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鲁普提·沙：一名共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人权活动者、生态公正斗争者
库纳勒·查托帕提亚[1] 著
素侠云雪 译
争取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世俗主义、环境权利的运动，在5月26日夜晚深深地承受着特鲁普提•沙（Trupti Shah，1962—2016）的去世所带来的损失。
特鲁普提•沙同志自2014年来就遭受着肺癌的折磨，而且癌细胞很快就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虽受着这一杀手的攻击，她仍继续参与到一系列活动当中。2015年3月，当她已经确诊为肺癌并在接受治疗时，她还在参加活动，例如，她参与反对米提·维尔迪（Mithi Virdi）核计划[1]的斗争。
特鲁普提出生于1962年，其父母是他科雷•沙（Thakore Shah）和苏里亚堪他•沙（Suryakanta Shah）。她的母亲是一名社会服务活动者。他科雷•沙（Thakore Shah）是一个甘地主义者，甘地主义的内容中包含“不能容忍任何不公平”，这使她走向马克思主义，特鲁普提追忆说，她转向马克思主义部分就是因为受了这方面的影响。他成为一名活动者，后来成为第四国际印度支部的一名领导人。
20世纪70年代，在古吉拉特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斗争。这场运动以再参与/再建运动[3]（Navnirman andolan）闻名，这促使很多青年学生活动者激进化。在省内巴罗达（Vadodara）及其他地方，这还促成了一个规模小，但非常投入的活动者小组，该小组参加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4]（Communist League）——第四国际印度支部中。那时小组中仅有11个人，特鲁普提受到了其他年轻人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后来与她有关的一个人，叫维普提•帕特尔（Vibhuti Patel），该人那时是一名活跃的年轻女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特鲁普提因参与到反涨价运动中而被捕，在未成年候押室关了三天。
到1980年时，特鲁普提才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不是因为她之前有些不情愿，而是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并不希望在她18岁前吸纳她。笔者也是1980年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并在1980年末时，在巴罗达旅行时见到了她。
妇女运动
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后继者革命共产主义组织[5]（Inquilabi Communist Sangathan，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Bolshevik Leninist Group]合并而成），都是从人数上说很小的组织，但它们有着在印度各种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批活动者。特鲁普提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战斗者中众多女性主义活动者中的一名。在马图拉强奸案（Mathrua Rape Case）一审判决后的全国鼓动期间，在古吉拉特成立了一个叫“妇女反虐待委员会”（Nari-shoshan Virodhi Samiti）的论坛。她在其中有在家的经验。她作为一名青年妇女参与其中，从强奸案和国家机构处理强奸案时发挥的作用中，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不同的政党力图从高层会议中获取影响力，这使得妇女们对这些党感到绝望，她转向独立自主的妇女组织。1980年，她参加了孟买的自主妇女小组的大会。大会的鼓励同巴罗达的高层会议的运转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承诺在自己的家乡成立自主妇女组织。
1980年到1984年间，特鲁普提参与到了一个名叫“集思广益”（Manthan）的青年组织的成立过程中。1984年，萨希雅（Sahiyar）组织成立了，她同来自巴罗达王家萨雅吉拉奥大学（M.S. University）的学生一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三十二年时间里，它一直在其中工作。在参与祖班（Zubaan）的海报女性（Poster Women）计划时，她通过自己一贯柔和而坚定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关键论点。
作为一个运动而生存下去，而不是深陷为一个制度化的NGO（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但也绝非没有可能。虽然存在着邦和国家层面的网络问题，但当运动转入项目和活动时，我们还必须经历资金的限制。年轻活动者们更倾向于从身收入高一些的NGO，而不愿从身运动。在此背景下，二十五年来，我们能够在没有大量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去，并通过公平信用报告法（FCRA）……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持续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活动者们可以超越项目、受益者、目标和成果列表或成功案例等集合起来，以解决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找出创新之法，以摆脱资金的限制，挑战父权制和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
自其成立到现在的年月里，每当警报敲响时，萨希雅就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一次强奸原住民的案件后的运动，让她自己深深地理解了性别压迫与阶级和种姓剥削之间是有交叉的。这是在1986年。十年后，在1996年，哈里瓦拉普·帕利克（Harivallabh Parikh）强奸案被视为游戏规则的一次重要改变，因为这一案件后来因“强奸主义”这个名称，而不是受害者而闻名。
同反强奸的运动一起的还有反对性别筛选的运动，反对家庭暴力的运动等等。此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工作，例如同时用印地语和古吉拉特语出版了多卷本的《妇女史》。而这毫无疑问是一项团体工作，特鲁普提是这个计划的灵魂。
共产主义活动者
我们很容易在讲述特鲁普提的生平时，只看到她参与到了巴罗达的妇女运动中，及他在全印度自主妇女运动中的巨大影响，而忘记或降低她作为共产主义活动者在一个小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那样做是错误的。1980年，第四国际开始创办干部培训学校。几年里，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共产主义组织能够送三名同志过去，第一或者第二名同志或许就是特鲁普提。在当时，那是个长期的计划，而且到那时特鲁普提还没出过国，她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这使她在饮食上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但如在国际学校工作了很多年的佩内洛普·杜根（Penelope Duggan）昨天告诉我们的：“她希望——尽管她之前从没吃过肉——能接受非素食的肉类，这样集体的烹饪负担就会小一些。”由于特鲁普提回到印度时是在孟买下的飞机——那时只有很少的国际航班直飞艾哈迈达巴德。革命共产主义组织那时在孟买召开领导层会议，所以我有机会见到她。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对她说：“现在你可是受过国际领导培训的人了，我们对你的期望会更大。”她非常严肃地回答：“是的，我希望能立即成为一名全职活动者。”
在巴罗达，特鲁普提同“集思广益”社的一名年轻活动者罗希特·普拉贾帕提[6]（Rohit Prajapati）有过接触，此人也参加了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并成为组织的一名全职活动者。考虑到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只是一个小组织，做全职活动者并不意味着要从革命共产主义组织那里每月领取工资（即使很少），或其他形式的东西。那事实上意味着，特鲁普提和罗希特还要作为伙伴，抽出时间来为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及多个社会运动与组织工作，并获取资金。特鲁普提的母亲确实是自己女儿工作的重要支持者。因此，他们要阶段性地在不同部门工作。对特鲁普提来说，她常常要兼职做教师和研究工作。在1998到2001年间，她与巴罗达王家萨雅吉拉奥大学的妇女学习研究中心有联系，从2001年到2011年，她在该大学的商科教师会做合同工。
在1991到2003年期间，我与罗希特和特鲁普提密切参与到了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工作中。他们涉及的议题包括：长期地反印度教社团和反种姓主义的工作，这项工作要比印度其他左翼了解“摩奴主义”[7]（Manuvad）的时间早很多；支持保卫纳尔玛达河运动（Narmada Bachao Andolan）；支持米提·维尔迪（Mithi Virdi.）反核活动者。在巴克西（Baxi）议案提交之时，古吉拉特正发生着大规模的种姓暴力，并迅速发展为社团暴力。自那时起，革命共产主义组织严肃地将反印度教社团主义作为自己政治议程的核心部分。
在古吉拉特的同志们，包括特鲁普提、罗希特，还有一些同古吉拉特方面联系的在孟买活动的同志，也在同种姓进行斗争时进行了合作。古吉拉特邦委员会提出一个关于为什么不能预先仅和前“不可接触者”相联系的论点。在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特鲁普提提出了主要的论点。所以，当曼达尔村报道（Mandal report）在五十年后得以实行时，我们确实且能够立即与之获得联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印度教社团主义的威胁，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劝告大量左翼要更加严肃地对待它。我们内部对此有争论，其中有三种立场。阿钦·瓦奈克（Achin Vanaik）认为，社团主义应理解为在印度和当下环境中的产物，而不用去参考法西斯主义的范例。罗希特、特鲁普提、笔者和其他一些人觉得要发展关于法西斯主义和社团主义间关系的讨论。还有一种由马甘·德赛（Magan Desai）等一些人所捍卫的经济还原论。2002年，当巴罗达发生大屠杀时，特鲁普提和罗希特投入到持续的工作中。其中一件突出的事是，他们拒绝为他们的抵抗而逃离压力。他们之前住在坦达尔贾（Tandalja），现在仍住在那里。坦达尔贾之前是一个穆斯林居多数的地方，印度教徒居少数，不过也有一定影响。这些年来，就像在艾哈迈达巴德一样，在巴罗达，定期的族群“冲突”使坦达尔贾的穆斯林居民增加到90%以上。自2002年开始，特鲁普提和罗希特直面并打退所有要他们迁徙的压力，以作为一种自觉的姿态，即反社团主义并不能只作为一种理论，及公共示威，而且需要通过一个人自己的生活和个人行为来表现出来。
然后，他们的工作还导致其他不正当左翼的攻击，一小部分人暗示他们个人不值得受到别人的赞赏。事实上，这些攻击还同他们要建立的无产阶级环境主义相关，包括反对经济主义的工会主义，这导致了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在2003年时分裂，当时首先是罗希特，同时有特鲁普提、塔科雷沙，及西孟加拉邦的成员，全部都离开了这个组织。
自2003年起，由于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组织，特鲁普提和罗希特常常以“活动者”的名义发表声明。然而他们参与到了2008年成立的激进社会主义社（Radical Socialist）的组建进程中，而且他们参加了激进社会主义社2014年第一次召开的全印度会议，特鲁普提和另一名同志领导关于妇女压迫问题和性别问题讨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特鲁普提。我们在会议间隙有一回讨论，讨论内容是，哪怕要在左翼中排除性别偏见，也是极其困难的。这时正好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性丑闻引爆之时，表明性别偏见和强奸罪甚至可以在左翼中有存身之地。特鲁普提认为，我们既需要坚定的意志，也需要有耐心。我们周围会人屈从于社会环境。但如果他们走错了，我们必须清楚地阐明，他们走错路了。这提醒我反思我们当初犯了什么错误。在2001年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选出了一个领导团队，索玛·玛利克（Soma Marik）当选，特鲁普提落选了。我说我们没必要让特鲁普提落选。为什么要设一个女性主义的限额？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特鲁普提和罗希特保持了沉默。确实，这不是性骚扰。但这表明那个组织在性别平等上只是在耍嘴皮子，而没理解应该在实践中看它有没有做到性别平等。
尽管我不想用以上文字就结束我对她这部分的描述。那样会使特鲁普提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所了解的形象而出现。在一次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她组织了加尔巴舞（Garba）节目。当她在第四国际的干部学校时，她向许多参加者介绍印度的古典舞蹈。
多维度的社会斗争
特鲁普提并不是一个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完全不同的几个类别的人。她曾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她的博士论文是《城市非正规部门妇女的经济地位——以巴罗达市为例》。她还同比纳斯里尼瓦桑（Bina Srinivasan）一起写了一篇文章，由国际研究与教育学院（IIRE）结集出版。此文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针对女性的暴力。
自保卫纳尔玛达河运动（Narmada Bachao Andolan，其办公地点与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办公地点在有段时间是在一个地方）以后，到更近的日子，她还关注环境问题，将这些问题与资本主义的开发和对妇女的压迫联系起来。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她还关心团结雕像工程（the Statue of Unity project）、加鲁德施瓦尔大坝工程（Garudeshwar Weir project）和最近的瑞河（Vishwamitri）河岸开发工程，质疑这些工程对普通人与环境的影响。
我曾想写一篇讣告。但这是为一位已相识三十六年的朋友而写。21世纪里，我每次去巴罗达都会同特鲁普提和罗希特在一起。补充一下，她比我年轻，而这使她从事工作更加困难。特鲁普提和罗希特投入到他们的信仰和工作中。他们要让人们理解，环境主义并不是中产阶级解决获取优质生活方式的时尚。他们是巴罗达的PUCL的活动者。其实，在巴罗达，甚至在古吉拉特，都很难发生什么事件。在那里，激进政治受到压制，甚至很难发现激进政治活动。例如PUCL对2002年的古吉拉特大屠杀的报道，就很可能是他们写的。
纳伦德拉·莫迪政府及其后继政府，会在他们制造的血案后继续执政，这并非没有缘由。他们会强化监视，如前些日子，我问罗希特说，我们可以为特鲁普提的治疗而组织某种基金会来筹款，他回答说，如果汇款要通过银行，那么汇款的人会面临警察的拷问，还会发现很难确保是否所有钱都用于她的治疗了。而且另一方面，不管特鲁普提还是罗希特，都不想使用大量没有收据的现金，他们不会用那样的钱来治疗的。
对罗希特，对他们的儿子马纳夫（Manav），致以我们诚挚的哀悼。只要人类中压迫和剥削制度还在受到抵制，只要妇女还要面对暴力，只要种姓—社团的压迫还在继续，特鲁普提·沙所从事的这种政治工作就不会停止，她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将激励我们继续这些事业。
2016年5月27日
译自：
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4528 。另还有两篇纪念文章，可参考： Trupti Shah, a feminist fighter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al justice 和 Trupti Shah (1962-2016) : Remembering a Comrade and a Loving Sister
注：
[1]库纳勒·查托帕提亚（Kunal Chattopadhyay）是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的成员，也是贾达夫普尔大学（Jadavpur University）比较文学专业的教授。
[2] 米提·维尔迪（Mithi Virdi）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印度核电有限公司决定在此建立核电站，并称“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该工程现在正在进行中。
[3]再参与/再建运动是1973年到1974年时，发生于古吉拉特邦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主要是青年学生和中产人群为反对环境危机和高昂的食品价格等而发起。在运动中有100多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8000多人被捕。不过运动最终取得一定胜利。
[4]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于1965年，原称社会主义工人党，由来自革命工人党的一些人组成。1971年改称共产主义者同盟。1975—1977年间发生分裂，一部分人组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
[5] 革命共产主义组织是于1984年，由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小组合并而成的。20世纪80年代时，该组织曾在印度的十个邦有活动，进入90年代后，该组织开始衰落。这时内部问题重重，如领导人马甘·德赛的教条主义领导方式，前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成员将原有的政治文化带到了组织中等，这些最终促使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在2003年时分裂，西孟加拉邦和多数成员和古吉拉特邦的部分成员退出革命共产主义组织。这些人在2008年时组成激进社会主义社。
[6] 罗希特·普拉贾帕提，特鲁普提的丈夫，印度共产主义者，曾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现在是印度激进社会主义社成员。
[7]摩奴主义（Manuvad），摩奴（Manu）来自印度历史上重要文献《摩奴法论》。该观点借《摩奴法论》中的内容，强调在现代的印度社会要捍卫以婆罗门为首的印度教种姓体系，因而也与印度教至上主义相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