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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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西斯·洛佐夫斯基 著
姜晴信 译
前言
苏维埃俄国是否存在工会？它们在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仍不可或缺？它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它们的结构如何？它们有着怎样的未来？
在1920年秋，亚历克西斯·洛佐夫斯基同志，作为俄国工会的领袖及工会在西欧的发言人，回答了诸如此类的热点问题。
工会在俄国革命中起过何种作用，又将在我国的革命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些困惑盛行于美国的革命工人中。我们希望这本新出的小册子有助于驱散迷雾。
显而易见的是，自从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围绕着工会的起源、它在当前和将来的任务——这些工会基本概念的讨论，就已经被极端激进派与极端反动派共同扭曲了。
我们已经从真正的革命经验中受益。只消举出匈牙利、德国和俄国的例子便足以断言，工会在革命期间站在谁一边，谁就将取得胜利。
洛佐夫斯基同志说，“撇开工会或抗衡工会意志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同志也曾说过，如果没有工会的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不能维持哪怕两周。
在匈牙利，正是那些黄色的社会主义者、工会领袖、维尔特纳尔、加拉米[1]和他们的帮凶，遭致共产主义政权的覆灭。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弱点是基于这样的事实：那里的工会敌视无产阶级专政，并拒绝竭尽所能地支持共产主义者；而在俄罗斯，工会则构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心骨。
与匈牙利革命的教训相反，去年在德国发生的卡普-吕特维兹政变[2]顷刻间就被德国工会的团结力量所挫败，就像是给了保皇派暴乱致命一击。
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假如德国的斯巴达克斯派对工人运动中有主要影响，如今的德国早已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指明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方向。在组织起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工会里做革命工作，理应成为着力点。
不光是在与资产阶级和他们政府的实际斗争中，我们必须要有工会，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确立之后，我们仍必须有工会。作为富有纪律、高效生产分配的机构，工会的职能必须得到拓展，共产主义重建的诸多任务和运行工业设施的职责必须给予工会。
洛佐夫斯基同志对俄国革命的教训做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工会是身为生产者的工人的天然组织，它培育工人的阶级意识与战斗性，与此同时也养成他们的责任感和纪律性，为他们肩负起组织共产主义社会下生产与交换的艰巨任务做着准备。
工会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同志们，请允许我在做关于俄国工会的报告前，向你们转达俄国无产阶级兄弟般的热忱问候。他们承受着、抗争着，却从未失去勇气。
一切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用罪恶之手引燃了战火，使工人阶级因国家的外交立场而分裂。国际团结的口号被遗弃了。取代“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是一些自诩社会主义者的家伙和工会高层官僚的齐声嚎叫：“全世界无产者，割开彼此的喉咙！”
一种血腥的醉意侵袭了工人的心智。死亡迎接自己的节日。数百万工人的尸骸遍布欧洲的旷野与平原。在这死亡与毁灭的漩涡中，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客和金融诈骗犯们将人肉点化为金钱，塞满了他们的口袋。但正如一位伟大的诗人所说，血液是一种特殊的水分：被鲜血侵透的欧洲旷野平原，绽放出革命之花。被抛进痛苦与恐怖深渊中的人性，在革命中寻求它的复仇：王冠成打地落地；轮到资本家们和他们身后的资产阶级政权坠入深渊了。
我们与你们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我们被孤立了。我们的真理无法传达至你们。俄罗斯是第一个在战时将奴役它的锁链砸碎的大国，谴责它、诅咒它的不仅有帝国主义者，还那些社会主义阵营的人士和他们奴才一般的拥趸者。
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俄国工人的一切——他的组织、他的活动、他所蒙受的剧痛、他的牺牲精神、他那支撑自己挺过闻所未闻的饥寒交迫的无限热忱——所有的这一切均遭致嘲笑、蔑视与诽谤。为了攻讦俄国无产阶级，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炮制出最可憎的谰语。它们把我们描绘成土匪、毁灭者、流寇[3]，描绘成鲜廉寡耻者与对世间万物无所敬畏之人，描绘成掠夺国家财富以充实自身口袋的人。在这些由金融寡头、煤炭大亨、钢铁大亨和石油大亨赞助的资产阶级黄色报纸之外，我们也目睹了全世界范围内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报纸一并加入了聒噪的行列。它以得体的举止咀嚼着这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烹制的反共八股，并伴着社会主义的唾液湿润吞咽下去。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一千零一夜》只会激起俄国工人满腔的厌恶和反感。
我们作为俄国工会的代表来到这里，遵循拉萨尔的忠告，来告诉你们我们的真实处境；告诉你们那些恶语散布者头颅攒动之外的实情。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我们从俄罗斯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那里接受的委托。
沙皇统治下的工会
正如在其他国家，俄国的工运起步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第一波罢工爆发于1870年至1880年之间。但直到1905年革命为止，俄国境内仍无工会可言。互助性社团零星地存在，但它们的活动处在警察法律的诸多限制下，对劳动条件及工人生活均毫无影响。经济斗争存在，但没有工会。
在斗争时期，罢工委员会往往是由当地社会民主党的地下组织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成员被流放至西伯利亚，沙皇政权攥紧铁拳、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和令人窒息。——这就是罢工的通常结局。
只有在1905年，工会被组织了起来。它们飞速吸收了大量劳动群众。在1906年和1907年，俄国有20万有组织工人。然而，革命的失败即是工运的失败。
从1907年到1914年，作为难以置信的政治迫害的后果，工会陷入悲惨的处境。代表会和委员会面临常态化的被捕风险。警方带走了组织的财产和账簿。工会的主席和秘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至此沙皇专制使得所有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变得不可能。
对德宣战——同时也是对正义、文化和文明的宣战——标志着工会的彻底覆灭。
沙皇专制施加的压迫有如下事实佐证：在1917年革命前夕的俄罗斯，仅存在三个工会，会员总计1500人。尽管工运的基本环境如此，劳苦大众在经济斗争上的顽强性并未削弱。正是在沙皇专制紧缚下的这种斗争中，他们锻造出了阶级意识——这种仇恨指向压迫者[4]——成为了1917年革命的基本动力爆发了。
二月革命与工人组织的发展[5]
沙皇统治的瓦解以群众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为起点。在同一时间，俄国工人活跃于四种组织[6]：
1、首先，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每个成员都摆脱了地下党状态公开现身，他们坚定不移地在群众中争取影响力。
2、工人们组建了自己的议会（the Councils）：工人代表苏维埃（the Soviet of workers’ deputies），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作为囊括所有工人的机构。在革命的头几天里，工人代表苏维埃成为了一股斗争力量；临时政府便是彼得格勒工人苏维埃与帝国杜马妥协的产物。
3、与此同时，出现了工厂委员会（the Shop and Factory Committees），他们插手经济斗争，掌握了那非比寻常的罢工潮的领导权。工厂委员会通过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推行八小时工作制；他们监视着劳工条件，并常常为工会灌注斗志。这些委员会面临许多其他问题，例如生产、工人监督（Work’s Control）、原材料、燃料、雇主和厂主的刁难，等等，这些问题在使局势导向十月革命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4、创建、组织、合并工会的狂热工作，自二月革命的头几天就展开了。随着工会运动发展，除有限的生产领域未被触及外，工厂委员会在经济领域逐步掌握了控制权。
资产阶级的应对
二月革命尽管开辟了劳苦大众组织、创造的道路，但仅仅推翻了沙皇统治；整个国家机器连带它的各职能部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连带它巨大的后果：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对群众的剥削、资本主义利润、雇主和工厂主通过组织对政府机构的决定性影响、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等等——所有这些均原封不动。
制造商和实业家痛苦地接受了民主改良；但当问题的本质源自他们的特权时，他们就变身为彻头彻尾的麻烦。
在三月革命的早些日子里，对雇主和制造商而言，工人阶级和其“漫天要价”就成为愤怒仇恨的对象：这些上流精英完全清楚，革命一旦启程便无法被半路截下，也清楚在“时局主人”这个位子上，劳资两大主要阶级必居其一。因此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
首先，出于深知国家机器在阶级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亲自出马接管了所有的国家机构。紧随其后的便是全俄雇主组织的成立，囊括了成千上万的工厂和数以百万的工人。针对工人们“篡权”倾向的与诉求，它通过自有媒体穷追猛打，并指控他们犯有无政府主义、道德败坏等罪名。
它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达成了一项协议，迫使这些社会主义者——正如米留可夫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坦率承认的一般——捍卫资产阶级革命。哪里的工人更具有革命性，它就在哪里继续推进系统性的关厂歇业，以便用饥饿迫使这些工人屈服。它与军官团也达成了一项协议，邀请他们预热军队以便粉碎革命进程。
革命前的工人监督
从1917年5月起，资产阶级发动了攻势：然而，继7月3日和7月5日，工人士兵们在彼得格勒失败的起义之后，这些运动变得愈发桀骜不驯。
7月、8月和9月见证了激烈的经济斗争。雇主关闭他们的工厂，工人则使工厂重新开工。如果雇主表现出任何抗拒，工人赤卫队会将他扔出工厂。
当一个工厂主宣称他没有更多原材料或资金时，一个由工人选举产生的监督委员会（a commission of control），会研究他的账簿，核查他的财产，从银行那里了解他的账户情况，并据此推测企业的关停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
在这一时期，工人监督绝非一个空洞的概念，相反对工人阶级而言生死攸关。问题被这样地摆在面前：关厂歇业与扼杀革命无异；而阻止关厂则意味着挽救革命和它的果实。
如此一来，开动每家企业便成了全体工人阶级所热衷的一般性问题。经济性的罢工、作为一种斗争形式的罢工，在这个新时代里失去了它的全部力量，因为雇主他们自己就试图激怒工人、诱使罢工发生——这是为了在军队和最广大人民的众目睽睽下，瘫痪生产、削弱工厂产量，以便将所有责任推卸给工人。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
工会、车间工厂委员会识破了来自雇主的挑衅策略。在8月和9月，我们用广播扩散一个口号：“无罢工！”。因为从国内生产的观点来看，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冲突无法由某个特定的工会或由各产业独立应付，只能通过全盘性质的解决。
罢工斗争引发的间歇但尖锐的经济冲突、对瘫痪的生产束手无策，工厂主咄咄逼人的战术，资产阶级的组织联合进入白热化，将军们蠢蠢欲动，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被开动起来对付工人，这一切把夺取政权的命题抛到了工会的面前。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其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赞不绝口，但在现实中任由工人受资产阶级宰割。在1917年6月17日的全俄工会大会(the All-Russian Conference of the unions)上，他们掌握着多数，但到1917年8月时业已声名狼藉。经济斗争的越发尖锐（在莫斯科及周围发生的皮革工人罢工，为期3个月并使10万人卷入；在乌拉尔山脉、在顿涅茨盆地、在彼得格勒、在俄国中部等地发生了激烈斗争）教会了伟大的劳动群众从政治上认真思考。
深知一切与阶级关系相关的问题必须置于全国舞台上解决，换句话说，通过一场新的革命，俄国工会采取了与布尔什维克一致的战斗口号：“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如此一来，纵然是经济斗争的逻辑，也引领着俄国工会走向十月革命。如何拯救俄国革命，如何拯救它的缔造者，即俄国无产阶级——这些难题被摆在工会的眼前，使它们直面夺取政权的命题。
紧随革命的工会
工会和车间工厂委员会架设并构建了工人的支柱，从而造就了十月革命。俄国共产党启发并领导着它们。
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组成了进攻联军；它们组建了一个特别的卫队来保证工厂的安全。在新政权的授权下，工会随心所欲地调动自己的力量和它们的技术手段，并呼吁工人，只有自己认真工作，才能确保革命胜利。有赖于这些工会，工人阶级对权力的征服得以在两方面上完成。一方面，所有的政治机构被接管继而被摧毁；另一方面，工会和工厂委员会掌控了生产规划机关。
困难在革命的头几天里显现出来。一些车间工厂委员会误以为，革命所带来的剧变仅仅相当于革命期间一厂职工所感受到的厂内变化剧变一样。如此无政府主义的诉求，在十月革命的早期阶段非常强烈，遭到所有组织严密的工会的激烈反对。早在十月革命前，工会就已声明它们本身就反对打包生产。胜利一经巩固，工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就成立了负责产业规划的中央机关。
因此，全国经济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成立了。随后，各地区各部门成立了经济议会，各产业分支成立了省级委员会。所有这些由工会创造的机关，一方面承担着推行产业国有化的任务，另一方面，订立着国有企业的方向。
通过经常性地参与到产业规划机关的工作中去、通过监督它们的活动，工会渐渐地将它们所有的注意力转向劳动力、工资标准[7]和全面建设无产阶级国家这些问题上。
俄罗斯劳工组织的架构
为了方便人们理解俄国工会的角色和重要性，有必要说清楚它们的独有特征。
在俄国，工会并不是以狭隘的行业工会形式组织起来的。例如，一名在纺织厂工作的金属工人，是纺织业工会的一名会员；而在一名在五金厂工作的木匠，是五金工人工会的一名会员。这意味着除开那些体力工人，那些在冶金厂工作的职员和技术员也属于五金工人工会。
这种形式的组织很难建立。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特别是后者，无论如何也不想和产业工人同属一个工会。他们中的一些人宣称，科班毕业的工程师混同、埋没于灰色的群氓中，这种事情就不该发生。但工会坚定声明它们反对任何形式的“行业工会”。工程师和全部职员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阵营。如今的五金工人工会里，存在着一部分工程师和机械师；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纺织业工会、化工制品工会，以及其他地方。
最顽固的抵制来自医生。他们在抗议“工会唯一性”的理念上最为果决，因为在那里一个工会里，医生会和医院、药店的服务员一道成为会员。和一名护士——还有更糟的！——甚至是一名在医院工作的洗衣女工，共处同一个工会，这在他们看来是对科学和其大学教育背景的侮辱。但革命的烈火融化了比这更糟的偏见，也一道瓦解了医生们的心理障碍。如今，他们与医院、救护车的服务人员一道，组建了单一工会：公共卫生工作者工会。
俄国的生产合作社，是按下述流程成立的。作为基础的是工厂委员会（SHOP and FACTORY COMMITTEE），它由各厂工人职员每六个月选举一次。一个城或一个地区范围内的地区委员会（DISTRICT COMMITTEE），由这些区域内的车间工厂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工厂同一部门派出的车间代表举行会议，选举出部门委员会（DEPARTMENTAL COMMITTEE），全国会议选出产业工会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PRODUCTION）。在中央委员会的金库里,集中了所有成员50%的会费。
除开这种垂直方向上的工会联合会之外，也存在着另一种水平方向上的工会联合会。在地区层面，有地区工会局，在部门层面，有一个苏维埃联盟；而处于中心位置的便是全俄工会苏维埃（Soviet of the All-Russian Unions）。
革命中的工人监督
十月革命将“和平、土地和工人监督！”这一标语写在它的旗帜上，并取得了胜利。
但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在十月革命的早期，工人监督仅仅对私有产权进行了限制而非彻底剥夺。谁是工厂的主人？——在这个最基本的前置问题悬而未决之前，生产监督无法彻底实现。
当工人们在1917年10月掌握了权力，不论在何地他们都由衷地感到他们是工厂的主人。
自那时起，工人监督必须转变它的形式，成为工人管理（workers’ management）。然而工人管理是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改变着以往的一切关系，并将新问题摆在工会面前。
在十月革命后，经济罢工平息下来：已然调动起一股强有力力量的工人们，迫使资本家给予他们新的工资报酬。如果资方拒绝服从工会的要求，他的产业会被立即没收以便集体化，也就是国有化。由于这一事实，罢工作为一种经济斗争形式便消失了。除了政治罢工外再无其他类型的罢工发生，借用这一武器，一些温和派（职员、工程师、医生等）试图抵制十月革命。工会在这些反对社会革命的罢工前不能保持中立。在内战时期，最强大的劳工组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地）坚决声明它们反对此类罢工。
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恰恰是在反革命罢工这个问题上，工人和高级职员分裂为两个阵营。当所有的工人——除开打字员外——站在十月革命一边反对一切罢工时，所有的商业和银行雇员、全体技术人员，所有典型的自由职业的从业者一致反对十月革命。在莫斯科、在彼得格勒，我们目睹了工程师罢工、医生罢工，这些罢工直指工人和那为工人所问鼎的权力。这深深激怒了工人，并大大加深了高级职员和工人之间的裂痕。这些裂痕仅在革命前的数月有所弥合，但也不彻底。
工会是否依然必要？
自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工会代表着什么呢？它们真是现状所必需的吗？一些同志对这些命题的疑惑紧随十月革命产生了。他们是如此推演的：工会是迎击资本主义剥削的组织。一旦资本主义剥削被取缔，工会也理当消失——因为工人代表委员会已经取代了它们的位置，后者的组织规模更大，并有能力履行经济管理职能。
另一些人认为，工会理当消失，以便为工厂委员会腾出位置。但革命经验与群众的需要说明，在社会革命后，工会不仅不是多余的，相反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
首先，我们需要在工厂委员会、工会和工人代表苏维埃之间划出界限。工人代表苏维埃是权力机关。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现，是无产阶级国家在社会斗争发展的特定阶段——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过渡期里采取的形式。但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苏维埃形式下，国家正如其他一切上层建筑，必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一同消亡。因此，我们越趋近共产主义，苏维埃制度就越得到自我延伸和自我巩固。它作为无产阶级自卫与进攻设施的角色将消失，因为这一机器仅与阶级斗争的存在同寿。随着工人政权的巩固，苏维埃的重心将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因为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一个集中的、组织生产分配的机器都是必需的。
相对于苏维埃的活动只能逐渐地转向经济领域，工会的工作从社会革命的头天起，就迅速转变为一项经济任务。工资问题与劳动条件问题是无法从生产环节本身中分离的。在工人阶级的支配下，国家的生产力，为各产业部门工会所全神贯注。通过组织劳动，它们自己组织起生产；可以说，它们成为了经济引擎的脊髓。因此工会的任务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增加，而工人运动的未来立刻变得清晰可见。我们越远离资本主义，我们就越接近共产主义，工会就越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组织融合在一起，而后者已经在工会的帮助下被创造出来。这个独特的经济系统有机体，负责调度生产与劳动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会的职能将彻底转变；所有形式的劳工组织失去了它们特殊的角色。无产阶级的政党、工会、政治性议会（political Councils），全部有机地团结在一起，相互渗透融合。一种崭新的、特别的经济组织被创造出来，它会是所有劳工运动存在形态的综合体。
俄国工会的职能
各种形式[8]的劳工运动发展的本质就在此。这种发展将是劳工组织的结果，将是社会革命波及世界的结果，将是从资本主义压迫下彻底解放人性的结果。实现取决于这趟征程的快慢，因此不能确定这一整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时间。
俄国工会，就像其他劳工组织一样，意识到它们自身正处于上述进程中。为了理解运动为自身定向的意义。让我们来列举俄国工会的功能。这些功能如下：
1.它们确定工资方案；
2.它们组成了指导产业的机构——全国经济委员会（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这是一个领导国有企业的委员会。
3.它们确定劳动条件；
4.它们组建所有从事劳工保护的机构；
5.它们通过军事征粮机构，组建了武装征粮队；这支队伍在各省共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在农民中做宣传，并帮助供给陷入饥荒的城市。
6.它们选派代表参与监督生产要素供应的机构；
7.它们选举产生“工农检查院”（peasant and labor inspection）的成员，这些人参与到控制国家机关的活动中去；
8.它们为工人提供工装；
9.它们在它们的成员中组建教育和文化的中心；
10.它们监视义务劳动的纪律，以使其能严格施行；
11.它们同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以及它的地方机构合作，决定经济政策的一般原则；
12.它们参与公租房和公寓的布局规划。
13.它们向一切国家委员会派出代表；
14.它们借助它们的机构，监督工厂车间秩序和纪律的维持；
15.它们选派代表参与“消费公社”（commune of consumption），等等。
我试着举出工会的功能，但无法悉数罗列。任何人必须始终牢记，工会的诞生、发展、巩固，经历了一个极为沸腾的时期、一个挣扎与战斗的时期；工会在苏维埃共和国每一次大难临头之际挺身而出。每当这时候，它们动员起它们70%的委员会成员；这些成员组成了军队的骨干，而在那里他们扮演着广大士兵中的粘合剂。对国际帝国主义接连不断的反击、境内永远存在的反革命威胁，迫使俄国工会始终竭尽所能，并输送它们最优秀的工人奔赴各前线。俄国工会并非权力机构；然而它们的决议（绝大多数涉及劳苦大众的问题）是有份量的决议，并始终获得与权力机关旗鼓相当的拥护。
紧随革命的还有……
正如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尽管不止于此——谁都能看到俄国工会履行着一系列国家职能。这非常自然；在工人国家下，职工组织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锻炼自己履行这些国家职能。
虽然这对我们显得如此自然，但却遭到孟什维克的强烈抨击，他们立即声明工人运动的独立性。他们推论如下：“十月革命并非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共和国并非一个工人共和国，而是——他们在这里表述不清——一种必将发展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过渡形式。这场革命，不具有社会主义，这国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工会，作为阶级组织，必须对苏维埃采取斗争姿态，它们必须从国家下取得独立，且必须自我定位于劳工保护，而非承担其他经济的或政治的职能。”
这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契合俄国无产阶级的观点？从下述事实的动态发展[9]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在6月举行的全俄工会会议上。1917年，孟什维克和持有相同观点的社会革命党，拥有55%代表的支持；在“民主会议”（1917年9月）拥有37%代表的支持；在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18年1月）拥有21%代表的支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1919年1月）拥有9%，在第三次代表大会（1920年4月）仅拥有6%。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埋头深究那番“高深”道理，他们太忙以至于无暇决定这场革命应当是什么性质。一旦掌握了权力，他们就渴望使用它以便将他们的社会权益变现。
十月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吗？这个问题毫无讨论意义！我们把这种抽象业余的讨论留给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媒体。国际资本主义和它的文胆们清楚为什么他们仇视苏维埃俄国和俄国无产阶级；相比社会主义者阵营出身的政治家败类们，他们更懂。
没有工会，就没有革命
绝大多数的俄国工会都持共产主义观点。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毫无疑问，这并非由于强迫——俄国工会拥有超过500万会员，而共产党区区60万人，指出这些数据足以说明这点。
格列布·乌斯宾斯基认为60万人能够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500万人，而这500万人又能机械地将他们的政权强加给1亿俄国农民。作为一位俄国著名作家，这真是一通蠢笨的胡扯。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特定社会集团有其自身的渴望与诉求，任何一个得以立足的政权如果拒绝将其表达出来，那就必然谋求不事生产的某个特定阶级的利益。只有离群索居、孤陋寡闻者[10]，才会设想一个国家无须立足于一个社会基础。哪个社会集团已经意识到苏维埃形式的国家能够反映他们的利益呢？是俄国资产阶级吗？你可以亲自问他们。他们会飞快地回答你根本是南辕北辙。那是不是俄国农民呢？可奥托·鲍威尔和考茨基已经证明了农民反对苏维埃。亦或者是无产阶级吗？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断言到，工人同样抵制苏维埃。如此一来，我们得出一个意料之外的结论：这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与那些自称是资产阶级、农民或工人的人为敌。看来，无论如何苏维埃政权都缺乏社会支持，尽管如此，国际反动派与俄国反动派却徒劳了整整三年，也不能推翻它。连区区摩纳哥公国[11]都立足于一个确凿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却是个空中楼阁。这至少该算个奇迹吧？
每个凭借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来解释一切的人，必须会得出这些荒诞的结论，而不是去去分析那些事态与彼此死斗的势力。然而，现实本身的存在为自身轻易提供了合理解释；布尔什维克在劳工运动中取得了压倒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准确并系统地将劳作并抗争着的那些阶级的利益表达了出来。正是由于撇开工会或抗衡工会意志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直到1917年10月前，倘若布尔什维克未赢得所有工会中最广大群众的拥护，那么俄国革命将成为无稽之谈。
只有孩童会去幻想，一个人在革命期间不靠工会也能施展拳脚，幻想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是一个偶然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在1917年革命的伊始，布尔什维克在工会中处于少数派；但他们并不考虑放弃这些工会，以便另立规模小、“共产主义”纯度却非常高、因此是贴合自己标准的工会。布尔什维克说：“我们是少数派，因此，我们必须在工会工作上加倍发力。既然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而且必须赢得劳苦大众，那么我们理应争取工会，它是这些群众的组织。反过来，如果我们不争取工会、也即不争取劳苦大众，这将表明我们的理论不值一文，因为这显然与工运的趋势相抵触。”通过长期、顽强和有系统性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在工会中赢得了大多数的支持，如果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与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相忤，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帝国主义的战争
十月革命使得国际政治矛盾异常尖锐；俄国工会发现它们面临着这些问题。
十月革命赢得了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协约国帝国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一视同仁的敌视。从1917年底起，属于劳苦大众的俄罗斯被帝国主义军队挑起的战火所包围。由协约国支持、牵线的国内起义，强加于我们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协议，乌克兰、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和南部省份的沦陷，所有这些迫使我们的工会自问：“其他国的工会此时在做什么？”它们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它们为打破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协议施加的锁链做过什么？那骇人听闻的《凡尔赛条约》将它的拟定者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协约国的工会曾为阻止它通过曾做过些什么？那1914年8月开动的战争机器，至今仍在血迹斑驳的欧洲，肢解人类的身体、切碎数千万人的头颅，它们又何曾为阻止它开动做过什么？
一些工会撕毁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协议带来的和平，对列强各怀鬼胎的《凡尔赛条约》处之泰然。我们在俄罗斯目睹着这一切，恐惧、悲哀、痛苦得撕心裂肺。
革命教会我们放眼世界。我们深知，除非劳工组织被迫从国际范围内重复那些它们一直在国内做着的事情，工人阶级和全人类都不会从那条被战争赶进的死路中走出来。
在《凡尔赛合约》问世后，我们看到，这个被冠以“国际联盟”的美名、为剥削弱小国家而生的国际组织，创设了一个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Labor），它由工人、工厂主和政府代表组成。我们自问：“深陷于这个自称国际联盟的秃鹫巢里，那些工人究竟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目睹了国际工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在伯尔尼和阿姆斯特丹的最终成立。其首脑与“国联”麾下国际劳工局的领袖们沆瀣一气。我们自问：“那些《凡尔赛条约》的签订者罄竹难书，我们能把与之联合起来的人，看作工人代表吗？”
俄国工会的回答是否定的！它们亲自创立了一个货真价实的——理应与国际联盟及其麾下豪无瓜葛——工会国际（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在1920年6月15日，在俄国工会首倡下成立了“革命工会国际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Revolutionary Unions）。秉持着与国内共产党联合起来的理念，俄国工会认为有必要在革命工会国际委员会与国际共运的中心，即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之间建立一个密切的联系和强大的纽带。
“我们的滔天罪行”
同志们，请允许我以俄国无产阶级当前处境——他们如今亲历着——的一般特征来结束我的报告。工人们的现状极为困苦。三年的帝国主义入侵、三年的封锁已经严重削弱了俄国的经济基础与普罗大众。
大城市、工业中心同原材料间的联系被封锁切断的情况太过普遍——例如乌克兰的丰产小麦、顿涅茨河的煤田、西伯利亚的黑麦橡胶、土耳其斯坦的棉花——这一现实使我们备受煎熬。彼得格勒在革命前夕有270万居民，如今不足90万。在1917年8月，彼得格勒五金工人工会拥有20万会员，如今仅剩5万人。同一时期的纺织工人工会拥有3.6万会员，如今仅剩1万人。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其他工业中心，例如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图拉，等等。这是因为我们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下无法从伏尔加或乌克兰向西伯利亚运粮。我们疲于迎击来自协约国麾下所有脱链走狗的持续袭扰，这造成了运输上的困难。
俄国工人备受饥饿煎熬。在匮乏的补给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以维持军队、放弃其余部分以抚养孩童。不论我们的供应多么贫瘠，16岁以上的儿童，在所有学校里均能获得早餐和晚餐。当那些鲜廉寡耻的煽动者指着忍饥挨饿的俄国工人、告诉我们这些在饥饿折磨中挣扎的人要为此负全责时，我们会答复他们：“是的，我们认罪！我们的罪大恶极在于发动了革命，在于没有温柔地处置资产阶级的财产、在于毫不同情国际资本主义、在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染指神圣的资产阶级政权。”没错，我们“罪恶”滔天。但我们，我们俄国工人，为累累罪行深感自豪。我们拒绝央求我们的阶级敌人、央求他们的扈从施与救济怜悯。我们反倒问你们：“是谁该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痛楚负责？是谁的错误造成了我们的运输系统被破坏、造成俄国在经济上的日益衰微？”
俄国工人有着崇高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的牺牲精神，在所有前线上慷慨赴死以捍卫他们的革命成果，试图打破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粉碎饿死我们勒死革命的企图。
我们被迫忍饥挨冻，但俄国工人从未失去勇气。革命并非玩物，起兴把玩、厌倦即弃。也无可能捡现成，天上不会掉下一个建好的社会主义。为理解俄国革命——它已经唤起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意味着什么，只消读读法国资产阶级秩序的诞生史、读读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梯也尔、泰恩、索雷尔、奥拉尔和其他人的著作便足矣。新秩序的分娩是痛苦的，并且异常痛苦。俄国工人从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中感受着这一点。
但我们决不回头。西欧的社会关系与结构正坍圮为废墟，那并非我们寻求救赎之地。我们总是怀着深切的希望与无穷的信心，极目远眺。
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全人类。让资产阶级报刊纵情讥讽我们吧，让自诩社会主义者的贵族们狠狠嘲笑我们吧，俄国无产阶级注定将无视冷语、一往无前，因为它将但丁的名言视为信条——而那也被我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用作《资本论》首卷的结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注释：
[1] 维尔特纳尔(Weltner)，20世纪初的匈牙利右翼民主党人。加拉米(Garami)身份不详、汉译名不详。——译注
[2] 卡普-吕特维兹政变(Capp-Lutwitz)，——译注
[3] 原文直译为“它们把我们描绘成土匪、毁灭者、阿帕奇人。”——译注
[4] 原文为”this gnat hatred against the oppressors”，疑为”this great hatred”。——译注
[5] 原文为”THE MARCH REVOLUTION”。通常所言的1917年俄历“二月革命”，在公历上发生在三月。本文为方便读者理解，一律仍按“二月革命”翻译，下同。——译注
[6] 原文直译为“俄国工人同时创造了四种组织” ——译注
[7] 原文为”wages arid”，疑为”wages and”。——译注。
[8] 原文为”divers forms”，疑为”diverse forms”。——译注。
[9] 原文为”these divers facts”，疑为”these diverse facts”。——译注
[10] 原文直译为“永恒的雾中居民和社会主义的老女人”。译者做了主观意译。——译注
[11] 摩纳哥是欧洲小国，国土面积1.98平方公里，而中国故宫博物院就占地0.72平方公里。这里作者意在讽刺那种认为版图世界第一的苏俄政权缺乏社会基础的谬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