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韦尔·莫雷诺是谁？
加布里埃拉·里斯特（Gabriela Liszt）[①] 著
杉畑 译
素侠云雪 校
编者按：莫雷诺派/传统是目前国际托派各支传统中人数最多的传统（其总人数是曼德尔—坎农传统下的第四国际的六倍以上），有两个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国际工人联盟、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和数十个组织，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都是有比较雄厚群众基础的政党。但目前中国国内介绍国际托派的作品中鲜有涉及莫雷诺派，中国这边对拉美托派的了解往往集中在“波萨达斯派”上，但却选择性忽视拉美托派中占主流的莫雷诺派的存在，因此我们选择译出此文，以便于中文世界的人了解莫雷诺派。
本文作者来自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派（TF-FI），是一个源自莫雷诺派但后来又脱离莫雷诺派的国际组织，其对莫雷诺的评论可以代表此国际组织对莫雷诺的看法。
纳韦尔·莫雷诺（Nahuel Moreno）是阿根廷、拉丁美洲乃至于整个世界范围内最为有名的托派领导人之一的笔名。纳韦尔·莫雷诺是笔名，来自于土著马普切人[②]语言中的“老虎”（“Nahuel”）一词和西班牙语的“棕褐色”（“Moreno”）一词。莫雷诺的真名是乌戈·米盖尔·布雷桑诺·卡帕塞特（Hugo Miguel Bressano Capacete），他于1924年4月24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阿尔韦迪（Alberdi）。莫雷诺在62岁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此时他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作为阿根廷左派中的最大党派而广为人知。
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PTS – The Partido de los Trabajadores Socialistas）追溯国内和国际莫雷诺派在阿根廷的起源。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这个派别整个历史作出重要的描述，以期既能复原又能深入批判莫雷诺的政治和思想。我将尝试概述以下内容。
一、他在阿根廷托派中的早期经历
莫雷诺在青年时期做海员工作时，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随后加入由里波里奥·胡斯托（Liborio Justo）创立的小组。尽管托洛茨基当时已经去世，阿根廷的托派组织却已经和世界其它各地的托派一样，从共产党中分裂出去，追随托洛茨基于1929年成立的国际左翼反对派。
1944年，莫雷诺成立了自己的团体——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GOM – Grupo Obrero Marxista），其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它的工作集中于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这里是阿根廷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阿维亚内达（Avellaneda）这个地方。1945年1月，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参与了安格罗—希亚巴萨（Anglo-Ciabasa）肉类加工厂15000名工人的罢工。根据玛蒂奥·弗萨（Mateo Fossa，曾拜访过托洛茨基的木材工会领导人）的建议，他们用罢工基金收集的钱来支援罢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这一经历使他们能够主持位于维贾·波布拉多拉（Villa Pobladora）工人社区的体育—文化俱乐部：联合之心俱乐部（Club de Corazones Unidos）的工作。
二战结束时，托洛茨基建立的第四国际在很大程度上遭受到帝国主义、法西斯和“民主”、以及斯大林主义下的迫害，受到了削弱。拉丁美洲的托派团体软弱无力、形同散沙。战后，根据苏联、美国和英国之间的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斯大林主义在战争中获得加强。随后的冷战中，托洛茨基主义与这股潮流斗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庇隆主义出现在阿根廷，这股资产阶级现象笼罩在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头顶。
1946年，莫雷诺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开始出版《无产阶级阵线》（Frente Proletario）。当时还有托派的其他组织，如胡安·波萨达斯（Juan Posadas）的第四国际小组(GCI – Grupo Cuarta Internacional)和豪尔赫·阿维拉尔多·拉莫斯（Jorge Abelardo Ramos）的十月社（Octubre），他们都读过托洛茨基的书籍，参与过《关键》（Clave）的出版（这是由第四国际在墨西哥为拉丁美洲出版的杂志）。重要的争论围绕在诠释像阿根廷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的不断革命论的发展、提高民主要求（如社会主义革命视角范围内的民族解放）的必要性、托洛茨基于1938年参照墨西哥卡德纳斯政府而定义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及庇隆主义的特征而进行。莫雷诺称之为“咖啡厅托洛茨基主义”——因为这些团体经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著名的多尔多尼（Tortoni）咖啡厅讨论这些问题，尽管这些讨论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莫雷诺认识到，阿根廷国内的这些团体很难解释庇隆主义现象，且这问题只有在1948年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才能得到解决。“对此而言，国际主义很重要。”——多年以后他如是说。
二、他加入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米歇尔·拉普提斯（Michel Raptis，他更著名的名字是米歇尔·帕布洛），希利（Healy）和亨特（Hunter）（英国），曼德尔（Mandel）（比利时），迈丹（Maitán）（意大利），朗贝尔（Lambert）（法国），彭述之（中国）以及来自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当时最重要的人物，如坎农（Cannon）、汉森（Hansen）、多布斯（Dobbs）和诺瓦克（Novack）。莫雷诺作为代表首次参加国际会议。这次大会讨论了以南斯拉夫为例的新形势。当时影响莫雷诺最大的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特别是其领导人汉森和坎农，他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法。尽管托洛茨基曾经认为这个党会成为第四国际的领导者，但在古巴革命后，该党可悲地屈服于卡斯特罗主义[③]。
1949年，莫雷诺创建了革命工人党（POR – Partor Obrero Revolucionario）。他凭借该党争取“巴斯克人”天使（Ángel“El Vasco”）本戈彻（Bengochea）、奥拉乔·拉加尔（Horacio Lagar）和埃内斯托·冈萨雷斯（Ernesto González）入党。他与后者们一起组建了党的领导层，且随着《工人之声》（Palabra Obrera）的出版，他们使自己能够参与到金属工人运动之中。
在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中，与帕布洛有联系的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POR – Partido Obrero Revolucionario）发挥了重要作用，莫雷诺提出了“一切权力归玻利维亚工人中心！”（“¡Todo el poder a la COB! ”）的正确立场，因为这个工会联合会汇集了整个先锋队，并且是唯一可以掌权的机构。相反，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的帕布洛主义定位导致它将权力移交给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MNR – Movimiento Nacionalista Revolucionario），革命失败了。
莫雷诺呼吁反对1955年推翻庇隆统治的反动的“大猩猩”政变。工人运动中的经验被称为“抵抗运动”并被人们所追随。在当时庇隆主义被禁止的情况下，莫雷诺开始实行“打入主义”政策，主要是打入在其工人运动被庇隆主义者控制并被最终改造为由庇隆主义主导的所谓的“62组织”内部。《工人之声》（Palabra Obrera）甚至提出了“遵守庇隆将军和庇隆主义最高委员会的纪律”（“bajo la disciplina del general Perón y del Consejo Superior Peronista”）的口号。这一时期在组织内引发了工联主义的偏差，导致领导层分裂，工会领导人埃克托尔·弗西托（Héctor Fucito）脱离组织。
三、古巴革命的影响
1959年1月的古巴革命中，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主义崛起，这对整个拉美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学生运动中尤为如此，出现许多人认为农民是革命目标群体的游击主义趋势，并成立了党派武装，要去山上或进行“模范行动”给城市中的其他人做榜样。莫雷诺没有摆脱这种压力的影响。他不仅把古巴定义为已经成为工人国家（后来这个定义中增加了官僚主义一词），而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被他错误地视为美洲大陆的革命领袖，特别在是卡斯特罗们建立拉丁美洲合作组织（OLAS – Organiz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之后。1962年的这种偏离导致领导层另一位重要成员“巴斯克人”天使本哥车阿脱离组织。这样一来，在工联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压力之间（奥拉乔·拉加尔屈服了），《工人之声》的领导层就消亡了。多年以后，莫雷诺做出了总体的评价，对这损失表示遗憾，并怀疑自己当初是否做得足够坚持。他发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两种方法》（“Dos métodos frente a la revolución latinoamericana”），和切·格瓦拉展开了辩论，但他对抗这种压力的斗争还不足以维持旧的领导团队。大多数托派领导人都屈服于游击主义的压力，从当时领导最重要托派团体的人——领导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曼德尔开始，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是如此[④]。其他少数托派群体仍然认为古巴从未成为工人国家。
关于打入主义，“……庇隆主义朝着与该政权日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促使《工人之声》重新思考之前一直遵循的策略。1963年底，改变始于提出旨在建设‘单一革命党’（‘Partido Único de la Revolución’）的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建议。该路线的结果是，在1965年1月组建联合拉美革命阵线—工人之声党（United FRIP-Palabra Obrera Party）（拉美革命阵线（FRIP – Revolutionary Indoamerican Popular Front）是一个激进的本土主义党派）时取得了进展。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的打入主义策略的终结，哪怕我们一度认为自己也是运动的一部分。”[⑤]通过与桑都乔（Santucho）兄弟的融合，又产生出革命工人党（PRT –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在革命工人党第四次大会之前，桑都乔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因此该党发生了分裂：莫雷诺将领导革命工人党—真理派（PRT – La Verdad），而桑都乔则领导革命工人党—战斗派（PRT – El Combatiente）。
四、1969—1976年的革命性进展
在与桑都乔分道扬镳后，莫雷诺回归了更为经典的托派组织方式，旨在更好地融入工人运动中，自我正确定位并迎接于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出现的全球性进步浪潮。但他早年的政治不允许他在这个时期成立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受过托洛茨基主义培训的干部队伍，也不允许他在1969—1976年阿根廷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介入工人运动、使革命党发展起来。在“科尔多瓦事件”爆发（1969年5月发生在工业城市科尔多瓦，旨在对抗军事独裁统治的半起义性质事件）期间，没有一名革命工人党（真理派）的战士参加。直到晚些时候，领导和干部才被派往科尔多瓦，后来他们成功争取到著名的SITRAC-SITRAM汽车厂里的工人，如何塞·派斯（José Páez）。
革命工人党（真理派）于1972年和由胡安·卡洛斯·科拉尔（Juan Carlos Coral）领导的阿根廷社会党（PSA – Partido Socialista Argentino）中一支左翼小派别合并。他和科拉尔一起创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PST – Partido Socialista de los Trabajadores），该党于1973年参加总统大选，推出了科拉尔—派斯（Coral- Páez）这对总统候选人搭档。工人候选人被选举出来，他们还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工人投票给工人”（“trabajador vote trabajador”）。1974年在宪法别墅（Villa Constitución）全体会议上为成立全国工会的协调委员会（Coordinadora）所进行的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老板们的进攻和庇隆主义的右转催生出的法西斯团体“三A”（Triple A）（他们杀害了16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导致了莫雷诺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新的机会主义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不是要求加强工人联合阵线和组建自卫委员会来应对这些攻击，而是支持“民主阵线”，加入“八党联盟”（其中包括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激进公民联盟（UCR）、共产党（PC）、国家转型党（PI）、革命基督教党（PRC）、人民社会党（PSP）和人民进步联盟[UDELPA – Union del Pueblo Adelante]。而另一方面，在1975年6月和7月，莫雷诺准确地描绘了“罗德里戈政策”危机（“Rodrigazo”，阿根廷在伊莎贝尔·庇隆政府时期以经济部长塞雷斯蒂诺·罗德里戈（Celestino Rodrigo）的姓氏命名的经济危机）之后工人战斗情绪升高和独立行动的倾向。
1976年的政变迫使社会主义工人党转入地下。在政变发生后的几年里，100多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战士被暗杀或“失踪”。不过该党仍然继续发行非法新闻和国际杂志。它针对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和1981年的波兰起义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波兰的革命进程在天主教会的关键帮助下成功转移，它也成为了1968年开始的革命高潮的最后一声喘息。伴随着里根、撒切尔和约翰·保罗二世的“新自由主义”大门的打开，革命的高潮结束。1982年，莫雷诺成立了国际工人联盟（LIT – Liga Internacional de Trabajadores），他称之为“第四国际”。
五、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修正
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发生“民主转型”之后，社会民主党经历了复苏，西班牙的工人社会党（PSOE）和法国密特朗的社会党等党派在这些国家赢得选举。在支持拉丁美洲的每一次军事政变后，美国开始将这一“转型”进程应用于其半殖民地。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马岛战争的失败和军事危机导致了多党联盟（庇隆主义者联盟、激进公民联盟、阶级调和性政党、共产党等）和军方之间商定过渡，使得种族灭绝者比格奥内（Bignone）将军领导过渡政府，负责监督1983年阿根廷大选。
莫雷诺拒绝批评他在革命时期的工作以及他坚持的政治—理论观念，导致莫雷诺派进一步深化了其更加保守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屈服于这个过渡过程，并试图模仿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于1982年成立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总统候选人是路易斯·萨莫拉。这是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时期，也是对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大修正：他会争辩说，面对独裁专制，有必要推出一个包括资产阶级力量的阵线以推翻专制，而这种运动状态将导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托洛茨基主义者称之为“停滞不前”或“半停滞不前”的观念，与俄国革命期间孟什维克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相似，这种观念导致了伟大革命进程的失败。这一修正在他的“1984年的党干部学校”（“Escuela de Cuadros de 1984”）中得到了体现。
面对1983年大选中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失败，数百名刚刚争取到的当地人迅速倒戈，转而支持获选的阿方辛（Alfonsin），之后他又回到了不再随便扩大队伍的路线上。他再次提出党应该介入工人运动，但这次是通过投票选举工会的“新领导人”来对抗支持独裁的官僚机构。这些人由激进主义者、庇隆主义者、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组成，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与他们团结的唯一先决条件是他们是“崭新的”和（相对）“有战斗性”的。但是，这并没有形成一股真正的战斗力量（阶级斗争）潮流。相反，它实际上最终只是尾随在庇隆主义联盟领袖扫罗·乌巴尔迪尼（Saúl Ubaldini）的身后——后者是1987年大选中击败了激进公民联盟领袖阿方辛而获胜的庇隆主义复兴势力的一部分。
此外，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在1985年议会选举中组建了人民阵线（Frente del Pueblo）。这是一个同共产党和一部分庇隆主义者的联盟，联合了瓦耶将军的女儿萨姗娜·瓦耶（Susana Valle）和来自底层庇隆主义（PB – Peronismo de Base）的何塞·维亚弗罗（José Villaflor）。它试图在没有阶级独立政策的情况下争取部分庇隆主义力量。1987年，在圣周（复活节前的一周）之后不久，这条战线就崩溃了。但是当时莫雷诺已经过世了……
莫雷诺很多政治观念都在客观主义路线上，就是高估了工人运动突破庇隆主义并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压力下自发地左转的可能性。他在不考虑领导因素（即主观因素）的情况下谈到“迫在眉睫的普遍革命”。主观因素是1917年俄国革命的关键，也是托洛茨基在《过渡提纲》中提到的关键。在二战后斯大林主义实力加强、社会民主主义阻碍了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发展之后，这变得更加必要。莫雷诺质疑革命的主观方面，且支持游击队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出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领导和协助建立的组织都是中派主义组织，虽然这些组织仍处于托派的范围内，尽管他们在战后时期往往比其他重要的托派派系更左（曼德尔的统一书记处，朗贝尔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OCI），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总的来说，他们屈服于一些非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领导人，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战斗组织，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战略组建组织——这些组织本应该是准备介入革命的高潮，这样他们才能够胜利并继续斗争直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正因为他们仍然处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范围内，他们还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小资产阶级倾向展开了部分正确的斗争。对我们来说，这些局部斗争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许多同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连续路线”。
莫雷诺去世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发展了更多的阶级合作主义特质，并于1989年成立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联合左翼（IU – Izquierda Unida）。正当世界各地的斯大林主义崩溃之际，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却和斯大林主义党联合起来，通过提出维森特（Vicente）—萨莫拉（Zamora）（共产党的内斯托·维森特（Néstor Vicente）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路易斯·萨莫拉（Luis Zamora））搭档竞选，最终使萨莫拉当选为副总统。
1988年5月，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中分裂出来，此事在菲罗（Ferro）足球场举行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五一集会之后，且在联合左翼（IU -Izquierda Unida）的组建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阿根廷的革命即将到来，应即刻准备与斯大林主义的全面联盟之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肯定了民族—托洛茨基主义这样联合，这样一来它也就远离了席卷全球的浩大进程。总之，这是1992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瓦解的原因之一，随后又重建出工人社会主义运动(MST -Movimiento Socialistas de los Trabajadores)等许多新的托派团体。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政治遗产的本质上是错误的，也并不像工人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主义左翼[⑥]（IS – Izquierda Socialista）那类组织一样称自己为莫雷诺派。然而，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批判性评价来反思莫雷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其他分支（或多或少都存在弱点）所保持的连续性，我们就不可能存在。
本文刊登于2017年1月25日的《左翼日报》（La Izquierda Diario），以纪念纳韦尔·莫雷诺逝世30周年。
原文链接：http://www.leftvoice.org/Who-was-Nahuel-Moreno
[①] 原文为西班牙语，译者翻译的是由肖恩·罗伯逊（Sean Robertson）译为英文后的版本。
[②] 马普切人（Mapuche，大地的子民）是生活在智利中南部和阿根廷西南部的原住民。
[③]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派服从于卡斯特罗主义已经是古巴革命近二十多年后的80年代末时的事情了，1982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巴恩斯公开提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质疑，并推崇卡斯特罗主义。但当时党内社会主义行动派与第四国际倾向两个派别仍坚持托洛茨基主义。1983年这两个派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成为第四国际在美国的两个同情组织，其中社会主义行动派发展为社会主义行动党，第四国际倾向发展为现在的团结社。——译注
[④] 此处论述有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六七十年代并不赞同卡斯特罗主义和游击中心主义，相反反对当时第四国际内部多数派号召展开游击战的战略。——译注
[⑤] E. González, “El trotskismo obrero e internacionalista en la Argentina”（《阿根廷的工人阶级和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第3部第2卷第51页）。
[⑥] 社会主义左翼是第四国际—国际工人团结的阿根廷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