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丹尼斯·霍夫（James Dennis Hoff） 著
关山梦 译
季耶 校
基姆·穆迪的最新著作《新地形：资本如何重塑阶级斗争的战场》分析了当前经济和政治格局及其现在的历史，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作出总结。
曾经有一段时期，左派的命运同劳工组织紧密相连，甚至胆子较小的进步人士都在热情地为工会辩护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在庞大的劳工群体中激化与招募新鲜血液，革命者首先把工会及其成员视为未来任何起义（uprising）的基础。曾经有一段时期，有组织的工人仍然拥有能够威胁资本的力量，从老板那里获得真正的让步，并塑造立法和国家政治。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无论进步人士或革命者都倾向于将注意力从罢工的警戒线渐渐转移，转而接近投票箱和街头抗议，这并不奇怪。在某些方面，这种转变很好理解。毕竟，工会密度[①]在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急剧下降，工会领导人一次又一次地在面对艰难的选择时，几乎一致地背叛了他们的身份与使命，为看似安全的立法妥协放弃了他们的大部分历史权力，并与美国民主党进行政治合作。与此同时，罢工运动已经跌至历史的最低水平，因为普通的工会成员和工人——在几乎没有真正的新胜利可言的情况下，普遍地似乎已经失去了战斗精神，陷入了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
尽管历史是如此的惨痛，但是正如穆迪在他的新作《新地形》中描述的那样，“阶级斗争的战场”（battleground of class war）充斥着矛盾，并非所有事情都像它看起来那样希望渺茫。穆迪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转变（企业日益整合，依赖精益生产方式（lean production）以及供应链的敏感性）已经使其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下层的干扰。同样，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资本主义的疯狂剥削和对劳动人民的政治背叛导致了反资本主义的强烈抵制情绪，社会主义观念再次成为吸引人的替代选择。事实上，如果穆迪的书中有一个清楚的结论，那便是工人及其组织仍然是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工人阶级具有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发动猛烈的工人起义以及持续的、战略的政治运动的巨大潜力。
穆迪用了三个部分阐述这一变化的格局。本书的第一部分着重于工人阶级的组成，并描述自从七十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出现以来就业和工作性质的主要变化。第二部分考察资本组织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导致新一轮的劳工斗争。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考察美国政治机构的性质、美国民主党的背叛以及发展独立的阶级政治（independent class politics）的潜力。考虑到穆迪的专业知识，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可以在前两部分中得出最原本和深刻的结论。然而，忠于马克思的观点，即哲学并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他根据更具体的、探究更早期的视野从逻辑上得出对前进方向的颇有创见性的讨论，以此作为该书的结尾。
在第一部分穆迪主要关注的是他所说的“重构美国工人阶级”，他以“外包”和“朝不保夕族”（the precariat）这对矛盾作为开始，穆迪称这两个概念并不能充分解释过去几十年中工作与就业性质地震般的变化。对于穆迪而言，工作的不稳定应归咎于新自由主义主要由于投机和数据不足导致的劳动力分散和不统一。例如，尽管经济大衰退后总体就业不稳定的情况可能略有上升，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不稳定就业工人的比例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基本保持不变——这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此外，自1980年代以来，任职水平——即某一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保持在特定工作范围内的数量——也几乎没有增加。在穆迪看来，影响工人的重大变化与流行的离岸外包或工作不稳定的说法关系不大，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提高工作速度和生产力的要求。也就是说，失业和过去三十年工业部门衰退的真相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剥削的发展。
尽管有一些离岸外包的记录，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使在制造业就业减少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生产量还是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穆迪声称，这种失业背后的罪魁祸首不是离岸外包，而是精益生产方法的引入，能够从越来越少的工人中获得更高的生产力。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他形容为“好工作的终结”（the end of good jobs）的局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市场转向社会再生产，即维持使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可能的劳动力队伍（例如调制食品，托儿，养老，教育等），工资一直在下降，工作条件恶化。与实施精益生产方式和服务业发展之前相比，生活水平的下降表现为实际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在不断上升，这一比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显着增加。例如，1975年，实际利润是总工资的21.3％，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高达35.8％。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实际利润增长速度比工资快100％以上。事实证明，罗斯·佩罗（Ross Perot）在1992年听到的“巨大吸食之声”[②]并不仅仅是工作向南方国家流失，而还有金钱被抽出工人的口袋并流入资本库。
然而，这些工作和工人阶级构成的变化已经被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在同一时期的巨大改变掩盖甚至塑造。据穆迪称，资本构成上值得关注的重大转变主要与资本和物流的日益集中有关。并购活动的大幅增加意味着资本的大量整合，而准时供应链（ just-in-time supply chains）的扩散同样导致大量节点集中，或穆迪所谓的“物流集群”（logistics clusters），这些集群极易受到罢工活动的影响。当然，这样的论点建立在普遍共识基础上的，尤其是是美国公司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灵活以及适应性更强，而且与此同时劳动力变得更加分散——因此变得更弱。但事实是，由于激烈的竞争，许多美国公司实际上比以往更加脆弱。正如穆迪所解释的那样：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整体背景是外包、工作不稳定性的增加以及经验碎片化导致的生产的分散（decentralized production）。在资本积累的扩张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然而，竞争的现实却产生了相反的趋势，即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几乎所有领域中，资本的集中程度都在增加。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生产环节被捆绑在即时的供应链中，这些供应链再现了资本寻求通过精益生产方式和迁移进行逃脱的脆弱性。
换句话说，竞争导致企业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和规模效率，以及通过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获得更大的优势和更加精简的生产。这反过来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公司面临来自像从前一样“全部押进”（All in）的对手的激烈竞争。正如马克思所阐明的那样，这种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劳动剥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生产率与工资的巨大差距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日益增长的剥削，即使非监督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保持不变，生产率也提高了150％以上。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这种变化中看到任何一丝曙光。正如穆迪所解释的那样，资本密集化，特别是资本与劳动力比率[③]可能使公司更容易受到工人为获得更好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所进行的工作停顿、减速或罢工的打击。而且这种脆弱性由于当代物流链的性质而急剧恶化。正如穆迪指出的那样，至少有400万工人直接参与物流和运输部门，所有这些工人都有能力威胁或造成重大利润损失。而这种力量不仅仅是获得资方让步或加薪的手段，更是真正的革命潜力的来源。即使只有400万工人中的一部分人进行协调罢工，也可能会使整个城市甚至整个经济在几天内屈服。这也是穆迪看到大规模劳工起义（uprising）或他称之为劳工起义“即将到来的高潮”的可能性增加的部分原因。
当然，穆迪不会愚蠢到预测何时以及如何发生这样的起义。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和发展一支有政治头脑的、社会主义的、“好战的少数派”的工会和有能力推动更多积极分子采取更激进的结论与行动的工人阶级活跃分子队伍。诸如由美国电信工人工会（CWA），全国护士联盟（NNU）和芝加哥教师工会（CTU）的工会好斗分子和活动分子主导的工人行动，这三个组织近年来均发动过成功的罢工或罢工威胁，使穆迪认为过去十年内不断涌现的，此类草根改革运动为这一阶层提供了可能。此外，据穆迪称，受大城市大量工资水平较低的物流工人的大量聚集以及公众对工会日益增长的支持影响，物流工人阶层的发展和力量的增长得到了加强。根据盖洛普（Gallup）的数据，2015年工会的支持率为58％，2017年为61％，相比2009年的历史最低水平48％得到了大幅提高。
正如这些工作和生产的巨大变革为劳动人民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可能性，穆迪也展示了当前政治气候具有的特征：一系列难以置信的矛盾和新的可能。尽管美国民主党历史性地放弃了工人阶级（尤其是在那些满目疮痍的“铁锈地带”[④]），为特朗普总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它也为反叛的桑德斯（Sanders）参选播下了种子，这本身就是美国工人阶级极大的不快和不满的表达。尽管桑德斯（Sanders）的竞选遭到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猛烈打压，但转向社会主义（以某种形式）或对社会主义思想持开放态度的劳动者，特别是年轻劳动者的数量急剧增加。
对穆迪而言，这种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可以用三种相互联系的发展来解释：新自由主义国家模式（neoliberal state model）的持续主导地位和资本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共和党在国家层面上的的崛起；以及民主党的向右政治重组。尽管许多其他人已经就这些问题雄辩地写了文章，但穆迪的贡献则是把以上现象联系到21世纪工作场所和资本构成的巨大变化。其结果是，美国政治（和美国资本）显出绝对失败的一幅黯然画像，它甚至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负面影响。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援助甚至是有时的提倡下，新自由主义的共识使许多州完全屈从于企业的怪念头，即便是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被企业和亿万富翁的竞选捐款所俘虏。事实上，根据穆迪的说法，州政府不仅十分顺从，而且有时还“积极同谋破坏生活和工作标准，并通过立法、法院裁决和纯粹武力打压有组织的民众抵抗。”与此同时，截至2012年，企业利用搬迁、国内外包和其它形式的经济勒索威胁，从各州获得超过80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奖励。我们只需要看看最近各州之间关于亚马逊新总部选址的激烈竞争状况，就会明白这种事情是否真实存在。地方性腐败使许多州的政党几乎沦为技术官僚的自动提款机，而非真正寻求改革的活动分子的基地，从而可能使这些党派在受到穆迪所谓的“组织良好的基层群众的干预”时显得更脆弱。
然而，这种弱势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可以被接管并用于无产阶级的利益。事实上，穆迪保留了他对民主党和那些仍然相信他们能为了自己的目的以某种方式俘获或利用该党的左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的最尖锐的批评。正如他在几个章节中详细叙述的那样，以前试图重新调整党派或将其引导向左翼的尝试（从迈克尔哈灵顿的民主社会党（Michael Harrington’s Democratic Socialists）到杰西杰克逊的彩虹联盟（Jesse Jackson’s Rainbow Coalition））都彻底失败了。尽管民主党在纪律上受到更严格的约束，但它并没有分裂或左转，反而进一步向右靠拢。例如，20世纪60年代，众议院和参议院党派汇流选票的比例在51％到58％之间，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数字增加到了非同寻常的90％，其所展现出的纪律比大多数民主集中制组织的更加严格。认为民主党只是一个用来竞选候选人的空壳而其中一部分可以分解成一个工人党，此类观点在很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DSA）和其它温和社会主义左派间都很流行，这纯粹是无稽之谈。如果没有更大的党派组织的支持和财富，不仅不可能在初选中挑战在位者，而且为了赢得民主党的选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被党驱逐或被党同化（那些曾经激进过的民主党人、却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党团的人的名单可是很长的）。此外，认为可以无需建立某种可供参考的选择便能直接将普通选民引导脱离开党团的想法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为了取代这些方案，穆迪建议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分子优先组建一个以工人群众运动和愿意“超越传统社会民主”的被剥夺权利者为基础的新的群众政党。借鉴列治文进步联盟[⑤]和社会主义替代党（Socialist Alternative）成员卡萨玛·萨万特（Kshama Sawant）在2013年和2015年在西雅图市议会的成功竞选，穆迪认为，支持工人运动的地方竞选既可以赢得职位，也可以为劳动人民带来巨大收益，同时有利于建立和支持基层组织。尽管这样的地方胜利可能成为更大规模运动的催化剂，但穆迪认为，要赢得比几个地方席位更大的胜利，左派必须挖掘并帮助建立以工人为基础的激进斗争和工会组织化努力，这些努力能够动员全国大城市中数百万左倾的非选民。事实上，对于穆迪来说，由于物流工人遭受的低薪资待遇以及缺乏政治竞争的干预（许多大城市现在仅由民主党控制），以他所说的“可持续的、密集的、重叠的基层网络能够让企业、工业和城市在需要时停下来，扰乱‘常态的政治’”为基础，像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大型城市中心是革命活动潜藏的火药桶。
《新地形》可能是美国多年来出版的最重要和有价值的作品之一。然而，稍令人失望的是，这种涉猎广泛、见解辩证的文本对肯定会在未来几十年内由气候变迁造成的生产和组织的巨大变化却没有多少评述。这些变化将冲击大型城市，这表明进一步讨论气候变迁及其影响将不得不成为任何考虑未来斗争道路论述的重要部分。尽管如此，穆迪对生产和工人组织的变化以及他对美国政治体系薄弱环节的深刻而详尽的分析，对于希望了解新世纪的革命面临的挑战和前景的左派人士来说，仍是宝贵的资源。
2018年3月1日
原载左翼之声（left voice）网站
作者詹姆斯·丹尼斯·霍夫（James Dennis Hoff）是纽约市立大学曼哈顿社区学院的英语助理教授。
原文连结：http://leftvoice.org/The-Labor-Movement-is-Dead-Long-Live-the-Labor-Movement
[①] 又称工会成员率，是指工会成员的数量占一个国家或人口中所有工人的比例。
[②] “巨大吸食之声”这一短语在1992年由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提出。当时，美国要与墨西哥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克林顿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佩罗则认为该协定不会促进美国经济，反而会造成美国人大量失业。佩罗用“Giant Sucking Sound”来生动形容一旦签订NAFTA，墨西哥人将会夺走美国人的饭碗，“吸食”美国的经济。
[③] Capital-labour Ratio即每个工人的资本投入量。
[④] 铁锈地带（Rust Belt）：指从前工业繁盛今已衰落的发达国家一些地区。
[⑤] 列治文进步联盟（Richmond Progressive Alliance）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列治文市的一个自称支持进步政治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