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欧洲前线的消息

斯坦·米勒[1] 著

赤心 译

素侠云雪 校

2008年以来，欧洲一直经受着严重的经济衰退。所有迹象表明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美国，针对工人阶级的强烈攻击与美联储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结合在一起，由于美国的全球第一超级大国角色，它能够几乎无限地借债，使得统治阶级能够维持可接受的利润水平——虽然下降了。欧洲则面临着较严重的衰退，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2008年，为了救市，欧洲各国动用了大量的资金，造成公共财政的巨大漏洞。

欧洲央行没有在像德国这样很大程度上依赖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是支持坚挺的欧元通货。使得各国之间互相竞争的政府债券的投机让投资者得到了收益，导致了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

被统治阶级蔑称为“欧猪五国”（ 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南欧国家和爱尔兰有庞大的债务要偿还，无法再借债——但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地找到了出路。为了偿还债务，这些国家只是出卖了它们的资产，取消了各种福利制度。

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南美洲实施的政策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同样的政策现被应用于南欧——公营企业私有化、解雇无数的公职服务人员、降低最低工资等等。

2010年来，希腊成为了反紧缩斗争的最前线。其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工会已发动了几十次总罢工。罢工者和抗议者的人数多得难以置信。工会成员和高中生、失业者、退休人员、家庭主妇一起抗议三架马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欧盟）以打击他们的紧缩政策。

但是，无论这些大罢工显得多么强大感人，它们都无法阻止统治阶级对工人群众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自我组织。工会官僚会为了让人们发泄心中的怒火而号召总罢工，但终究不会挑战紧缩政策。然而，在一些地方斗争中，工人群众自己行动，影响巨大。

我就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自下而上自我组织的工人斗争能够取得什么成果。华奥美（Vio Me）是希腊南部一家小型化工厂。工人是工会成员，与保守的斯大林派组织希腊共产党有些关系。工厂破产了。

因为该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工人知道他们无法再找到工作。因此他们决定占领工厂，重新开始经营，为社区生产生态无害产品。希腊共产党立即抛弃了他们，用一期月刊评论给这些工人扣上了想当老板的“小资产阶级”帽子。然而相反，工人丝毫不幻想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开创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小天堂。因为他们懂得有一种罪行比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罪行都严重，那就是无视富人对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

工人们与试图将他们赶出工厂的警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虽然他们不能依靠工会官僚，但他们寻求他们的社区以及希腊激进左翼的支持。激进左翼的激进分子加入了工人与警察的斗争，让工人在全国巡游集会，团结一致筹集资金。该工厂今天仍旧被工人占领着。但主要的一点是，这些工人绘就了成功斗争的蓝图——依靠自己的民主自我组织力量，接触其他的工人，而并不是寄希望于工人运动中专职的错误领导人。

像华奥美这样的斗争实际上有鼓舞其他人加入反击的势头，因为这些斗争发生在不稳定的大局之下。几个月前，在欧洲议会最近的选举中，南欧的所有国家和希腊尤为明确地拒绝现行制度下的传统政党。曾获得90%以上投票的中派和保守派，现在仅得到了多数票。投票给希腊左翼的选民决定转而拥护改良主义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它当然还不是社会主义政党，与紧缩政策作斗争的工人无疑用他们的方式理解激进左翼联盟，但情况也不是一如往常了。

法国的危机以不同的节奏展开。法国并没有像南欧国家那样遭受到危机的沉重打击，因为它的经济较为强大，较少过度专业化。但我们也受到了打击。紧缩政策的首次明显标志是2009年汽车配件业的大规模裁员，结果导致局部的激进罢工。这些罢工旨在阻止裁员，或获得较多的解雇补偿金。人们发起几天的全国罢工和抗议，这次行动在“不要紧缩”的总口号下聚集了差不多三百万人，虽然劳工官员无意将斗争进行到底。

2010年秋天，法国政府出台退休金“改革”计划，该计划实际上就是减缩福利，法国遭遇了1968年以来最大的罢工反抗。铁路工人和炼油厂工人发动一场为期17天的全面罢工。邮电业，汽车业，教育部门，行政部门等其他行业也发生巨大抗议和一日罢工。据估计一度有八百万人走上街头或参加罢工。

但退休金改革方案得以通过，紧缩变本加厉。不仅如此，“左翼”总统（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奥朗德）的当选成了工会官僚毫无作为、赞同裁员和让步的最好借口。

自奥朗德2012年当选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为了摆脱不得人心的右翼总统萨科齐，也因为这些“左翼”告诉他们：“我们上台之后不会比右翼更糟糕”，人们投票给“左翼”。但事实是，在对工人群众、移民、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人士进行无情攻击的形势下，情况变得更糟。甚至在基本人权方面，他们都没有兑现承诺：2014年7月的加沙团结游行遭到政府的禁止。

奥朗德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大幅度削减富人的税收。之后他们提出一个法案，提出承认同性婚姻，允许为女同性恋夫妻提供人工授精，以及承认国外代父母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但在右翼的大肆抗议面前，政府将议会辩论拖延了数月，为恐惧仇恨同性恋的言论和攻击打开便门。最终，政府向反动势力让步；在维持同性婚姻权利的同时，撤回了法律中另外两个条款。

正如我们所说的，左翼每次退后一步，反动分子便前进一步。在选举方面，传统的极右翼（马琳·勒庞的国民阵线）成为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最大的力量。不管2017年的全国大选结局会怎样，损害已经产生了；国民阵线已经在工人群众和政治阶层中普及了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观念。

2014年法国发生了一些罢工行动。6月，几起罢工同时爆发，并在短时间内联系起来——邮政工人为了反对不稳定的工作而发动了六个月的地方罢工，铁路工人为反对私有化发动了两周全国罢工，岌岌可危的剧院工人为了反对失业津贴的减少而发动了一场罢工。历经苦战，第一起罢工获得了胜利。第二起罢工失败了，但罢工中涌现出新一代的工人，他们构成了未来激进分子的储备人才；最后一场罢工还在进行中。

这些运动也许不会改变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但当革命者与获得社会主义思想的少数激进战斗性工人联系时，它们就能给革命者留下胜利的余地。

注释：

[1] 斯坦·米勒（Stan Miller）是法国新反资本主义党及其内部少数派“反资本主义与革命派”的成员，本文是根据他最近在费城和哈特福特（康涅狄格州）举办的社会主义行动论坛上的陈述写成的。载于2014年12月的《社会主义行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