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到十月

Lars T. Lih  著

陈宗延译

宋治德校

一种标准的说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场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极端分子的革命。但实际上俄国的情况远比此复杂。

在多尔（Rheta Childe Dorr）的书《俄国革命内幕》（Inside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她描述了她对俄国的第一印象：

我一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那个早晨，我见到的第一件事是……一群年轻人，我猜想大约二十来个，沿着我旅馆前的街道游行，背着一面深红色的旗帜，旗上以大写白色字母题字。

我问站在我身旁的旅馆门房：“旗上写了什么？”

回答是︰“它写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All the Power to the Soviet）。”

我问：“何谓苏维埃？”，而他回答得简洁：

“它是我们现在俄罗斯唯一的政府。”

从这个段落判断，我们多数人会假设多尔是在十月革命后抵达俄国，因为直到那时苏维埃才推翻了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但多尔是在1917年五月下旬来到俄国，并在八月底离开。她的书是在十月革命之前付梓出版，从而给予我们1917年发生之事的极具价值的看法，毋庸受到后见之明拘束。

多尔的记述将一项重要的事实带回家乡：“苏维埃——或者说士兵与工人们的代表会议——在全国如星火燎原，它是俄国所知道的从革命很初期以来，最接近于政府的事物了。”尽管多尔本人是个社会主义者，由于她热情而坚定的支持对德国的战争，以致于她对自己眼中视为暴民统治（tyrannical mob rule）的状况抱持极度的敌意。她认为苏维埃统治并不优于、甚至在某些方面较沙皇制更糟。拿新闻审查来说：“然而，即或[一般美国旅人]能读得懂所有日报，他也无法得到很多信息。今日的新闻审查有如独裁政权全盛期那样地严厉和专横，只不过是不同类型的新闻被箝制罢了。”为了让她的美国读者领略席卷俄国的“委员会狂热”（the committee mania），她如此模拟：

试着想象，举例来说，在华盛顿的财政部官署中，如果有个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委员会走进来说：“我们是来监管你们。出示你们的书册和你们所有的机密文件。”——这正是发生在俄国内阁部长身上的事，这会持续直到他们成功建立一个只对选民负责的政府而非工兵代表会议（Council of Workmen’s and Soldiers’ Delegates）的奴隶为止。

多尔的解释是一面之辞：苏维埃政权在1917年整年都受到强烈的质疑，而临时政府亦有其本身野心勃勃的议程。尽管如此，她所了解的现实，对多数史家而言都不会太惊讶，却给予“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这个口号意想不到的视野。这个新观点值得探索，首先是论证二月和十月的连续性，接着问这是怎样的一种革命，最后检视布尔什维克党人（特别是列宁）的领导才能。

“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号之一。它与“平等、自由、博爱”（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并列为整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象征。它是由三个词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权”，而“sovetam”＝“归于苏维埃”。俄语字汇“sovet”仅仅意味着“建议”（advice），并由此衍生出“咨议会”（council）。

对另一个俄语字汇“vlast”的解释较具挑战性。因着诸多理由，“权力”（Power）并非全然充分的翻译。Vlast相较于英语字“power”有着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权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拥有vlast，你必须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必须有能力决策且务必让决策被执行。为了试图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英语中vlast经常被译为不合俄语习惯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将互换使用“power”和“vlast”。

雏型的政权（The Embryonic Vlast）

一般对1917年理解的基础，是“二月”和“十月”的对比。受过教育的读者群体被灌输的是这两者对比的一个自由派版本：二月是一场好的政治自由与民主革命，而十月是坏的、不正当的暴政与极端乌托邦主义的革命。我们会发现在左翼阵营也有类似的对比，不过价值符号（value-signs）逆转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比“社会主义革命”。

以上的解读所忽略的，是二月和十月之间牢固的连续性。打从二月之始，1917年的动荡就应被视为一场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苏维埃政权（Soviet power）事实上是在二月宣告成立的——十月的角色乃是确证它不会平和地离场。

这个新型的政权或最高权力背后的基本力量——苏维埃的支持群体（sovient constituency）：不是精英、被普查者（tsenzoviki）（“包含在人口普查中的人民”[census people]，也就是有资产的[propertied]阶级）和知识阶层；而是人民（the people, the narod）、工农兵和群民。苏维埃革命的中心目标，是实行早先被标志为“民主革命”的广泛改革纲领——最先也最重要的，是土地转归农民、对地主士绅（pomeshchiki, gentry landowners）作为一个阶级的清算、以及终结一场残忍且缺乏意义的战争（校按：当时沙俄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此同时，革命是极度反资产阶级的，尽管这种感觉并未转译为一种纲领性的要求而要求在短期或中期内实施社会主义。令人惊讶的事实并不是这场革命的社会基础或这种基础的反资产阶级价值，而是在沙皇制垮台后几乎同时，从仰赖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的这块土地上创建了最高权力的可行载体。

二月时，悠久的罗曼诺夫王朝（Romanov dynasty）——经常被称之为“古政权”（the historic vlast）——瓦解，使得俄罗斯根本上不存在运作中的政权；换言之，缺乏被普遍认可的最高权力。确实，那一整年基本的权力轴线，是在二月二十七日的革命事件期间，几乎立即被建立了的。在那日发生的事情如下：

1. 统治俄罗斯上百年的沙皇政权（The tsarist vlast）在首都彼得格勒土崩瓦解了。就vlast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沙皇制可视为曾是个政权（vlast）：它控制了武装力量，是一种具强烈的正当性和使命的意义，也是一种社会基础。

2. 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创建，他们召唤工厂中的代表，士兵很快也加入。很快地，苏维埃发布了知名的第一号命令（Order Number One），赋予了它一个政权最不可或缺的性质：控制武装力量。藉由要求民主化和组建士兵委员会，彼得格勒苏维埃赢得了士兵的效忠和信任。

3. 临时政府是由自由派精英政治人物组成。尽管临时政府试图从政权的连续性和法律继承而宣称它某种程度的正当性，但它对于苏维埃的创建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反动。因此，精英阶级从刚开始就无法招架（thrown off balance）；他们面对意想不到的阻碍，其形式是运作中的苏维埃政权。幸运的是，临时政府在苏维埃内部找到温和的社会主义领导层并结成同盟，后者认为必须要在革命阵营保留更多进步派精英的成份。

因此，彼得格勒苏维埃承担了政权的终极来源的角色——最高权力（尽管在这个阶段，它还小心翼翼地不以此命名）。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所选举的代表：这是与其1905年时的典型的根本差异（校按：1905年主要是工人代表组成）。在这种权力的维护中有两个根本的环节：首先，临时政府被迫对苏维埃纲领的关键部分承担责任，以得到基本的正当性——当然，作为一个政权而存在。其次，第一号命令使得苏维埃（在几乎未被注意下）得到所有政权的根本属性，也就是控制了终极的强制手段——军队。这两件事实——临时政府承诺实施苏维埃纲领的关键部分，以及武装力量对苏维埃而非对临时政府的最终效忠——决定了这一年其余时间的政治进程。

表面上，1917年进程中苏维埃政权的递嬗（vicissitudes）是表现在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危机之中。在深层之处，一种更基本的（molecular）变化过程的发生，赋予苏维埃一个真正的政权的根本属性。让我们一览这个更深层的过程。

根据当时某些布尔什维克观察家的说法，二月时的苏维埃是一种“雏型的政权”（embryonic vlast）。这是个很好的譬喻，导致以下问题：需要什么才能让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full-blooded）而独立、能够自力更生的政权？一个有效的政权至少需要下列东西：

1. 一种使命感——我们或可称为内在正当性（inner legitimacy）。

2. 一种有道理且能激发效忠的正当主张——外在正当性。

3. 一种对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

4. 翦除所有敌对者的能力。

5. 一份范围广泛的纲领，以处理当前重要的国内问题。

6. 一个具广泛代表性的政治阶级，扮演在沙俄时代的士绅（dvorianstvo(gentry)）角色

7. 一套行政机器，能够在全国传递中央政权的意志。

以上这些是一个运作中的政权的关键特征。雏型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二月创建，刚开始就以实质的形式带有这些特征中的一部分，尔后首先在1917年及之后的内战中，这些和其他特征稳定地得到了更多物质基础。例如，透过三月下旬的全俄会议和两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六月和十月），苏维埃得到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形式。相比之下，临时政府甚至日益丢失那些一开始还具有的重要特征，因此变得越来越泡沫化。到了1917年秋季，它甚至失去了苏维埃的温和派领袖的支持，而成为仅仅是一个有名无实（phantom）的政权。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系列不间断的政治危机，这些危机标志着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精英改良主义者的关系。1917年的政治斗争是在一份不成文的宪法中进行的，这份宪法表明了苏维埃多数派（the soviet majority）对于纲领和人事的事宜有着最终决定权。一开始，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就被安插进政府作为苏维埃代表。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而经常将起初的“双重政权”（dual power）阶段和其后的同盟阶段（coalition period）而作的对比已无关紧要。

五月上旬时，谋事在临时政府，但成事在苏维埃（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proposed but the soviet dispose）——苏维埃同意临时政府的请求，而将更多代表送进政府中。但不管苏维埃将多少个人代表送进政府中，事实仍旧是：没有任何重大政策倡议，能够违逆苏维埃多数派的明确期望而可以被实行。于是，一整年中出现的诸多政治危机，当最高权力显露出自身的意志之时便会全部结束，这是因为它对强制力拥有终极的控制权。无论在三月、四月、七月、八月以及十月，皆是如此。

当然，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强烈质疑的：反革命的根源也同样在二月。冲突的关键来源，是关于当时所谓的权力危机（krizis vlasti, crisis of power）。这个议题经常是如此表述：双重政权或双重最高权力（dvoevlastie,  dual power, dual sovereignty）是个矛盾语词——如果责任止于此又止于彼（if the buck stops here  and  over there），那谁来做最终的、真正算数的决策？因此，“双重政权”等同于“多重政权”，“多重政权”又等同于没有政权：这是政府失能的一个套话。俄罗斯需要一个无异议的、被认可的且意志坚强的（tverdaia, tough-minded）政权。

在这个时间点上，意见开始分歧了。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Kadet party）是第一批人提出这一思路：苏维埃必须退出政治舞台。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自身目的而对这个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全部政权都应归于苏维埃！

苏维埃支持群体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existential question）是：苏维埃纲领是否能藉由与精英改良主义者的真诚伙伴关系（good faith partnership）来实行——又或者，精英和人民（narod）对于战争、土地议题和经济管制等根本问题，是否鸿沟太大而无法弥合？布尔什维克党人将跨阶级伙伴关系的尝试称为soglashatelstvo——这个词汇经常被误导性地译为“和解”（conciliation），但其实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译为英语的“一致主义”（agreementism）。因此，苏维埃支持群体面前的问题是：一致主义是否可行？没错，和精英合作而非对抗或许比较方便；但若这意味着放弃革命的目标则不然。

从初期反革命的角度来看，要消灭苏维埃体系有两种可能的战略：刚性政变（hard coup）或柔性政变（soft coup）。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在八月下旬时尝试发动了刚性政变——不过这从头就是一场拙劣的冒险（misbegotten adventure），1917年的政治现实——也就是武装力量对苏维埃的最终效忠——很快令他碰了钉子。柔性政变则仰赖不同的战略，藉由各种手段创建一个具有全国性支持的、范围广泛的替代性政权，而同时要求苏维埃自愿退出政治舞台。属于这个范畴的，诸如秋季时的一些实验，如民主会议（Democratic Conference）（校按：全名为“全俄民主会议”（All-Russian-Democratic-Conference），用来选出“议会筹组会议”（Pre-Parliament）的代表）和议会筹组会议（Pre-Parliament）（校按：又称为“共和国临时咨议会”（Provisional Council of the Republic））。其后的立宪会议日益变成一场柔性政变——也就是，引导苏维埃政权体面地退出政治舞台。

对苏维埃支持群体来说，到九月上旬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决定；其时，莫斯科和彼得堡苏维埃的新多数派表示要支持一个是全苏维埃、反一致主义的政府。显然地，即将到来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会采取相同路线。所以问题变成：不成文宪法是否会维持？苏维埃的新多数派是否能够对临时政府的政策和人事任免和旧多数派有相同的最终控制权？通常的说法是，十月正是苏维埃推翻临时政府的时刻。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却是临时政府未能推翻苏维埃的失败时刻。

在此同时，苏维埃指派布尔什维克党担当政治领导。这个选择作为更根本决策的必然含意，便是为了确保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愿意且有能力这么做的具组织性的政治势力（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 Socialist-Revolutionaries [SRs]是有充分的意愿，但几乎称不上是个有组织的政治势力。）一月初立宪会议的解散（校按：1918年），让平和地终结苏维埃政权（也就是，藉由自愿性自我解散）的最后机会破灭了。此后，这个问题要在战场上解决（校按：指之后的内战）。

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在十月份的意义（The Second Congress: The Meaning of October in October）

根据不成文宪法，代表全国苏维埃的、定期选举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具有决定革命政府人事与政策的权利和义务。于十月25和26日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种机构。我们常被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戏剧性论辩，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Military Revolutionary Committee）所组织的“武装起义”弄得目眩神迷，以致倾向于遗忘1917年秋季的基本政治事实：在全国苏维埃支持群体中新多数派的形成。

按照这种观点，起义具有崭新的意义：我们可以想象没有起义而有第二次代表大会，却无法想象没有第二次代表大会而有起义。如同托洛茨基在大会中所说：“这场起义的政治方程式：全部政权藉由苏维埃大会的方式归于苏维埃。我们被告知：不要等待大会。我们，作为一个党，认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创造一个真正将政权掌握在其自身手中的机会，是我们的任务。”（The political formula of this uprising: All power to the soviets by means of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We are told: you didn’t wait for the congress. We, as a party, considered it our task to create a genuine possibility for the Congress of Soviets to take the  vlast  into its own hands.）

据此，一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能让我们对十月在十月份的意义有一些认识——换言之，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整体，包含其多数派和少数派，究竟视它在做什么事情。根据不成文宪法，一个适当地构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有权决定政府的人事和政策。这是整件事的核心，且大会上没人对此有异议，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坚决的敌人亦然。

相反地，他们透过其他手段，试着破坏代表大会的合法地位：首先，藉由退席让代表大会丧失其法定必须人数，让它转变成一场“私人会议”。其次，藉由宣称街头上的武装冲突和“内战”让代表大会的工作不可能完成。但必须注意：反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并未抗议对临时政府要员的逮捕，而仅抗议对社会主义派部长的对待——而就算在此，愤慨也并非因为他们作为部长的地位而起，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党团（party mission）的同志。最后，即使在承认代表大会有权创建一个新政府，甚至是一个排除任何非苏维埃党派的政府的同时，他们仍坚持这个新的苏维埃政权代表所有苏维埃政党，甚至是所有民主势力——因此孟什维克党的马托夫派（Martovwing）和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 SRs）也应含括在内——尽管创建这样一个广泛的联盟是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因此，代表大会中没人真正对不成文宪法提出质疑。

代表大会提交新政府的是什么纲领？在两天会期中，完成了三件事：一项政府对“民主的和平”（democratic peace）的官方提议，土地转归农民及相伴的士绅地产废除，以及“工农政府”的创建。这三项措施，就那个时代的说法而言都是本质上“民主的”，且官方修辞和布尔什维克发言人都着重强调这种民主的性质。列宁出名的声明——或许是新政权第一份宣言（译按：即1917年10月25日的《告俄国公民书》[To the Citizens of Russia!]）——如是说：“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The cause for which the  narod  fought — the immediate proposal of a democratic peace, the abolition of gentry property in land, worker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creation of a soviet government — this cause is now secure.）

在原稿中，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万岁！”但他将这个词组划掉了。这个事实指出了代表大会中论辩的另一项特征：“社会主义”的低姿态（low profile），无论就字词或概念而言。确实，是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被提及为最终的目标。但布尔什维克党人从未辩称代表大会阐述的实际纲领是社会主义的——更发人深省地，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人，也未曾批判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切实际的尝试。“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恰恰并不是个议题。

那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便是此前的不成文宪法如今公开被认可为这块土地上最终的律法。在二月创建的、雏型的政权——一个坚实地立基于工人和农民、且致力于革命纲领的政权——向世界宣告其生存与奋发图强的坚定意向。

什么样的革命？（What Kind of Revolution）

我们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纲领的审视，使得这个问题无可回避：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当然，在某些方面，一场在俄国发生的工农革命无可避免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会是由坚定的社会主义者领导；这些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政党绝对垄断了人民（narod ）的政治忠诚；且除了社会主义政党外，苏维埃体系中别无其他代表。更有甚者，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将他们的纲领置于全欧社会主义革命的脉络中，他们认为这样一场革命即将到来。另一方面，当我们审视苏维埃政权在1917年的俄国实际采用的纲领，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对苏维埃支持群体成天到晚释出的实际讯息，我们会发现对于“民主”的要求几乎全然排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二分对比，可远溯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在二十世纪初期之时，两者出现了明显张力的征兆。1906年时，考茨基（Karl Kautsky）写了一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题为《俄国革命的动力与前途》（Driving For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这篇文章使得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喜悦，他们全都对它书写评论。甚至到了1917年革命之后，考茨基的文章仍被列宁、托洛茨基、甚至是拉狄克（Karl Radek）认可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战略背后逻辑的经典阐述。

考茨基在此论述俄国正经历的“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个相当特殊的进程，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边界”。对考茨基来说，千秋万代的（once and future）俄国革命并非资产阶级的，因为它乃是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但它也并非社会主义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农民同盟者尚未对社会主义准备好。所有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Russian Social Democrats）（包含托洛茨基）都同意：俄国的农民大多数（peasant majority）是社会主义转型的阻碍，使得开创新局的（game-changing）欧洲革命没能出现。

有鉴于此，将1917年革命理解为一场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anti-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似乎更为恰当了。创建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这场革命，就其阶级内容和其纲领而言，都是民主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工人和士兵在首都创建——也就是说，苏维埃政权自始就是个“工农政权”（worker-peasant  vlast），也未曾失去这个特性。按照1917年所有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论述的规则，一场体现了农民利益的革命就是一场民主的革命。

如我们所见，苏维埃革命就其1917年的纲领而言也是民主的。今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有一种想法，宣称“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the socialist character of the revolution）是苏维埃政权的纲领要讲得通的逻辑必要条件。这种想法一经检验便站不住脚——而它在1917年确实也被列宁和托洛茨基本身有力驳斥。今日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有某种倾向，将一场“仅只是”民主的革命蔑视为仅限于微不足道的改革和少得可怜的“最低纲领”（minimum program）。布尔什维克党人则持非常不同的态度。他们将俄国的民主转型——一种激进民主的创建，土地转归农民，对地主士绅作为一个阶级的清算，以及生活各领域的现代化——视为一个高度雄心且有价值的使命。更有甚者，那是唯有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才能实行的。

这让我们进入我们定义的第二部分：相对于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革命从最初便是反资产阶级的。首先，由于考茨基提出的理由：它乃是由社会主义者领导，而非自由派或任何流派的“资产阶级”。其次，苏维埃支持群体的两翼——工人和农民——对特权阶级（burzhui）和资产阶级价值都怀着彻底的敌意。其三，俄国革命是在任何可运行的市场体系的加速崩解中发生的。

从起初——也就是，从二月——苏维埃支持群体就对特权阶级带有敌意，无论就其狭义的产业所有权人（industrial owners），或就广义的有产者（tsenzoviki）（这是一个对曾受教育精英的侮辱性词汇，衍生自限制选民数量的资产要求或“人口普查”[census]）、工人贵族（beloruchki），以及其他对曾受教育精英不友善的词。即使在早期日子，当对于真正伙伴关系的希望还高涨的时候，特权阶级也受到怀疑，以及确实是惯性推定而视他们为不真诚的。对于资产阶级个体以及对资产阶级价值抱持的负面态度，远比对于投身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态度强大得多。反资产阶级的动力，是有机地自苏维埃政权本身产生，而不只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梦想。

诸如资产阶级、市场制度和中产阶级价值，都被始自1914年的俄国“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所摧毁，并且不存在重构它们的社会或政治意志。因此，苏维埃联邦中的社会主义，是藉由让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在没有资产阶级、自主市场或资产阶级多元主义（bourgeois pluralism）的情况下工作的动力而获得了内容。这场革命，无论短期的社会动力，或者长期的经济结果，都在起初由苏维埃支持群体的反资产阶级动力决定了。

布尔什维克“霸权”：社会主义者领导农民
（Bolshevik “Hegemony”: Socialists Leading Peasants）

要理解为何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被苏维埃政权赋予了领导权，且其他党派都没有，我们得采取更广阔的观点，并审视在1917年此前定义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所谓霸权战略。“霸权”是一个在许多不同脉络中有许多意义的词汇。布尔什维克党人用它来总结他们对俄国阶级动力的观点时，其首要的意味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扮演农民的领导者（霸主[hegenon]）。更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会将革命进行“到底”（to the end），是借着创建一个立基于工人和农民利益的革命政权（revolutionary  vlast），且拒斥自由派改良主义者企图使革命停顿或走回头路。

战前的霸权战略让布尔什维克党人占有优势——一份最终使得他们得到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支持的蓝图。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并不需要列宁替他们估量情势，也不需要决心争取苏维埃支持群体——工人与农民兵——赞同建立彻底的苏维埃政权（full soviet power）的纲领，说服他们拒斥与任何精英改良主义者的一致主义。加米涅夫（Kamenev）和斯大林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确信临时政府完全无法实行革命纲领，且必定很快就会显露其反革命本质。

在这之中，农民盟友的角色仍是事情的核心。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在四月列宁归来后的讨论，多数是致力于确保所有人对于农民在革命的关键角色有所共识。这正是为何某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结”——这是“农民仍是个革命盟友”的另一种说法。列宁的响应是强调：任何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steps toward socialism）（例如，银行国有化）[译注：列宁在《论策略书》（Letters on Tactics）说：“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银行，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Control over a bank, the merging of all banks into one, is not yet socialism, but it is a step towards socialism.）]只能在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下进行。

对农民的社会主义式领导的根本押注，不仅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胜利，更解释了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的胜利。在1920年（在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vgenii Preobrazhensky）将“中农”（middle peasant）形容为“革命的核心人物”（the central figure of the revolution）：

在内战的整个过程中，中农并未与无产阶级一致踏着坚定的步伐。它不只一次摇摆不决，特别是面对到新状况和新义务时；它不只一次朝向自身阶级敌人方向移动。[但是]工∕农国家，立基于无产阶级与80％农民的同盟，光是这件事实本身就让政权在俄国境内没有其他竞争者。

红军是霸权的体现：农民兵、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政治领导、提供专业但欠缺政治影响力的官僚，全都共同奋斗以捍卫工农政权的存在。即使是孟什维克党人丹（Fyodor Dan）也是如此认知。在1922年的书写中，丹观察到：以农民为基础的红军，1920年在波兰的挫败，并不只是一场军事失败：

农民红军为了捍卫已经夺取的土地，面对地主可能的反扑，它将会以最大的英雄主义和最大的热情奋战。它将赤手空拳向前对抗大炮和坦克，而它的革命激情将感染和瓦解即使是最雄壮和纪律严明的部队，如同我们所见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样……

但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理念，对农民红军的思考方式来说过于格格不入甚至是敌对，以致于他本身无法被其感染，也无法以它来感染别人。用战争将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无法吸引他，而这正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红军潜力的限制。

丹对“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理念”有着奇怪的理解。尽管如此，他的评论带出了两个俄国革命的核心要点。首先，当它与农民利益相容时则强，当它偏离其界限时则弱。其次（这是丹含糊其词的一点），农民几乎难以构成一支有力的战斗部队，除非它们被一个立基于城市部门的人民（the urban branch of the  narod）的政党给予政治领导。

布尔什维克党人完全致力于工农联盟以及，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致力于一场本质上“民主的”革命。直到列宁的最后几篇文章，他才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能够带领农民大多数（peasant majority）一路通向社会主义。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观点是与原始版本的霸权断裂了，但更深刻地看，这不过是社会主义者领导农民这个核心理念更进一步的延伸。

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列宁（Lenin as Bolshevik Leader）

十月时，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被托付给布尔什维克党。以此观点看待这些事件，会引起一种对列宁在党内领导的新看法，这种看法带出了某些非预期的特征。不过我们得从一件事实开始：列宁是在1905年革命前与后，阐述和捍卫霸权战略的首要负责人。在1915年十月，藉由主张工农政权（worker/peasant  vlast）会在革命第二阶段掌权、取代反沙皇制但属于护国主义（defencist）[译注：即沙文主义派（Chauvinist）]的政体，他加强了他的方案[译注：参见列宁《几个要点》（Several Theses），收录于《列宁全集》中文二版，第27卷，pp. 53-56]。他由此提供了党基本的战略指导。

当列宁历经十年流亡在四月归来时，出现意见不一致和士气低落（discord and demoralization）的可能性很大。当我们细看布尔什维克党人间的相互让步（give-and-take）后会发现，四月时列宁出众之处，无论对自己或对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人而言，在于他倾听同党同志，厘清何为首要何为次要，与协助澄清误解的能力。让我提出一个虽小却发人深省的例子，来说明列宁如何从在地人士身上学习。在列宁归来前从瑞士所寄的《远方来信》（Letters from Afar）中，他不断提及“工人代表苏维埃”（Soviet of Worker Deputies）。当《真理报》（Pravda）刊印他的文章时，编辑静悄悄地在这个词组每次出现时改成正确的名衔“工兵代表苏维埃”（Soviet of Worker and Soldier Deputies）。在列宁归来后立刻发表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es）的原文中，他仍旧使用这个不精确的缩写名衔。在他的同志提醒他这个问题后，他马上就改成了一个以农工联盟为基础的重要象征名衔。

在采纳知名的三字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All Power to the Soviets!）这件事上列宁也值得赞扬，不过是在一个非预期的方面。这个口号并未出现在《四月提纲》或四月29日结束的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它最早有记录的使用，似乎是出现在四月21日的反临时政府示威，在街头上挥舞着的一面旗帜。列宁注意到它的出现，后来在五月2日刊载于《真理报》的文章上引用它（译注：应是指《政权危机》一文，收录于《列宁全集》第30卷，pp.1-3）。这个口号不仅是在匿名的旗帜或个人署名文章上出现，还在代表党的权威文件上首次出现——五月7日的《真理报》。由此可见，列宁具备足够的敏锐去观察到这个口号，并指明其可能性。就目前的证据，确实是列宁将它从匿名旗帜中提升，并使它成为布尔什维克鼓动的核心。

在七月事件（July Days）之后，列宁认为不成文宪法已被取消，且当下的苏维埃体系已不再有能力行使权力。他因此想要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如他后来所承认，这是一次左倾偏离（leftist deviation）。幸运的是，其他的党领袖设法让这个口号完整保留了，而这对布尔什维克在秋季是有利的，那时苏维埃体系得到了新的活力。如同这段插曲显示的，列宁是个有效的领袖，是因为他是一个能够纠正个人误解的团队的成员。

回顾列宁在十月慷慨激昂地劝说（haranguing）其布尔什维克同志揭竿起义的戏剧性事件，我们应当聚焦在他的核心论述：全国的苏维埃支持群体，农民与工人，已拒斥任何类型的一致主义，从而已事实上（de facto）声明赞成建立彻底的苏维埃政权。武装起义无疑是个好主意，但并非起义本身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相反地，它保护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将不成文宪法转为成文宪法的能力。

列宁是一个团结的党的强大领袖。但这个党并非因为他是个强大领袖而团结——相反地，他成为一个强大领袖，乃是因为党团结在以社会主义领导权来建立工农政权的基本战略。

1917年的澄清
（1917’s Clarification）

回顾从二月到十月事件的进程，我们将明白苏维埃政权的既不大可能（improbability）也不可避免（inevitability）的个中原因。十月之所以可能，因为三个高度不寻常的境况的汇合：前政权的彻底崩解，工农兵组成的机构之创建立即赢得军队有力的效忠，存在的地下党具备了一套国家结构（national structure）与一份响应前两个境况的、准备好上路的（ready-to-go）纲领。

在沙皇政府垮台的几小时内，所有这些特征都变得明显。此后，十月看起来几乎无可避免。一致主义是个死胡同，因着俄国人民的渴望与精英阶层之间的深刻分歧。当这变得显然，布尔什维克党人与其彻底的苏维埃政权的纲领，便成了苏维埃支持群体仅存的唯一替代方案了。甚至连反革命都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因为它尚未准备好掌权以镇压苏维埃。

因此，1917年是澄清这场战役（校按：内战）的利害关系（the stakes）的一年。1917年创建的工农政权在其后的内战中存活下来，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中一场灾祸，便是全面废除政治自由——即使这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战前的核心目标。不过，就几个关键的面向上，早期苏俄仍能被准确地形容为一个“工农政权”。地主阶层全被作为一个阶级被清算，受过教育的前精英被彻底革除权力，新政府机关日益增聘工农为职员，新政府中的许多政策以争取这些阶级的支持为目标（例如，群众扫盲运动[mass literacy campaigns]），而工农们持续地被以歌曲和故事称颂。即使是大规模的政治不宽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种“民主”的特征，其反映了普遍的大众价值。

无论这是好是坏，在1917年二月创建、且在十月借着接受布尔什维克领导而被保留下来的苏维埃政权，将自身建成了一个在世界上的强大力量。

2017年5月11日

关于作者

Lars T. Lih是一位住在蒙特娄的学者。他出版的书包含《俄国的面包与政权，1914—1921年》（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 ）和《重新发现列宁：脉络中的〈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原载于《雅各布宾杂志》（Jacobin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