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农的革命党概念
巴里·韦斯雷德 著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
加拿大与美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差不多同时组织起革命党来。这发生在一战后。新组织都以“共产党”为名。这是为了与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团结一起，为了支持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领导人。在加拿大，新党的很多成员来自加拿大社会党与加拿大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他们来自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的社会党和工团主义的世界产业工人同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如詹姆斯·帕·坎农（James P. Cannon），他在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前是世界产盟盟员。新生的共产党内有很多内部倾向与派别，后来莫斯科扼杀内部民主并需要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开除斯大林的一切反对者。在苏联，很多斯大林的反对者不只是被开除或放逐，而是被谋杀。历史学家认为斯大林杀害的共产主义者人数超过了阿道夫·希特勒。
加拿大共产党的建党领导人是杰克·麦克唐纳（Jack MacDonald）和莫里斯·斯佩克特（Maurice Spector）。他们同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詹姆斯·帕·坎农、威廉·泽·福斯特等人密切合作。斯佩克特与坎农是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
斯佩克特意外获得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判》的副本，这份文件批判了尼古拉·布哈林与约瑟夫·斯大林的立场。这份文件揭露了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份批判文件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基础。在一份真正的预见性声明中，托洛茨基警告说，如果“一国社会主义”被共产国际所采纳，必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内导致民族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堕落。他的预言——当时受到斯大林派的嘲笑——在后来得到证实。坎农报道了在那个命运之际发生了什么：
坎农回忆说：“由于莫斯科机关（它们本来应当做到官僚式的天衣无缝的）的一些疏忽，托洛茨基的这份文件流入了共产国际的翻译室。它落入了备用文件存放处，在那里有十几个无事可做的翻译和速记员。他们拿起托洛茨基的文件，将它翻译出来，分发给各代表团的头儿和纲领委员会的成员。看哪！就这样，它被放在我的膝盖上，翻译成了英语！莫里斯·斯佩克特，一位加拿大党的代表，有几分与我相同的心情，他也在纲领委员会中，而且他得到了一个副本。我们抛开那些小组会议和大会会议，阅读研究起了这份文件。然后我和他就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我们茅塞顿开，恍然大悟——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一边的是托洛茨基。我们在那达成了一个协议——斯佩克特和我——我们会回国，然后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开展斗争。”[①]
这里介绍一点麦克唐纳和斯佩克特的背景。
杰克·麦克唐纳（绰号“莫斯科杰克”麦克唐纳）于1888年2月2日出生于苏格兰的福尔柯克（Falkirk）。他是加拿大共产党的创建者。他在1921年至1923年任党主席，于1923年至1929年任党的全国书记。
麦克唐纳获得了上高中的奖学金，但经济困境迫使他从事于制模业——同他父亲一样的工作。他的想象力“被1905年俄国革命所激发”。他参加了福尔柯克制模工人协会，后来成为该协会主席（1910年—1912年），并成为英国社会党成员与苏格兰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他于1912年移民到多伦多，并参加到当地左翼中。
1928年，麦克唐纳支持以托派罪名将莫里斯·斯佩克特开除出党。后来，他试图在蒂姆·巴克（Tim Buck）的斯大林派和由芬兰人、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团体组成的多数派（J·B·萨尔斯伯格（ J.B. Salsberg）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中间维持平衡。麦克唐纳最终失败，并于1931年以洛夫斯东派（ Lovestoneite，洛夫斯通是尼古拉·布哈林的右翼反对派支持者）的罪名被开除出党。然而麦克唐纳仍坚持自己试图扮演独立的角色。麦克唐纳与斯佩克特和解，并于1932年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托派）的加拿大多伦多支部。
在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发生分歧时，麦克唐纳与斯佩克特站在了马丁·阿本（Martin Abern）和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一边。分裂发生在30年代末，这时在苏联的阶级性质问题上，麦克唐纳同1940年从国际中分裂出来的沙赫特曼站在了一边。1941年11月7日，麦克唐纳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那时他正从更早的一次不确定的手术中恢复过来。
现在再简单介绍一下莫里斯·斯佩克特（1898年—1968年8月1日）。他是加拿大共产党的主席，也是20世纪20年代多数时候的党报《工人报》的编辑。斯佩克特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在他婴儿时就随家人一起迁到了加拿大。他毕业于女王大学，在还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时，他学习过劳动法。
斯佩克特受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的影响，此书于1918年1月由多伦多的邮件与帝国（ Mail and Empire）出版社出版；他还受到加拿大社会民主党自治领书记艾萨克·班布里奇（Isaac Bainbridge）的影响，班布里奇向他介绍列宁的著作，并介绍他加入社会民主党。斯佩克特与加拿大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一同工作，最终离开组建了加拿大共产党。
斯佩克特是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建者，1929年时成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分支。1932年，他同麦克唐纳一起创建了加拿大国际左翼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一个支部。1936年，斯佩克特迁到纽约市，成为当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成员。他在1938年底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大会上提交了国际报告，但在1939年退了党。
在1939年离开社会主义工人党后，他一段时间里参加了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并一直在其执行机构中待到1958年。
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加拿大和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发展并落实了一个共同的革命党概念——部分是通过拒绝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官僚主义与压制式方法，更主要的是通过接受先前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方法。
所以，是谁将早期一代同我们现代的加拿大运动连接起来的呢？是罗斯·道森（Ross Dowson）。道森于1917年9月4日出生于安大略省威斯顿（Weston，那时是多伦多的一个郊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在七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他的父亲是一名印刷工人、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他的母亲是一名速记员。
在大萧条时期，道森的哥哥穆雷（ Murray）参加了加拿大工人党（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当时约克纪念大学研究所的一名学生带着罗斯参加了会议。两个人组建了约克纪念高中的斯巴达克斯俱乐部。小道森入了党，并在17岁时向他母亲宣称自己要终身做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8年，道森参加了合作英联邦青年运动（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Youth Movement），合作英联邦联合会的青年组织，且因他的激进理念被开除。
加拿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二战开始时瓦解。麦克唐纳和斯佩克特均退出了运动。战争爆发时的领导人是厄尔·伯尼（Earle Birney）。因不同意托洛茨基主义对战争的立场，他淡出并集中精力成为一名诗人。当渥太华依据《加拿大国防条例》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工人党当时的称呼）非法时，加拿大托派运动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当组织走入地下时，罗斯和穆雷·道森仍留存组织内。道森在1942年参军，且在1942年获中尉军衔。他将两名士兵招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为了给分配到安大略省南部铁路的士兵们争取更好的待遇，组织了一场成功的抗争。道森于1944年12月从军队中退役。
道森在1944年10月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书记，并重组了运动，创建了革命工人党，道森成为该党的全国书记及其报纸《劳工挑战》的编辑。
道森曾在20世纪40、50与60年代九次竞选多伦多市市长。他以一名托派的身份公开参选，其口号是“选道森，选工人市长，选托派候选人”，他在1948年的市长选举中获得11%的选票，在1949年则超过了20%。而2014年时，奥利维亚·周凭着相当低劣的纲领，以23%的得票率当选市长。
然而，由于冷战的压力，革命工人党有所下降。其成员以团体形式参加了合作英联邦联合会，在内部称为“俱乐部”，但仍经营道森在央街（Yonge Street）开设的多伦多劳工书店（Toronto Labor Bookstore）。他们在那里开会并组织自己的活动。为了省钱，道森住在书店里。
第四国际在1953年的分裂也使革命工人党内和道森家庭内产生分歧。罗斯·道森和团体内多数派同詹姆斯·帕·坎农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站在一边，这个派别创建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他们反对加入斯大林主义政党。他的哥哥穆雷与妹夫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组建了亲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的少数派，并于1954年从革命工人党中分裂出来。50年代末该少数派团体消失。这个插曲揭示了坎农革命党概念的一个方面，亦即哪怕是很深入地参与到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内，革命者也不应解散他们的纲领、战略与独立身份。
1961年，道森与他的同志在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成立时即加入了该党。那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社会主义行动同盟”（League for Socialist Action）之名重新发起，该组织在多伦多与温哥华有分支，道森成为全国书记。
道森还是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党报编辑，最初该报名为《工人先锋报》，后来改称《劳工挑战》。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在60年代末的学生激进化中发展起来。道森塑造了加拿大的反越战运动，喊出了“停止加拿大在越南战争中的共谋”的口号。
1963年，道森在重新统一第四国际的进程中发挥了作用，当时他同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一道，帮助以美国和加拿大团体一方同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米歇尔·帕布洛在60年代初离开了第四国际）领导的第四国际书记处为另一方谈判，以达成和解。
1964年，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发展了魁北克一翼的组织工人社会主义同盟（Ligue Socialiste Ouvriere）。
60年代末，加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的影响，倾向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这引发了新民主党内的胡扯运动（the Waffle）。道森转向这样一种立场，认为加拿大民族主义具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进步性，这一立场使他成为社会主义行动同盟内的少数派。
1973年，道森的倾向在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全国代表大会内失败，1974年初，他与他的二十名支持者离开了社会主义行动同盟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组建了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该团体因其报纸《前进报》而被人称为“前进小组”。1989年，当道森遭遇毁灭性的中风，使他无法说话与写作时，该团体已经缩小为仅有他周围一些朋友的小团体。
尽管如此，由道森所传播的坎农革命党概念在社会主义行动同盟（英语）/工人社会主义同盟（法语）中扎下根来。虽然革命党概念在1977年社会主义行动同盟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小组（RMG）联合组成革命工人同盟时走了弯路，但它随着1994年社会主义行动党（英语）/社会主义行动同盟（法语）（Socialist Action/Ligue pour l’Action socialiste）的建立而再次起飞。
布鲁斯与我已经触及到许多坎农主义的元素。坎农在1966名为《先锋党》的小册中总线了他关于党的概念。
先锋党，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的指导，且完全献身于劳动群众与所有被压迫的受难者的福祉；它必须永远在原则上反对阶级社会的卫道士及其制度。这些特点能使它免于异己阶级影响的腐蚀，保护它抵御来自异己阶级影响的压力。但列宁主义的党必须首先是一个战斗的党，致力于组织群众，领导他们进行夺取政权的有效行动。
这个高于一切的目标，决定了革命先锋党的特征与其优先考虑的任务。党不能沦为漫无目的、永无止境辩论的清谈俱乐部。它商议、讨论和内部争论的目标，是为了采取行动、系统地进行工作而进行决策。党既不能成为关怀和治疗病态灵魂的诊疗所，它本身也不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型。党是一群时刻准备着的、自愿的、能够直面并击败阶级敌人、帮助群众扫清通往新世界道路的革命战士。
许多新左派浸透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精神，诋毁或拒绝接受革命运动中的职业领导。一些理想破灭的工人与曾经的激进分子也持有同样看法；他们将专职领导的尽责献身，等同于官僚的支配和特权。他们不能理解群众、革命阶级、党、及党的领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革命阶级领导广大民众前进，因此先锋党领导阶级前进。然而，领导的作用还不限于此。党自己也需要领导。一个没有正确领袖的革命政党，不可能提供正确的领导。先锋党领导在党内执行的职能，与党在工人阶级中的职能一样。
在党的萎缩或扩充时期，党的干部保存着党的骨干力量。党的生命力，由它扩大及补充干部、以及一代又一代地再生出合格领导者的能力，从而得到保证。
先锋党不能通过小宗派的一纸宣言而诞生，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出来。通过在阶级斗争的每次转折关头中凸现的群众运动及其内部争论，以及急剧冲突中的关键性政治问题的检测与考验，先锋党的领导和成员得以挑选、淘汰。不可能跨过、且更不可能跃过这一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为了组织和争取广大群众，党的基本干部要一再组织和整顿自己，把自己同这个重大的工作联系起来。”[②]
这个紧凑而又相当优雅的措辞摘要值得仔细研究。我要说明的是它如何在我们自己在加拿大创建社会主义行动党的经验中引起反响的：
1. 首先，文章中说我们的党“在原则上反对阶级社会的卫道士及其制度”。所以，例如，我们不信任国家或公司，哪怕是像多伦多水电和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这样“优良的”公共公司。我们不会去试图改良警察；我们要废除警察。我们不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国家能带来社会主义，而只有替代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工作场所与社区的代表会的工人国家才能带来社会主义。
2. 我们是战斗的党，我们训练去夺取政权的战士。它不是“漫无目的、永无止境辩论的清谈俱乐部”。我们以行动为导向。像多数劳动人民一样，我们希望看到结果——我们仔细审查结果，以为未来的行动提供经验教训。社会主义行动党是一个有着大胆而激动人心的理念的党，而非读书俱乐部。我记得最近加入我们的一位年轻的专业人士说，他发现社会主义行动党内的氛围启发人的思维。非常好。但社会主义行动党不是一个文学社。我们旨在将我们的理念付诸实践。我们期待积极参与到部分成员正在积极参与的事业中。
3. 我们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我们的方向总结在这句口号上：“工人使国家运转，工人应运转国家。”即使我们只有极少数人，我们也在积极寻找影响大量工人的方法。这是通往政权之路。这也就是我们在工会和新民主党内努力工作的原因，我们对改良主义没有任何幻想，这就像我们的前辈参与之前的工人组织一样。
4. 只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党才能领导群众从人类历史上最集中、最无孔不入、最暴力的统治阶级和国家手中夺取政权。正如坎农当时所谴责的 “新左派浸透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精神”，我们今天遇到的激进分子有更强的个人主义，他们将个人喜好置于党的需要之上。就像一些工会成员会告诉你，罢工需要牺牲。在革命中，牺牲是生死悠关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多数牺牲都很小。这里有个例子。出售革命报刊并不是每个同志都喜欢干的事。然而问题是：如果你不能承担在公共活动中向工人散布传单或出售社会主义报刊或徽章的任务，那么你怎么会鼓起勇气向敌对会议演说革命真理，或保卫一场反对警察或法西斯主义者暴力的示威？生活就是要克服逆境，革命政治当然也不例外。
5. 革命党不是医院。资本主义是一种疏离与非人性化的社会制度。并不奇怪，社会主义吸引了很多地狱社会中的受害者和格格不入者。
社会主义运动为受压迫者提供了舒适、目标明与团结。但它无法专业治疗被遗弃者的身心疾病。它不能代替药物和护理人员，我们需要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来提供这些。我们的工作是为社会基金和工人对经济的监督而抗争，而非开诊所，主持救助中心或员工的食物银行。
6. 革命党不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型。卡尔·马克思（我们上周庆祝过他的二百周年诞辰）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解答了这个问题。我推荐你们参考“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部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代替孤立的模范社区，或变革蓝图的是，我们要提出一份罗列要求的纲领，这份纲领要为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塑造未来社会而斗争。
7. 革命党不是慈善机构。《共产党宣言》在“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谈到了此问题。为换取慈善机构的一丁点面包屑，社会主义的资产者“要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要他们抛弃把这个社会看成是一种可恶东西的观念。”这难道不是在提醒你们“基本收入方案”？
8. 我们党不是一个致力于推动崭露头角的小资产阶级记者事业发展的出版社。为我们的出版机构写的文章应立即成为我们党的工具。稿件要受制于编辑部认为必要的任何改动。作者唯一的选择是，如果还有多余的行的话，是否将她/他的名字署上去。我提到这个小问题是因为我们之前的过这样一回经历，一个年轻作者想对自己的作品有最终决定权，包括拼写、语法和脚注等问题。我们说：“没门，何塞。”社会主义行动党不是你的公关或个人论坛。作者是党的代理人，而非相反。所以，他放弃了，这越快越好，因为晚些的话，会在更严重的政治信心问题上伤害我们的党。
9. 革命党不是一个相互倾慕的协会。幸运的是，我们党的同志们很喜欢彼此。但我们党的基础是其纲领与战略。我们党不是一个社会帮派或追星俱乐部，仅仅通过添加或减少某一个性就会分开。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家干预激进政党，试图通过发挥个性差异以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坚持我们的政策和原则，而非个性，来尽量让警察与法院困难重重。
10. 革命党领导人的选拔过程反映了党的功能。领导人必须对党的队伍充满政治信心——而且他们将——如果他们显示出严肃的工人所期待的政治深度、敏锐和奉献精神。在高中选举之外，政治领导人的选举不是人格竞赛——谢天谢地，或者我们中一些人，包括我在内，都不会达到下士级别。
最后，坎农关于党纪的概念是什么呢？民主集中制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议会野心家等区别开。但重点应该放在民主还是集中上？坎农在标题为《不要扼杀党》的通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以下是背景故事。
过去七年里，党的创始人之一及全国委员会委员阿恩·斯瓦贝克一直在试图让党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毛主义。尽管他在1959、1961、1963、196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与大会期间都在竭力活动，但他的小集团在党员中进展不大。他和他的小集团开始越来越无视党内讨论的正常渠道，而是通过邮件直接与他们看好的党员交流思想。这导致了来自波士顿的全国委员会委员拉里·特雷纳要求党对斯瓦贝克及其在全国委员会中的盟友理查德·弗雷泽采取纪律处分。汤姆·克里在一封给政治委员会的通告中宣布全国委员会将在二月底的全体会议上对此事进行讨论。
坎农的信是写给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的（即不包括斯瓦贝克、弗雷泽—克拉拉·凯伊派的支持者）。坎农试图让多数派相信，应该用政治讨论和教育，而不是纪律处分，来答复少数派。“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或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他说，“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中遇到各种麻烦。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就太糟糕了，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
这段话写于1965年决议被通过的五个月后。它表明，对于巴恩斯领导层在八十年代援引该条例，作为“党规党纪或前例”，来给自己做出的纪律处分辩护的做法，坎农是绝不会认同的。
1966年二月召开的全国委员会会议认为，坎农的观点是合理的。他们不想在党的历史上开“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的先例，所以在坎农逝世之前，这个问题都被搁置起来了[③]。
不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堕落了，加拿大的同行也一样。这是另一个话题的主题。但事实是社会主义行动党在两个国家还都存在着，并进行着卓越的政治工作。我们感谢有詹姆斯·帕·坎农和罗斯·道森。且充满希望的是，我们有今天集合在这里，帮助建设在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中能发挥领导作用的革命工人政党的你们。
想想一个基于剥削和压迫，破坏着自然与人类生存的制度能彻底结束时，该多么让人感到快乐。坎农关于革命党的概念对我们未来的胜利而言绝对至关重要。
译自：https://socialistaction.ca/2018/05/15/cannons-concept-of-the-revolutionary-party/
[①]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第53-54页，革命马克思主义编译社2015年第一版。
[②] 《革命党及其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作用》，《惊雷》十月革命特刊。
[③] 《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