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革命
艾里克·布朗 著
素侠云雪 译
赤心 校
编者按：此文简要叙述了1917年到1918年芬兰革命的历程，对其中不同力量的对比有明确的说明。只是文章仍带有一些中派主义的立场，如认为芬兰革命得出没有布尔什维克，工人也可以夺取政权的结论，及推崇考茨基的革命理论。但其实正是在本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缺乏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的革命共产主义的党，而主要是依靠芬兰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情况下，才推动社会民主党左转。但这已经使芬兰革命丧失了11月总罢工时的最佳时机，后来再到进行起义时，已经是反动力量已经准备好之时了。
另一方面，从本文中可看出布尔什维克当时提出的民族自决权主张，其实对芬兰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非如卢森堡或其他一些人所讲，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承认民族自决权和芬兰独立导致了芬兰革命的覆灭。
今天，被人遗忘的芬兰革命可能会比1917年俄国的事件给我们更多的教训。
上个世纪，研究1917年革命的历史家一般将精力集中于彼得格勒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但俄罗斯帝国主要是由非俄罗斯人组成的——而且帝国周边的动荡往往像中心一样爆炸。
1917年2月，沙皇政府被推翻释放出了革命浪潮，这股浪潮很快传到整个俄国。或许这些起义中最有希望的是芬兰革命，一位学者曾称芬兰革命为“20世纪欧洲最明确的阶级战争”。
芬兰的特殊性
芬兰不像沙皇统治下的其他任何民族。自1809年从瑞典夺得芬兰起，俄国政府允许芬兰政府有自治权、政治自由，甚至有自治民选的议会。尽管沙皇力图限制这种自治权，但赫尔辛基的政治生活更像柏林，而非彼得格勒。
在俄国帝国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组织地下党并被秘密警察追捕的时期，芬兰社会民主党（SDP）可以公开合法地活动。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在1899年后，芬兰人建立了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和拥有自己的集会场所、劳动妇女组织、合唱团和体育联合会等的深厚的社会主义文化。
政治上，芬兰工人运动主要实行以议会为导向，来耐心教育和组织工人的战略。其政策最初是温和的：很少谈论革命，却经常与自由主义者一起合作。
但一战前，在欧洲大型合法社会党中，芬兰社会民主党（SDP）是独一无二的，它变得越来越有战斗性。如果芬兰没有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那么芬兰社会民主党有可能走向同欧洲大部分社会党一样的温和之路，激进分子会被议会的整合和官僚制所边缘化。
但芬兰参与1905年俄国革命促使党左转。在1905年11月总罢工期间，一名芬兰社会主义领袖感叹那普遍的高涨：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那些谦卑而乐于承担压在他们身上重负的人们突然抛弃了他们的枷锁。迄今为止那些一直以松树皮果腹的人，要求吃到面包。在1905年革命之后，温和的社会党议员、工会领导人和党务人员发现他们现在在芬兰社会民主党内成了少数。为了实现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所阐述的方向，自1906年始，党的多数人都投入到了合法战略和聚焦于尖锐的阶级斗争政治的议会工作上。“阶级仇恨受到欢迎，似乎成为一种美德”，党的一份出版物这样说。
芬兰社会民主党声称，只有一支独立的劳工运动，才能提高工人的利益，捍卫并拓展芬兰对于俄国的自治权，并实现充分的政治民主。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终将是某一天的任务，但到革命到来之前，党应谨慎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并避免与统治阶级过早地发生冲突。
这一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战斗性信息和稳定而缓慢的方法并存——在芬兰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在1907年，超过十万工人入党，使该党成为世界上按人均算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而且在1916年7月，芬兰社会民主党创造了历史，它成为世界各国里第一个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的社会党。然而，由于那些年里沙皇政权的“俄罗斯化”政策，那时芬兰政府的多数权力都被俄国政府所掌握。只有到1917年，芬兰社会民主党才面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组建社会党占多数的议会的挑战。
最初的几个月
附近的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的新闻让芬兰感到惊异。但一旦传闻得以证实，驻扎赫尔辛基的俄国士兵就开始反抗他们的军官，如一名目击者所称：
早上，士兵与水手在街头扛着红旗游行，一些人在游行中唱着《马赛曲》，一些人在各自的人群中分发红丝带和红布块。在城市四周巡逻的武装蓝衣队解除了所有军官的武装，这些军官中谁要是稍有反抗或拒绝佩带红色标志，就会遭到枪杀并被遗尸那里。
俄国政府人员被赶下台，驻扎在芬兰的俄国士兵宣布效忠彼得格勒苏维埃，芬兰警察被自下而上地摧毁。保守主义作家亨宁·索德霍尔姆（Henning Söderhjelm）关于1918年革命的一手资料——对芬兰精英观点的无价表达——对国家丧失了对暴力的垄断表示惋惜。
芬兰社会民主党的明确政策就是要彻底摧毁警察。警察力量在革命刚开始就被俄国士兵打倒了，而且再也没能恢复。“人民”在这种局势中还缺乏信心，而且代表地方维持秩序的士兵组建了一支“民兵”，其成员属于工党。
要拿什么来替换旧的俄国地方政府？一些激进分子主张成立红色政府，但他们只占少数。像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3月份的芬兰也被“国家团结”所感召。为了从俄国临时政府赢得广泛的自治，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的温和派打破了党长久以来的立场，并同芬兰自由派一起组建了联合政府。各种激进社会党人谴责这一行为是“背叛”，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然而其他核心领导人为防止党的分裂，也入阁了。
芬兰的政治蜜月期很短暂。芬兰的工作场所、街头和农村地区新的联合政府很快爆发了空前的战斗，使得新的联合政府很快陷入到阶级斗争的交火中。一些芬兰社会主义者将其努力集中于组建武装的工人民兵。其他人则推动罢工、战斗的工会活动，及车间行动。索德霍尔姆描述了这样的状态：
无产阶级不再乞求和祈祷，而是主张和要求自己的权利。我想，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曾感受过1917年芬兰这种激烈但还很粗糙的力量。
芬兰精英阶层最初希望让温和的社会党人参加联合政府，以迫使芬兰社会民主党放弃其阶级斗争路线。索德霍尔姆感叹这一希望最终破灭了：
纯粹的暴民统治发展得出人意料地迅速……首先是工党的策略（应该责备）……即使工党以最正式的行为尊重了一定的尊严，但它依旧抱着不知疲倦的热情，实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鼓动政策。在社会党两极间摇摆的，是支不稳定的中派，他们主张给予新政府有限的支持。
而新政府中温和的社会党人及其同盟，劳工领导人，试图遏制民众的暴乱，党的极左翼则呼吁同资产阶级决裂。而且尽管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总体上继续优先以议会为活动舞台，但多数人主张自下而上地发展运动，或至少是要与底层一起。
面对着出乎意料有阻力，芬兰资产阶级变得日益好战，毫不妥协。历史学家莫里斯·卡雷斯（Maurice Carrez）称，芬兰上等阶层从来没有想要放弃自己的权力，来和“看起来是恶魔化身的政治组织分享权力”。
阶级分化
芬兰联合政府的内部爆炸始于夏季。8月后，帝国的粮食供应崩溃，而且饥饿的幽灵抓住了芬兰工人。这个月初爆发了粮食骚乱，社会民主党的赫尔辛基组织谴责政府拒绝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危机。“饥饿的劳动群众很快丧失了对联合政府的信心”，社会民主党内主要的左翼理论家奥托·库西宁肯这样说。库西宁在第二年创建了芬兰的共产党运动。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社会党的不妥协也加剧了阶级分化。芬兰社会党人坚决要求终止俄国政府对国内生活的不断干扰。赢得独立后，他们希望利用他们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情况——及他们对工人民兵的控制——来推动一份雄心勃勃的政治与社会改革纲领。
一名社会党领导人在7月时解释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战斗——反对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反对俄国政府。如果我们的阶级战争成功了，如果我们能够集合我们所有的力量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我们就需要独立，芬兰已经成熟了。”
芬兰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缘故，也希望加强芬兰的版主权。但他们不希望转而用革命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标——他们也没有普遍支持社会民主党推动完全独立的主张。
冲突在7月时到来。在芬兰议会中，占多数的社会党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尔塔拉基法案》（valtalaki，《权力法案》），该法案单方面宣布芬兰拥有完全主权。议会中占少数的保守主义者激烈反对该法案，不过《瓦尔塔拉基法案》在7月18日获得通过。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立即驳回了《瓦尔塔拉基法案》的有效性，并威胁说，如果不尊重判决，就全面占领芬兰。
当芬兰社会党人拒绝退缩或放弃《瓦尔塔拉基法案》时，芬兰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抓住了时机。他们希望孤立社会民主党，并终结其议会多数地位。他们嘲讽般地支持并合法化克伦斯基的决定，解散了民主选举的芬兰议会。他们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其中非社会党力量勉强赢得多数。
解散芬兰议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工人及其代表还对可利用议会为社会解放的工具抱有很大的期望。库西宁解释说，我国的资产阶级没有武装，甚至没有可依靠的警察力量……因此，看起来有充分的理由去保持议会的合法性，而且社会民主党因此还可以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但越多的工人和党的领导人都更加明确地认为，议会已经丧失了它的利用价值。社会党人谴责反民主的政变，并大力抨击资产阶级与俄国勾结，反对芬兰的民族权利和民主机构。依社会民主党所称，新的议会选举是非法的，而且是通过广泛的选举舞弊获胜的。在8月中旬，党下令所有成员必须辞去政府职务。同样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芬兰社会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支持他们推动独立的俄国政党。所有方面都抛出了战书，且到这时，和平的芬兰正在迎接革命性的爆炸。
为夺取政权而战斗
10月时，遍布俄罗斯帝国的危机就要沸腾了。芬兰的城乡工人愤怒地要求其领导人夺取政权。芬兰各地开始发生激烈的冲突。然而，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都继续认为，只有到工人阶级已经更好地组织和武装起来时，革命的时刻都会到来。其他一些人则害怕放弃议会舞台。社会党领导人库雷尔沃·曼内尔在10月底时说：
我们无法长期避免革命的发生……人们对和平行动的价值失去了信心，而且这时工人阶级开始只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错判了革命的迅速发展，我会感到欣慰。
10月底，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似乎芬兰将紧跟其后走同样的道路。芬兰的精英没有了俄国临时政府的军事支持，他们陷入危险的孤立中。俄国士兵——成千上万人驻扎在芬兰——全部支持布尔什维克和他们呼吁的和平。“胜利的布尔什维克的浪潮将给我们带来社会主义的水流，而且他们确实能够开始这一转变”，一名芬兰自由主义者这样观察道。
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希望芬兰社会党领导人立即夺取政权。但党的领导层在搪塞，他们中每个人都无法确定布尔什维克政府到底能维持几天时间。温和的社会党人坚持希望找到和平的议会出路。一些激进分子坚持认为夺取政权既有可能，又是迫切需要的。多数领导人在这两种观点间摇摆。
库西宁回顾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优柔寡断：“‘在阶级战斗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我们社会民主党，一会立场在这边，一会在那边。首先全部都强烈地倾向于革命，后又主张退缩。”
由于不能达成关于武装起诉的决议，为了保卫民主并反对资产阶级，为了工人迫切的经济需求，为了芬兰的主权，党转而号召在11月14日时举行总罢工。来自底层的回应是压倒性的——事实上，它远远超出了相对谨慎的罢工呼吁。
芬兰陷入了停顿。在很多城镇，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赤卫队夺取了政权，占领了战略性建筑，并逮捕了资产阶级政客。
赫尔辛基似乎会很快重演这种起义模式。11月6日，首都的总罢工委员会投票决定夺取政权。但当温和的工会和社会党领导人谴责这一决定，并退出相关机构时，罢工委员会当天就退却了。它决定：“既然有如此多的少数派表示反对，委员会就不能在这时将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中，而应继续行动来加大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之后罢工很快被取消。
芬兰历史学家汉努·索伊卡宁强调11月罢工是对机会的一次重要丧失：
毫无疑问，这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最佳时机。来自底层的压力极为巨大，斗争的愿望极其强烈……然而，总罢工相信资产阶级，认为他们对社会党人不构成威胁，只有很少数人不这样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公开的内战爆发前的时间，在坚定的领导下将自己组织了起来。
安东尼·厄普顿（Anthony Upton）注意到了社会民主党在大规模行动面前的犹疑不决，他认为“总的来说，芬兰革命者是历史上最悲惨的革命者。”这一声明似乎在告诉我们故事会在11月结束——但随后的事件表明，芬兰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核心迅速发展起来。
在总罢工后，越来越多的沮丧的工人开始寻找武器，并转向直接行动。资产阶级同样在准备内战，他们组建“白卫队”民兵，并转而向德国政府寻求军事支持。
尽管社会凝聚力迅速崩溃，但很多社会党领导人继续参与没有结果的议会谈判。而这时，社会民主党左翼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声称任何长期拖延革命行动的举措，都只会带来灾难。经过12月和1月间的一系列内部争论，激进分子最终取得了胜利。
1月，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文字最终转化为行动。党的领导人在1月26日夜于赫尔辛基工人宫的塔楼顶点亮了一盏红色的灯，以作为起义开始的信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社会民主党及其所属的工人组织轻而易举地在芬兰所有大城市夺取了政权——与之相对，北部农村地区则继续掌控在上层阶层手中。
芬兰的起义者发表了一份历史性宣言，称革命是必要的，因为芬兰资产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一起，曾发起反对工人征服和民主的反革命“政变”：
从这点上讲，芬兰的革命力量属于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高尚且严厉……对人民的无情的敌人严厉，但随时准备援助受压迫者和被边缘化的人。
尽管新组建的红色政府试图首先制定相对谨慎的政治路线，但芬兰很快陷入血腥的内战中。由于1月时，多数俄国士兵已经返回家园，因此对夺取政权的拖延使芬兰工人阶级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资产阶级利用11月总罢工后的三个月时间，在芬兰和德国组建了自己军队。最终，超过二万七千名芬兰赤色分子在内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1918年4月，芬兰右翼粉碎了芬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后，另有八万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被投入集中营。
就芬兰革命是否可以由于更早地开始和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政治和军事立场而取得胜利，历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最终的决定因素是1918年3月和4月时，德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库西宁画了个类似的资产负债表:
德帝国主义听到了我国资产阶级的哀叹，并准备好了吞下新获取的独立，因这独立是应芬兰社会民主党的要求，由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授予芬兰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情绪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祖国”将变成工人的祖国时，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枷锁面前就毫无畏惧了。他们愿意将全体人民献给伟大的德国匪帮，只要保护他们为奴隶主的不光彩地位即可。
可学习的教训
我们应怎样看待芬兰革命？多数人明确表示它表明了工人革命不仅仅是俄国中心地带一种现象。即使在和平的、议会制的芬兰，劳动人民也越发地相信只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才能摆脱社会危机和民族压迫。
布尔什维克也不是这个帝国唯一能领导工人夺取政权的党。在许多方面，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证明了卡尔·考茨基所倡导的传统革命观：通过耐心的阶级意识组织与教育工作，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赢得多数，促使右翼解散机构，这会反过来引发社会主义革命。
党的优先保卫议会的战略并没有最终阻止它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并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相反，资产阶级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放弃了考茨基的战略——在1918年—1919年时积极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并猛烈地打碎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努力。
因此，芬兰革命不仅表现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而且还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对放弃议会舞台犹豫不决；低估群众行动；还有为了党的团结，向温和的社会党人妥协的倾向。
作者：
埃里克·布朗（Eric Blanc）是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一名活动者和历史学家。他是《反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沙俄边疆的压迫与革命》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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