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萨米尔·阿明,兼略谈其理论困局

林致良  著

著名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昨天离世了。我记得自已最初是从阅读发展社会学文献知道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和阿明的。在中国大陆上大学的时候,阿明的书不好找,后来大概1990年终于出版了《不平等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应该是阿明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吧?记得这本书印数很少,要从新华书店预订。那时候我出于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不满,对标榜正义的美帝国主义的反感,所以读依附理论的书的时候觉得很过瘾,尤其它提出落后国家需要“脱钩”(delinking)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宰制,深有同感。

后来,我对依附理论慢慢有所反省:

第一是它过于强调落后资本主义地区(边缘)对帝国主义国家(中心)的依赖,认为边缘国家不可能赶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处于不发达状态,但事实上,90年代以来巴西、南非和某大国等国的崛起,证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比依附理论的分析更加动态而复杂。需要更好的理论框架去认识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

其次,它主张落后国家要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甚至“脱钩”,但没有同时提出世界平面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愿景和战略,反而走向一国社会主义或民族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其实,无论是一国社会主义抑或民族资本主义都不可能为落后国家的工农大众打开出路。

第三,它有很浓的第三世界主义/左派阵营论(Third-Worldism, Third Camp socialists)的色彩,认为社会主义成功主要要依靠苏联中国等国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胜利,非常漠视先进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说到底,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从“阶级”置换为“国家”、“民族”。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理论会(至少客观上)为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官僚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权统治辩解,或否认当权者其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推手,而且是利用长期以来的一党制来实现官僚集团垄断的资本主义,或认为其内部民间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全都不过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代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一种激进理论,绕了一圈,最后竟起了为落后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辩护、辩解的作用!

如果我们把阿明的思想观点跟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作比较(特别是后两人后期的思想观点),会是件有趣的事。三人同是受毛主义思想影响的西方左派学者,但迈斯纳和德里克晚年已对第三世界主义有更多反省,对某大国内部威权推动的资本主义和政治压迫、民族压迫更具洞察力,但阿明恐怕最后一刻都没有走出理论和政治困局。

我们悼念一位多年来关注社会主义前途的左派理论家,欣赏他反美帝反霸权的进步立场,也应该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实事求是地评估他的理论遗产。

201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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