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阵营论” vs 工人阶级政治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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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任何自发运动发生时，所有的社会势力都会想要介入其中，包括：统治当地群众的当权者，趁机争取地缘政治优势的帝国主义干涉势力、法西斯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极端宗教势力、认为渐进改革可以根治深层次社会弊病的改良主义者。这些势力的介入手段多种多样，既各有特点，也会有共通点。一般而言，法西斯主义者利用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困境，攻击外来移民、少数族裔、LGBT、共产主义者、宗教信仰者；当权者与民粹主义者都把自己包装成群众利益与民族利益的代言人，煽动民众的各种激烈情绪，只不过当权者维护的是官僚层或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民粹主义者则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来回摇摆；改良主义者是所谓的“左派”，利用群众运动对他们一时的信任，作为与统治集团谈判勾结的筹码，等等。与此同时，左翼力量或准左翼的民间团体亦会尝试介入其中，例见俄国革命（超链接）与“黄背心”运动（超链接）。
那么，是否有反动势力参与的运动，就一定是反动的运动呢？
我们以抗日战争为例。
投身抗战的，不仅有进步的工人、农民与学生，而且还有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政府，以及一些打着抗日旗号的汉奸。蒋介石政权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与反动官僚的利益，一直不遗余力地迫害革命工农；汪精卫集团为了与与侵华日军相勾结，以争取和平为借口来蛊惑人心，掩盖其出卖工农的目的。难道我们可以因此说：由于反动的蒋介石政权加入抗战，因为有汉奸在抗战中浑水摸鱼，所以抗战就是反动的运动？肯定不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抗日战争的主体是千百万的、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屠杀、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工农。
在二十一世纪，从工人阶级解放的立场来看，评价一场社会运动的性质，主要地不是看有没有反动势力在其中浑水摸鱼，而是看：
（1）有哪些群体参与其中，占主导的群体是什么？
（2）占主导的群体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尽可能掌握第一手的观察材料，而不能仅仅留意“权威资讯”，“权威”意味着“有说服力”，但有说服力的事情不一定“可信”）？
（3）这些事情是否能够促进劳动群体的解放事业，是否能够打击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群众运动有变质的可能性，也有健康成长的可能性，因此无法预先地加以定性，而是应当密切根据事态的发展，根据亲身观察者留下的材料，调整判断。
（4）群众运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统治政权的阶级性质是什么，它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体的政治关系是什么？
（5）是否能够从群众运动中，培育出真正以工人阶级为直接领导力量的、反帝反资的政治势力？
因此，要时刻警惕民族资本比国际资本“更好”的阵营论思想。有点基本社会常识的打工人都清楚：无论资本家的国籍、民族、肤色、性别等是如何地不同，在剥削员工时都是不遗余力的。在压榨劳动者时，企业主是不会看在“同胞”的份上，而手下留情的。
《俄罗斯与左翼》
2017年
现在看来很明确的是，在任何时候，当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竞争时，一方总是试图为双方行径的差别提供一个片面的、军国主义色彩的解释。对自己一方的政府声明的怀疑当然是必要的。在苏联时期，美国政府试图把莫斯科描述为应该对冷战的开始负全责的一方，也是在每一次国际争端中作为侵略者的一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反驳这种流行的观点都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美国当局的带有偏见的叙述，却接受苏联针锋相对的却同样带有偏见的的叙述；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打着反西方宣传的旗号，忽视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或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或是卡廷大屠杀，又或者是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的侵略和苏联在1978—1988年对阿富汗的侵略。同时反驳美国和苏联的宣传辞令，不仅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东、西方和平民主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Peace and Democracy East and West，当今“和平民主运动”组织的前身）令人满意地争取到中美洲西部的政治活动家们在一份谴责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声明上署名，并且争取到东欧的异见分子在一份谴责美国对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政策的声明上署名。这类拒绝双方及其谎言的举措，应该成为任何左翼政治不可或缺的要素。
《面对普京政权的左翼》
2016年5月8-9日
直到最近，“爱国主义共识”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给表达种种政治不满与社会异议的人定罪。自2014年初以来，官方媒体充斥着大规模的反乌克兰宣传，官方媒体一直在强调大规模抗议必然导致混乱和贫穷。在刚一开始，俄罗斯政府就采用经典的保守说法“ 社会转变毫无意义”[4]来满足群众的愿望，不过这终将只会导致社会局势的恶化。这种保守说法的另一面是谴责社会冲突的外部因素，声称所有这些冲突背后，都隐藏着蓄谋破坏国内稳定局势的外国势力，其最终目的是要颠覆政权，而这将对国家独立造成灾难性后果。一旦发生罢工或社会运动，他们就立即声称这是在“组织一场新的独立广场运动”。此外，克里姆林宫新的“后克里米亚”修辞巩固了地方国有企业老板的地位。为了保持权力，他们只需要谴责任何政治竞争对手是颠覆性的反动势力代理人就可以了。不过我们可看到，仅仅到2015年末，这些宣传方案就开始丧失其蛊惑力量。
《致所有支持叙利亚人民抗击各路反革命与帝国主义及宗教反动势力干涉的人们》
2018年2月23日
我们主张所有外国势力立即且无条件地撤离叙利亚：俄罗斯、伊朗、真主党、土耳其、美国、法国和以色列，总之，所有干涉叙利亚的外国势力。停止所有形式的炮击，解除任何形式的封锁，阿萨德和他的政权应当滚出叙利亚。
《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
2014年2月25日
我们应该建立与反对阿萨德和争取民主的那些人团结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基础是基于当地情况和所包含的政治力量做出的策略决策，我们应该争取广泛的运动，包括工会运动、和平运动和反战运动，以支持这些团结运动。
《美法英导弹空袭叙利亚境内旨在扩大区内战争：我们需要一个反帝和反战运动以实现各国人民的和平——希腊反资本主义左翼阵线（ANTARSYA）关于叙利亚轰炸的声明》
2018年4月14日
由激进左翼联盟—独立希腊人党（SYRIZA-ANEL ）组成的希腊联合政府的立场是接受美国利用在希腊本国的军事基地来干涉叙利亚，这是危险的。塞浦路斯政府也是如此，塞浦路斯政府接受英国为了同样的军事目的而使用阿克罗蒂里盆地（Akrotiri basin）的军事基地。希腊接待美国和北约使用其军事基地以及参与由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和埃及组成的的反动轴心，使希腊在这些正在蔓延的战争中扮演北约的好士兵的角色。齐普拉斯政府正在寻求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支持它同土耳其展开危险的竞争，当中涉及跨国公司在塞浦路斯、黎巴嫩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之间的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内开采石油。历史表明，在这种危险的赌博中，失败者总是普通人，赢家则是跨国公司。
《停止轰炸叙利亚！这次轰炸和帝国主义武装干预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2018年4月14日
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与叙利亚等地的军事干预已经表明，这些干预完全不是在培育“民主与进步”，炸弹和武器只会带来它们要制造的东西：死亡与毁灭。还有更多：对中东的军事干预还为伊斯兰国（ISIS）这样的极端伊斯兰力量的出现打开了大门。总体而言，仅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就扔下了超过11000枚炸弹。
《向阿萨德说不，向一切帝国主义说不，声援叙利亚的平民阶层！》
2018年4月27日
站队某一个帝国主义或专制主义势力，反对其它帝国主义或专制主义势力，实质上都是在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以及对各民族的剥削和压迫。
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谴责驻扎在叙利亚的俄国和伊朗军队，因为它们是受到阿萨德政权邀请的，而非像美国那样擅自入境。从国际法角度来看，确实能够证明美军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而非叙利亚政权）的行动是非法的。但是，俄国和伊朗军队的进驻，即使是受到阿萨德政权的邀请，也不会比美军的行动更具合法性。因为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受邀即合法”的逻辑，那么沙特军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介入巴林当局对人民起义的镇压行动，就应被视为是合法的，因为这是受巴林麦纳麦政权邀请的。
要想反对一切形式的干涉，针对任何国际或地区强权进行政治宣传与反抗行动，就不能选择性地反对帝国主义（Selective anti-imperialism）——这只会削弱此等宣传和行动，尤其是在选择性地否认或掩饰独裁者罪行的时候。
作为进步力量，我们无法忽视要支持民众为自身解放而起来斗争，尽管民众仍然是少数派。我们必须反对一切外国帝国主义、地区强权和专制集团。
面对阿萨德政权每天犯下的罪行，以及企图在叙利亚划分势力范围的国际与地区强权的沉默与合谋……我们必须与叙利亚的平民阶层团结一致！
《叙利亚人民迫切需要国际主义团结！》
2018年6月3日
叙利亚革命过程的记忆与政治经验现在必须被用来（重新）建立抵抗运动，很多流亡的活动家将能够为此添砖加瓦，国际主义团结运动有责任去支持这些网络的发展。我们必须唤回叙利亚人民起义的原始目标：民主、社会正义、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与宗教垄断（religious confessionalism）。
《关于土耳其计划军事入侵叙利亚北部的联合声明： 我们需要国际主义》
2018年12月23日
中东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最直接的责任应该是帮助组织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其它民族之间的团结行动，反对土耳其计划的军事入侵，并继续指明对库尔德人的袭击和对反对叙利亚地区的专制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所有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攻击两者之间的联系。
同样，我们需要重申，我们反对阿萨德的专制政权、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以及所有外国势力对叙利亚的干预。这些都与叙利亚起义的最初目标背道而驰，即民主、社会正义和平等，反对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
《以进步与革命的反抗运动反对伊朗当局，向特朗普、内塔尼亚胡和本·萨勒曼对伊朗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说“不”！》
2018年5月10日
“伊朗当局预算规模庞大，坐拥雄厚资本……最大宗的支出，其资金都流向了伊朗境内的军队和宗教机构，以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门等地的种种战争开销。这还没算上被贪污和挪用的数百万公帑……当局用防暴警察、监禁和驱逐对付饿肚子的工人，无非证明了这是一个对走出经济困境、纾解工人疾苦毫无办法的政府……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正是要保证数百万工薪阶层家庭的生计，并为他们提供福利、健保、住房、教育，换句话说，一个21世纪人人应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