半途：农民会夺取土地，工人会夺取工厂，人类会迈出向前的一大步。

全世界工人带着欢喜的心情祝贺革命，因为它代表了他们最广泛的愿望，“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工人的新民主。”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士兵将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集体组织起来建立委员会和代表会——在俄国，这称为“苏维埃”——发展出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领导人和权力。

尽管遭遇了重大的阻碍，在二月革命性的颠覆到十月起义这段时期内，工农机构的民主权利持续发展。

激进群众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夏秋，它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赢得绝大多数——之间的互相影响将这些代表会革命化。但这是双面作用。因为工人、士兵和农民采取激烈的政治主动，他们愈益打动着布尔什维克党，而反过来又被党的活动家所影响。

从这个优势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布尔什维克获胜了，因为他们快速响应人民的要求、目标和情绪。工人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了他们自己的组织，恰如他们直接与其它党的成员进行合作。用维克托·塞尔日的话来说：“只当布尔什维克代表群众时它才是伟大的。”

到了1917年9月末，布尔什维克在整个俄国苏维埃中赢得了多数，意味着他们能够在预定在10月25日开会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得到决定性的支持。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现在会支持起义。

左派社会革命党也得出同布尔什维克和大多数苏维埃一样的结论：他们不得不与有产阶级和“开明中产阶级”决裂。起义后，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一同参加了新的联合政府。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他们控制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确认支持新政府的工农联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农政权。

10月22日，当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按计划就起义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时，集会的群众挤满了会议大厅。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指挥了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回忆说托洛茨基身边的人处于一种“狂喜”的状态。当托洛茨基宣读完一份决议，要求人们做好为工农献身的准备，并问谁能够参加时，密匝匝的人群齐刷刷地举起了手，好似一个人一样。塞尔日写道：

托洛茨基说：“让此刻的选择成为你的誓言，为苏维埃的事业竭尽全力。只有这样，革命才会获得成功，人民才能享有土地、面包与和平。”人们随之起誓。从数千人、数万人到数十万人，这一场景在彼得格勒各处屡屡重现。无疑，起义已经开始。

而10月25日当天的革命，倒显得虎头蛇尾，且几乎不涉及暴力，至少在彼得格勒境内如此。托洛茨基曾把革命看作一场争取军队支持的博弈——谁获得了军队的支持谁就是赢家。就此意义上来说，布尔什维克可谓大获全胜。所有的彼得格勒驻军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和革命。早在10月21日，驻军就已经奉苏维埃为“最高权威”。

当布尔什维克与赤卫队向十三名临时政府部长躲藏其中的冬宫进发时，守备的士官生营和妇女营很快就投降了。传奇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喀琅施塔得水兵开炮了——却是一发空炮！赤卫队护送临时政府部长们离开冬宫，没有发生劫掠或暴力行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说“我们将着手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秩序。”

在彼得格勒，革命得到了有效组织，轻松获胜。被塞尔日描述为“肩挎一杆枪的工人”的赤卫队，其成员多为工厂委员会和地区组织内选举产生。除了成年男子外，亦不乏纪律严明的妇女和青少年。在莫斯科，起义准备不足，遭遇的抵抗也更为顽强。工厂主同工人激烈交火，而莫斯科苏维埃还没能建立赤卫队。到白卫势力投降时，巷战已持续了六天，造成数百人死亡。与彼得格勒一样，反革命分子被释放，并获得了保障安全的承诺。

十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社会。尽管只持续了极短暂的一段时间，却使另一个阶级第一次掌握了政权，以一种高度民主的代表会形式组织起来，将人们能够想象的最激进的社会改革付诸实施。布尔什维克不是向人民发号施令，对来自底层的主张通常报以无保留的赞成，布尔什维克也因此获得了民主的合法性。

革命后的那段时光：出台土地法案，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农民；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及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获得了和平；《俄国人民权利宣言》中规定了平等、主权，以及民族自决权，也包括各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如芬兰即独立了；废除宗教特权；一切少数民族与种族的自由发展；并发布了一份面向俄国伊斯兰工人与东部地区的呼吁：

从今往后，你们的信仰与习俗，你们的民族与文化制度，都将获得自由的、不受干扰的发展。去吧！无拘无束地组织你们的民族生活吧……你们必须成为自己家乡的主人……你们的命运将由你们自己掌控。

与此同时，新政府以人民武装作为执法力量，取代了旧有的警察与军队。

由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起草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予所有劳动者以自由的保障。塞尔日反对那种把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国家描绘为官僚极权的局外人的神话，他评论说：“没有人会为了一个极权国家而战斗；使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是一种新的自由。”

新政权对待报社的方式可以看作这种自由的例证。布尔什维克想要所有报社都远离资产阶级分子的控制。托洛茨基坚持“任何公民团体都应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报纸”，列宁也发表一份提案，提出任何受到一万至一万五千名工人支持的公民团体都有权创办自己的报纸。

工人苏维埃控制了工厂。11月4日通过的法令邀请工人“通过自己的委员会来规划自己工厂的生产、簿记和融资”，以使对工作场所的占领成为工人掌权的基础。工人们要求查看本公司的商业机密——他们的口号是“翻开账本”——并让曾经的管理者将生产经营的奥秘教授给他们。在革命后第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就得以确立。

11月10日的法令赋予市级苏维埃“征用、借调、没收财产的权力”，要求他们“拿出措施”以解决住房危机。新政权取消了债务，将银行、商业信托（trust）、卡特尔（cartel）统统收归国有。

如约翰·里德所言，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篡权实际上是由勃兴的公共情感所赋予的权力。”苏维埃政府高速运转，使革命的要求得到满足，努力拓展民主，将自己的控制延伸至旧帝国全境。

为了这一目的，苏维埃没收了普提洛夫工厂（Putilov）、1886年电气公司（1886 Electric Company），废除了商业机密；他们在铁路系统内建立了八小时工作制，终止利息与股票的分红。他们取消了军队与文职的等级制度，从教会的手中夺回对教育的控制，建立了文明的结婚与离婚制度。

这些激进措施标志着一个崭新民主社会的创造性开端。

立宪会议

二月之后形成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双峰并峙的局面。布尔什维克一直呼吁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举措——但是临时政府，受到有产阶级的压力，对可能的结果惊恐万状，不断设法拖延选举。

十月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政治形势，而立宪会议选举在其后不满一个月时仓促进行。

所有的政党和阶级都得以参与，表达着充满差异，甚至互相抵牾的期望。社会革命党人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相信他们能够赢得多数并成为执政党。

不幸的是，俄国革命后的巨大变化未能在过时的候选人名单中得到反映。固然，社会革命党以58%获得了多数，但这份名单无法体现社会革命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之间的分裂，彼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已经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5%的选票。孟什维克只得到4%，立宪民主党及其它资产阶级政党统共获得13%。这一选举结果对民主制和苏维埃政权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立宪会议本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一直以来的目标，如今，他们虽然获得了多数，却已无法撤回十月革命，无视苏维埃的存在，限制布尔什维克在新政府中的作用——这些举动等于同苏维埃所代表的工农政权公然作对。

困局是明摆着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苏维埃中以民主的方式获得了领导权，且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实现和平、土地、面包的革命目标。立宪会议反对这一革命主张。

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危机同样尖锐——他们赢得了政权却面临着失去控制的风险。社会革命党人获得了农村地区的选票，而工业城市普遍支持布尔什维克。列宁原先估计掌权的无产阶级很快能将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却不曾料到会出现一个社会革命党占多数的立宪会议，使革命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列宁于《真理报》上发表了他反对议会民主的观点：

立宪会议作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的最高形式，在社会民主事业中有它自己的地位。然而，苏维埃却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民主，是唯一能够保证不间断地迈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

维克托·塞尔日详细记述了布尔什维克应对挑战的策略。斯维尔德洛夫将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ia-chinese-lenin-19180103.htm）提交给立宪会议进行审议。

这份决议不加掩饰地将立宪会议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要求会议：“通过土地的国有化，以公平获取和使用的原则向所有劳动者分发土地。通过苏维埃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立法……通过对银行的国有化……通过对生产和运输设施的没收……彻底解除有产阶级的武装。”

决议同时规定立宪会议在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原则的体现，其职责和任务。

社会革命党多数派拒绝讨论这份宣言，但他们的争吵持续到深夜，直到解散立宪会议的提案于凌晨四点由布尔什维克提出。这份法令签发于1918年1月6日夜，写道：“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已完全不能同社会主义的建设相适应。”

形势所迫，社会革命党人的选择所剩无几。要么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会议，并接受其后可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很可能会引向他们的自我毁灭，要么像他们在真实历史中所做的那样，解散立宪会议。

土地归农民所有

10月26日由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综合了各地农民苏维埃的242项相关立法。法令代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农业改革计划，如今却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由布尔什维克将其付诸实践。

该法令的第一条：“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不付任何赎金。”所有不动产及其附属的所有家畜，教堂及僧侣的财产，现在都属于农民苏维埃所有。这一声明代表了民主的顶点，并将农民团结在苏维埃周围，他们现在将苏维埃视为人民权力的代表。虽然该法令并没有废除私有制，但其剥夺了地主的财产。

同工人自主管理的法令一样，土地法令仅仅是一种对自下而上行动的支持和承认。在起义时期，农民已经占领了大庄园。政府中的工人代表正是要通过赋予农民财产，将他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以对抗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除此之外的任何事，譬如将土地国有化，实质上都是不民主的。列宁评论说：

作为一个民主政权，即便我们不同意人民的主张，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忽视这些主张……在建设新型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人民的生活需求，并保证人民自主的创造性享有绝对的自由……假如农民们想要自己解决农业问题，我们最好就不要插手！……他们需要得到不会再有任何地主的保证。农民们能够做自己生活的主人。

农民得到了土地，这既是新的革命政权所取得最大的民主胜利，却同时也成了继续推进革命的最大障碍。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因其最重要诉求已经得到了满足，自然会坚定地保卫革命。然而，分田地的保守性后果也在逐渐显现。农民变成了一个个小地主，对农业集体化持抵触情绪。

小农经济无法显著提升农业生产力，不能提供支持国家发展所需的农业剩余。可任何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尝试都会侵犯大多数小农的利益。

这一决定使得革命政权无法在民主的基础上推动更为激进的左翼变革。在其它国家促成革命以获得支持变得尤为关键。

战争与和平

1917年11月，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代表俄国就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谈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作为谈判成果，因其所作出的巨大让步，被视为耻辱的和平。

党内一度因谈判而陷入分裂，列宁主张放弃领土以换取和平；左翼共产主义者想要启动一场针对德国的革命战争；托洛茨基则倾向延续现有的相持态势，寄望于拖延谈判能引发德国工人的起义。

列宁赢得了辩论。斯大林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这场讨论成为了布尔什维主义最为闪耀的时刻——他们将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付诸公众辩论，以民主的方式在三个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并一同面对选择的结果。

列宁之所以赢得辩论，在于他将自己的论点构建于严酷的现实之上，而不是左倾的情绪。列宁激烈抨击党内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对革命战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醒他们旧帝国的军队已不复存在，而新的军队还处于组建阶段。人民已经被战争搞得筋疲力竭，不可能要求那些刚刚离开前线投身革命的士兵们重返战场。列宁并非是长德军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他只是在陈述俄国方面的真实状况。

托洛茨基的主张，看上去更合情理，得到了不少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将革命拓展到其它国家对苏维埃的生存至关重要，而西方的无产阶级也都翘首以盼，等待着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和领导。在托洛茨基看来，拖住德国是对西方工人阶级的有力支持，而单方面媾和则等于是向德国帝国主义缴械投降——更别提战争将会在西线战场长期持续下去。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革命，与此相反，世界革命一直是他所有政策主张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平协定将点燃德国国内的革命，解释说“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他告诫左翼不计代价地守卫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苏维埃必然与其它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列宁回应道：“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

然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灾难性后果是无法掩饰的。俄国丧失了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及乌克兰境内的大片领土：27%的国土，26%的人口——其中40%为无产阶级工人，三分之一的农产品（小麦产量则丧失了55%），四分之三的钢铁产量，26%的铁路网。另一项重大损失是牺牲了芬兰公社，酿成了1918年的流血事件。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布尔什维克为了在俄国建设一个新的革命社会急需和平——毕竟，十月革命就是以追求和平的名义发生的；然而，由于终止同德国的交战状态，他们放弃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削弱德国的军事力量以支持德国工人的革命。

这种支援是双向的。布尔什维克也需要西方更为发达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发生革命。俄国革命如果孤立无援，同世界隔绝开来，仅凭自身是无法取得成功的，更谈不上促成其它国家的革命。

布尔什维克无力强迫其它地方进行革命，而没有更多的工人国家，他们自己的革命也无法存续。他们所提供的支持，只能是作为革命的榜样，去构建最为激进的民主社会，由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苏维埃进行统治，使之成为世界工人斗争的灯塔。

民族自决及其后果

与和平协定、土地分配相仿，布尔什维克在处理民族自决的问题时，革命的良善主张也同样构成了将革命推向前进的障碍。民族自决的实现，激励了全世界朝着更为民主的方向迈进，但就芬兰的例子而言，却也为反革命敞开了大门。

芬兰自1809年以来，就作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自治地区而存在，但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人引用布尔什维克的自决原则，提出了独立的主张。12月18日，人民委员会（Sovnarkom）通过了芬兰民族独立的决议。不幸的是，这一法令赋予自由的对象是芬兰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芬兰的工人。

俄国革命严重加剧了芬兰社会的两极分化，独立则使阶级对立浮出水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希望芬兰工人能够加入他们的革命，作为革命西进的第一站。然而，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支持资产阶级的独立主张，发动革命的努力归于失败。没能以工人政权取而代之，苏维埃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控制的参议院的合法性。

芬兰社民党效仿德国社民党的模式组建，1916年取得了议会多数。他们投票推动八小时工作制和其它社会立法，寄望于通过投票箱来实现社会主义。

局势愈加紧张，1917年11月14日爆发了一场高度政治性的大罢工，时间距十月革命不过几周，地点离彼得格勒也很近。社民党担心引发镇压，接管了大城镇和整个芬兰南部地区。

社民党在议会内外摇摆不定。效仿布尔什维克，他们支持工人管理工厂，并控制了银行。劳工团体将工人组织成赤卫队以保卫斗争的果实，流血冲突接连不断。

塞尔日责怪芬兰社民党领袖不够坚决，称之为半途而废的革命。时任社民党领袖的库西宁（O.W.Kuusinen）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后来说“不愿拿民主选举的成果去冒险，期望这一历史转折性事件能够因高超的议会谈判技巧而得到圆满解决，我们等于是在回避革命。”

芬兰既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警察力量。资产阶级着手组建了国民警卫队，有时也被称为消防队，担任司令的古斯塔夫·曼纳林（Gustaf Mannerheim）是旧俄军队的将军。这支武装被称为白军，志在使芬兰摆脱俄国的控制，保卫资产阶级统治免受益发高涨的激进劳工运动的侵袭。曼纳林依靠德国及其它国家的援助，最终击败了红军。

另一面，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红军，得到他们布尔什维克同志援助的希望却落空了。只有为数很少的俄国人同芬兰红军一同作战。想要抵挡曼纳林的白军，红军必须得到苏维埃军队的支持，而此时后者却受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约束，动弹不得。

列宁承诺提供步枪和大炮，但这些装备直到战斗打响也没能就位。以追求和平、尊重芬兰的民族自决之名，布尔什维克亲手为芬兰革命盖上了棺盖。

1918年芬兰红白军之间的战争短暂而血腥。4月初，曼纳林的部队在一场残杀妇孺的屠城后占领了赫尔辛基。3月16日起在坦佩雷开始的激烈战斗，到复活节时以白军的占领告终。

工人遭到围剿，很多人被枪杀，大约八万名红军被投入集中营，有一万二千人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里面。

随之而来的恐怖清洗导致三万人死亡，其中两万五千人是红军战士。塞尔日认为这一残酷的屠杀可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提并论，每四个芬兰工人中就有一人惨遭毒手。

在《第一年》中关于这场悲剧的记叙最后，塞尔日写道：屠杀开始于1918年4月。直到那时，俄国革命对它的敌人都是相对温和的，不会使用恐怖手段。“一个可以说拥有最开明社会的欧洲小国，其资产阶级获胜后的嘴脸”提醒了俄国无产阶级“‘失败者必须咽下苦果’乃是社会战争的第一定律。”

芬兰的失败对俄国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影响：民族自决阻止了苏维埃出兵帮助芬兰公社获得胜利；布尔什维克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的束缚，未能使革命西进；资产阶级的野蛮行为意味着革命失败将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温和政策，以恐怖对付恐怖；芬兰的失败同时向后续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革命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作为结果，布尔什维克向东拓展俄国革命，在巴库成立东方受压迫民族与劳动者大会（Congress of the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and Toilers of the East）。而巴伐利亚、巴库与匈牙利公社的失败，都可以在芬兰的悲剧中找到原因。

1917年10月到1918年4月间的六个月，代表着革命的顶峰，见证了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社会主义和民主事业推向最大极限。但同时也包含着种种复杂的动向，使得布尔什维克在其后的1920年代被孤立，并陷入一种不稳定的停滞状态。

苏茜·韦斯曼是《维克托·塞尔日传》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2/victor-serge-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