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目录
扬·马勒伍斯基（Jan Malewski） 著
素侠云雪 译
译按：巴拉组建的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是支持当时第四国际少数派（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的，而之前的平等社会党多数派加入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的行为，实际上是原先第四国际多数派的帕布洛主义在斯里兰卡实行的结果。
“传奇的一生”，“工会运动的英雄”，“工会活动者的楷模”——这是在2014年9月1日，我们的同志巴拉·昙坡（Bala Tampoe，生于1922年5月23日）去世后，斯里兰卡的出版物和工会运动的一致评价。沃尔沃（Volvo）工会前领导人哥特·基尔登（Göte Kilden）说：“如果昙坡是在像法国或英国这样的欧洲前殖民国家开展工作的话，那关于他的去世和纪念他一生经历的报道，将会占据所有主流媒体的头版。” [1]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头脑之一。”[2]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一、对殖民统治的愤怒
巴伦德拉·昙坡—菲利普（Balendra Tampoe-Philips）在1922年5月23日生出于尼甘布（Negombo）的一个来自贾夫纳的泰米尔家庭。他的父亲在成为英帝国的公务员前曾是一个椰子种植园主。巴拉八岁时，他的父亲当上了印度马德拉斯省省长的高级公务员。那时，殖民政府有向盎格鲁—印度（混血）学生进行分配的体系，这样巴拉在入学前就不得不等一些年份。后来他曾回忆到：“确实，我曾考取一所学校，那是因为我的母亲将我的名字简写成B. T. 菲利普。我为我能入学而感到非常兴奋，但当校长看到我时他说‘应该出了些错’，并指出分配体系已经满额了。所以当我返回斯里兰卡并进入皇家学院时，母亲要我改名……我的高祖父是贾夫纳（Jaffna）第一名归依基督教的印度教徒。‘菲利普’是发起福音使命之意，因而我姓名中最后一个词是菲利普。”[3]他是一个聪明的学生，1939年，巴拉·昙坡在全岛考试中获得第三名，因而既拿到了锡兰大学录取通知，还获得剑桥大学的助学金。尽管如此，在殖民者眼里他不过是类人而已。他回忆起当他同英国女性朋友一起在外散步时，英国士兵是怎样对待他的。“一天我们在皇后酒店外散步，我看到两个海军士兵正迎面走过来。她对我说如果他们从我们旁边走过，你什么也不要说。的确，当他们从旁走过时，其中一人对我朋友说道‘你要和那个东西到哪里去？’‘那个东西’就是我！”[4]
如果没有这无所不在的殖民种族主义，巴拉可以很好地跟随他父亲的步伐，成为一名优秀的帝国公务员。1935年，当巴拉还在中学时，就参与了反帝国主义的普提花—马勒运动（Suriya-Mal Movement），这个组织是该国的第一个亲独立组织。它因纪念一战时的斯里兰卡伤亡者，且不像英帝国只纪念“不列颠士兵”的官方活动[5]而进行的“普提花战斗”而闻名。“学生成为左翼分子，不过与工人运动没有任何联系，我也一样，”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到。[6]
1941年，他加入了一个地下马克思主义组织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LSSP），那时该党一个领导人刚好被捕。
二、兰卡（楞迦）平等社会党，新的先锋党
1935年12月18日，一些在普提花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的二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学生和工人，决定建立兰卡平等社会党。作为高扬新党支持独立的一种方式，这些“建党之父”们拒绝给他们组织起英语名称。他们也拒绝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他们觉得这个词在英帝国内太接近于改良主义政治传统。在僧伽罗语中——锡兰岛的多数人使用这种语言——“samasamaja”表达的是社会主义与平等之意。D. 贾雅瓦尔达纳（Jayawardana）曾在反殖民的僧伽罗语刊物《斯瓦德萨·米特拉雅》（Swadesa Mitraya）上报道了党成立的消息，而且是在党成立的那天，对这刊物来讲也是一种创新。
1936年3月，这个新成立的党参加了锡兰第二届议会的选举，并提出了四名候选人。他们中的两人——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Philip Gunawardena）和N. M. 佩雷拉（N.M. Perera）——当选了，而且他们在岛国机构里代表了真正的反殖民立场。他们一直做到1940年他们被捕时为止，且在1939年，他们成了全世界各地议会里唯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站出来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员。在1937年，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声望在增长，它的办公地点成为工人们在斗争中寻求支持的地方。当洗衣工在1937年9月罢工时，他们找到兰卡平等社会党，以帮助他们进行谈判。在同一时期，半熟练的椰子磨工在一场野猫罢工中获胜，这次罢工是从抗议政府伤害参与兰卡平等社会党宣传会议的工人而开始的。在短期内，兰卡平等社会党活动者领导的产业工会赢得一场场胜利的斗争，并占据了斗争的中心舞台。兰卡平等社会党成功建立了一个工会的联合阵线——这个阵线中还包括了由A. E. 古内辛哈（A.E. Goonesinha）领导的传统的改良主义的锡兰劳工联合会，这个工会由同反泰米尔的工人发言人一起试图分裂工人的人所领导。这个联合阵线领导的一系列成功的罢工是对社群主义的迎头一击。
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1939年末到1940初，一场罢工潮冲击着各个种植园。这场运动最初由与锡兰印度人国民大会党联系的工会来领导，但很快集中于木尔·欧雅（Mool Oya）种植园的罢工中，而这个种植园的罢工是由来自全锡兰种植园工会的平等社会党分子领导的。兰卡平等社会党的议员有能力强行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调查种植园的情况，并向人们提示在这个白人种植园帝国里，警察和雇主是如何联合起各种力量来压迫工人的。这是工人阶级深厚的政治经验。
自兰卡平等社会党成立起到那时，这个党还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它的主要领导人在盲从斯大林和批判地评估共产国际政策二者间摇摆不定。在雷斯列·古内瓦尔德内（Leslie Goonewardene）的话里，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不应该相信（莫斯科）审判中的招供是真实的，且感觉是被迫得出的结论，他们是被严重诬陷的。人民阵线路线，尤其在西班牙，不是出于西班牙革命的需要，而是被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支配的。在殖民地规定的民族阵线路线，看起来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换句话说，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第三（共产）国际是要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帮助和指导，后来显然蜕化为斯大林改变对外政策的卑劣机构。对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的仔细阅读也给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起了深刻的影响。” [7]
1939年11月，斯大林的政策——从支持英法国帝国主义到1939年8月时与希特勒达成和约——促使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执行委员会以29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一项历史性决议：“现在第三国际已经不再代表国际革命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了，同时为表达与第一个工人国家苏联的团结，兰卡平等社会党声明，它已经不再信任第三国际了。”很快，兰卡平等社会党内托洛茨基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决裂，促使党将斯大林主义者开除出党。同时，党接受了一份新的纲领，并决定：成为党员不仅意味着交纳党费，而且要参与到党的小组和基层组织的工作中。兰卡平等社会党从一个个人的松散聚会，转变为一个活动者的战斗组织。它反对将锡兰人民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采取了拒绝被征召入“锡兰防御力量”的形式——还有它在组织工人罢工中的作用，使兰卡平等社会党成为殖民当局眼中的公敌。1940年6月，一项逮捕令里包括了党的五名主要领导人（他们中雷斯列·古内瓦尔德内逃过了逮捕并转入地下），兰卡平等社会党被迫转入地下，不得不由秘密印刷所印刷自己的出版物和传单，他们被禁止举行公共集会，一有这方面企图，警察就会豪无理由粗暴地进行逮捕。
这就是巴拉·昙坡在1941年入党时党内的形势，他是被他的朋友，RCL“迪奇”阿提加勒（RCL ‘Dicky’ Attygalle）介绍入党的。他成为党所建立的“特别单位”的一名成员，该单位的任务是组织狱中领导人越狱。在“库鲁普”（Kuruppu）这个代名的掩护下，巴拉同狱中领导人相互交换信息。1942年4月，在日本于对英—印远洋舰队和空军在锡兰的基地进行空袭前夜，他们组织了越狱行动。其后巴拉和“特别单位”安排他们住在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的地下住宿点，随后将他们转往印度。[8]
当他们返回科伦坡时，“迪奇”和巴拉主持在英国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其散发材料包括一份谈论“日本之朝阳和丘吉尔之残阳”的小册子。后来巴拉谈到这个故事时说：“我们争取到三个英国士兵，他们允诺在军队餐厅散发小册子。我给一些街头流浪儿五十分钱，让他们在主要由英籍公务员光顾的电影院散发文件。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令官通过威胁性的行动来打压任何查出收藏了这份小册子的公务人员。事实上，汤姆林森（Tomlinson）的书名《最危险的时刻》（即日本舰队入侵锡兰的威胁和英国对此毫无准备），就抄袭那个小册子。”[9]
一些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曾被流放到印度次大陆。1942年4月，兰卡平等社会党同联合省与比哈尔邦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及印度布尔什维克工人党（Bolshevik Mazdoor Party of India）一起成立了“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LPI），第四国际的泛印度支部。巴拉是这个新党的创建者之一，在党内主要负责工人教育工作。
两名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N. M. 佩雷纳（N.M. Perera）和P. 古纳瓦尔德纳（Gunawardena）1943年时在印度被捕，到战争结束时方获释。当这两位领导人在1945年重新发起成立合法的兰卡平等社会党时，巴拉·昙坡仍在印度、锡兰和缅甸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内（该党名称很快改为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BSP），他们不赞同在英帝国内“独立”。锡兰的工人和人民斗争在战后很快就好转起来，这两个托派政党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47年大选时，兰卡平等社会党赢得十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获得五个议席。这两个党参加了1946年到1947年的总罢工，这最终促使两党于1950年统一起来，尽管1949年时在加姆珀哈选举时的人身攻击使右翼记得了议席。但几年来的分裂消弱了平等社会党人，使他们在战后日益削弱，从而促使右翼汇聚起他们的力量来。[10]
三、战斗的工会和总罢业
战后，托派战斗者们在工会运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们领导着两个工会联盟：锡兰劳工联合会和锡兰工人大会。1944年，巴拉·昙坡开始在偑拉德尼亚大学教授植物学和园艺学。那时他已经非常熟悉地下工作，他开始给公共部门工会（GCSU）成员开设秘密的培训课程。1947年，在他发表一次对他而言是“严厉的公共演讲”后，他被工作单位解雇。于是他在锡兰贸易工会（Ceylon Mercantile Union—CMU，现在也称锡兰产业与普通工人工会，不过仍习称锡兰贸易工会——译按）中找到份工作，这个工会在A.E.古纳辛哈（A.E. Goonasinha）的铁腕控制之下。锡兰贸易工会成立于1928年，是一个只有100多名白领工人的小工会。在1948年2月1日的锡兰贸易工会大会上，巴拉·昙坡与古纳辛哈竞争总书记的职位并获胜。他一直在此职位上，直到他去世。他将这个小工会转变为一个大联盟，在每个经济部门，这个工会都有数万名来自所有种族、宗教和政治背景的成员。
然而自1948年以来，群众运动日渐沉寂。尽管领导着议会反对派，兰卡平等社会党无法作为一个可靠的替代力量而活动。20多万来自印度的工人被剥夺了公民权。1952年5月大选时，独立来一直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统一国民党（United National Party —UNP）再度获胜。更糟糕的是，兰卡平等社会党丧失了议会最大反对党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由共产党和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Viplavakari Lanka Sama Samaja Party—VLSSP）支持的斯里兰卡自由党（Lanka Freedom Party—SLFP）。[11]
在此背景下，统一国民党觉得自己能腾出手来向人民发起进攻了。它增加了糖的（补贴）价格并减少了大米配给。兰卡平等社会党迅速作出反应，组织起一次活跃的运动以反对这些措施。一场反对涨价的请愿收集了5万多个签名，但政府丝毫不为所动。1953年，火车票价和邮费增加，并停止向学校儿童发放的午餐面包。大米配给价格从25分增加到70分。
兰卡平等社会党号召所有反对党建立一个反政府的联合阵线。只有共产党、革命兰卡社会平等党和联邦党响应他们的号召来行动。但一个工会阵线建立起来了，虽然由于印度人国民大会党的拒绝而力量有所削弱，因印度人国大党领导的工会也领导着一些种植园工会，并组织着一些罢工。工会号召在8月12日争取一场总罢业——停止工作及所有活动。政府警告公共部门工人，谁要是罢工就开除谁，还责令合作社商店应继续开业，并派军队在街头巡行。国营媒体一致谴责罢业行动，到那时为止，报纸主要页面都写着这样标题“工作照常进行！”
尽管如此，联合罢工罢市仍获得巨大的成功，“比预期的成功还要大”。这场斗争是群众性的，交通运输被打乱了，城市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停滞了。甚至一些种植园也停工了。在乡村地区，人民搭起路障封锁道路，并破坏了电信服务。抗议者占领了埃戈达·乌雅纳（Egoda Uyana）火车站，自由“捕获”列车。在瓦斯卡都瓦（Waskaduwa），一夜间超过一公里的铁轨被掀起；总罢业开始后，在南方省，人们用足够大的巨石来阻挡道路，这样警察要想移动就必须用炸药炸开这些巨石。
警察和士兵向示威者开枪，杀死九人，受伤人数就更多了。中午时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和宵禁令，并持续了好几周。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印刷所都被查禁。
计划持续了仅一天，总罢业在第二天早上被组织者正式叫停。不过动员的影响持续了更长的时间。它刺穿了统一国民党不可战胜的神话，最终导致其在1956年大选的失败。总理都得雷·森纳纳亚克（Dudley Senanayake）被迫宣布辞职。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力量，而且总罢业意味着群众运动的再生。
巴拉·昙坡是锡兰贸易工会的总领导人，并在斗争中起了主要的组织作用，他后来这样总结当年的经验：“总罢业……教给城市工人阶级，他们在乡村的兄弟姐妹事实上可以在所有直接的斗争中同他们联合起来。它教给工人和乡村贫民，只要他们联合起来，就完全有能力挑战甚至打碎资本主义的国家力量……群众将满怀他们从总罢业中获得信心进入下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但下一场斗争将要对抗更有经验和更有准备的敌人。”[12]
1953年，巴拉·昙坡成为一名律师，这样他就有能力保护很多工人和活动者。
四、平等社会党内的危机和斗争
尽管兰卡平等社会党参与到了斗争中，1952年的选举受挫还是促使党发生分裂。与巴拉·谭坡的观点相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党员感觉，总罢业证明不可能通过群众动员来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制度，党不可能独自嬴得即将来到的大选。
与195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一样早，兰卡平等社会党决定与共产党和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小组一起组成一个“联合阵线”。一个少数派的解决方案甚至走得更远，号召党应该优先考虑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即应该“至少是一个班达拉耐克政府”，最好是“一个社会平等党的少数派政府”。共产党拒绝参加这个联合阵线，除非兰卡平等社会党承诺停止批评苏联政府、东欧和中国，所以在这一指导方针下，并没有围绕总罢业而在共同行动上有什么进展。在1953年10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多数派的方案得到259票，少数派方案得到125票。威廉·西尔瓦（William Silva）领导的少数派那时离开了代表大会并退出了党。兰卡平等社会党丧失了三分之一的成员——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另一些人参加了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的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但他们中多数人从此淡出政治。
1954年，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人N.M. 佩雷拉当选为科伦坡市长。但兰卡平等社会党却没能在市议会中稳拿多数席位，而且在选举时作为“联合阵线”一部分的共产党拒绝所有形式的合作。一年内，这些“联合阵线”内的议员同统一国民党联合在一起并将佩雷拉排挤出了市政府。
自1954年往前，基于总罢业的经验，锡兰贸易工会在零售业工人中组织了一系列斗争 ，迫使雇主联盟作出一些让步。这些斗争帮助重建工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在1956年，当锡兰贸易工会领导一场零售业工人总罢工时达到高峰。 锡兰贸易工会迫使雇主接受集体谈判，且该工会成为斯里兰卡最有力量的工会。雷斯列·古纳瓦尔德内（Leslie Goonawardene）后来写的关于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历史时说：“P. B. 昙坡的作用值得一提。”[13]
面对社会斗争的新增长时，斯里兰卡资产阶级选择去分裂工人阶级。利用僧伽罗文化复兴和人们对抛弃英语为官方语言的愿望，资产阶级让僧伽罗人反对泰米尔人，而泰米尔人在种植园领域占据多数。斯里兰卡自由党组织运动，以让僧伽罗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反对使用英语，事实上最主要是反对使用泰米尔语！与提倡僧伽罗语相伴而行的是提倡佛教，使之成为该国唯一的民族文化。兰卡平等社会党是唯一一个僧伽罗人占多数而认可了两种官方语言（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党。他们的公共集会被“僧伽罗唯一”运动的暴徒所攻击。在1956年大选时，菲利普·古纳瓦尔德内的小组与斯里兰卡自由党一起参加了人民团结阵线（Mahajana Eksath Peramuna—MEP），他们打败了统一国民党。兰卡平等社会党赢得14个议席，并重新成为主要反对党。
新的班达拉奈克（Bandaranaike）政府向工人作了一些让步。它将公共汽车公司和科伦坡港口国有化（不过拒绝兰卡平等社会党关于保证工人对国有公司进行管理监督的要求），对稻田和合作社立法，开始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停止了之前政府的反工会行为——逐渐让1947年总罢工时被辞退的公务员复职。它还还关闭了英国在岛上的军事基地。
然而除这些进步措施外， 1956年，在统一国民党的支持下，政府颁布法律将僧伽罗语确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一行为完全不顾全国30%的人（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和穆斯林）是说泰米尔语的。这引发了骚乱并使一次新的国家紧急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巴拉·昙坡自己虽是一个泰米尔人，不过还是被公认为是这个国家僧伽罗人最优秀的发言人之一，他动员其整个工会支持平等对待国内不同的族群。一直到1958年，反对力量才争取到立法上的部分退让——这项新的法律授权在北部省和东部省的教学、公共部门入职考试、关于行政事项的政府通信中使用泰米尔语。（不幸的是，这项新法律从来没有得到落实，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联邦党的政治鼓动主题。）
在班达拉奈克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的工会领导着罢工，包括几次总罢工，并争得了工资的上涨。罢工还常常反对军队，例如在1957年12月的罢工中。
五、两条路线
1959年5月的政治总罢工是由众多工会领导的，这其中包括了锡兰贸易工会，这标志着一个质的转折点。趁此机会，劳工运动反对总理在他自己感觉公共安全受到威胁时召集军队和警察的权力。这是工人第一次要求获得向立法机构提交反对意见的权利。
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多数派越来越觉得，这些群众运动可以成为同议会内各力量更友好相处的主要方式。然而，巴拉·昙坡——在那时是兰卡平等社会党的一名政治局委员和工会领导人——视工人的自我组织为新社会关系的开始和群众获得权力的开端。他还认为，在斯里兰卡，只有共同的斗争才可以联合僧伽罗和泰米尔的工人，并阻止僧伽罗沙文主义与佛教极端势力的上升。他声称，1959年9月一个僧人对总理班达拉奈克的暗杀不仅是佛教极端势力对先前部分收回僧伽罗唯一法律的回应，而且是多数反对力量对工人政治罢工仇恨的释放。
政府在班达拉奈克被暗杀后变得不稳定起来，而且兰卡平等社会党欲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达成选举和议会团结（这种团结能使领导中的革命少数派引导党参与劳工斗争）面临着困难。兰卡平等社会党内的多数派认为不同政党间实现选举上的团结和工会——只有在党领导着工会时（直到今天，锡兰贸易工会都是一个例外）——在斗争中的团结没有区别，并开始不加区分地称所有形式的联合都是一种“联合阵线”起，巴拉·昙坡就在那些争取使党转向建立斗争中的“联合阵线”的人当中。
1963年9月，在巴拉·昙坡的倡议下，由三个左翼政党联合的阵线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共有800多名代表与会，代表着100多万城市、乡村和种植园工人。会议通过了“二十一条要求”——多数是经济要求，但本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
自此会议后，锡兰贸易工会号召在科伦坡港口发动一场罢工，不过很快转变为一场持续十七天的全岛总罢工和对抗政府的政治行为。这一行动迫使斯里兰卡自由党的西里玛·班达拉奈克（Sirima Bandaranaike，被暗杀的前总理的遗孀）政府让步，他们召回了派去粉碎码头工人罢工的军队，并撤销了国家紧急状态。巴拉·昙坡是这次总罢工的主要领导者。
西里玛·班达拉奈克不得不公开承认国家已经变得不可治理。但她很快将事情反转过来，其手段是向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领导人伸出橄榄枝，并让他们入阁，她在1964年6月完成此事。她向新闻界宣布：“我们将邀请一个在城市工人中起主导作用的党进入政府……没有工人阶级提供全力支持，我无法想象像锡兰运输委员会（Ceylon Transport Board），或港口货物公司等企业可以有效运转”。[14]
六、反抗背叛，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
N·M·佩雷拉、彻勒芒德雷·古纳瓦尔德纳（Cholmondeley Goonawardena）和阿尼勒·木内辛格（Anil Moonesinghe）参加到斯里兰卡自由党领导的联合政府中的行为，在兰卡平等社会党内加剧了已经存在数年之久的两个方向的分裂。依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惯例，159名代表（代表着25%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投票反对参加政府。中央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委员，包括两名议员（埃德门德·德萨马拉科迪[Edmund Samarakkody]和梅里勒·菲尔南多[Meryl Fernando]）和最有名的工会活动者巴拉·昙坡等，一起组建了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他们在声明中说：“这一蜕化是党内领导中的多数派多年来奉行议会改良主义路线的逻辑结果，我们应以阶级斗争和革命前景来取代议会和改良主义斗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将党内非革命的部分开除出去。在此情况下，兰卡平等社会党内的革命派决定将自己在党的纲领基础上组织起来。因此，他们退出了代表大会，并且此后将以一个名为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独立组织来活动。”
第四国际开除了兰卡平等社会党，并承认了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1964年7月17—18日召开的紧急代表大会，并称之为“延续锡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正式组织，并授权它说明和处理任何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事宜。”，在紧急代表大会上，五十四名代表投票支持接受“这种认可，并在此后成为第四国际的锡兰支部”，另有九人投反对票，八人弃权。[15]兰卡平等社会党的革命战士“被迫组建一个新党，尽管一些领导人和成员对此有些疑虑。这一局势还暴露了左翼运动内深驻着的一些小问题：宗派主义、领导人的勾心斗角和自私自利。”[16]
巴拉·昙坡及其同志认为，参加联合政府只能压制工人阶级，而且背叛了“21条要求”。那时兰卡平等社会党的活动者拉克西里·费尔南多（Laksiri Fernando）在后来回忆说：“工会运动在这十年里，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难以恢复。”[17]不过工会并未在1964年被压碎，它们还得以民主化。
兰卡平等社会党参与联合政府及其分裂后随之而来的，是斯里兰卡工人阶级长期的分裂和虚弱。很多活动者离开了兰卡平等社会党，但没有参加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1964年7月，锡兰贸易工会在莫拉图瓦（Moratuwa）的维罗那纺织厂领导了一场示范性罢工，得到了当地人的广泛支持。尽管只有500名工人罢工，但有4000多人参加到了纠察队中，以阻止管理方雇佣的破坏罢工者进入工厂。巴拉·昙坡每天都在现场并鼓舞着纠察队员的士气。但这场罢工没能像科伦坡码头罢工一样扩散开，而且在面对军队时，纠察队被迫解散。罢工被破坏了。
1964年12月，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的两名议员，埃德门德·德萨马拉科迪和梅里勒·费尔南多拒绝给班达拉奈克政府投信任票，使得那届政府垮台。这不是如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前成员所声称的，是由于右翼分子的提议和统一国民党的支持才导致的，也不是由于投票反对将多数媒体国有化，而与先前亲政府的人员投票意愿相反。工人中的多数仍希望——更准确说是幻想——班达拉奈克政府将会至少部分实现“21条要求”，而且他们觉得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从一开始就在阻挠其实现。1965年3月首轮大选的结果反映出了群众水平的误解：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被没有获得议席，统一国民党赢得了大选。党当时经历了分歧与分裂，力量一天比一天弱。
只有巴拉·昙坡所领导的工会——锡兰贸易工会，坚持表现工人阶级真正独立力量。除一段时间下降到工会斗争之中外，锡兰贸易工会在60年代组织了数十场罢工，尤其是反对集体解雇工人的斗争，促使统一国民党的总理直接同巴拉谈判，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巴拉·昙坡建议政府应介入并检查解雇行为。昙坡提交了一份法律草案，这份草案成为1971年通过的《终止雇用法》的基础。[18]
七、保卫人民解放阵线的起义者
在20世纪60年代末，锡兰的毛主义青年激进化起来。历史上有名的两个主要的左翼政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已经因入阁而背叛，此后在左翼中出现一片空缺，特别是在僧伽罗人农村地区。人民解放阵线开始填充这一空缺，在乡村地区的半无产阶级青年、无地农民、失业者和其他受压迫者中征召成员。这一新的运动有着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而且其活动者并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托派情结。
巴拉·昙坡很快意识到，这一激进化既不会由工会运动（如锡兰贸易工会）组织起来，也不会由在年轻人中影响很小的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1970年时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或简称为RMP）组织起来。他寻求在争论与合作的基础上同人民解放阵线建立联系，这样的联系在政府于1970年意识到要镇压人民解放阵线时开始热诚起来。
人民解放阵线的一个历史性领导人里奥内勒·博帕革（Lionel Bopage）后来回忆到：“人民解放阵线在其形成时期，那时它还是一个以‘运动’为名的秘密组织，巴拉同志领导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是最早给予它批判性支持的组织之一。人民解放阵线遇到更为激进的平等社会党人是1970年时，当兰卡平等社会党的同志安纳纳达·普雷马辛格（Ananada Premasinghe）和马尔沙勒·佩雷拉（Marshal Perera）代表当时被关押的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时。尽管我们属于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阵营，而他们属于托洛茨基主义阵营，但这一分歧在反对国家的镇压时并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来自统治精英的镇压对我们民主和自由权利的真正威胁。”[19]近40年过去了，博帕革还说：“我记得巴拉同志取笑我们是‘少列宁’，暗示我们对列宁知之甚少。”[20]
1971年时，由第四国际的瑞典支部派往斯里兰卡的哥特·基尔登（Göte Kilden）后来回忆到：“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在我会见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和人民解放阵线青年运动的其他领导人时，安排了‘谨慎的’会议，此会议是受斯里兰卡情报部门监视的。罗哈纳和他的同志们在该国中部穷困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其政治路线则摇摆于毛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中间。据巴拉·昙坡说，不幸的是，他们同时受民族沙文主义（对泰米尔族无产阶级缺乏理解）和黩武主义的影响。他们公开拥抱由切·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和林彪的‘人民战争’论组成的混合体……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多数内容是关于欧洲的。罗哈纳及其朋友很想了解1968年五月革命和意大利罢工潮，甚至是瑞典1969年—1970年矿工罢工的每一件事情。他们还想知道传统旧式劳工运动是怎样行动的（例如兰卡平等社会党那样）。确实，我们还讨论了经济、阶级与政治。人民解放阵线的成员非常自豪于他们进行了很多年的‘人民教育’，他们在岛上广大地区给青年人讲授经济与政治。在我访问快结束时，我出席了一场由人民解放阵线、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和锡兰贸易工会等共同组办的颇富吸引力的开放性会议，与会的还有巴拉·昙坡和罗哈纳·维杰维拉，他们用听众中很多未曾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人能听懂的语言作了几个小时的教育演讲。这情形就像是一名睿智的老活动家和一名充满活力的年轻挑战者在争辩一样。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21]
几个月后，人民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武装起义。虽然缺乏武器和军事经验，不过他们还是控制了国内中部和南部的一些地区。起义被扑灭要多亏印度空军和毛主义中国的支持。有15000名青年在残酷的屠杀中被杀害。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和差不多5万名人民解放阵线的支持者被监禁；而巴拉·昙坡则做他们的辩护律师。
“事实上，他对马克思主义渊博的知识和了解，让刑事司法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 Commission，CJC）的其他力量也可以代表1971年的起义的总体阶级视角。而代表国家方面的是斯里兰卡自由党、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间有害的联盟，他们尽其所能将人民解放阵线诽谤为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巴拉及其团队的支援下，我们能够有力地进行辩解。革命马克思主义党、锡兰贸易工会和巴拉同志继续抗议对人民解放阵线干部与领导人的非法的与长期的监禁。他们保卫人民解放阵线派一些活动者代表组织出席法庭来宣传自己政治观点的民主权利。锡兰贸易工会抗议逮捕和监禁近四千名人民解放阵线活动者（他们很多人还遭受国家安全力量的拷打）的行为。他们还反对1971年3月时公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紧急状态赋予安全力量在没有验尸的情况下就处理尸体的权力。普林斯·拉贾苏里亚（Prins Rajasooriya）、锡勒维斯特·贾亚科迪（Sylvester Jayakody）同志和其他一些锡兰贸易工会的成员也在一段时间内被监禁。他们还出版了对人民解放阵线一些领导人，包括罗哈纳的访谈，因此为人民解放阵线的观点召来了国际上的读者。”
“在刑事司法委员会（CJC）的主要审判中，我有机会见到巴拉·昙坡同志，并同他交谈、相熟。锡兰贸易工会的优秀工作代表着工人阶级……巴拉同志和他的团队……不仅要挑战刑事司法委员会的法案与审判的合法性，而且要继续在背后支持和保护犯罪嫌疑人，哪怕法律上的挑战最终失败了。因此要暴露审判是一部政治闹剧……革命马克思主义党、锡兰贸易工会和巴拉同志毫不怀疑，七十年代的人民解放阵线是一支真正的寻求纠正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青年运动……锡兰贸易工会做出决定，巴拉同志及其团队应代表我们或劝我们这些主要法庭上的被告。此后，在主要审判中，罗哈纳·维杰维拉（Rohana Wijeweera）、贾雅德瓦·乌扬哥达（Jayadeva Uyangoda）、凯利·塞纳纳雅开（Kelly Senanayake）等同志和我自己同巴拉同志及其团队见面。绝大多数审判都充满着国家检察官的政治火星，法官在一方，我们和我们的法律团队在围栏的另一方。巴拉同志和他的团队所展现的不仅有他们精彩的法律才能，而且还有他们精明的政治能力，他们毫不妥协地揭露当时政府及其支持者的阶级背叛行为。这场审判还揭露出人民解放阵线的错误路线。它提示出我们的斗争思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浪漫主义和冒险主义……”
“经过七十年代长期的政治讨论，巴拉同志常常谈到，左翼中的‘枯木’需要给新枝让路，在他看来，这些新枝还缺乏培养。我相信这个分析现在依然合理。”[22]
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和锡兰贸易工会继续其争取释放政治犯（包括来自人民解放阵线的人）的斗争。当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在1977年11月获释时，他们自然而然来到锡兰贸易工会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办公室，来召开他们的首次新闻发布会。
最初，人民解放阵线的活动者同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和锡兰贸易工会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但这种联系还不足以清除掉左翼中的或是总体中的“枯木”，也不在重建的人民解放阵线的政治文化中。1980年企图发动的总罢工失败了，工会运动不仅意志消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巴拉·昙坡劝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说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人民解放阵线、锡兰贸易工会、兰卡平等社会党、共产党等组织的广泛的左翼平台所开展的，基于工人阶级、学生和劳动人民最低限度要求的联合运动。”这一运动成功地发起了，人民解放阵线干部组成的内部反对派反对这个运动，他们发现很难同处在七十年代政治光谱另一边的兰卡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尽管后来我们继续召开一些一对一的会谈，人民解放阵线一方并没有使这些会谈成功举办的热情。共识和正确的阶级立场能有助于改善局势，但不幸的是这不是当时政治的实质。”[23]这些文字的作者是里昂内勒·博帕革（Lionel Bopage），他原先是人民解放阵线的总书记，但不赞同阵线向僧伽罗沙文主义方面发展，并在1985年离开了该党。[24]在很多年后中采访中，巴拉·昙坡曾这样谈到人民解放阵线：“在1971年时，他们不是恐怖主义者，而且法院同意了我在这方面的论点。然而到80年代后期，事情就不一样了。到那时，他们醉心于纯粹的恐怖主义活动。”[25]
八、反对失败派
在1980年的总罢工失败后，斯里兰卡的工人运动不能再在国内发挥中心的政治作用。这是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层多数派背叛，和有着反殖民统治传统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的领导层在50年代和60年代实行僧伽罗沙文主义政策这二者所共同导致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除1989年的六个月外，紧急状态下的立法——防止恐怖主义法——从1979年起一直实行到现在。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巴拉·昙坡同那些受到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教育与激励的人站在一边，这一自我解放基于通过自我组织和示威来获得政权。兰卡平等社会党多数派对他的批评是，他曾试图同那些会超出党的选举主义路线的力量建立联系。兰卡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的入阁使这一努力不再可能。
尽管有多次机会作为候选人参选，但巴拉从不幻想议会可起变革社会的作用。在他生命临终时，他解释说：“绝大多数政党视工人为投票者。变革社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让工人们参与到工会中，并由他们自己来组织和控制工会。我们关于议会政治的所有经验和知识是，资本主义制度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制度的控制。独裁统治出现在特别的政治背景下，并最终难以生存。资本主义于是用选举的议会制来取代独裁制，在议会制下，多数人被描绘为选民。在这种持续的政府—反对派两极格局下，执政一方和反对派一方就像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转换闸一样。它会打开或关闭。当一方的压力增长过多时，它就关闭并另一方。这是一个安全阀。议会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秩序的一部分。”[26]
巴拉·昙坡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他力图通过建立一个新党——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后来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党——来拯救1964年前革命的平等社会党传统。通过借鉴全球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他并不幻想兰卡平等社会党（革命派）或者是革命马克思主义党会发展成为1940—1964年间的兰卡平等社会党；而且他不认为这个新的小党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斯里兰卡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革命党。事实上，他希望激进化的新潮流——人民解放阵线之外的——能够培养为未来所需要的革命党的“新苗”。同人民解放阵线间的失败经验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即有可能在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外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党。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建立是一个失败历程。这个党是由锡兰贸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所领所领导的，这个小组织发展成为工会的“政治表现”。人们可以大致地说，与正常关系相反的是，当工会与党紧密捆绑在一起是，是更有力量的锡兰贸易工会在控制着“它的”党。巴拉意识到很难同时做好工会和党的领导人。他同其他激进左翼组织安排了一些讨论，并参与到了新平等社会党（Nava Sama Samaja Pakshaya (NSSP)）[27]同第四国际和解的讨论中，在这过程中他看还看到了集合起全世界革命者经验的国际工具。
巴拉·昙坡自年轻时就是一名革命活动者，他明白一个革命党必须要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工作；工会——所有工人集合起来保卫他们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组织——是建立这样一个党的基础。他声称他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一生中都首先将人看作是人类，接下来看作是工人，最终是工会会员。“那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所应接近我们生活的道路。这是工会的基础教育，而且我相信这是我们曾成功实现我们目标的原因。”[28]他认为革命党的作用——或者是缺乏一个革命党情况下，只有活动者的小组——是引导人类前进的方向。
在残酷的民族战争蹂躏着这个国家时，巴拉·昙坡仍积极地保卫泰米尔人的尊严和自决权。尽管有各种对主要的泰米尔民族主义组织暴力行动的批评，但这并不能阻止巴拉。他尽全力来激励工人运动反对当局镇压泰米尔人及其组织。在新平等社会党领导人维克兰巴虎·卡鲁纳拉特内（Vickrambahu Karunaratne）在给巴拉的悼词中写道：“2010年时，亲政府的暴徒想杀我，当我从伦敦回到国内时，在参加完一场泰米尔纪念会后，他拥抱了我并说：‘你是活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真正的平等社会党人。’”[29]
巴拉还将国际主义应用于他的工会工作中：“就像跨国公司一样，我们必须同国际工会运动建立跨越边界的交流和联系。作为一支联合的力量，我们能更好地作好准备，以面对未来的挑战。”[30]
在斗争退潮的一段时期，他甚至很讽刺地承认，“工会主义必将导向与剥削条款的谈判”，他力求保卫并拓展工人的权利，他知道这些成就将会成为未来斗争发展的支柱。1983年，他说：“我视历史为浪潮。到目前止，我们都处在后退的浪潮中。但即使在贾耶瓦尔德内统治下的阴郁压抑的气氛中，我也能看到一支前进的浪潮，它将冲垮它面前所有强横暴虐的力量。”[31]
在他人生最后一段时间，他起草了一份《工人权利宪章》，并曾在马辛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担任劳工部长的最后时期（他1994—1997年在职），与之就此文件而谈判。由于缺乏议会中多数的支持，该《宪章》被弃置一边。当拉贾帕克萨当选为总统并获得议会中三分支二的支持时，巴拉动员工会要求该政府接受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第87次和98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工会自由和集体谈判内容。2013年5月1日，他声称：“今天（拉贾帕克萨）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难道他今天真被人们接受了吗？不是的！那是因为今天他们说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可以说，现在工人间缺乏团结。现在正是复兴工人力量的时候。我们或许没有投票表决的权力。但我们确实有着劳动的力量。”[32]巴拉·昙坡将他的一生奉献给了这一“劳动的力量”。
译自：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3849
注释：
[1] Göte Kilden, “Bala Tampoe är död – en unik människa har lämnat oss”.
[2] Rajan Philips, “Colombo’s glitter and gutter, casino politics and toilet tax economics, and May Day Honours to Bala Tampoe”,The Island, 3 May 2014.
[3] Quoted by Malinda Seneviratne, “The Bala Tampoe story”.
[4] 同上。
[5] George Jan Lerski, “Origins of Trotskyism in Ceylon”,.
[6] Meera Srinivasan, “A lifetime of protest – In conversation with Bala Tampoe, the oldest active trade union member in Sri Lanka”, The Hindu, 18 August 2013,.
[7] Leslie Goonawarde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8] Malinda Seneviratne, “The Bala Tampoe story”, op. cit. (note 3).
[9] 同上
[10] 只有菲利普·古纳瓦尔德纳领导的派别反对兰卡平等社会党与布尔什维克平等社会党的合并，并成立了自己的党，即新兰卡平等社会党（NLSSP），后来成为革命兰卡平等社会党，该党最初同共产党结成联盟，现在则与MEP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结盟。古纳瓦尔德纳曾在1956年S.W.R.D. 班达拉奈克政府中任农业部长。
[11] 斯里兰卡自由党由S.W.R.D. 班达拉奈克创立于1951年。班达拉奈克是锡兰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在1931年到1947年当选为锡兰国家议会议员，1935年时创立僧伽罗民族主义政党——僧伽罗马哈萨 卜哈党。1946年，面对着左翼优势的威胁，所有资产阶级组织都联合到了统一国民党内，该党主赢得1947年的大选并组成了独立的锡兰的第一届政府。1951年，S.W.R.D. 班达拉奈克离开统一国民党并建立斯里兰卡自由党，自称是“非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还参加了社会党国际，但该党尤其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在“只要僧伽罗”的口号下，推行一场僧伽罗沙文主义运动，来反对泰米尔人及“其他印度人”。
[12] Bala Tampoe, « Some Lessons of the Hartal ». Written in 1956, quoted in Ahilan Kadirgamar, “From the Hartal of 1953 to Weliwerija: Bala Tampoe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Struggle”.
[13] Leslie Goonawarden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nka Sama Samaja Party”, op. cit. (note 7).
[14] Ceylon News, 24 September 1964, quoted by Robert N. Kearney, Trade Unions and Politics in Ceyl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15] 引自Asia Times。
[16] Colombo Telegraph “Some reminiscences of Bala Tampoe”.（《科伦布电报》，《对巴拉·昙坡的一些回忆》）。
[17] Laksiri Fernando, “Our comrade Bala is no more”, Sri Lanka Guardian, quoted in The Independent.
[18] D.B.S. Jayaraj, “Comrade Bala Tampoe – Trade Union Fireband”,
[19] Lionel Bopage, “Comrade Bala Tampoe, the legend is no more!”, http
[20] Lionel Bopage, “A Fraternal Message to Comrade Bala Tampoe and the Ceylon Mercantile Union”, 1st February 2008, http.
[21] Göte Kilden, op. cit. (note 1).
[22] Lionel Bopage, “A Fraternal…”, op. cit. (note 19)
[23] 同上
[24] “在1983年起，人民解放阵线开始甚至不承认泰米尔人的自决权。因此，它从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变为一个沙文主义政党。其领导层的机会主义是这一转变的批判因素。他们复活了曾在1972年前出现在其纲领上的‘印度扩张主义’的口号。人民解放阵线的社会基础多数是在农村的佛教僧伽罗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这个国家新殖民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促使僧伽罗和泰米尔的青年建立起政治联系来；而且多数人民解放阵线成员同泰米尔人的相互作用是很小的，所以他们对泰米尔人问题的关注是受限制的。”摘自2013年时，澳大利亚刊物《绿色左翼周报》（ Green Left Weeklyhttps）对里奥内勒·博帕革的采访。
[25] 引自马林达·塞内维拉特内（Malinda Seneviratne）《巴拉·昙坡的故事》，op. cit. (note 3)。
[26] 阿希兰·卡达尔加马尔（Ahilan Kadirgamar），“From the Hartal of 1953 to Weliweriya: Bala Tampoe and the Inspiration for Struggle” (Collective for Economic Democratisation in Sri Lanka, 11 August 2013)。（《从1953年的总罢业到维里维里亚：巴拉·昙坡和斗争的技巧》，斯里兰卡的经济民主化集，2013年8月11日。）
[27] 新平等社会党是由1977年被开除的Vama平等社会倾向的活动者成立的。这个倾向是由兰卡平等社会党内曾在1964年反对党参加政府的活动者组成的，不过他们没有离开党而是留在党内成为反对派。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们邀请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领人，如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托尼·班达（Tony Banda）等，来他们的活动基地佩拉丹尼亚大学演讲。1991年，新平等社会党成为第四国际的斯里兰卡支部。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成员，包括巴拉昙坡和迈·维克拉马苏里亚（锡兰贸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巴拉这样说的，巴拉的妻子，两人1966年结婚），成为该党的个人党员，而他们的主要精力则在于建设锡兰贸易工会。
[28] 引自马林达·塞内维拉特内（Malinda Seneviratne）《巴拉·昙坡的故事》，op. cit. (note 3)。
[29] 《巴拉·昙坡反抗英帝国主义》，Ceylon Today, 4 September 2014
[30] 引自 Sunday Times。
[31] 引自里奥内勒博帕革的《巴拉·昙坡同志，不再是传说！》，op.cit. (note 18)。
[32] 引自Colombo Telegra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