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马克思主义

目录

斯大林主义者与狡猾的资产阶级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因此,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来识破它们的伎俩。斯大林主义就像癌细胞。有些人喜欢说(无论是为了煽风点火造谣迫害,还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关心):批评斯大林主义,会损害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为尽管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它就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或是和社会主义有许多共同的渊源。但我们要问的是,一位积极的、对病人负责任的医者, 在面对癌细胞不断扩散的迫切危险时,在没有比化疗更及时有效的杀死癌细胞的方法时,难道要为了“保护人体机能不受化疗这种粗暴方法的伤害”,而坐视病人一天天地走向死亡吗?现如今,准确来说,在过去这十二年,斗争的国际性复苏与斗争的新经验新形式的涌现,和领导权的缺失、理论武器的生锈之间的矛盾,有时候会拖累,有时候会决定性地挫败反剥削或反压迫的斗争,因此,现如今,在没有更加好的干预方案出现之前,应冷静地认识到使用化疗消灭癌细胞的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化疗,而是怎么用科学的方法、耐心的付出、民主的机制清除斯大林主义这种癌细胞。

一、俄国革命史

1920年在莫斯科街头发表演说的列宁,身旁是革命领导人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介紹》

2017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历史证明,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的二十世纪。虽然这场革命所建立的苏联政权最终在25年前解体,但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无论左翼人士对待苏联采取怎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对其过程的了解并不准确,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被这场革命所影响。

但是,这场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很大程度上被谣言、歪曲和政治宣传的迷雾所笼罩。而这种政治宣传不仅来自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同时也来自那些视自己为革命的捍卫者的人。为了穿透这层迷雾,一个由激进历史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与《雅各宾》杂志合作,从总体上属于左派的观点来撰写关于这场革命各个方面的短篇文章。为了获取更多不同母语的读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志愿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章将以英文刊登在《雅各宾》( Jacobin Magazine )网站,其各语言版本将全部或部分地刊登在其它网站及博客上。


《1917年的妇女》

2017.5.24

据许多同代人和历史学家说,这些为面包骚动的妇女——为追求纯粹经济目标而用历史悠久且“原始”的方式抗议,行为出自情感而非理论的准备——无意中掀起了推翻沙皇的风暴,接着她们就消失在男性工人和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庞大队伍背后了。

然而从二月罢工一开始,反战的政治口号就已交织在抗议中了。妇女们的大胆、决心和手段表明她们懂得问题的根源何在、工人团结的必要和把士兵从保卫沙皇政府争取到支持起义上来的迫切需求。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

1982年1月1日

《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81年11月刊上发表了道格·詹内斯(Doug Jenness)的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1905至1917年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有两种不同的俄国革命观。而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俄国社会主义者在那个时期提出了三种——而非两种——不同的革命基本战略……在关于俄国革命的前景及其战略任务的观点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分为三,而不是一分为二


《托洛茨基与不断革命》

托洛茨基的理论包含三个基本点。第一点是俄国民主革命斗争只有在得到得大多数农民支持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成功。其二是,这次民主革命会在俄国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一切的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关系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第三点是,这个过渡时期是国际革命进程的一个部分,其任务在于促进、并取得国际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与今日》

把列宁与斯大林两人并列,都用来跟雅各宾派比附,是不对的。首先,把列宁跟斯大林并列起来,是根本错误的。列宁所谓的清洗跟斯大林的清洗完全是相反的,两者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列宁所谓清洗是清洗投机分子,斯大林的清洗是清洗革命分子,清洗革命元勋,是利用官僚和新参加的投机分子来对付忠实的革命分子,对付不肯向斯大林反动屈服的分子,跟列宁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斯大林所干的哪能说是清洗!是弄脏,不是清洗。


1917年7月,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他是社会革命党领导成员)召开军事会议。转自网易新闻

《十月革命的主观与客观因素》

主观因素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如果说客观因素决定了革命必然会爆发,那么革命的主观因素将决定着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会取得怎样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说因主观因素可变性强,其偶然性也更强些。就推动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观因素讲,无疑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自发地参与反抗的群众,一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党——布尔什维克,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分化出来的左翼,如左派社会革命党;而阻碍十月革命的力量,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富农、地主、军官与文官等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还有是温和派社会党人,如孟什维克的绝大多数派别,社会革命党,及资产阶级的人民自由党等。两者力量的对比及推动力量与反对力量各自内部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十月革命的成败。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彼得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普蒂洛夫工厂工人的游行示威。维基媒体。

《工会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1920年

苏维埃俄国是否存在工会?它们在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否仍不可或缺?它们的活动范围有多大?它们的结构如何?它们有着怎样的未来?

洛佐夫斯基同志说,“撇开工会或抗衡工会意志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同志也曾说过,如果没有工会的援助,布尔什维克革命不能维持哪怕两周。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聚会的工人。照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

《二月之前》

2017年3月8日

还有,在这些群众运动中,坚强的社会主义组织通过长时间的斗争来融入工人。数千革命者在1905年及随后的镇压中失去生命,还有数千人被征发送去前线以清除工人运动中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事实上,沙皇的警察几乎已经在好几个地方消灭了有组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但是,十多年来隐蔽的激烈冲突、地下党组织和社会主义教育的种子已经扎根了。

不像德国和法国大部分重要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层在一战中都支持自己的统治阶级,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接受了反对战争、国际主义的原则。总的来说,圣彼得堡事实上涌现了大量革命社会主义者,他们组织在处于各种竞争与合作状态的党团里,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区联派、社会革命党甚至无政府主义者。

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

《从二月到十月》

2017年5月11日

“全部政权归于苏维埃!”是革命史上最出名的口号之一。它与“平等、自由、博爱”(Egalité, liberté, fraternité)并列为整个革命年代的一个象征。它是由三个词组成:“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也就是“vsya vlast’ sovetam”。“Vsya”=“全部”,“vlast”=“政权”,而“sovetam”=“归于苏维埃”。俄语字汇“sovet”仅仅意味着“建议”(advice),并由此衍生出“咨议会”(council)。

对另一个俄语字汇“vlast”的解释较具挑战性。因着诸多理由,“权力”(Power)并非全然充分的翻译。Vlast相较于英语字“power”有着更加特定的指涉,也就是某个国家的最高权力(sovereign authority)。要拥有vlast,你必须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利,必须有能力决策且务必让决策被执行。为了试图捕捉这些细微差别,在英语中vlast经常被译为不合俄语习惯的(un-idiomatic phrase)“the power”。本文中我将互换使用“power”和“vlast”。


图片说明:引自Wikimedia Commons,1905年敖德萨事件后,犹太人劳动联盟(Jewish Bund)的成员,围绕在死难同志的遗体旁。

《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

2017年6月22日

尽管布尔什维克坚持认定反犹主义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现象,但实际上并不能这样简单地归类。反犹主义会以一种高度复杂且出人意料的面相,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分野中。这一点,将会于6个月后的1918年春季,在第一场原犹太栅栏区内的反犹骚乱发生时,尖锐地暴露出来。在乌克兰北部城镇,如格卢霍夫(Glukhov),布尔什维克藉助当地党员干部与赤卫队的反犹暴力活动,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18年,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之间的斗争,其目标往往是其群众基础内的反犹主义斗争。

一个世纪过去了,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将十月革命作为激进社会变革的历史时刻来纪念,正是她使一个新世界成为可能。然而,同样应该被铭记的,是革命内部的种种复杂性。

《暴力与1917年革命》

2017年7月17日

革命是一种暴力活动,但暴力也具有许多面相。1918年初,俄国革命似乎已取得胜利,它呼吁和平,并号召民众奋起保卫和平。

但欧洲的霸权既不想要和平,也不想在家门口看到一场成功的革命——所以轴心国撕毁了停火协定,自己在东线战场施以暴力,同时还支持俄国境内的反革命暴力活动。事实上,假如没有外国干涉,之后的那场内战根本不可能持续。


新任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左二)在萨文科夫(左一)的陪伴下参加全俄国务会议

《科尔尼洛夫政变》

2017年8月

有人说,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场政变,克伦斯基却动员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阶级团体阻止了这场政变,而布尔什维克,据说不择手段地利用了此时的混乱,夺取了政权。还有些人说,克伦斯基为了推翻科尼洛夫而发动政变,却无意中为布尔什维克接管政权铺平了道路。这一解释引起了一个疑问:克伦斯基为什么会背叛他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来削弱自己的权力?

答案在于,科尔尼洛夫在1917年策划了两次政变:一次是与克伦斯基一起反对布尔什维克,另一次是反对临时政府本身。他最终的失败提醒了我们,从俄国革命的规模来看,历史不是由英雄成就的而是社会力量成就的,它为个人的行动创造了环境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聚会的工人。

《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

2017年10月31日

但是,对于今天来说,十月革命的主要遗产事实上是十分清晰的。这份遗产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勇气(“They dared”)。我的意思是说,在组织夺取政治与经济力量的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保卫革命中,布尔什维克们是一支忠于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为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提供了他们所需要且想要的领导。

因此,十分讽刺的是,很多历史学家与公众意见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被意识形态煽动的建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恐怖的罪恶。根据这种观点,十月革命被认定为是一个武断的行为——它使俄罗斯驶离了发展成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正轨。而且十月革命导致了一场使俄罗斯陷入废墟的三年内战。


列宁和他的一群同志在红场。1919年5月25日。斯米尔诺夫(Smirnov_N. )摄

《震撼世界的那天:十月革命》

2017年11月7日

1917117日的故事。在那天,布尔什维克改变了世界历史。

二十五日的黎明渐近。已陷入绝望的克伦斯基向哥萨克人“以祖国的自由、荣誉和光荣的名义”发出了呼吁:“行动起来协助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革命民主,和临时政府,并挽救正在消逝的俄罗斯共和国。”

但哥萨克人希望知道步兵团会否出来。当得知政府的答复是“不肯定”时,几乎所有极端政府派分子都回答说,他们不愿意单独行动,“当活靶”了。

1905年芬兰赫尔辛基总罢工期间的人群。来源:国家文物委员会,印刷品和照片档案。

《芬兰革命》

2017年5月

因此,芬兰革命不仅表现了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而且还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对放弃议会舞台犹豫不决;低估群众行动;还有为了党的团结,向温和的社会党人妥协的倾向。


瑞典反对食品短缺的母亲游行

《瑞典土豆革命》

2017年11月8日

似乎是出人意料般,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产生的影响首先在中立国瑞典感受到了。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一道幸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却因为周遭的冲突,遭受了粮食短缺和一些其他的困难。

《葛兰西与俄国革命》

一直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当中包括有自称左翼的)会将葛兰西的理论(尤其是霸权理论)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两者对立起来,甚至硬说葛兰西在狱中的思考最后是放弃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模式。本文主要对这种说法提出驳斥,指出在葛兰西的写作里,俄国革命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一直是他思考工人阶级的自身解放和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参照,这点直到他去世从没改变。


托洛茨基在阅读《战士报》(The Militant),日期不详

《自下而上的历史:十月革命一百周年重读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

2017年12月1日

鼓励更多人阅读《俄国革命史》有很多理由,但或许最重要的是,书中描述了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和力量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希望在面世二百周年时,托洛茨基这本著作不再孤单地待在书架上,因为那时将会有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涌现,呼唤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学家。

维克托·塞尔日,俄国革命的记录者

《黄金时代》

2017年12月18日

列宁从来没有放弃过世界革命,与此相反,世界革命一直是他所有政策主张的最高目标。他认为和平协定将点燃德国国内的革命,解释说“这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他告诫左翼不计代价地守卫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苏维埃必然与其它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列宁回应道:“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7年。克里斯塔斯塔特(Kristallstadt)

《1917年的革命民主》

2018年4月27日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不民主地夺取国家权力。布尔什维克在二月之后没有允许自由民主的发展,而是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1917年的俄国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参与的替代形式——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或者其它形式——是否可用?与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但不反民主,反而支持当时最激进的民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企图限制这些力量的计划。

索尔仁尼琴

《评<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攻击》

1974年5月9日

《古拉格群岛》证明了一种三重悲剧。首先,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公民遭到了斯大林的清洗,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大部分老干部,而加诸于他们的罪名都是捏造的,这是第一重悲剧。其次,苏联当代的反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体验,使他们拒绝了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导致他们弄不懂斯大林镇压的原因、看不清苏联的当前现实、找不到解决苏联危机的出路,这是第二重悲剧。第三,作者虽拥有过人的才华,却无法理解他所面对的邪恶的根源及性质,于是他得出了反动的结论,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斯大林及其刽子手曾用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的理论——有人利用同样的理论,来为新一轮对苏联政治反对派的镇压辩护——这是作者个人的悲剧。


7月事件中,持枪包围塔夫里达宫、要求临时政府让权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

《略评十月起义中军事行动的得失》

但是,和平斗争方式的无节制使用,在降低战场伤亡的同时,也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由于有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成功经验,卫戍部队中的大部分士兵都倾向于相信宣传和鼓动可以彻底平定事态,对军事手段采取怀疑态度,甚至认为某地发生了武装冲突必定是出于一些可悲误会。在战斗中他们并不认真,常寄希望于敌方自动停止抵抗,甚至在执行封锁、搜查、逮捕等难度较低的准军事任务时,也会犯不应有的错误。下面分别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二月革命期间,俄国彼得格勒(今天的圣彼得堡)普蒂洛夫工厂工人的游行示威。

《从妥协到夺权》

2017年11月7日

1917年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态度从愿意与首都谈判逐步转变为准备革命。

截至3月底,在彼得格勒的15万名士兵有多达2000名代表,而大约40万名产业工人却只有800名代表。尽管纺织女工在2月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苏维埃的绝大多数成员却是男性,只有几十名女性代表。此外,这些大会既杂乱又喧闹,这意味着大部分真正的事务都是由执行委员会处理的。

这个委员会的目标远不如工人和士兵们雄心勃勃。它不想着去夺取权力,反而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自由派盟友施压,要求组建政府。就像尼古拉·苏哈诺夫写的那样,孟什维克认为,“取代沙皇统治的新政府必须完全由资产阶级组成”。

事实上,很难将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政绩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政绩区分开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各派系领导人对大多数原则问题保持沉默……


二、反对法西斯主义

毒品战争中的受害者,17岁女子Erika Angel Fernandez。拍摄者:Daniel Berehulak

《杜特尔特是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桑托斯大道革命”而言),但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论瓦尔登·贝洛对“法西斯领袖”的定义》

2017年2月7日

在杜特尔特的例子中,没有任何拥护他右翼议程的群众运动。除非你相信EJK’s(法外处决)实际上是平民自己做的,他们被杜特尔特“毒品是社会的祸根”的口号煽动,自己武装起来去挽救那些吸毒成瘾的人。但众所周知杀人是警察做的,不管他们穿没穿制服,带没带面罩……

说得更明白些,我不认为杜特尔特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因此我不主张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广泛地建立阵线,来反对杜特尔特及其政策:毒品战争、死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契约化(Endo)等。现在组织武装斗争只会给杜特尔特提供一个借口去限制公民自由,甚至实行独裁统治。

一位妇女在8月12日的汽车袭击中受伤

《夏洛茨维尔集会变得致命:建立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团结!》

2017年8月13日

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权力斗争中,法西斯主义使用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但支持他们的是统治阶级。他们把小资产阶级当作托洛茨基所说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攻城锤’”。法西斯政权归根结底是金融资本的政府。

纳粹党用反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掩盖了他们的意图后,很快就把德国社会的一切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需要。我们无法依靠警察,法院,和资本主义政客保护我们免受法西斯暴徒侵袭。警察自己经常直接与法西斯结盟。

社会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观点:参加“巷战”的小团体能打败法西斯分子。我们设法调动尽可能大的工人和被压迫者反对这些暴徒的反动员。我们需要建立联合阵线和群众行动形式的联盟,包括工会组织、被压迫民族、妇女、学生和LGBTQI人士的组织。

希腊法西斯主义政党“金色黎明”的游行

《论工人自卫问题》

1939年10月25日

在整个三十年代,托洛茨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宣传工人自卫,也就是说,要武装工人,让工人在遭到法西斯分子和其他反动派的进攻时,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和自己的权利。


三、列宁主义

1. 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埃内斯特·曼德尔

《对列宁主义组织理论的一点思考——读曼德尔<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有感》

在今天,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概是被污名化最多的名词,也是被标签化最严重的词汇,而列宁主义又由于其强大的实践性特征更是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资产阶级敌视它,改良左翼恐惧它,都视之为洪水猛兽,斯毛分子挂着列宁主义的羊头自产自销着自己的狗肉。对于很多渴望理解列宁主义的人来说,往往被这些纷繁复杂的说辞搞得头晕眼花,在实践中被各种自称列宁主义的派别塑造出自己版本的列宁主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对列宁主义进行追本溯源。而在这方面工作中,以曼德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理论》最为精彩。


《先锋党》

1983年12月15日

要解决有关政党、政党的建设以及革命先锋党的必要性等问题,先要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如果你不喜欢“革命”这个词,可以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来代替它)。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自觉地、有计划地改造社会的变革。当然,它并不打算考虑所有的细节问题,因为那取决于社会的一定的条件和变化着的物质基础。但至少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计划,即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怎样的以及我们如何去实现它。同时,社会主义革命也第一次需要全体劳动人民,也就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有高度的能动性和自我组织的能力。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两个基本特点出发,我们可以立即得出一系列结论。

一个自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行不通的。一个没有实际尝试过的革命也是不行的。同样,你也不能有一个被精英所把持或被无所不知的少数领袖所指挥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需要两种要素:尽可能高的阶级觉悟和最广大人口的尽可能高度的自我组织和活动。在先锋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基本矛盾。


《坎农的革命党概念》

2018年5月15日

坎农的信是写给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的(即不包括斯瓦贝克、弗雷泽—克拉拉·凯伊派的支持者)。坎农试图让多数派相信,应该用政治讨论和教育,而不是纪律处分,来答复少数派。“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或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他说,“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中遇到各种麻烦。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二十年代的美国]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就太糟糕了,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


马克斯·伊士曼(Max Eastman),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和比尔·海伍德(Big Bill Haywood)于1924年拍摄于苏联。

《建设当今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纪念詹姆斯·P·坎农的遗产》

2021年2月15日

资产阶级的政策也确实是在为我们将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创造原料。每一天,越来越多的年轻劳动者从他们的日常经历中得出反资本主义的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当前和未来的工会化斗争中看到了巨大潜力的原因。汽车制造业在美国南部的扩张,以及亚马逊(Amazon)的物流等行业都存在巨大的潜力。阿拉巴马州贝塞默市亚马逊工会运动的胜利(Amazon in Bessemer, Alabama)对工人们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之后,我们还见证了像波浪一样涌上来的群众运动的潜力。这场运动并不是自发的,而是从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到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再到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被谋杀开始,反对种族主义浪潮高涨的一部分。它代表了那些受到压迫以及受够了一次又一次侮辱的工薪阶层人士。斗争性的巨浪伴随着大量的武力而轰然倒塌,但联合这些运动、完全脱离民主党的策略、开辟独立道路的领导力量仍在凝聚。最近发表的关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 BLM)—内陆帝国从BLM全球网络中退出的声明[2],强调了BLM运动需要与民主党决裂。

我们怎样才能接触到还不相信革命社会主义观点的工人呢?同时,我们如何把拥有不同倾向的正直诚实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融入同一个组织?


在墨西哥时的托洛茨基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个人恐怖主义》

1911年

我们的阶级敌人习惯控诉我们的恐怖主义。然而,他们所指涉的意义却不甚清楚。他们习惯于把任何有害资产阶级利益的劳动人民行动都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罢工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主要的恐怖主义手段。罢工的威胁、组织罢工纠察队、对使唤奴役工人的老板所作的经济扺制、杯葛劳动阶级中的背叛者等等,这些行为都被他们称为恐怖主义行动。如果所有惊慑、伤害敌人的行动都被理解为恐怖主义,那么所有阶级斗争行动都不过是恐怖主义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布尔乔亚统治菁英是否有资格出于义愤来谴责普罗大众的暴力行动,尤其当他们整部的国家机器——法律、警察与军队是用于资本主义暴力统治的镇压之用时。

但是,必须注意到的是,当他们斥责我们使用恐怖主义时,他们也想使(有时并非出于自觉)“恐怖主义”的字义定得比较狭窄以及较为直接。在这种狭义解释下的恐怖主义,工人破坏机器也属于恐怖行动之一。杀害雇主、威胁对工厂放火、威胁杀死厂主、谋杀或是用手枪对抗政府人员等等,这些都属于真实意义下的恐怖行动。不过,任何对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有真正认识的人应该知道,这种恐怖主义不但为社会民主主义反对,而且是同它水火不容的。


巴拉和他的妻子

《巴拉·昙坡和斯里兰卡工运史——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

2015年2月3日

作为斯里兰卡过去六十年来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巴拉·昙坡在谈判中代表工人并令各届政府战栗。在1970年谈判时,巴拉保证要进行公众抗议,政府部长和党的前同志科尔文·R·西尔瓦(R. de Silva,巴拉在1964年时与他决裂,因为他选择让他的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这样谈到巴拉:“不仅在产业工会界,而且在整个国家,都是最好的意见之一。”我个人曾有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会见巴拉。在他访问欧洲期间,他来找我,问我关于波兰工人运动重生的问题。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人,他亲切地听取那时还是年轻活动者的我的意见。


丹尼尔‧本萨依德(Daniel Bensaïd,1946—2010)

《保卫共产主义:清算斯大林主义与官僚主义的责任——怀念法国一代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本萨依德(Daniel Bensäid)》

丹尼尔(校按:作者对本萨依德的昵称)在他生前最后作品之一〈共产主义的力量〉(Puissances du communisme)中,强调:「争取解放的话语从上世纪的折磨里无可避免受到损害」。「然而」,他补充道:「在昨日所有背负伟大承诺和理想的话语中(社会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唯有共产主义承受了最大的伤害,因为它被困于官僚国家之中并受其极权方式的奴役。」


2013年6月8日,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Organizing for 21st century socialism)悉尼研讨会上发言,这场研讨会由“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主办。

《为21世纪社会主义组织起来——反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与未来》

2013年6月

我的报告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将解释为什么列宁主义仍然值得讨论,这不只是为了了解过去的历史,就在此时此刻的21世纪,更是为了帮助我们改造当下的世界。我也将说明,当我使用列宁主义这个词时,所指究竟为何,然后我会触及一些历史上的争议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当能启发我们,如何在今日的政治活动中运用这个思想传统。第二部分,我将提供一些想法,关于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在实际政治中应用列宁主义,并对这一思想传统做出贡献。


列宁和他的一群同志在红场。1919年5月25日。

《列宁与革命民主》

2010年11月19日

译者按:所谓“布尔什维克传统”最明显的支柱是列宁。人们对这一词汇的含义有着为数可观的混淆,经常把它同残酷的官僚现象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恰恰是后者曲解了它的含义(比如约翰·阿奇·盖蒂就把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描述为“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毁灭”。相反地,列宁和他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与卡尔·马克思革命的、反教条的、深刻的民主观点密不可分。尽管斯大林主义根植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年间困难时期“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出现的问题与矛盾,但它表现着一种质的差异。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传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奠基人物卢卡奇和葛兰西所代表者──以及托洛茨基所影响的潮流中最优秀、最积极的元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当前左翼激进主义的复兴,很可能会促使列宁与革命民主议题的学术论辩复兴。


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1917年

《列宁主义在当前》

2013年5月31日

我们如何能够从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走向经济民主、真正自由、我们渴望的社会主义呢?这个问题对弗·伊·列宁的一生和作品而言至关重要。探索该议题时,我将把我的评论限定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引文,再加上一位美国老托派、列宁自身,以及几位年轻的英国活动分子身上。


在墨西哥时的托洛茨基

《过渡纲领与推翻资本主义的方式》

所以,过渡纲领是什么?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承载着各诉求,介于当前工人的觉悟水平和革命(如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间的桥梁。为了满足工人阶级的需求,有必要提出一系列的诉求和任务,但同时,这些诉求和任务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从简单的、初级的需求开始,从一个诉求到另一个诉求。例如,若工人阶级拒绝偿付公债,这只能意味着应该取消债务(不管什么“协调性”幻觉会否继续存在)。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将银行国有化并置于工人的监督之下,要阻止大投资方撤回他们的钱,阻止大规模的镇压。这还将是对私有制的挑战,资产阶级必不能忍受这种挑战,他们多数人会阻挠生产的进行。为了对抗这种局势并满足群众的需求,就需要在不支付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将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国有化,并实行民主计划经济。但这样下来也就不再算资本主义了。这样的表述可能仍过于简单与抽象,但仍是对过渡纲领的方法的一种表达。换句话说,过渡纲领就是将当前的、局部的斗争同真正的革命联系起来的道路。


托洛茨基与妻子、外孙合影

《托洛茨基临终时所说的“第四国际”是什么?》

但对于革命进程来讲,最为重要的问题就不是要多么美好的理想,也不是是否在做事那么简单了,而是要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战略和策略,而要能制定这样的战略和策略,就必须要有革命的党。而对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不能局限于一国范围,这又必然需要革命的国际。


1985年三里塚运动中的中核派

《联合行动的原则和内讧主义》

1999年2月15日

对立党派之间和群众运动内部不同意见者之间相互使用暴力的行为被称为“内部武斗”(内讧)。这种现象,对于左翼运动,尤其是日本左翼运动,造成了多大的危害,从现今参与劳工运动和市民运动的人几乎将其视之为“常识”可见一斑。


2. 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计划与反官僚化

《工人阶级能改变世界吗?》封面

《新书书介:<工人阶级能改变世界吗?>》

2018年10月

第一章提出工人阶级形式上的定义——一切为薪资工作的人——对决定谁能改变世界是无用的。警察和狱吏也为薪水工作,但他们不在我们这一方。政客、企业行政人员以及其它高薪的骗子和商界的辩护者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数以百万计人没有拿到薪水,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或是他们的潜在盟友——那些全职养育孩子的、失业的、在非正规经济内的劳动者,以及总是在饥饿边缘生活的小农。


《为何阶级斗争是中心?》

1987年

别忘记,我们正在处理的问题,是阶级的中心性(centrality,而非排他性(exclusivity)。对于“阶级是否为中心?”的问题,我的回答牵涉到两个迥然有别的问题:

 1) 假定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目标,那么阶级政治是否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

 2) 社会主义应该成为我们的目标吗?或者我们应该谈论其他也许更全面性的解放事业吗?


艾伦·梅克森斯·伍德

《工人阶级是中心》

1992年

民主的理念应该是我们对资本主义最强力的挑战,而非将我们纳入于它。我们必须弄清楚,真正民主的国家和公民社会,在资本主义下是决不可能的。当然,摆脱君主制和上议院是一项进展。但那不会让我们距离移除民主的真正阻碍,即资本主义自身,更近一点。对我而言,“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是社会主义的精髓,也会是民主的基础。我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流行的想法,但我仍然坚定致力于此──既因为它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民主的社会组织,也因为它是一种有别于驱动机制为国家强制或利润极大化强制的,既不理性也不平等的经济体的唯一替代方案。事实上,或许我们该从共产主义崩溃学到的首要教训是,尽管资本主义已对自己证明了它能够在没有民主下运作,但社会主义则不能。社会主义,按其定义,是从工场到国家各层级皆民主的社会组织。


《新闻自由与工人阶级》

1938年10月

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种动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可恨的压制,今天在苏联已成了法律。这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恰相反,它是被设计来保护新生统治阶层的利益,以对抗工人和农民的反对的。莫斯科那个极富波拿巴性质的官僚层,受到杜礼丹劳及其一伙所效颦,他们将个人事业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利益。


工人阶级的真正任务,并不在于以一个警察的钳子,钳在公众言论之上,而是将它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这只能靠将生产资料——包括了公众资料的生产一一置于整个社会的手中才能做到。一旦采取了这个基本的社会主义步骤,则必须容许任何不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的流派,都拥有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的机会。工人国家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机会,依照他们的人数,给与他们技术资料,例如刊物、报纸和运输等。国家机关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官僚对新闻的垄断,它对于十月革命的成果,具有完全败坏的威胁。


桑农厂工人在集会

《自我管理:危险及其可能性》

1974年夏

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地,工人经济权力的分裂是官僚阶层保持权力垄断的必要先决条件。这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通过制造出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烂摊子,使人们感到自我管理的软弱无能,官僚才能在整体经济的层面剥夺工人全部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集中在自己手里。

……

因此,我试图澄清的问题的基础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这个概念严格地指向阶级权力,而非群体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群体被赋予的权力越多,阶级权力就越小,因为阶级会分裂成为互相争斗的群体。

因此,让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在工厂层面管理自己的事务就是在欺骗他们。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一系列的决策不可避免地要来自比工厂更高的层面,如果这些决定不是由工人阶级整体自觉地作出,那将会由社会中工人背后的其他力量所作出。

列宁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民主吗?》

所以,工人民主一定是无产阶级专政,完整的、健康的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工人民主,但无产阶级专政却未必是工人民主。为了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非通过工人民主不可,若某无产阶级专政只以工人官僚制表现出来,那就要通过政治革命来推翻官僚制,建起工人民主制,建起健康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落后国家中建成的工人民主国家往往还会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则需要深化工人民主的斗争来实现。


1917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塔夫利宫(Tauride-Palace)聚会的工人。

《论工人民主与市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作用》

制定与执行计划的机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监督计划的执行、并对计划加以调整呢?要让计划获得成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捷克布拉格之春讨论如何建立工人民主》

1968年5月30日

现在,我们来讨论民主化进程中的首要因素(尽管还没有被付诸实践):工人自我管理(简称工人自管,workers self-management)。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从根本上就是建立在工厂中工人自管的基础上的,它是工人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权力的基础。

因此可以理解,在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工人自管的需要会再次出现。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试图实现民主化进程,创造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保守分子和反社会主义者进行广泛的斗争。


1968年革命时的本萨义德(左一)和克里文(左二)

《重拾1968的激进性》

2006年3月26日

本文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所发行的刊物“红色—革共青”(JCR-RED)于2006年3月29日所进行的专访,时值反CPE[①]运动结束前的12天。本萨义德参与了68年3月22日在南泰尔(Nanterre.今巴黎第十大学)校园里所爆发的学运,并投身于5月学运。他同时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LCR)的创始人及成员。巴黎八大哲学系教授。


3. 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

1932年7月1日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满足了苏联官僚体系的社会需求,这个体系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倾向越来越保守,并要求对业已发生的革命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封圣(来为官僚提供特权地位),仿佛这样就足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革命的创造性力量和官僚机构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中派官僚的错误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相背离,本身又早已成为官僚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中派官僚利用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击溃了列宁的……(含义不明)……党,肃清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独立组织,建立起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又对工会这个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和传授共产主义的学校进行了清算,由此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确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公投制度[22]。中派领导层由此强化了双重政权的因素,而政策方面又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深刻的政治动荡。

二、在社会和政治的反动之下,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9年的统治所造成的革命危机只可能有两条出路:1)要么通过公开的暴力反革命政变,实现资产阶级复辟;2)要么通过对党、工会和苏维埃的深刻改革,全面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第二条道路的斗争构成了列宁主义反对派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俄国支部的一切斗争的政治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1969年10月

历史唯物主义对国家的本质持更为现实的看法。国家是社会结构中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的产物,它试图以统治阶级的身份来治理社会。每一个国家都是某种既定生产体系的组织机构,它基于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财产所有权形式。这种所有权形式赋予国家一种特定的阶级偏见和内涵。每个国家都是有组织的政治表达,是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地位的阶级的工具。

决定一个国家特征的主要因素不是其统治的主要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随时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是财产和生产关系的类型,他们不断受到受益者的保护和支持。

在古代,君主政体、专制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都是在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国家经历了帝国主义君主制、神权政治、绝对君主制、财阀政治和共和政体。

资产阶级社会在其演变过程中,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为基础,由各种君主专制(从绝对专制到宪政)、共和制和议会制,以及军事独裁和法西斯独裁统治。

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苏联成立后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兴起的十二个工人国家里,已经出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类型。其中一种或多或少具有民主的特征,表达工农的权力,保卫工农的福利。另一种则带有专制和波拿巴主义倾向,一心要维护官僚阶层的特权地位,这些官僚阶层成功地篡夺了大众的决策权。

在美国,工业家和银行家拥有并运作大部分资源,控制主要政党。显而易见,他们同样会直接使用军事机器和联邦政府的其他镇压机构。他们通过警察、州警卫队和联邦部队镇压贫民窟的起义,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公开的镇压功能。然而,自由派美国人发现很难从这些相当公然的事实中进行归纳总结,从而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权力的社会学定义。


《好民主,坏民主》

《永久的丑闻》

2009年

随着官僚专制主义与实际并没有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的覆灭,民主那无迹可寻的能指已成为“欧美世界胜利”的同义词和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的同义词。与此同时,对社会团结与社会权利的全面抨击,对全面私有化前所未有的进发,正逐渐侵蚀着公共空间。事实上,汉娜·阿伦特后来曾表达过一种恐惧,她发现作为多样化冲突的政治本身正完全消失在一个乏味的、无孔不入的管理机构中。

自1843年起,马克思就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而他对关于权利和国家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常遭受误解。在《克罗茨纳赫手稿》(Manuscrit de Kreuznach[⑩]中,他写下这么一句话:“他的政治思想与民主思想似乎密不可分。”[⑪]尽管托克维尔将民主与国家结合在一起(“民主国家”),以便切断民主与革命的联系,青年马克思却相信,“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⑫]。由此可见,废除、消灭国家的主题早已被提出。而相信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国家政治将消亡并不意味着相信社会政治的消解,也不意味着相信具有当下性的政治会将一切囊括其中:“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⑬]那么,政治便表现为中间性的策略性手段。

国家的消亡并不能被解释为国家所有的功能都被社会自治管理或者“事务性的管理”吸纳。某些“核心功能”必须继续存在,但要以一种在人民控制下的、公共功能的形式而存在。那么,国家的消亡并不指政治的消亡,也不简单地指国家在社会理性管理中的消亡。这或许意味着,随着制度的去官僚化和公共事务的协商成为惯例,政治斗争的领域扩大了。这种解释可以在恩格斯1891年的导言中找到依据。他写道,无产阶级无法控制自己去“蚕食”国家最有害的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28]也就是说,我们不靠抽象的教条去废除国家,而要依靠不断聚集起来的条件以弃绝国家官僚主义的陈漏。所以,权力的获取只是第一步,一个开始,它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而不是结局。


劳尔和菲德尔在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古巴的性质》

最近卡斯特罗的去世,使得古巴的国家性质、未来走向等问题在大陆激进左翼圈里又“热”了起来。有的人认为古巴已经复辟为资本主义,有的则认为古巴现在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也有人对古巴给予极高的赞誉。不同的判断其实也与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来面对当今的古巴密切相关。若认为古巴已经复辟资本主义,那自然可将古巴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甚至是要努力推翻古巴的“资产阶级统治”;如果认为古巴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工人国家,那自然是要号召举行政治革命来推翻极权的官僚统治集团;如果给予极高的赞誉,那自然又会主张无条件保卫古巴,包括其方方面面。

不过这样一些看法多少都有问题,不仅不能洞悉古巴的现实,而且难免会在未来工人国家的实践上出问题。以下就论述一下古巴的性质及笔者的态度。


古巴共产党七大会场

《美丽的哈瓦那,希望你能坚持住——古巴共产党“七大”一窥》

2016年4月29日

关于古巴今后的走向,我认为(至少主要)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古巴目前的经济状况和古共的经济政策(也就是经济方面),二是官方及群众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政治方面)。


《帝国主义势力在古巴的蔓延》

广大劳工阶层被禁止讨论,建议,修改或纠正当前政策。某共官僚集团已经取得了人民代表权利的垄断。认为垄断表示(劳动民众)没有罢工和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数年来从一个天主教派,转变为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倡导者,继而成为一个关键的政治角色。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抵制帝国主义,首要的是抵制美国自1962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经济禁运。以此保卫尽管有很多畸形官僚主义和市场化方向改革的社会主义占领区的存在。

简而言之,一个呼唤出行使自我组织和自我决断能力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已经呈现出来。因此,将可能修改官僚主义在过去几年(包括九十年代)通过的以劳动群众利益,而不是以小部分特权部门的利益对资本所做的所有妥协和优待的改革方案。尽管,未必会像邻近拉美国家的社会革命那样没收资本家,但是,政治革命依旧将面临重大的社会改革。


斯大林与莫洛托夫

《官僚自保的恐怖》

1935年9月

这段话简洁而深刻,所以值得注意。这里无需详述现在和过去时代的差别:这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清楚的是罗伯斯比尔和斯大林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的区别:前者在最关键的时期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在俄国,这项工作在列宁的领导下已经完成了。斯大林只是在这一时期落幕之后才走上前台的。他是官僚热月的活化身。在他手中,恐怖首先是用来摧毁党、工会和苏维埃,并建立个人独裁的工具,缺乏的只是……一项皇冠。恐怖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已经变成了篡夺者自保的武器,用恩格斯的话说,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平装本封面

《书评:<托洛茨基与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

2017年3月7日

美国学者托马斯·特维斯(Thomas Twiss)在他的著作《托洛茨基和苏联官僚体制的问题》中反对这种反托洛茨基的潮流。这是一部从各种角度来看都很详实细致的作品。特维斯意在“介绍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官僚体制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发展的”。虽特维斯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体制上,但他并没有将其与斯大林体制的政治经济方面割裂开来。这也许是到现在为止关于托洛茨基的频繁变化和动态分析的最系统的作品。虽然特维斯显然同情托洛茨基,但他经常对托洛茨基的立场提出异议,并竭力避免受最新的俄罗斯研究风尚的影响,它使学者成了自己课题无力的辩护者。


《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还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表达过的思想。现在中国大陆的左翼中常有这种认识,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需要积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否则就会使得社会越来越不平等,资产阶级/走资派越来越占优势,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么资产阶级法权是否真的如洪水猛兽一般,会推动资本主义复辟呢?当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就真的在限制官僚主义特权?在此需要从马克思本人所提的概念上,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来探寻答案。


克劳乌斯·塔玛斯

《寻找东欧的另类出路:访谈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塔玛斯》

2019年4月

1956年之后,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每一个流派必须解决的最深刻的直接问题是:修复俄国革命初期存在的经济与民主之间的统一。对于世界各地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来说,1956年的工人委员会似乎是重建这种统一的制度性尝试。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1956年革命的部长”之一的卢卡奇、和许多其他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中,都视为重要的问题。然而,受到1956年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匈牙利政党官员们及其首领亚诺什·卡达尔(János Kádár),自然会采用一个不同的概念框架。虽然卢卡奇将1956年的工人委员会与1917年的俄国工人委员会相提并论,但是党的官方立场将这些委员会定性为反革命势力。1956年的事件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直接的实践问题。

  持各种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试图塑造一种在拥护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和复辟资本主义之间建立的“第三条道路” ——正如卢卡奇所说的“第三条道路”(tertium datur)那样——来回归到能够达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根据梅萨罗斯和卢卡奇之间的信件,可以发现卢卡奇在1956年之后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问题,声称斯大林主义可以在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被抛弃。


4. 个人崇拜问题,领袖拜物教

菲德尔·卡斯特罗(左)与切·格瓦拉(中)于1960年5月5日在哈瓦那领导的游行

《从列宁到卡斯特罗:个人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重要性》

多依彻认为托洛茨基在两种彼此矛盾的立场之间来回摇摆。在《俄国革命史》中,在写给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信中,以及后来的《流亡日记》中,托洛茨基坚称,列宁是十月革命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列宁,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多依彻写道,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又回归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观点,即在历史形成过程中,相对于更客观的因素而言,领袖的品质是次要的。托洛茨基的观点是否摇摆不定呢?


四、不断革命论

《共产党宣言九十周年》

难以相信只欠十年就是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了。这本小册子所表现的天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出版物,以至今天我们还要被它的独创性所震撼。其最重要章节好像是昨天才写就似的。无可怀疑的是,两位年青作者(马克思时年廿九,恩格斯廿七)比任何前辈,或许也比任何后来者,对未来都更能高瞻远瞩。

早在其1872年版的合写的序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宣告,尽管宣言的若干次要段落已过时,他们还是觉得没有任何权利去修改原稿,因为宣言在过去卅五年间,已经变成一份历史文献。自那时起,至今又再过了六十五年了。宣言个别段落亦随而向后消隐了。我们尝试在这个序言中扼要地谈谈宣言中哪些地方到今天仍保有其全部力量,哪些需要重大修改或发挥。


《读书札记一则: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1848年2月21日—2018年2月21日)》

2018年2月22日

可是,马恩二人并没有主张一种“没有自由的集体主义”、齐一化的“兵营式社会主义”。恰恰相反,马恩对圣西门、卡贝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片面强调集体生产和生活的思想是有所反省的。(参考Hal Draper《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The Two Souls of Socialism, 1966)

从行文修辞看,我怀疑《共产党宣言》这里是用了突降法。宣言该节讲述了很多属集体性的现代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发展,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十点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立即实行的措施。作者似乎有意避免给读者《宣言》过于强调国家和集体、一切要通过国家和集体(尽管已经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印象,而笔锋一转,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收尾。这点儿突兀实在用得好。


《什么是不断革命论?》

1986年夏季

到底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呢?不断革命论是否就是意味着跳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呢?不断革命论是否意味着完全排斥农民呢?曼德尔在本文中对这些司空见惯的误解、曲解进行了反驳,并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八十年来,不断革命论一直是国际劳工和革命运动内部的一个讨论的课题。人们写了许多文章和书籍来从事这个讨论。世界上不少发展不足的国家也发生了革命与反革命。在这些革命与反革命中,这个理论可以在真正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考验。但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历史上屡次发生的事故一样,由于一些参加争论的人的政治需要、思想混乱、或者偏见,这个原先非常清楚的理论,却被这些人所衍生的细节问题(如果不是干脆歪曲的话),弄得愈来愈难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就是一个先例。)


《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景——它对东方各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教训》

1928年6月

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以及德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是在对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错误和倾向的分析上最终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分析,今天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具有同等重要性。

但是,这种分析现在甚至尚未开始,就被禁止了。相关的官方文件只是仓猝拼凑事实以适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其空洞性己暴露无遗的决议。纲领草案尽可能使中国问题当中最尖锐的部分被磨平棱角,然而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问题上的致命路线中的主要论点,它正式表示赞同。用咬文嚼字的手法对破产的路线进行辩护,代替了对伟大历史进程的分析。我们的任务,是填补这个空白。


《中共二大提的“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比较》

因此总的可以说,二大时提的“民主主义革命”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总体上说属于一种不断革命论,而七大中所提的“新民主主义”,则属于一种先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革命论。而这其中的变化,又与共产国际的主张变迁密切相关。1922年时的共产国际尚基本持革命共产主义主张,一方面强调阶级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东方各国的无产阶级者应积极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前资本主义压迫的民主主义革命中。但自斯大林为首的保守官僚主义集团把持共产国际以来,共产国际在立场上同样发生了一系列蜕化,过度相信资产阶级,相信“四个阶级的联盟”,随意乱指挥各国支部,导致了像中国“四一二”和“七一五”这样的失败。而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人民阵线”战略以来,又把这种要经过一个“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也叫“新民主主义制度”)方能走入社会主义(其实是指无产阶级专政而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革命论固定了下来,并在全世界得以推广,《论联合政府》出台的国际背景也在于此。

五、克服宗派主义与极左思想

戴斯

《关于戴斯委员会的几篇文章》

1939年11月—1940年1月

193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通称“戴斯委员会”)致电托洛茨基,请他前往美国出庭作证。托洛茨基立即接受了邀请,并为此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正当他准备动身前往美国时,戴斯委员会突然取消了邀请,他最终未能成行。

此举不仅遭到斯大林派的大肆攻击,在托派运动内部也不乏反对的声音。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美国支部)政治委员会委员詹姆斯·伯纳姆甚至要求社工党对此进行批判。托洛茨基便写了几篇文章,解释自己这么做的理由。

托洛茨基此举并不是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去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更不是要让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对自己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政治争论和派别斗争进行仲裁,他只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提供的一个机会,来向公众揭露斯大林主义的真相。相反,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来迫害异己(不仅仅是托派),实际上是斯大林派的拿手好戏。

《当斯大林主义者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

1950年2月

这场斗争的基本原则必须是无条件地保护所有反动压迫的受害者,并联合反对对民主权利的每一项限制。“一损俱损。”容忍或支持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权利的侵犯,都相当于对政治迫害的支持,并为进一步攻击他人开辟了道路。

斯大林主义者在违反工人阶级民主和阶级团结的原则所带来的危险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必须警醒的教训。他们从破坏政治对手的会议开始,然后拒绝在迫害面前为他们的对手辩护,以及最后,要求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的资本主义当局对他们的对手采取行动。这些可耻的行为不仅对他们不利,并且由于他们拒绝统一行动并给工会官僚们提供了采取类似行径的借口,而对整个劳工自卫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尽管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的运动和劳工的利益均犯下了种种罪行,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支持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压迫受害者,并呼吁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也这样做。我们遵循这一政策,并非因为与斯大林主义者达成协议,也不是由于宽恕他们的罪行,而是因为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阶级团结的原则。


罢工铁路工人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火车站聆听工会代表演讲

《国有化工业与工人管理》

1939年5月12日

把工人参加国有化工业的管理,同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我们称其为入阁主义[ministerialism])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所有政府阁员都有义务维持团结。一个党如果派代表参加政府,那它就要对整个政府的全部政策负责。而参加某个工业部门的管理,能让政治反对派获得充分的机会。如果工人代表在管理方面处于少数派地位,他们能利用一切机会来宣讲自己的建议,即使这些建议被多数派拒绝,也能让它们为工人所知晓,等等。

《学会思考——给某些极左派的忠告》

1938年5月22日

针对资产阶级军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态度根本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反对它们的“本国”军队。至少工人不会干涉士兵救火,营救遭受水灾的人民;相反他们会与士兵站在一起,帮助他们,与他们结成兄弟般的关系。问题不仅仅限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如果法国法西斯分子今天企图政变,达拉第政府被迫调动军队反抗法西斯,革命工人在保持自身的完全的政治独立的情形下,会和军队一起对抗法西斯。这样,在某些场合下,工人不得不允许、容忍、甚至是积极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实际措施。


《1980年代韩国进步学生“进厂”策略的得失》

2015年5月25日

最近中国大陆有些左倾青年讨论进步学生实践路向的问题,其中有部分朋友提出学生要“靠拢工人”,办法是毕业后(甚至中途退学)进入工厂。他们认为韩国工运的经验说明,学生进厂或在工厂区工作是促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最有效的方法。

其实,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