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呼吸，共命运”：约瑟夫·达希尔论叙利亚内战
约瑟夫·达希尔 著
田七 译
随着2018年3月的到来，叙利亚内战开始了它的第八个年头。丹·费舍尔与S·玛亚和约瑟夫·达希尔进行了一次访谈。我们探讨了叙利亚群众反对阿萨德独裁政权的斗争是如何与全球性的（包括在罗贾瓦地区[1]、巴勒斯坦、欧洲和北美的）反极权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问：巴沙尔·阿萨德独裁政权的政策和行动有表现出法西斯主义色彩吗？为何世界各地都有独裁主义者和极右翼主义者在支持着阿萨德政权？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阿萨德政权在古塔（Ghouta）及其他地区制造的大屠杀是对这些支持者的鼓舞？
答：阿萨德的暴虐政权当然具备法西斯主义倾向了，这从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反对行为及其所犯下的罪行就可以看出来了。关于阿萨德政权的本质，我认为它是一个专制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世袭政权，它不仅会通过暴力压制，还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政治手段（包括教派主义的、部落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种族主义的）来统治群众，并借由宗教、地区、部落和侍从主义者的联结来维持一个跨阶级的群众基础，在反动的基础上捍卫政权。
类似于利比亚和海湾地区的君主国，叙利亚当局的世袭性质意味着该国的核心权力（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集中在一个家族及其关系圈里头。因此它们会推动国家机器为维持自身统治而无所不用其极。
西方左翼中有不少派别经常忽略叙利亚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还远远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
很多法西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政党从世界各地支援阿萨德政权，其中包括：意大利极右翼的“新力量”党[1]和CasaPound[2]，希腊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英国的国家党[3]（BNP）和波兰的极端国家主义党民族重生党（National Rebirth），等等。这些政党是法西斯主义国际联合阵线的组成部分，后者以巴沙尔·阿萨德的名义集结起来，并在叙利亚内战爆发时就派遣支援者赶赴叙利亚。例如：有一个叫做“叙利亚欧洲团结阵线”（European Solidarity Front for Syria (ESFS)）的由新法西斯主义和极右翼团体组成的同盟在支持阿萨德政权。而在刚过去的三月份，来自极右翼组织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七名成员到访大马士革。
比较出名的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极右翼主义者的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包括英国国家党原成员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本塞（Richard Spencer），等等。
下列不同的因素有时候会相互抵触，但我们依然可以很明显地识别出来：
（1）专制主义；
（2）伊斯兰恐惧症[4]：在受该思潮影响的人看来，阿萨德政权是抵抗伊斯兰教和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坚强堡垒；
（3）反美立场：千万不要把它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混淆，因为持有该立场的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
（4）反犹太运动：在这里它还包括反对以色列国。
早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前，各个法西斯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运动之间就已经存在确切的联系了。例如在2005年，三K党[5]前党首大卫·杜克（他不肯承认自己曾参与过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在大马士革国家电视台发表了支持演说。
对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可以确定的是：阿萨德独裁政权在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协助和/或与之串通的条件下，在古特及其它地区持续施暴而不受制裁，这鼓励了其他独裁者和专制政权压制其民众的暴行。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进与深化，这种合谋方式也演变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包括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民主党也沦为了一丘之貉。
[1] 北叙利亚民主联邦（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缩写为DNFS），通常被称为罗贾瓦（Rojava），是在叙利亚北部一个取得事实上的自治的地区。它包括3个自治区域：阿夫林区、杰齐拉区和幼发拉底区。罗贾瓦地区于2012年宣布独立。
[2] “新力量”党（Forza Nuova, 缩写为FN）是意大利的一个极右翼政党，又Roberto Fiore和Massimo Morsello创立。该党经常因为它的激进反动立场和暴力行为而广受非议。它还积极地参与到反对同性婚姻和反对意大利外来移民的政治活动中。
[3]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政党之一，成立于2003年12月26日。
[4] 英国国家党是英国一个极右翼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党，总部设在英国坎布里亚郡的威格顿。
[5] “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针对伊斯兰教穆斯林的强烈的恐惧、仇恨或偏见，尤其是当穆斯林群体被认作地缘政治力量或恐怖主义的根源。
问：有观点认为：叙利亚反政府势力大多数是伊斯兰圣战组织人员，对此你作何看法？在叙利亚内战中，左翼的政治观点是怎么样的，民主斗争运动又是什么样的？
答：首先，我们应该谨记：叙利亚草根的平民运动曾经是反抗阿萨德政权的群众起义的主要动力来源。在持续数年中，它们通过组织和记录示威抗议活动和非暴力抵抗运动来支持群众起义，并动员群众参加抗议活动。最早期的“各社区要联合起来”（或tansiqiyyat）示威活动是由在叙利亚全境内联合起来的社区发动的。当局特别盯紧这些发动示威、非暴力抵抗运动和支持全国性罢工的反抗网络，以刺杀、监禁、绑架和流放的方式来处置那些反抗者。
悲惨的是在近一年里，民主斗争的每一次挫败都在实质上增强和便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圣战组织势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和圣战组织运动的崛起，并在军事上控制了叙利亚境内若干个地区，这对革命而言是消极的，因为它们反对革命的斗争目标（民主、社会公正与平等）。从它们的宗派主义和反动的言论和行径便可知：这些运动不仅排斥绝大多数宗教少数、少数民族和妇女，还排斥革命解放地区的阿拉伯逊尼派群众（有不少群众——特别是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大部分中产阶级——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圣战组织运动）。直到现在他们都在攻击民主运动人士，经常会试图施加权威于当地人兴办的机构，而他们往往会引发当地居民反抗其独裁行径。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不再拥有2011年3月的有利形势，因此叙利亚国内民主和激进力量在当前处境下是非常弱势的。革命过程由长时段里的事件构成，体现为由不同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相互交替的群众动员高潮或低潮。在这过程中甚至会有若干个时期的挫败，但很难说革命何时会结束。上述结论尤其适用于叙利亚的情况，目前使叙利亚内战得以成为可能的条件依然存在，而阿萨德政权远谈不上有办法去消灭这些条件。
可以在改变事态的未来走向中起作用的另一个因素是对史无前例的叙利亚内战的大规模记录工作。虽然一直以来都有关于抗议运动的重要纪录片、证词和文件，记载了参与其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行动方式（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全国性的受到广泛支持的大规模罢工及示威抗议，叙利亚爆发了强有力的群众性民主抵抗运动）。但不幸的是，这些往事并未（完好地）记录下来，并在我们新一代——特别是那些在2011年参与了叙利亚境内抗议运动的人——当中广泛传播。而开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内战被记录得最为详尽。这一记忆将会保存下来并广而告之，以启发我们未来的抵抗运动。从这场革命开始就逐渐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将不会被遗忘。
谈到ISIS的扩张和其他极端主义圣战力量，有些人辩称我们必须在阿萨德政权和圣战组织之间“学会站队”，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解决冲突的可行措施。事实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选择支持阿萨德和它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因为我们不可能支持圣战组织）。可惜，在发生ISIS所策划的针对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后，这种站不住脚的辩解变得非常流行。在这些袭击过后，许多西方人士开始宣传要发动“针对ISIS的全球反攻”。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人认为有必要和阿萨德政权联合以对抗ISIS，又或者至少要寻求不影响阿萨德家族保持对叙利亚的统治的解决办法。
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则因为反对上述观点而被指责为空想主义者。我们的批评者告诉我们必须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更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确保能够拯救老百姓。然而，这些批评者所没有领会到的是他们所建议的做法是不足以打败ISIS、圣战组织力量和其他萨拉菲斯特[6]组织的。只懂得残忍之道的军事力量只能导致它被其他军事力量取代，就像伊拉克“基地”组织的衰落所显示的那样。解决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方的危机的真正办法在于必须根除导致ISIS和其他极端组织滋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
我们必须要理解ISIS的扩张行动是中东地区反革命的基本要素之一。这一反革命产生于中东各独裁政权对上溯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民众运动的镇压。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和国际势力的干涉也推动了ISIS的崛起；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底层群众生活穷困潦倒，再加上对民主力量和工会力量的镇压，组成了促使ISIS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崛起的关键因素。
左翼人士必须意识到：只有根除了导致ISIS和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发展起来的这些原因，才有可能解决当前的危机。与此同时，对群众性的激进和民主力量——它们为推翻专制政权而斗争，并与那些反动组织面对面对抗——进行赋权也是治本之策的必要组成部分。很明显，只要巴沙尔·阿萨德和他的党羽还在掌权，就不可能采取和平的且公正的解决办法。阿萨德是叙利亚的头号罪犯，他必须为他的罪行付出应有代价，而不是任由国际性和地区性的政权为他开脱罪名。
问：无政府主义的经济学家奥马尔·阿齐滋（Omar Aziz）对叙利亚内战（特别是在自治的地方委员会的建立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在2016年，雷拉·沙米（Leila Al-Shami）指出：根据统计显示，当时叙利亚境内共有395个地方委员会。从那以后，地方议会遭遇到哪些事情呢？
答：奥马尔·阿齐滋是一位享年63岁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于2012年10月被逮捕，最后在2013年2月死于监狱的折磨。在2011年10月，他率先发起 “建立地方委员会”的号召。无可否认的是，在大马士革及其所属省份中，他的想法和号召非常重要，且对不少社会活动家有启发。但是，这一号召也是植根于群众运动的现实。在阿萨德势力从一些地区退出后，人们必须学会掌握组织社会运作的政治方式，并联结公民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组织。
在2016年12月东阿勒颇沦陷后，地方委员会的数目发生剧减。这不仅是由于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夺回被反对派占领的领土，同样也是因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军队和圣战组织用它们自己的人马取代了原有的公民委员会。
谈到在反对派所控制的地区中地方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清楚它们所取得的那些非常重要的成功经验并不意味着它们自身没有缺点。例如：总体上讲，地方委员会中是缺乏妇女代表或宗教少数的代表的，还有就是存在若干种形式的无组织性、不民主的现象；在某些地方，一些社会名门望族占据了过多的议席，等等。地方委员会并非总是完全独立于军事组织，而是经常要依赖军事组织来获取资源。当大量的接近半数的委员基本上获得推选时，还有不少委员是基于地方军事首领、氏族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力而被不民主地直接任命，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在地方委员选举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特定专业和技术能力的门槛要求。
且不说这些制约因素，地方委员会被证明是可以在当地重建最基本的社会服务，并争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权力。
问：在你的文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危机》[7]中，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将争取库尔德人民的自决权的斗争从叙利亚内战的动力学中剥离开来。”对于既支持叙利亚内战和罗贾瓦革命（尽管这两个革命斗争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冲突）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呢？
答：首先，我们不该无视其中一方的命运，而孤立地看另一方的命运；另外，我们应该反对针对阿夫林、伊德利卜、东古塔的多次军事攻击，并且支援叙利亚境内的所有平民。更广泛地说，在阿夫林的军事行动反映了所有民主和激进运动参与者——在面对阿萨德政权和它的盟友破坏叙利亚内战时——的弱点，显现出阿萨德政权由于获得国际上所有同路人的支持而必定恢复统治能力的现实逻辑。
因此，最迫切需要做到的是所有——反对阿萨德政权及各个地区性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革命者（其中有阿拉伯人、库尔德人[8]和所有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一致，并支持争取社会公正、妇女权利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权利的斗争。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未能意识到库尔德人是叙利亚境内一个理当存在的“族群”或“民族”，并且应该无条件地支持叙利亚境内（以及其他地区）的库尔德人的自决权，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库尔德问题和建立一个包容开放的叙利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对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以及其他库尔德政党）的消极政策采取不批判的方针。
我们可以预见，若叙利亚内战以政府军的最终胜利告终，将可能标志着罗贾瓦运动的终结，并将重新恢复起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压迫。阿萨德政权及其反动军队控制着当前的叙利亚局势，他们不会坐视与其专制统治相悖的政治实践有任何前进的可能性。
我们也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派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的口号应该是“同呼吸，共命运”。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再次在叙利亚内战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的起义之间建立联结。就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斗争中存在的各种联结：那些为争取更多民主权利和社会公正的人们的失败会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暴虐专制的政权从他们的镇压行动中学习经验，并且和他们的盟友分享，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整个中东地区团结更多的激进力量的原因。
问：土耳其侵略阿夫林，会对叙利亚和罗贾瓦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不管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还是从政治的分析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悲剧。
这起事件的经过值得我们铭记于心：2018年3月中旬，土耳其军队联同它在叙利亚境内的盟军攻占了阿夫林，此前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的部队刚从这里撤离。在占据阿夫林后，和安卡拉方面勾结的一些叙利亚反对派部队洗劫了当地的民居和商店，并捣毁了一座卡瓦（Kawa）的雕像。卡瓦是库尔德传说中关于Newroz新年庆祝活动的核心象征（待查，译文待核对）。将近10万当地人沦为难民。不得不提的是在对阿夫林展开军事行动时，侵略者还攻击平民区，并且将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妇女保卫军（YPJ）的士兵毁尸抛荒，还把这灭绝人性的过程播放到公共媒体上。受害者中比较有名的一位是妇女保卫军成员。土军及其盟友的暴行激发了民族矛盾。矛盾被激化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分裂更加严重。
反对派成员必须清醒地判断自己对叙利亚联盟（Syrian Coalition）的反对立场。叙利亚联盟主要由自由主义者、穆斯林和保守政治家及组织构成。它们不仅得到土耳其军事干涉的支持从而继续推行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还亲身参与了这次军事干涉（它召集了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加入叙利亚武装反对派对阿夫林的侵略）。它们一直以来都希望土耳其军队发动军事干涉，并鼓吹针对库尔德人的大阿拉伯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美化并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这起军事干涉发动开始之后，在安卡拉的叙利亚军人就组织了好几次反对库尔德人的种族主义演说。
土耳其方面也利用这次军事干涉，为铲除其国内的库尔德人问题并满足土耳其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服务。除此之外，正如此前我曾在很多场合所提出的：在对伊斯兰国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美国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军，这就给土耳其的军事干涉提供了机会。例如：由于没有受到美国的掣肘，土军在阿夫林，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控制区域发动了军事干涉。埃尔多安明确宣布土军将沿着土叙边境对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发动战争，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会攻入伊拉克北部。
问：对于某些叙利亚人和库尔德人呼吁美军介入的做法，国际左翼应该如何回应？
答：这绝对不是个容易解答的问题，尤其是一方面，老百姓惨遭屠杀，而另一方面美国并无意愿在叙利亚发动政变（从叙利亚起义爆发之始就可以发现这点，或者可以从美国反对土耳其入侵阿夫林的表态中得知）。
如今的主要问题是要真心诚意地要求结束战争，并且停止任何武装干涉，并保证人民获得应有的政治权利。我会在最后一问题里对此作延伸。
然而，尽管我们不同意那些希望发生军事干涉的组织，我们仍应该保持和叙利亚境内所有民主与激进力量，以及库尔德社会主义者和民主斗争力量的团结。因为他们反对两大反革命阵营：阿萨德政权和伊斯兰圣战反动势力。
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有必要捍卫地方自卫的动力学，而不是去加强帝国主义的束缚。因此我们应该支持为当地的这些民主斗争力量提供武器装备，以对抗上述这两支反革命势力。这是能够提高民主与激进力量的话语权并赋予他们保卫自己的工具的重要因素。
有些人为无附带政治条件地提供武器装备、与西方国家有牵连而感到很不自在，我会建议他们阅读托洛茨基的《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9]。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理所当然地对持有这些要求的组织的领导层采取不加批判的态度，我们应该对此保持独立的和批判的观点，即使是在我们要和他们谈条件时。
我们要清楚帝国主义势力和地区强权都遵循着力图维持专制不公正的统治体制的帝国主义逻辑。他们都反对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和争取解放的斗争。因此，不管是中东的还是西方的反战活动人士，都需要消灭所有形式的压迫和专制主义，并且谴责所有形式的侵犯当地居民的外国干涉。
问：以色列在叙利亚斗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对叙利亚政权更替持有什么立场？对于说阿萨德政权是巴勒斯坦英雄的说法，你作何回应？
答：由于不希望看到在它的边境上发生任何激进的变化，以色列更热衷于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对于以色列而言，以下事情是要优先考虑的：首先，要防止叙利亚内战的浪潮蔓延到以色列境内；其次，要防止生化武器流入到极端伊斯兰组织和先进武器被转手到黎巴嫩真主党[10]手上。在2017年9月，以色列空军前指挥阿米尔埃舍尔（Amir Eshel）宣称，自从2012年伊始至今，以色列军队击毁叙利亚军方和它的黎巴嫩盟友的武器运输队将近100次。为了不惹怒以色列，阿萨德政权从不回应以色列的这些干涉行动，唯一的例外就是在2018年2月，叙利亚的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刚完成对得到伊朗方面支持的某些叙利亚地点的袭击任务并返程的以色列战机。随后，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发动更猛烈的空袭，它宣称一共击中叙利亚境内的12个伊朗和叙利亚目标。在这场冲突爆发后，以、叙双方都表示不希望冲突扩大，特别是当美国和俄罗斯表示对冲突升级的担忧。
以色列当局也曾公开表示它反对伊朗军队和真主党军队接近它的边境，并呼吁俄罗斯出面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在这个背景下，以色列加强了——特别是从2017年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真主党和支持伊朗的目标的军事攻势。
作为缓和以色列国不安情绪的可能采取的姿态，伊朗外交副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Abbas Araghchi）在2018年2月强调：伊朗之所以应叙利亚政府的邀请进驻其中，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对抗以色列的新阵线，而是为了对抗恐怖主义。但对于以色列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仍是如何应对伊朗和真主党势力出现在它与叙利亚接壤的国境上。
对于第二个问题，这其实是叙利亚政权撒的一个谎。真相是：1970年叙利亚事实上的领导人萨拉赫·贾迪德（Salah Jadid）和时任国防部长和空军司令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最终决裂，是由于哈菲兹·阿萨德拒绝支持政府的决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军于1970年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和国王侯赛因（Hussayn）军队的战争期间（由叙利亚阿拉伯军（Syrian Arab Army (简称为SAA)指挥）介入约旦。这导致“血色黑九月”的发生，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由贾迪德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开始策划要剥夺阿萨德的职位和权权力，以图更牢固地控制住军队。但这个计划从未认真落实。在哈菲兹·阿萨德和穆斯塔法·塔拉斯的掌控下，军队最终凌驾在党的领导人之上。这一新的血腥政治组合完成了阿萨德家族对党和国家政权的完全控制。
而对于反帝国主义而言：历史上阿萨德政权曾多次与帝国主义势力相结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和允许下，1976年阿萨德政权的军队入侵黎巴嫩以镇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左翼力量。“阿迈勒”运动和以色列的纷争是整个80年代的主题，叙利亚则支持前者对抗并摧毁巴勒斯坦组织。
鲜为人知的是，在1982年位于黎巴嫩的巴勒斯坦组织遭受叙利亚政权摧毁后，雅穆尔营（Yamour camp，大马士革的一个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在大马士革发起了两次群众性的起义或抗议活动。叙利亚特务组织对其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在整个80年代，有超过1000名政治犯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内。
1991年，叙利亚支持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从1974年到2011年，叙利亚未发一兵一卒去解放被侵占的戈兰地区。阿萨德早就做好了如下准备：如果以色列愿意归还（至少是）一部分戈兰地区，他愿意和以色列方面签订和约，但以色列对此从不感兴趣。要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直到今天，以色列将阿萨德视作一个没那么恶毒的魔鬼：往好处想，阿萨德并无意侵犯以色列的领土完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乐于看到叙利亚独裁政权的削弱，而不希望看到叙利亚政权的更替。以色列惧怕该地区的各种暴动，因为极权主义政权都喜欢——直接地或间接地——与以色列勾结在一起，去摧毁它们国内的群众运动（连同消灭巴勒斯坦人）。相关的最佳例子就是在2011年，由时任以色列外务总理的阿维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发表的一篇宣言：他宣称对以色列的最大威胁是一次成功的埃及民主革命，而不是来自伊朗方面。因为这一革命将会蔓延到中东地区，而已经争取到解放的民众将会插手巴勒斯坦问题，因为后者是数十年来该地区的核心问题。所以我的答案是“不”，阿萨德政权远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盟友，也不是其他所有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民众的盟友。
从2011年开始，叙利亚境内针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大规模镇压从未停歇。叙利亚雅穆尔营遭受一次很严重的围攻，内有数百人死于饥饿等等。在布赛纳·沙班（Bouthaina Shaaban）起义的第一周内，叙利亚政权的参谋们指控巴勒斯坦人在叙利亚境内煽动多起教派主义罢工，特别是在拉塔基亚（Latakia）等地。多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受到轰炸。当前有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人被叙利亚当局盯上了。
我相信中东地区劳动群众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命运是紧密关联的，它们都要与自己国内的统治阶级和多个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特别是美国和俄罗斯，以及例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卡塔尔等地方强权。根据这个逻辑，我们要反对专制政权和伊斯兰反动势力根据性别、宗教派别、民族的不同去分化民众阶层之策略，反对他们借此维护自己的统治，并扼杀国内群众的和巴勒斯坦民众阶层的解放运动。
问：为了团结叙利亚群众（包括那些亲历过发生在古塔、伊德利卜和阿夫林的屠杀的人民），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极权主义者可以采取哪些直接措施？
答：很多事情需要落实。我认为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极权主义者应该要求结束这场荼毒无数的叙利亚内战。它导致大量国内群众流离失所，数百万人成为难民。不管从哪方面看，这场战争的得益者只是反革命力量。从政治立场和人道主义立场来看，结束叙利亚内战是极端必要的。
同样，我们必须反对任何美化阿萨德政权的企图，还必须反对任何使得阿萨德政权可以继续影响国家未来走向的协议。如今开给阿萨德的一张空头支票会在未来鼓励其他专制独裁的国家镇压国内的所有反抗行动。
我们同样必须保护叙利亚国内平民的权利。尤其是要制止更多强制迁徙，并保护难民的权利（返回家园的权利、要求房屋损坏的财政赔偿、为他们不幸丧失的亲友争取应得权益，等等）。
必须追究阿萨德和他在政权中的几位同党所犯罪行的责任。同样的追责必须落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圣战势力和其他武装强盗头上。
我们需要支持民主与激进运动的参与者，也要支持同时针对两个相互对立的反革命阵营：阿萨德政权和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的运动。我们应该基于如下革命诉求——民主、社会公正、平等、拒绝教派主义和种族主义——而建立起联合阵线。
我们理所当然地必须反对所有干涉叙利亚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专制主义势力。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部，国际主义左翼同样应该为以下目标作斗争：
为移民和难民开放国境，反对修筑限制移民墙，反对将（例如）欧洲变成一个排斥难民的堡垒从而使地中海成为移民葬身的坟墓。
反对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恐惧症和种族主义。
反对西方国家和中东地区的专制国家相勾结，反对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制度、殖民制度和种族歧视（从而我们应该支持“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
反对以“与恐怖主义开战”为由强化国家安全管控和实施反民主政策。
2018年4月6日
[6] Ku Klux Klan通常被简称为3K党或Klan，是指在美国历史上（19世纪以来）先后发生的三个明显不同的秘密运动。这三个运动都宣扬极端反动的政治立场，例如：“白人至上”主义、白人国家主义和反移民政策，等等。
[7] 萨拉菲运动（the Salafi movement 或 Salafist movement 或 Salafism ）是逊尼派穆斯林内部的一个极端保守的改革运动或宗教复兴运动。作为对欧洲帝国主义入侵的回应，它发展于19世纪晚期的埃及。
[8] 原文链接为http://newsocialist.org/the-kurdish-crisis-in-iraq-and-syria/
[9] 库尔德人或库尔德族是分布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民族，他们的聚居区通常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后者包括土耳其东南部（即“北库德斯坦”）、伊朗西北部（即“东库德斯坦”）、伊拉克北部（即“南库德斯坦”）和叙利亚北部（即“西库德斯坦”）。
[10] 原文链接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80522.htm
[11] 真主党是一个扎根于黎巴嫩的什叶派政党和军事集团，美国、以色列、加拿大、阿拉伯联盟宣称它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