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同盟家族—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建立工人阶级的替代社会——2014年大选的声明及号召

激进社会主义党[3]

素侠云雪 译

在印度进入2014年全国大选之际,我们面临着明显难以遏止的极右翼化进程。资产阶级明显是要将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推为执政者,让纳伦德拉·莫迪[4]当总理,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推广古吉拉特模式来提供一个“稳固的政府”和“好政府”。因此,他们忙于预测和坚称印度人民党的胜利不可避免。

图:莫迪(前排左起第三名)2009年时在国民志愿团的活动中

一、同盟家族的法西斯主义

我们称同盟家族为法西斯主义有诸多原因,而不只是为了辱骂对方,且我们在此分析后会坚持一个明确的纲领。同盟家族是以意识形态基础组建起来的,他们持一种视穆斯林(及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为国家敌人的极端沙文主义的印度教至上主义立场。他们在自己的骨干及追随者中培植对民主的敌意,将种姓主义的、等级制的社会秩序说成是最好的社会,并在他们自己组织内建立起独裁体制。同时,他们一向都向统治阶级伸出援手,以摧毁所有的工人阶级力量,并组成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印度。这些都不是修辞用语。应当明白并回忆起同盟家族一向是怎样对待少数民族的。1947年到1948年,经过自由斗争获得自立后,国民志愿团[5]发起一场运动,以将新近独立的印度分为教派的印度教国家和平行的教派性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只有到人们强烈抵制谋杀甘地的行为后才停止了这一举动。1989年,在巴布里清真寺发动的阿凡尼(Avani)运动在43座城镇引发了暴行。在1992年到1993年,捣毁巴布里清真寺的行为公然违背了有关古老的有历史学和考古学意义的遗迹应受保护的法律规定,疯狂的暴行紧接着在印度其他很多地方引发了对少数民族的攻击。在2002年,古吉拉特发生了大屠杀,这次屠杀巩固了印度人民党在古吉拉特邦中心地区的大选得票。

这些并非不会有偏差,不过展示出冰山一角而已。印度人民党,不管在哪里执政,都企图将少数民族边缘化。在他们持续执政的古吉拉特,实行社群主义化的教育,在漫长的时间里,社群主义在社会的不同层面深深地扎下了根。

例如,现在广为人知的是,这些年里古吉拉特邦已经奉献了大量“圣工”[6]。广为人知的是,世界印度教大会[7](VHP)网络可能是古吉拉特同盟家族的武装中最强大的部分。世界印度教大会的活动者们已经不再是“无业者”的集合或小资产阶级的极外围了。相反,他们数目可观,甚至上层中年人参加。确实,社群主义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国民志愿团(RSS)是一个组织。1969年的古吉拉特骚乱,在整整一代人的支持下,导致2500人死亡,而且现在还有人夸耀说,在那场事件中穆斯林比印度教徒死得多!世界印度教大会持续利用骚乱这种手段动员人们改宗印度教,且将印度教定义为一种右翼战斗方式,目标包括以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夺取政权。这使它同其他反动组织区别开来,它是一个党,一个社会组织,它运用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短期内增加影响的可能性策略。

图:世界印度教大会

古吉拉特的转变影响了精英操纵和鼓动印度教低等种姓与阶层的手段。古吉拉特在印度独立后的土地变革使得帕特尔(Patel)阶层得以稳定增长。他们主要是受益于“绿色革命”与“白色革命”的人。由帕特尔支配的富农的发展与古吉拉特人在整个印度的大迁徙密切相关。作为政客、官僚和商人中的一条新轴线,虽然表面上看,他们在维护公民社会中没什么份额,但他们逐步占据了优势。此外,半个世纪来作为预定唯一结果的一个非常小的,由贱民(dalit)和土著(adivasi)组成的中等阶层,看起来已与这一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同时,产业化的本质及其局限同样需要更清晰的审视。在阿默达巴达,新产品公司的成长意味着雇佣了十万名工人的五十家甚至更多公司的倒闭。对这点,我们还应该加上这个事实,即古吉拉特最近几年工业化中的诸部门都没有社会保障,如在化工业中的激进工会还不得不仅仅为了使工资达到正常宣布的最低工资而发动一场“两齿”斗争(鼓动和法律战斗)。安克勒斯瓦尔(Ankleswar)是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但其公民权利却多不得实现。这些挫败、不正规的工作、在非正规部门生存的人相互间缺乏社会团结。出于不同的原因,新的精英在产生,他们没有完整的世界观,而且正在寻找替代性靠山。同盟家族在两个事例中都提供了这种替代。一个可以引述的例子是,2002年的传单号召抵制穆斯林商铺和机构,声称如果根绝穆斯林商铺,光在加罗尔(Kalol),每年就可以腾出四千万卢比来,印度教学校也可以实行自由教育。确实,可以只抵制了穆斯林商铺,不过人们能在其他那些很可能是印度教徒开的商铺买到同样的商品。但传单中同样可以看到国民志愿团的议程,如要取消的还包括羊肉店、卖煎蛋卷的手推车等。

在古吉拉特,暴力反对少数民族,将少数异族描述为敌人等核心议程已经被系统追求很多年了。在某一层面上,它希望通过政府行动来将少数民族置于更易受刑罚的处境。在另一层面上,它希望能强化普通人对少数民族的仇恨。而且这一长期计划使得他们的所有声明中都充满这种仇恨,无论是通过人民党的秘密倡议,还是通过试图起平衡作用的知识分子,其影响是在戈德拉(Godhra)引发暴力活动,或没有戈德拉就不会发生暴力行为。通过旧式机器印出的成千上万的传单,号召印度教徒在二十四小时内杀光穆斯林,这个事实表明这些传单是早先印好的。大量液化石油汽储备被秘藏起来并被用于屠杀的事实,或选民的投票单和其他政府文件被拿来寻找穆斯林的住宅、商铺等的事实,同样表明戈德拉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长期的预谋,而非突如其来的愤怒。

另一个与古吉拉特邦2002年屠杀相联系的方面是土著人和贱民阶层有参与其中。土著和贱民参与屠杀的后果,我们需要通过强调避免一厢情愿的需要来开始。首先应强调另人烦恼的方面:好几条报道都指出,贱民,尤其是贱民中的女性,在2002年的暴力行为中与高等种姓的人联合在了一起。争取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UCL)站在妇女立场的文章说:“在暴行中,贱民妇女多多少少与高种姓的人联合在了一起。同样现象在巴兰普拉(Baranpura)、纳菲达尔提(Navidharti)和法特普拉(Fatepura)均可看到。这促进了贱民妇女的印度教化,在巴罗达(Vadodala)还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形。”国民志愿团(RSS)自成立以来,就如反对穆斯林一样反对贱民。所以当古吉拉特的贱民和土著为高等种姓、上等阶级的政治议程做脏活时,诚可谓国民志愿团的一大意外收获。

但另一方面是,争取公民自由人民联盟引述一个贱民妇女的话来谈论她为何被迫拒绝帮助穆斯林,因为警察会称她为叛徒。有时还会用到钱。但除钱外,还有别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Baxi委员会的重建不仅导致对其他落后种姓(OBC)的暴力攻击,而且还导致对贱民的暴力攻击。通过这些煽动,婆罗门—商人—帕提达尔[8](Patidar)联合起来具有了明显的印度教种姓(Savarna)特征。但世界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现在可以渗透进这个集团并提出一个信息,即光有种姓特征还不够。伴随着贱民正在增长的自信——通过多种方式得以表达,包括共和党[9]的复兴、大众社会党[10](BSP)在印度很多地区的扩张等——是一个必须抵制的社会威胁。本应有明确的包容主义,但事实上在运行的是主动的排他主义战略。在一个层面上,产生了一个小的贱民和土著中等阶层,这个阶层想要融入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氛围内,在生活上更加接近城市生活方式使得这一进程更容易。对贱民和土著的中等阶层而言,印度教至上主义看起来提供了一条放弃他们低级出身并与印度教种姓相平等的道路(贱民和土著部落民不被视为种姓成员)。然而与此同时,阿默达巴德工业的倒闭,如前面评论过的,意味着本地贱民和穆斯林底层阶级团结的崩溃。结果就是,贱民哪怕不热心暴力行为,也会参与其中。

但最后,我们需要指出之前其他方面——贱民和土著安全感的缺乏,和从他们到穆斯林给予的支持。贱民和土著在由不同人一同参与的攻击行为中,并不是劫掠品的主要收获者。《幸存者说》记录到:“探索事实小组通过电话采访了一个土著头领(在前述萨马德的证词中提到过)安尼尔·阇西亚拉(Anil Joshiara)。他坚持称,他要求警察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来证明土著在劫掠中除了坏名声外只得到很少的东西。他声明,卷入暴行的土著只有被误导的青年。”出现此种景象的地方也就是国民志愿团获得大发展的地方,是贱民和土著的社群化人员聚集的地方,但决不是斗争远去之处。

因此,伴随所有的复杂性,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很多年来,国家和公民社会被人民党—国民志愿团—世界印度教大会—印度青年民兵[11](Bajrang Dal)系统地社群化。他们大量并公然介入在国家机构层面,使得国家机器也深深的社群化。国民志愿团和世界印度教大会支配着整个行政机构。穆斯林警察往往被派往远离法律和法规维持的部门任职。很多穆斯林警察会因未戴姓名牌而处于危险境地。如果罪犯是穆斯林,他们会被问一些特别的问题,如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对印巴分治的立场等。而且成千上万的世界印度教大会干部被召入国民自卫军[12](Home Guard)。

他们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则更加隐蔽。自1998年以来,仇恨文学有了系统的发展。通过纸质媒体和电子媒体,如大规模利用互联网,同盟家族的干部已经发展起反少数民族的仇恨。由DG的情报所发出的信函希望警察收集关于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信息。后来这一点就只适用于穆斯林了。这种国家支持给活动者壮了胆。在大规模暴行的一年前,古吉拉特的报纸《传讯报》(Sandesh)准备并印出了有关穆斯林旅店和商铺所有者名字的单子。医疗健康行业也有相当严重的社群化。《医药道德问题》是一份关注道德医疗实践的刊物,其中有文章写道:“医疗协会没有借救济工作而给他们自己镀锌的事实表明,由政治利益所推动的剧烈的团体分歧是如何深地影响着医疗行业……”事实上,医疗社团正向不同方向极端化,在古吉拉特和国内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听到有医生吐露,“需要给少数民族点教训才行”。

同时,古吉拉特还表现出了同盟(Sangh)及其潜藏的性别视野。这需要深度挖掘才行,因为印度人民党并不回避利用那些使它自己看起来更加现代和进步的华丽修辞。它曾讨论一部统一的民法典,也曾讨论支持在议会中为女性留下三分之一以上议席的诉求。但在这些光彩背后隐藏的是极度退步的政治主张。古吉拉特2002年的屠杀极明白地表明,对同盟分子(Sanghis)而言,穆斯林女性只配被虐待和杀戮。对马雅·科德那尼(Maya Kodnanai)的判决表明,对同盟的女干部所培训的是同样的政治内容。

女性形象被制造出来,有必要去清晰地了解这后面的政治主张。首先,表明印度教女性和在色欲和持续不断的强奸案中受害的穆斯林女性一样。甚至在2002年在古吉拉特,这清晰地表明,当共同的和完全错误的报道印出时,其影响是,在戈德拉,印度教女性被禁止登上火车,在一所伊斯兰学校内则发生了针对印度教女性的强奸。这成为所谓以牙还牙的借口,有相同数量的印度教女性被强奸,同时就要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女性被致残或被杀害。

这种带有性别色彩的政策可以追溯到2002年以前。1998年7月,古吉拉特政府设立了监督宗教内婚姻警察部门。时任邦住房部长的哈伦·潘德亚(Haren Pandya)在议会内宣布了这件事,还在基层裁判相关案件。这种宗教内婚姻并不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婚姻,而是出于潜在的目的而对印度教女性的一种强迫。2000年2月时,“社群主义战斗”发行的一份秘密文件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中传阅。在其他事项中,它称:“对印度教社(Hindu Samaj)的攻击使我们那些正处于妙龄阶段的姐妹们被引诱、被绑架,这样她们就会在结婚登记后被迫改宗。在古吉拉特邦,数百名印度教姑娘(转向了伊斯兰教)就这样同穆斯林结了婚。”

所以印度教妇女是弱势受害者,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一方面,印度教男性被告诫应为印度教女性报仇。他们被告知,强奸和杀死穆斯林妇女是理所当然的事。另一方面,印度教女性被告诫,她们应该培训她们自己,使自己在保卫社群兼国家时变得更加勇敢。这曾导致民族妇女志愿者委员会(Rashtra Secika Samiti)的形成,在最近一段时间,还形成了其他组织,如难近母[13]协会(Durga Vahini)等,也形成了一些楷模,如乌玛·拔拉迪(Uma Bharati)、萨德维·里谭拔拉(Saddhvi Rithambhara)等。自姆曼蒂尔神庙骚动后,大量妇女被导向印度教右翼并倾向暴力。但仅仅是在这一时期,在古吉拉特,他们就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印教妇女角色最充分的介绍是公民自由人民联盟(PUCL)所报道的发生在巴罗达(Baroda)的事迹。最终版本中提到的一些事迹,概括如下:

在印度教徒充满着对穆斯林的仇恨运动与宣传的年月里,妇女也认可并参与到暴行中。她们维护暴行,说,“这都是他们(指穆斯林——译按)自找的”,等等。“他们有四个妻子和二十个孩子,他们的人口将很快超过我们,他们不去避孕。他们掠走我们所有的商业,使我们越来越穷。”由于得到社会的认可,人们被从小被教唆道:“穆斯林男人都是强奸犯,穆斯林女人都是共犯。他们的暴行在增加。”宽恕屠杀和鼓励屠杀这两条仇恨穆斯林的线条有所交叉,至少部分是畏惧“危险的他人”的精神错乱。暴行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针对穆斯林女性的身体。在母亲面前,针对她们孩子,甚至还有针对胎儿的恐怖和虐待狂式的暴行,在这些儿童的母亲面前,这些儿童被虐待、被折磨、被杀害,被烧死。这道出了同盟家族的一些世界观。忽视极端分子的残暴行径对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看来是愚蠢的行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完全事与愿违地削弱同盟家族在纯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上的政策。强奸和残害穆斯林女性,放纵对儿童施暴,表明同盟家族在认真执行戈尔瓦尔卡的的言论——必须不假思索地招待“外国种族”,但要赞颂印度教种族与文化,就 “必须放弃四分五裂的状态”,或者 “待在国内,完全从属于印度教民族,且不管失去什么……哪怕是失去公民权利,都是值得的。”在同盟家族及与之思想相同的人看来,女性就是生育工具。因此,能够摧毁“外国的”种族、宗教、社区的主要方法应是摧毁对方的生育工具和未来——妇女和儿童。所以在战争时任何礼仪都是愚蠢行为。确实,在同盟家族的世界观里,“印度教民族”意味着同敌人的无休无止的战争。

图:“印度教民族”意味着同敌人的无休无止的战争

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后,同盟家族关于性别的观点倒退了。他们关于统一民法典的号召是一种双关语。对他们言,核心问题是要统一和性别公正。这些势力在印度教法典草案推出时强烈反对这草案。所以他们需要统一民法典时,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强迫穆斯林接受印度教,并不是不分宗教,对所有人都讲求性别公正。

在最佳面包店案中,古吉拉特最高法院的立场表明它是如何厉害地将国家机器,包括司法机关控制在自己魔掌中的啊!瓦多达拉(Vadodara)的哈努曼·特克里(Hanuman Tekri)地区的最佳面包店曾是最严重的施暴地点,在2002年3月1日,一群暴徒洗劫并焚烧了面包店,在十二个小时里杀了四十多人。但这不过是当时被纪录下来的一例而已。当遭受攻击的建筑物内的人们请求警察帮忙时,一辆警车直到一个半小时后才来,经过面包店时也没试图要阻止暴徒,一个警察下车后还煽动暴徒。之后攻击加剧。3月2日,当时只有18岁的萨希拉·雪伊克(Zahira Sheikh)在事件中记下一份声明。她在警察煽动前提交了一份初步资料报告[14](FIR)。但当审判开始时,在法庭证人中,包括萨希拉在内的重要证人,都转向了对立面。在萨希利出庭那天,法庭上还出现了人民党的议会下院议员马图·施里瓦斯塔瓦(Madhu Shrivastava),他用极明显的姿势威胁着萨希拉。被告被宣判无罪。这时出现转机,萨希拉声称她故意伪造了证词,因为有人在威胁她。于是这场官司一直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在这里,警察和国家机器的罪恶得以揭发。在最高法院通过由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交的诉状听证前一天,由最高法院推动,古吉拉特邦政府在古吉拉特高等法院改变对被告的无罪判决前提起诉讼,但没要求它复审。在2003年12月26日,古吉拉特高等法院拒绝了上诉申请,90页的无罪判决书说,不应再有复审,因为原告无法提供适当的证据。这份判决还在附注中反对反社群活动者和人权活动家,反对进步运动。因此,法院称:“这名重要证人在出庭调查时,还能在出庭时道出一些事实,但不幸,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在法院判决后,他们被一些更喜欢留在幕后的人员操纵了。”再一次,自2002年开始就在阻止法西斯主义的激进活动者们受到毫不含糊的攻击,这可以看他们过去的所起的作用:“某些元素处处失败,他们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力图滥用法律程序,不过迄今为止他们还没获得全面胜利。有时倒退到环境的名义下,在纳尔马达案件中,(一个)案件在最高法院前被申请,不过被最高法院拒绝了。然而,由于单方面临时命令,他们在遭受重大损失后获得了胜利,对国家言损失了上百亿卢比……再一次,相同的尝试不仅间接导致重大的财政损失,而且还在两个社群间制造了裂痕,在邦内人民中扩散了仇恨情绪。” 要超越被把持的特殊案例,判决声明“最不幸的事情是,这一尝试给古吉拉特邦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不仅在其他邦,而且在整个世界上,人们都印象吉拉特是一个恐怖邦,实际上这不符合事实。”最终,在2004年4月12日,最高法院下令重审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最佳面包店案,要求重审不应在古吉拉特政府控制之下,而且规定反对德赛(Desai)、赛塔尔瓦德(Setalvad)等人的言论应删除。最高法院所使用的语言尽管有所克制,但仍能让人明白,最高法院发现邦高等法院的意见其实就是在彻底偏袒并支持印度教至上主义势力。“法院不应制造意见以反对个人和政府,除非在判决中非这样做不可……法院不应想着去哗众取宠,或从任何人那里获得什么掌声,更不应坚决反对任何人,或取悦他们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的幻想。” 主要的判决也是对古吉拉特邦的控诉。最高法院支持“当大量证人转向反面时,应当提出合理的质疑,看证人是否受到胁迫。公诉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主要证人,这位证人应在2003年5月17日接受调查,而在2003年5月9日,七名证人中四名受到攻击的证人表示收回调查阶段所作的声明……公诉人并没有在其位而谋其政……初审法庭应该依法典311章的规定行使权力,撤回并重新调查证人,以保证他们的证词能表达出事实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些已足够表明,古吉拉特的司法机关及行政人员在印度教至上主义力量面前已变得十分软弱,已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

所以莫迪引以为豪的有着平等资本主义发展的古吉拉特模式,内容实际有:极少关怀劳动者,极少关注社会与国家的社区犯罪率等。此模式本只在更小的范围内施行,不过其他邦曾经效仿它,如国民志愿团曾在中央邦、奥里萨邦唆使暴行。

我们将同盟家族定义为一支法西斯主义力量。然而这需要加以明确说明。经典的法西斯主义出现在革命与反革命时期。而同盟家族的各主要组成部分有着相似的结构,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印度基本上保持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使得同盟家族的活动方式基本上与纳粹及意大利的法西斯有别。其二,在意大利和德国,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威胁。而在印度,工人阶级并未组织起来,也没有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影响力的革命政党。这也是同盟家族的理论和组织未能争取到印度资产阶级多数成员支持的主要原因。然而,国民志愿团还有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以壮大自己的潜在可能。它渗透公民社会的长期战略,和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是高级种姓和在一定程度上持印度教至上主义立场这一事实,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议会日渐明显衰落,且正需要一种替代时,稳固的资产阶级力量就打算反对人民党的杂牌军。国民志愿团内固有的缺陷使他们坚决要求主动地执行自己固有政策,就像纳粹的反犹太不只是参与竞选的花言巧语,而且是他们基本议事日程的核心部分。但议会 “软印度教至上主义”的用意是,他们并未受到资产阶级主流的抵抗。而且对于胃口随着全球化的成功而增大的资产阶级而言,受到同盟者、他们自己各色各样的选民的压力,议会的平衡活动,其实就是在姑息,就是在从资产阶级和人民党领导所要求的极端措施中后退,以及可以更好地预计到人民党在大选中获胜的前景。

自从同盟家族命中注定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长期活动时,而这时间又远远超过他们最初的预计(在1947年到1948年,它就明确计划完全正当且快速地掌握权力,以建立一个类似于真纳“伊斯兰国”计划的“印度教拉施特拉(Rashtra)”),这迫使它不得不将现实操作与最终目标分割开。作为选举之臂的印度人民党,不得不表现得“温和”些。是呵,鬣狗比狼要温和一些呢。人们应该还记得,L. K. 阿德凡尼(L. K. Advani)先生歌颂这些日子为“政治家”,说它看起来像反对1989年到1992年担任总理的“温和的”瓦杰帕伊[15](Vajpayee,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曾在1996年短期和1998—2004年担任印度政府总理。)先生一样气势汹汹。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同盟家族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倾向”,而且这还是一部“发展中的篇章”。问题是,同盟家族的法西斯主义将如何为资本所用?这是“莫迪”模式的关键所在。古吉拉特是一个正迅速工业化的邦,因而从小处讲,问题在于,同盟家族将为资本做什么。

二、古吉拉特邦的“发展”模式

这是一点值得去理解。印度的资本主义需要莫迪,因为莫迪已经在一个较小的规模上展现了法西斯主义者想要传达的信息。作为交换,他们想接受的事情有:共同的暴力,减少少数民族的权利,对贱民和妇女的战争;这些事情都可能会发生。至于要摧毁民主这事,是不会难倒他们的,他们对民主的定义就不包括人民对政府的实际掌控。多年来,印度议会和很多省的政府都在减少民主。如同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方向(这些我们也要进行讨论)所展现的那样,现在他们想将民主降到更低的水平。

(一)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基于一些神话和一些事实。

神话一:莫迪使古吉拉特变成了一个热情好客之地,因而汽车产业大量涌入。

事实:塔塔从骚乱仍在继续的辛古迁走,迁到萨南德,因为莫迪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严酷的警察制度。从这一事实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警察的严酷,即劳苦人民发现要在古吉拉特发起抗争是越来越难了。但其他因素同样重要。赠予塔塔的东西价值大约有3000亿卢比。这其中包括1100英亩土地,塔塔之前投资的200亿卢比,从古吉拉特政府那里拿到的价值957亿卢比的无息贷款。相比之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西孟加拉邦政府虽然在剥夺农民的土地供给塔塔,但只在补贴的层面上给了塔塔,还给了塔塔权力、税收返还和大约20亿卢比贴息贷款。

塔塔集团的拉坦·塔塔和当时还在任古吉拉特邦总理的莫迪

神话二:古吉拉特邦在莫迪的领导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事实:古吉拉物作为一个工业发展邦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看一下古吉拉特邦在过去的发展,同其他工业邦过去的发展对比一下,可看得出这里闪耀的并非莫迪的光芒。使莫迪成为一个模范的原因并不只是古吉拉特邦的发展,还有莫迪愿意违反法律的强硬路线。事实上,有一些充满矛盾的数据,一些数据显示古吉拉特在马塔夫·辛格·索兰基[16]时期的发展要更快些。但莫迪却在人展现他在抵制调查官(Lok Ayukta),他乐于藐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他乐于正面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权利。自2008年这场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经济危机以来,印度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也减缓了。虽然印度发展的衰退程度并不如发达国家那样严重(事实上印度和中国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希望,因为它们都有广阔的市场),但资产阶级对衰退还是极不高兴。资产阶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能保证财富迅速从工人转向资本,这将增加小规模的富有的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同时劳苦大众则遭受更多的剥削。

神话三:确实,2002年很糟糕,但这是一次反常。自2003年以来,莫迪使古吉拉特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安宁。对社群主义的指责完全出于选举动机,且这种指责并不正确。

事实:古吉拉特反复发生暴力冲突。2006年,进步联盟(UPA)在德里执政,当暴力冲突在瓦多达拉爆发时,莫迪被迫接受军事部署。但这里还是不断发生暴力冲突。更重要的是,在莫迪的统治下,古吉拉特系统地实行边缘化穆斯林的政策。国民志愿团的目标是,如果穆斯林生活在印度,他们就必须服从印度教徒,在他们掌握政权并进行管理的邦会照此执行。

神话四: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唯一能每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三百六十五天为一万八千个村庄持续供电的邦。

事实:古吉拉特邦100%的村庄早在1996年就已经通电。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没能获得供电。8%的人口仍主要靠煤油来照明。

三、为什么资产阶级需要印度人民党

我们所认为的并不是莫迪和古吉拉特邦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所认为的是,印度资产阶级正在寻求一个强有力的极右翼政府,他们选择了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历史上,他们曾选择印度人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他们在最近十年里是国大党主导的联合政府的领导者。国大党的经济政策常被描述为中派政策,或中左政策。事实上,国大党是一个很右的政党。毕竟,从1991年到2014年,国大党已经统治了十五年,这大概,甚而事实上相当于印度人民党统治了十五年。在这个阶段,印度经济有发展,而且是在不平等的水平下发展的,即在剥夺劳苦人民的前提下发展的。但鉴于国大党在过去十年里所依靠的联合政府的类型,及其自身的冲击,它不得不提出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NREGA)、《食品安全法》等。但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资产阶级机构预测到经济增长会放缓,需要削减“补贴”(这个词在资产阶级的词典里只意味着补助穷人,而补贴富人,像由莫迪政府给予阿达尼(Adani,印度一家电力公司)、或塔塔(Tata)的巨额金钱,不算补贴)。

唤起同盟家族会有两层影响。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看,必要的方面是可以在没有任何犹豫的情况下使用强力,促使经济向右转。

但同时,不像1989年或20世纪90年代,现在是由印度资产阶级而不是国民志愿团来采取主动,资产阶级也需要自愿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对策。充满生机的古吉拉特首脑层,即统治阶级中排行靠前的几个人,都呼吁让莫迪出任印度总理。资产阶级的媒体将印度的选举描绘成美国总统选举一样的,好像是莫迪在同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在竞赛一样,而不是人们的金钱和金钱、选民同选民在竞选,媒体着眼于政党、候选人、过去的业绩等各方各面。

印度人民党的所谓“世俗化”或“非印度教化”的盟友,不管地方性政党阿卡利党(Akali Dal),或兰姆比拉斯帕斯万(Ram Bilas Paswan)的罗克严山克提党[17](LJP,Lok Janshakti Party),复兴德拉维达进步大会[18](Marumaralarchi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MDMK),或潜在的安德拉邦的泰卢固土地党[19](Telugu Desam Party,TDP),是否同意与人民党结成联盟,都表明对他们而言,前面的这些变化并不算主要问题,而且所有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修辞都在一夜之间给丢掉了。

印度人民党在游行中

因此,印度人民党会执行的任何纲领都会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将包括残酷的资本主义进攻:

1、摧毁保护劳工的法律。

2、推翻环境保护法律

3、全力支持不管来自印度还是外国的农业综合企业,在偏僻的市场引进转基因产品。

4、将水、电等公用事业私有化。

5、去除对银行的监督。

在所有这些领域,国大党政权都在大踏步前进。从2011年到2013年,公营银行的管理层同公司的勾结致使三万多亿卢比转向了公司,这在当时表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充斥着不良资产。同样的,议会在发现莫迪之前,曾换了两个环境部长,而之后则发现,莫迪明白在资本主义中,尤其是在最近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环境部长的任务就是为了资本的高额利润而破坏环境,而不是采取环境保护措施。在这点上,莫迪表明自己对此更加了解,而且想直接攻击任何抵制这些措施的人。资产阶级想停止给劳苦穷人的最低补助,有可能的话就废除《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停止周期性申报政府和公共部门雇主的支付规模的变化,自这些变成其他人的认同标准后,他们还渴望停止贵重的补助、将雇员公积局(EPF)收益率合理化和强制在所有部门的低工资条件下增加工作时间。

四、资产阶级代理机构和莫迪的运动

在许多方面,资产阶级的代理机构曾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为莫迪执掌国家作准备,从广度上讲甚至超过了国民志愿团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三四种方式。

首先是民意调查。这些调查始终如一地表明印度人民党领先。如果问题总是“你愿意让莫迪当总理呢,还是愿意让拉胡尔·甘地当总理”,这样的问题对调查结果会有一定影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这是议会选举,不是像美国一样的总统制竞选。而且,人们严重担忧民意调查的价值。有消息透露出调查结果会经过窜改,以比真实得到的原始数据更好地显示出莫迪的优势。

此外,有一件简单的事情,所有关于人们向莫迪“挥手”的谈论,都不准确。拥有ABP新闻和其他电视台频道,及众多报纸和杂志的《喜欢市场报》(Ananda Bazar)集团,最近热情地转向支持莫迪的道路。但其ABP—尼尔森公司的民意调查暗示全国民主联盟应获得236个议席,且印度人民党可单独获得217个议席。如果消息确实,这的确可以说是印度人民党的大发展。让我们回想一下,还在2004年,统治阶级就选择支持印度人民党。在那次选举中,他们在资金上得到的支持超过了国大党。且在那时,新德里电视台发表的由尼尔森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民主联盟将获得287—300议席,而事实上他们那次只赢得181席。2009年,对选情的预测最符合国大党的实际情况,但也只有很小的领先优势。事实上,进步联盟(UPA)赢得262席,能保证哪怕让全印度崔纳姆人大会党[20](TMC),退出,进步联盟也能完整维持五年的任期。当今年(2014年——译按)2月一场卧底行动揭发出民意调查是如何被操纵的时,ABP集团的报纸甚至都没报道这个新闻。

其次,媒体还不止用于民意调查上。所谓的全国性报纸在同人党[21]选举获胜后显得很失落,他们失落并不是因为同人党和克杰里瓦勒(Kejriwal)的意外执政,而仅仅是因为这可能会打破简单的两极,还有是打破了他们原先对莫迪将会执政的“预测”(确实,试图去比较)。克杰里瓦勒对国大党的进攻受到部分媒体的欢迎,这些媒体认为同人党只会吞噬国大党的选票而已。但德里的选举表明,在一些城镇议席中,同人党有中断印度人民党进程的潜力。在克杰里瓦勒到古吉拉特旅行时,开始大胆地向莫迪进攻。而且他指出:毫不客气地讲,一些媒体在用关于古吉拉特非凡发展的虚假的报道来帮助莫迪。很快,就有人用暴力回应他的讲话。新闻一边倒地负面报道同人党,同时一些电视频道却允许印度人民党、国大党和其他党的发言人恶语毁谤同人党。这与同人党的政策本质无关。这涉及到的是,媒体露出了自己的毒牙,因为克杰里瓦勒直接提的问题揭开了媒体伪装中立的面纱。媒体不是归大公司所有,就是要靠大公司的广告来生存。大资产阶级家族同主流资产阶级政党(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有着共生关系。政党需要资产阶级的资金。资产阶级需要政府的招标——包括莫迪—阿达尼和莫迪—塔塔这样的联结,不单有国大党同各类公司集团的联结,或沙哈拉—社会党[22]联结。有人指控媒体同政党或资产阶级集团间的联结,在目前主要不过是一些革命小团体在提出这样的指控。反正,他们会忽视这样的小团体,而且有必要的话,会谈论一下前苏联的新闻审查制度。但他们期待让同人党成为一个驯服的资产阶级表演者,或是一个次要的表演者,那也是他们很明显地向同人党伸出友好之手的原因。

要推动印度人民党和莫迪发展,媒体利用的另一种方法是,用歪曲的方法聚焦于腐败和政治治理,好像不是资产阶级体制促进了腐败,好像不是所有的政党都只代表狭窄的阶级或某党自己的利益。相反,他们唯独映射国大党腐败并缺乏管理政府的能力。什么是管理政府的能力?国大党确实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管理国家的。但由于选举的限制,它没能力做到统治阶级想要他们做到的更具攻击性的事情。国大党缺乏管理能力的实际意思有:它没有能力停止向政府员工发放高昂的物价补贴;或它只是削减了医疗和教育支出,而不是将医疗和教育百分之百私有化。资产阶级媒体继续淡化印度人民党与资本主义老板间的腐败联结,及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牵涉其中的腐败事实。我们来回想一下:莫迪修改《调查官法案》,使调查官成为政府可以监督下的机构。印度人民党政府同其他资产阶级政府一样牵涉到腐败行为中。但他们很少被报道出来。这些都不令人惊奇。资产阶级想代表选民作出“选择”——在一些年月里他们强调社群主义来给国大党施压。现在,为了满足强人战略的需要和选出能实现这种战略的总理,他们想通过指责国大党“缺乏治国能力”来推动选民投票支持印度人民党及其盟友。

“更多的政府干预”反面的“良善治理”的压力,完全就来自资产阶级的立场。国民志愿团的传统立场是将政府与确定的社会领域捆绑起来。但现在,资产阶级和国民志愿团已经结成了联盟。国民志愿团知道自己不能简单推翻宪法。所以需要将就地选一个莫迪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资产阶级洗白2002年的大屠杀就是一个信号。媒体不断宣称自2002年以来就再没发生过屠杀之事了(这是谎言,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所以印度教至上主义的进攻性一面得到了许可,如同推销青年印度一面似的。而且位居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会给自己下一个化圆为方的任务。例如,常被误认为是甘地仰慕者的兰阐德拉·古哈(Ramchandra Guha),一有机会就攻击共产主义者;或阿伦达提·洛伊(Arundhati Roy)曾在电讯中说莫迪的胜利不会意味着任何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印度民主貌似太强大了,因此自由主义者在为权利而“战斗”。通过认输和声称“你们用不着战斗”,民主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抽象实体。事实是右转影响到了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克什米尔学生因热烈欢迎巴基斯坦的板球队而被捕,各资产阶级政党保持沉默。一些党确实坚持认为应该逮捕这些学生。娑尼·苏利(Soni Sori)被捕并遭受了折磨,安基特·迦尔格[23] (Ankit Garg)则被粉饰一番。民主每天都受到限制。伊罗姆·莎尔米拉[24](Irom Sharmila)长期为反对《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而斗争,这部法案允许在定罪时随意将强奸和谋杀一致对待,此法案受到资产阶级政党的欢迎,他们甚至拒绝稍微减轻一下法案的惩罚力度,更不用说像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一样废除这法案。

最后,在最近的《眼镜蛇邮报》针刺行动后,表明印度人民党领导层得到了最高法院错误的自觉保证,他们还计划摧毁巴布里清真寺,“国有”媒体对此事轻描淡写。相反,它们报道说印度人民党要求选举委员会必须立即关闭针刺行动,并称这行动是国大党的阴谋。资产阶级主流媒体支持《眼镜蛇邮报》的失败表明,只要老板需要,媒体就会忘记所有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调并表示愿意支持法西斯主义者。

1992年时印度教至上主义暴徒在拆毁巴布里清真寺。

五、什么是替代?

很多人都担心莫迪力量的增长。但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替代?对虚伪的国大党领导人,对心怀好意的人,还有对那些落入这两种人中间的人而言,唯一的答案就是议会选举。我们反对这种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反对法西斯主义?我们要怎样来阻止法西斯主义?

我们,劳动人民,一直在忍受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之前,我们被剥削,在全球化之后,我们同样被剥削。但全球化和印度资本主义的增长事实上意味着剥削的加重。如果对物价进行调整,印度堪称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这是通过加重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得来的。全球化的到来并不友善。它为破坏工会、削弱工会,创造无工会的领域提供了可能性。我们看到,贫富差距和鸿沟在加深。如果我们不挑战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只是给法西斯主义下个定义,我们只关心通过各种方式不让莫迪执政,那么我们就会再而三地屈服于国大党,单独或同其他世俗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来组织一个替代政府。但那将意味着,他们会执行,哪怕有些软弱地去执行资产阶级的议程。在最近十五年里,这正是印度人民曾作出的选择——1999、2004、2009。这些年的经历重新证实了各地工人阶级的历史经验——如果在阻止法西斯主义的名义下,我们接受所谓民主的资产阶级的领导,不管包不包括共产党的加入,工人阶级的利益都会受损。同样,这是反法西斯主义、反社群的斗争经验,只有在我们走上街头并直面法西斯主义和社群主义者时,只有当我们组织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力量抵抗他们的凶手时,政府才会有积极的举措。如果我们跑到政府面前大叫,“救救我们,社群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警察就会认为我们是软弱无力的,社群主义是强大的,那么他们就更可能无视法律并帮助社群主义者。此外,在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在同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过度信任法律和国家机构都会更严重地伤害工人阶级。我们并不拒绝利用法律和走合法程序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但只能在有限度的范围内这样做。毕竟,发起总罢工就是非法的。每次通过一项法律时是为了减少暴力,它被系统地用来主要反对无权力的人。众所周知,只要《防范恐怖主义法》还在,那么最大的受害者就只会是穆斯林。该法自动假定穆斯林是恐怖分子,如果有人谈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恐怖活动,很快就会有人哭喊着说不管怎样,印度教主义都不会是恐怖主义。所有资产阶级政党在如何利用这些法律的问题上联合起来的,这可由他们在克什米尔和印度东北地区[25]采取的过度暴力的行动看得出来,在这行动中,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达成了全面协议。

总之,国大党应该为现在完全明确的经济政策负责。自1991年以来,印度政府通过大量减税和免除消费税/进口税来照顾大企业。印度公司平均要将利润的17%用来纳税,比西方国家低一半以上。幸亏有减税,汽车和空调产业比十年前花费的卢比还要低——尽管存在着通货膨胀。

资本主义政策帮助公司的专心奉献精神在印度富裕阶层(可支配收入每年超过一百万美元的人)的增长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们的人数从2003年的61000人增长到2015年的83000人。

甚至更为可耻的是,根据《福布期》杂志,印度的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四。印度的亿万富豪人数(三十六人)超过了日本(二十四人)。他们的财富总额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名亿万富豪中,印度有三人,人数上仅次于美国(五人)。

在另一极,是稳定积聚的穷人和贫困,由于强制征收原住部落民的财产和强制移民,这种情况还恶化了。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几年是贫困人口减少最慢的几年。但实际的贫困人口可能比之前增长还快。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只有可怜的126。对底层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的财政投入在缩减,政府从这方面收回了太多的钱。只有富人能负担得起医疗保险(不保那些确定无法医治的和花费会太贵的病)。

过去,通过抬出国大党会反法西斯的神话,国大党是中派组织的神话,哪怕是一个极右翼政党,其管理者也要寻求穆斯林、贱民、原住部落民和劳苦人民的支持。最近十年来,我们确实见证了标准的右翼的经济政策,这政策轻蔑地将穷人和边缘群体置于一边。现在,资产阶级利用腐败问题将国大党赶下台。而且资产阶级解决腐败的方法明显是不民主的方法。这一解决方法包括官僚力量(含机构和个人,不是选举上去的,不对人民负责,如“公民申诉专员”和“由人民任命局”[26]数个有着形式责任而没有实际权力的委员会与主流政党绑在一起,如人权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等)、法庭(没有能使法院真正民主的陪审团制度)等等。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不会反对印度人民党的原因。

只有有着清晰的社会和政治目标,能促进劳苦人民的决定性斗争,才能持久抵抗法西斯主义并改善我们的生活。那也是为什么不仅国大党,而且其他国会席位的谋求者,如第三阵线、第四阵线等,也不会给我们提供什么的原因。我们需要简要地了解一下议会和这些议会席位的谋求者们。

六、既反对印度人民党又反对国大党的资产阶级派别

很多地区性政党最近采取这样的立场。很明显,在比哈尔,国大党不能同民族人民党[27]和人民党(联合)[28]组成竞选联盟。所以那些没有同国大党结盟的政党都认为自己坚持了独立的立场。在安德拉邦也是这样,并不是所有政党都愿意与印度人民党结成联盟,另一些也不会与国大党走在一起。但最重要的是,特里纳木尔国大党[29]这个很有希望发展为全国性政党的党,也持这种立场。经历了国大党在西孟加拉邦的衰落后,最令玛玛塔·巴内尔吉头疼的还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已颇为衰弱了。而且她继续积极反对印度人民党,以为自己盗取名声。但应该仅仅看她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她接纳工会。她的政府曾声明将继续加大对各种古怪项目的高投入,这使得她的政府缺乏必要的资金,而将不再给政府雇员和其他从政府领取定期物价补贴的人发放定期物价补贴。她的政府同莫迪的古吉拉特政府一起,反对建立第七薪酬委员会,因为当中央政府提高其雇员薪酬时,邦政府雇员也要求涨薪,这甚至会激起私营部门工人的涨薪愿望。特里纳木尔国大党在西孟加拉的杀手多次攻击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左翼政党。一个非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也能感受到这种危险。最近,其政府教育部长声称,没有参加由特里纳木尔国大党赞助的西孟加拉邦学院与大学教师协会的学院与大学教师们,都是“harmaads”(尚未查到此词意思,可能是流氓、恶棍、打手之意——译注),换句话说,从这位部长的立场上看,绝大多数的西孟加拉邦学院与大学教师都该给贴上流氓标记。任何特里纳木尔国大党掌控的工会外的工会活动者,都在遭受攻击,警察则对这些事情保持沉默。

特里纳木尔国大党领导人玛玛塔·巴内尔吉

玛玛塔·巴内尔吉对印度人民党的愤怒还在加强,是因为廓尔喀·扬·穆克提·莫尔查(Gorkha Jan Mukti Morcha)再次决定追随人民党。他们声称要反对特里纳木尔国大党的候选人,足球运动员白中·般迪亚(Baichung Bhutia),而支持人民党的候选人S. S. 阿卢瓦利亚(S. S. Ahluwalia)。所以特里纳木尔国大党这样攻击印度人民党:印度人民党想让印度教徒反对穆斯林,他们想让西孟加拉分裂。对劳苦人民来说,支持特里纳木尔国大党以反对印度人民党不是任何抗争的表现。它们都是右翼政党,它们对工人阶级和贫农的政策没有什么分别。与它们不同的是左翼政党和平民党,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谈论这两类政党。

七、左翼阵线[30]与第三阵线[31]

真正的第三阵线,如同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印度共产党的领导人所想象的美丽阵线,是指一个有较小的资产阶级政党所组成的阵线,这些党的愿望不同于那些更大的党。一些党标榜“世俗主义”,其他一些党则坦率地坚持推进宗教倾向。仍有一些党在强调精致的种姓倾向。他们没有服务劳苦人民的经济政策。他们至多会抛出一些诱饵,如在一些邦要求降低大米价格。但这是预设只有“穷人”可以获得救助的慈善政策,而不是要消除贫困的政策。“第三阵线”政府最成功的案例,是由之前的德韦·高达(Deve Gowda),和现在的古杰拉尔(Gujral)为领导人,及P. 奇丹巴拉姆(P. Chidambaram)为财务部长的联合阵线,这情形证明了前面的论述。联合阵线,包括其中的左翼政党都称赞奇丹巴拉姆这个印度大资本的发言人。资产阶级称赞他的预算是“理想中的预算”。真正的“第三阵线”看起来像什么,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第三阵线显然进步的思想是由第三阵线中的左翼参与者的文章所制造出来的。只有左翼政党才会相信这些承诺的真实性。意思就是资产阶级政党仅仅要拿这些承诺来诱惑左翼并促使左翼在选举时支持他们,正是阵线中的左翼经常声明说,现时期不需要完全的工人阶级纲领。在纸面上,左翼阵线中的政党有着更为激进的凭证,他们会展现自己以前作为一个工人政党的历史,现在还拥有群众性阵线,如工会、农民组织、妇女组织等来证明他们的激进现状。

事实上,他们已不再激进,总的来说,他们甚至会破坏工人阶级的联合。被阶级合作论束缚的这些左翼,通过参加阶级合作邦政府,事实上有时甚至参加中央政府,以在实践上坚持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支持。(这些左翼政党现在基本上被清除出曾参与的政府了。)就像社会党[32]会在选举期间发出“世俗”的豪言壮语,就像大众社会党[33]会挂出安贝德卡(Ambedkar)的神像,相似的是,这些左翼政党会在选举宣言中加入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说辞。在他们的队列中仍有一些受过训练的马克思主义教授,这些人将巧妙地完成其智力把戏。关键问题不在于他们会承诺什么,而在于他们进入或接近政权时会做些什么。在2004年的议会中,左翼有61名议员,是印度历史上左翼议席最多的一次。但它有力地支持了联合进步联盟(UPA)。左翼阵线在参与政权时没有制定任何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规则。在西孟加拉,它给了塔塔(星古尔)及三林集团(兰迪格兰)(Salim group)大量优惠。

左翼阵线,尤其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已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它没有利用议会机构来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即将离任的议会中,它同国大党和人民党一同进餐,这真是异常离谱的成就。在很多问题上它支持国大党。如在总统选举问题上,左翼决定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最终没能提出一个纯粹的左翼候选人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这是一个左翼应该用来展示自己独立姿态的机会。普拉纳布·穆克吉[34](Pranab Mukherjee)并不是一个挂着抽象学术人物招牌的候选人。他曾是国大党的主要参与者,在当总统前还是联合进步联盟的财政部长。他同安巴尼的密切关系广为人知。但在反抗法西斯主义(还有呢?)的名号下,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决定在选举中支持他。要是他们还能记得起先例来,他们就不该这么做。在德国当初的总统选举中,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说是因为他将保卫宪法,且说他比希特勒好些,而社会民主党没有提出独立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当时事实是,兴登堡将希特勒调入了政府,甚至启动了“授权法”[35]。我们不是说事情会同样发生在印度。我们要说的是,印度和国际历史的教训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应当相信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不仅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相信资产阶级领导人,而且那些无情地采取行动反对党内对阶级合作质疑的党更是如此。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游行中

而且,回到最初的话题,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同样与印度人民党合作。在资产阶级看来,他们只是在实行“底层合作”。但只有左翼中的人在政治上完全破产时,才能使用到这样纯粹的资产阶级术语。底层合作的意思是,一个组织可以为拉取选票,或为通过或不通过某些特别法案而同印度人民党结成一个集团。这只能让工人阶级困惑,因为工人们看到“他们的”党同之前被这些党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共同参选。相比较,法西斯分子则始终如一。议会中的左翼完全有可能仅仅声明他们反对国大党政府及其很多政策就可以了。在政治上,趋向底层合作是极其懦弱的阶级合作行为,而且是要将法西斯主义正当化的做法。阶级斗争不像绅士们的板球比赛——有公平的裁判规则确定谁会出局,比赛结束后得胜者和失败者可以一起在俱乐部里喝茶。这种议会行为促使支持这些左翼正党的工人去政治化。

八、平民党及其纯粹资本主义

平民党则是一个非常特别和正在发展中的进程。它起源于城市的中间阶层的“公民社会”情调——反对腐败,反对政治上高度的霸道,反抗德里的强奸案。在政府腐败的痛苦岁月里,在首都一些事情变成尤其肮脏,没有关系的话一个文件也无法移动,这促使人们都聚集在了一起,2012年12月16日后,爆发了安纳·哈扎尔(Anna Hazare)运动[36]。在抗争获得成功后,开杰里瓦勒(Kejriwal)继续表明他将坚持他的一些斗争承诺,并愿为此冒着辞职的风险。

安纳·哈扎尔运动

平民党并没有完整的纲领。从其源头上讲,它代表着很特别的一部分人(德里的市民)。但由于它没有成形的组织,所以很多激进分子觉得可以加入该党,希望它能走向乐观的、进步的方面。不论是梅达·帕特卡(Medha Patkar),还是乌代库马尔(S. P. Udaykumar),或是索尼·索里(Soni Sori),这些与抵抗者、人权、国家暴力等词相关联的人,都聚集在了平民党的招牌下。我们相信他们不是在为个人私利而活动。与之相反,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平民党能成为清洗整个印度的清洁车。这进一步促使更多激进力量的活动者参加平民党。

然而我们不同意去尊重他们。这不是说我们认为平民党注定会转向腐败,而是由于平民党的“反理论”理论意味着它提不出哪怕是很温和的反资本主义路线来。它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讨论让人们以为可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某种形式的清洁。事实上,资本主义和国家一直都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要分化工人。那些确实在以交易资本为主要事业的人,正在赚钱的人,没有什么空余时间去经营政府。然而这些财富、社会地位都将人们牢牢地放置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中,或让人充分接近资产阶级阵营,爬得更高。

德里的选举表明,平民党已经挖掘到了真正的愤怒。它到目前为止的角色表明它想要挑战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但由于它一直缺乏一份清晰的反资本主义社会纲领,所以它的抗议只能是培养民众对“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信心,而不会有别有什么了。因为一部分平民党的领导人和候选人以诚实而闻名,他们也相信这一错觉能让群众来信任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清楚解释我们不支持平民党。我们呼吁它的领导人及它的成员来重新思考他们的社会纲领。

九、怎样的实践纲领

那些不同意我们的人会说:“选举工作需要实际目标。必须要形成一个政府。”我们不需要这种资产阶级的“实际”,这种实际告诉我们说投票时要在两个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间作出选择。我们需要理解,我们必须为一份工人阶级的独立纲领而斗争,而且只应投票给那些可以促进此目标的候选人。选举委员会统计出,一个候选人要在选举中拿到最多的选票,差不多要70万卢比。我们知道实际上数字可以上升到上亿卢比。但哪怕是70万卢比,分布到全印度542名议员那里,也说明了当选是多么的困难,即使形成一个联合的、多倾向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无法让工人阶级想象简单地参加选举就能组成一个工人政府。

在此环境下,常有人告我们说要给“小恶”投票。但没有一支我们正与之斗争的罪恶力量会帮助我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只有通过建立革命的民主政党及工会,和能够为我们负责的其他群众组织,才能让我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为此,我们不需要那些拿甜言蜜语的谎言做承诺的选举宣言。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描绘出人民群众基本需要的纲领。通过最近十几二十年人民的斗争,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基本问题,一个党、一场运动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真正实际的目标。确实,只有在来自不同领域的大量战斗者聚在一起,真正建立一个承诺推翻资本统治的激进政党时,才谈得上发展一份全面的纲领。但我们有一份可以作为起点的纲领概要。通过为这样的纲领而斗争,为这样的纲领而运动,通过建立解决这些问题的组织,才会形成真正的替代。

一份诉求章程

(一)政治和法律问题

1、废除《军事力量特别权力法》,取消所有治安法。

2、废除2008年制定的《(制止)非法活动修正案》。

3、解散所有私人武装,停止对原住部落民的压迫。

4、使“全部否决”(NOTA)成为一种积极投票,所以如果投这种全部否决票的票数超过了任何候选人的得票数,选举委员会就必须宣布无人当选

5、保证政府基于平等基础对所有政党给予补助,禁止公司资助政党。

6、改变目前的《人民代表法案》,以比例代表制取代目前的非比例代表制。

7、将所有公职人员、民意代表、主管人员纳入宪法之下,所有司法人员都应在反腐败法之下。

8、改革审判体制,确保所有案件的审判时限。

9、废除死刑。

(二)工人阶级权利

1、提高最低工资,使每个在印度工作的人都能得到第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所确定的,及由印度最高法院所确定的所有在职者都可得到的最低工资要求。

2、必须将不能支付最低工资的行为治罪。

3、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不得例外。

4、将最低工资标准和物价补贴结合起来,将其与最低工资结合起来,并依据物价补贴的更新,每半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

5、《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所提的工资必须高于最低工资,每半年应增加一倍。

7、采取措施逐步消除合同工,首先应在公共部门和政府岗位中使合同工变为终身员工。

8、保障所有成年人充分就业。

9、废除《基本服务维持法》[37]

10、必须承认所有由雇员组成的工会。

11、当有多个工会存在时,应强制实行秘密投票。废除像1946年《孟买劳资关系法》这样的支持政府赞助工会的所有法律。

(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

1、不享有任何公积金的工人必须直接受到雇员公积金组织的覆盖,且不应在雇员人数上设最低限制。

2、对合同工而言,雇主必须为合同工保留一定的公积金比例。

3、向公司和富人征税,以保证向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提供邦公积金。

4、将全国食品安全法普遍化。

5、不得稀释关于食品权的最高法院规定。

6、向所有工人,包括农业工人在内扩展雇员邦社会保险模式。

7、制定《全国医疗保障法》,保证建立全国公共医疗保障制度,以向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和可承受的医疗保险。

8、制定一项全国药品政策,推动药品仿制并限制药品专利权。

9、恢复针对每个人的公共分配制(PDS)[38]

10、到2019年时,将教育支出增加到财政支出的10%,以实现2009年《教育权利法》的相关条文。

11、在全民教育运动[39]下,促使所有非正规教师(类似于中国的代课老师、合同制老师等——译按)与正规教师均依据其经验和教学质量而享有平等的收入和职级。

12、停止教育私有化。

13、征收高额公司税,对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征收高额累进税。恢复遗产税。运用这些资金来满足社会上90%的人的需求。

(四)发展政策

1、征收累进所得税,累进财产税,重新征收财产继承税

2、停止对富人的补贴,对公司利润征收高额税,不管是对印度的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均如此。

(五)妇女/性别问题

1、男女同工同酬。

2、在所有工作场所设置女厕所。

3、确保关于2013年《预防和禁止女性职场性骚扰法》的相关信息的传播,并正确贯彻此法。

4、保证妇女使用农村公社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权利。

5、将性工作合法化,承认并依法保护其工作的权利。

6、所有成年人自愿的性行为当合法化,废止强制实行异性恋的法律。

7、制订一部《家政工人法》,以保障其最高工作时间、最低工资,包括要所有家政工人每周至少放假一天。

8、采取行动反对所有的所谓名誉处决及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采取严厉的法律行动反对像卡普潘查雅特(印度一种乡村自治机构)这样实行名誉处决的组织。

9、不是有选择性地抓捕强奸犯,而是要系统地惩罚性犯罪者和其他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在警察和军队力量也是如此。

10、为所有妇女创制一份《生育补助金法》。

11、建立一个妇女能安全外出工作和休闲的国家。

(六)环境与发展

1、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优质的饮用水,不得补贴以利润为主要目标的软饮料公司和瓶装水公司。

2、确保有可能流离失所的人的生活保障;停止征地,除非民生保障得以彻底解决。

3、在各行业中,对首次破坏污染法的企业罚以重金,对屡次污染的案例则处以停止生产和没收资产。

4、停止原子能计划,转为开发可再生能源。

5、反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转基因作物生产。

6、停止补贴农业公司。

7、保证贯彻所有现存的环境法律并扩展环境法律内容,以保护工人、本地社区的健康和安全,保护全球生态。

受压迫的社会和民族群体

1、不许在印度教化霸权下破坏地方/区域性文化与特色。

2、立即清理所有累积的就业歧视。

3、实施朗嘎纳·特米什拉报告(Ranganath Mishra Report)中所提的建议,由宪法保障出身自贱民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权益。贱民成员的身份不应与其宗教立场相联系。

4、实施萨查尔委员会(Sachar Committee)报告中所提的建议,促进穆斯林受教育的机会,增加其就业率和参加公共部门的权利。

5、废除限制宗教信仰自由的邦的《宗教自由法》。

6、保护宗教自由,运用宪法保护思想自由。

激进社会主义社在活动中

这不是为阿尔纳布·哥斯瓦密斯(Arnab Goswami)和巴卡·杜特(Barkha Dutt,[40]两人都是印度知名记者和媒体人)这样的人制定的纲领。但它反映了劳苦群众的斗争并将其具体化。而且这样的纲领要实施的话,首先需要一个能坚决服务于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政党。阶级利益并非是要忽视其他受压迫阶层的利益。但只有资本主义才包含着每种剥削和压迫,如种姓压迫、性别压迫,同理,除非反对这些压迫的斗争与反资本主义的思想联结起来,他们才会放弃那种短视的目标。因此,我们将指责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者的乌托邦主义。我们的回应是,如果非要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在两种剥削方式间进行选择,并决定了我们要在藏红花中做奴隶还是三色藏红花中做奴隶,就还是在指望一个乌托邦。我们愿意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如果法西斯分子出现在街头并攻击工会,我们将毫无疑问地,不分你我地抵制他们,要给特里纳木尔国大党、大众社会党、社会党、人民党(联合)、民族人民党,或复兴德拉维达进步大会及其他组织投票。但我们应促使工人们怀疑任何看上去会照顾我们利益的议会内政党。因此我们号召只给某部分人投票,应支持那些有道理的,至少是从建立一个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党的前景出发的人。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号召“全部否决”这一口号,使我们大规模抵制现体制的活动能成为真正的浪潮,而不是莫迪那极为虑假浪潮,为了支撑这假浪潮,莫迪不得不希望每两个选区就能保证拿下一个席位。

2014年4月15日

译自:

http://www.radicalsocialist.in/articles/statement-radical-socialist/608-resist-the-sangh-parivar-bjp-and-their-allies-build-a-working-class-alternative

注释:

[1] 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印度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由十几个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共同组成。起初由极右翼组织国民志愿团发起成立。现在印度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2] 印度人民党是印度右翼政党,在1998到2004年,2014年至今执政。推崇印度教民族主义, 教育上推行“印度化、民族化、精神化”政策,其他施政上也带有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该党的基础是城镇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3] 激进社会主义党(Radical Socialist)印度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第四国际印度长驻观察员组织。在印度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在90年代陷入内部瓦解时,由其中退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主要在西孟加拉邦、孟买等地活动。

[4] 纳伦德拉·莫迪出身于1950年,青年时期加入国民志愿团,1985年受国民志愿团指派加入人民党。2001年任古吉拉特邦首任部长。2014年当选为印度政府总理。

[5] 国民志愿团(RSS)印度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志愿者组织,成立于1925年。起初成立时主要进行联合印度教社区的活动,也参与印度独立运动。二战期间,开始受欧洲极右翼运动的影响,并发展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

[6] “圣工”(kar sevaks)Kar是手的意思,sevak是服务的意思。指无偿服务和献身于宗教事业的人。

[7] 世界印度教大会(VHP,Vishva Hindu Parishad)印度教至上主义组织,成立于1964年。其声称的目标是“组织、联合印度教社会;服务、保卫印度教教法。”

[8] 帕提达尔(Patidar)是古吉拉特邦一个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高级种姓,1931年人口调查时确认了这一种姓的存在。

[9] 共和党是由B. R. 阿贝德卡尔领导的一个较松散的右翼政党,内部约有五十多个派别。

[10] 大众社会党(BSP)是一个以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人员为基础的一个党,成立于1984年,意识形态上倾向于贱民社会主义。

[11] 印度青年民兵(Bajrang Dal),一个由印度教青年组成的极右翼武装组织,成立于1984年,其口号是“服务、安全与文化”,号召反对共产主义、穆斯林和正在增长的基督教。

[12] 国民自卫军(Home Guard)是印度的准军事部队,作为印度警察的辅助部队而存在,成立于1962年中印战争后。成员服役期约三到五年。

[13] 难近母,即杜尔迦,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妻子雪山女神化身之一,是印度教性力派崇拜的主神。)

[14] 初步资料报告(FIR),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的警察收到的罪行报告,这种报告一般由案件受害者和目击者提交,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15] 瓦杰帕伊(Vajpayee)是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曾在1996年短期和1998—2004年担任印度政府总理。

[16]马塔夫·辛格·索兰基(Madhav singh Solanki),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曾出任四届古吉拉特邦总理。

[17]罗克严山克提党(LJP,Lok Janshakti Party),比哈尔邦一个政党,成立于2000年,以贱民为活动基础。

[18]复兴德拉维达进步大会(Marumaralarchi 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MDMK),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地方性政党,成立于1994年。

[19]泰卢固土地党(Telugu Desam Party,TDP),主要分布于安德拉邦和特兰伽纳的地方政党。

[20]全印度崔纳姆人大会党(TMC),简称崔纳姆国大党。印度一个基于西孟加拉邦的地方政党,1998年1月从印度国大党中分裂出来。

[21]同人党(Aam Admi Party),印度一个政党,2013年时在德里议会选举中得票第二,因没有其他党能组织政府,所以该党在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支持下组建了德里的少数派政府。

[22]沙哈拉—社会党,印度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成立于1992年。

[23]娑尼·苏利(Soni Sori)、安基特·迦尔格(Ankit Garg),安基特·迦尔格是印度切蒂斯格尔邦一名警察官,积极镇压纳萨尔运动。娑尼则是印度一名毛主义活动者,被安基特逮捕后备受折磨。

[24]伊罗姆·莎尔米拉(Irom Sharmila),印度一名人权活动家。

[25]印度东北地区,包括锡金邦、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曼尼普尔邦,特里普拉邦、米佐拉姆邦及中印争议地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称藏南),有些邦一直有反政府民族武装在活动。

[26] “由人民任命局”,印度一个反腐败组织。

[27]民族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RJD),成立于1997年,主要活动于印度比哈尔邦,成员多是穆斯林,意识形态上基于社会主义与世俗主义。

[28]人民党(联合)(Janata Dal (United),JD(U)),印度一个活跃于比哈尔邦与恰尔肯德邦的政党,成立于2003年10月,持中左翼民粹主义与世俗主义立场。

[29]特里纳木尔国大党(Trinamul Congress,TMC),1998年从印度国大党中分裂出来,主要活动于西孟加拉邦。其领导人是玛玛塔·巴内尔吉。

[30]左翼阵线,最初成立于1977年,当时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全印度前进集团、革命社会党、马克思主义前进集团、印度革命共产党、西孟加拉大会党等联合组成。到现在,该阵线还包括:印度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主义党、印度工人党、印度布尔什维克党等。该阵线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拥有主要控制权。

[31]第三阵线,由一些小党组成的一系列政治阵线,他们自称要建立一个外于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的第三阵线,包括1989年到1991年的国民阵线,1996年到1998年的联合阵线,2008年至今的联合国民进步联盟(UNPA)。

[32]社会党(SP),2011年由一些社会党性质的团体联合组成,自称自己继承了1948年成立的社会党的传统。

[33]大众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BSP),成立于1984年,印度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活动于北方邦。

[34]普拉纳布·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孟加拉族,国大党成员,印度第十三任总统,2012年起开始任职。曾担任印度的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职。

[35]授权法,亦称德国1933年授权法,正式名称是“解决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此法允许希特勒不经议会而通过所有法律。

[36]安纳·哈扎尔是印度一名社会活动家,长期参与各种反腐败运动。2011年4月,他开始绝食以要求印度推行严厉的反腐败行为,此事引发印度数度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一系列运动称为安纳哈扎尔运动。

[37] 《基本服务维持法》印度议会1968年通过的法律,规定以国家力量保证公共交通、医疗等基本服务业的正常运行,即如果这些行业员工发动罢工,属非法行为。

[38]公共分配制(PDS),印度的一种食品分配体制,为保障穷人能得到一定廉价食品而设立。

[39]全民教育运动(Sarva Shiksha Abhiyan ,SSA),印度一项旨在推动6到14岁儿童均能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的运动。

[40]阿尔纳布·哥斯瓦密斯(Arnab Goswami)和巴卡·杜特(Barkha Dutt),两人都是印度知名记者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