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针对移民的非人道政策！
第四国际执行局 声明
赤心 译
特朗普的美国将儿童与其家庭拆散，关押起来，成千上万人在越过地中海时淹死，萨尔维尼的意大利拒绝载有移民的船只停靠港口，维克托的匈牙利声称帮助难民是犯罪，在缅甸政府实施的另一轮军事袭击和屠杀后，37万罗兴亚人逃亡孟加拉国，来自海地和委内瑞拉的数以万计的经济难民遍布南美各国，逾五百万名叙利亚难民逃到国外，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就更多了……为了对“移民”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和美洲的一切势力，萨尔维尼和马克龙，普京和特朗普——来自东西方的沙文主义者，法国自由派和德国警察……都联合起来了，结成一个包含右翼民粹派和传统社会民主派的广泛联盟。
愈演愈烈的不人道
特朗普对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试图进入美国的移民展开新的攻击，其不人道已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最近几周，尤其在六月，零容忍政策的实施导致越过美墨边境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分离，几千起案例被公布于众。几千名儿童被关在笼内，像动物一样，然后被安置在边界点上的各个边远城市的拘留中心，而他们的移民父母则扣留在边界点上。
国际间爆发了抗议，美国国内也有大规模抗议，迫使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叫停这项“骨肉分离”政策。然而，这些家庭重新团聚的期限已满，成千上万的儿童仍与他们的父母分离，在这期间，其中有一些被驱逐出境，而另外的还未被指认。
即使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让分离的父母和孩子重新团聚（这还未发生），他也重申将继续移民问题上的“零容忍”政策——在法律流程的结果未出来前，全家甚至和孩子一起会被关押在拘留中心，虽然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或路途上已遭受了极端暴力。
来自墨西哥、中美洲，以及遥远国家（比如巴西，海地，或深圳非洲国家）的难民遭受的痛苦并非在他们踏入美国边境时才开始，而是在沿途就碰到了。最严重的是移民在越过墨西哥时碰到的情形，他们遭到勒索，仅有的财物被偷走，受到犯罪团伙的绑架，如果在路上没送命的话，那妇女被送去卖淫，男人则成为雇佣杀手或毒贩。从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开始，人们组织了人道主义车队，经过墨西哥，寻找在前往美墨边界上失踪的亲属。
2014年至2017年间，南欧有超过1600名妇女和儿童在试图穿越地中海时丧身。在试图越海的人中平均千人就有一人死亡。2018年五十人中就有1人！2018年1月以来，随着海上边界关闭的加强，1100名移民死于溺水。同时，在上游的沙漠或利比亚海岸，下游的阿尔卑斯山关头或加来，情况在恶化。
这些死亡是反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犯下的一切罪行。这不仅仅是萨尔维尼禁止他们前往意大利边界。欧洲所有政府都唱着同样的调子。
6月29日，在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收紧了他们的政策，以此沆瀣一气，阻扰行动的人道主义协会的船只，并试图在欧洲以外，北美或中东建立拘留中心：他们用移民来作为他们危机的“替罪羊”。
配合着反动政策的意识形态攻势
大众传媒和主流政客认为欧洲和北美数亿人民的问题——经济和就业困难，个人和社会保障，生存环境问题，罪魁祸首是来自全球南方的移民。他们这么做时忽视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大规模移民运动，占全球移民的三分之二。到达北方的移民人数占到当地人口的0.5%至1.5%，且很容易被同化。例如，将此与黎巴嫩相比，该国有将近五百万人口（含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单单叙利亚难民就接收了超过一百五十万人。
他们辩称，如果工资下降，失业上升，这是因为不受监管的移民非法进入北方带来的竞争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价格适中的社会住房，应该是由于城市中的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他们的生存条件难以接受，生活水平低于“我们的文化”曾有过的水平。如果犯罪在增加或不安全感和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在上升，那显然是移民的过错，特别是那些来自阿拉伯国家或来自拥有大量的伊斯兰人口的地区的移民。
这类论点有许多其它的例子。一旦提到“移民突发事件”，其它的一切事情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已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经济危机；
-利润大量增加，同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
-跨国公司的作用——特别是那些主要由美国，欧洲或中国拥有的公司在掠夺南方的资源（首先是非洲）；
-造成严重后果的外债（通常是非法的）偿还，国际大型金融机构强加的结构调整和紧缩方案；
-北方的消费水平引起的环境危机和气候灾难，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出现在全球每一个角落；
-南方（特别是中东和中亚）持续存在的地区武装冲突，帝国主义和地区大国对那里的干预正在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武器也不短缺，其中大部分是由对移民和难民关闭边境的国家生产的。
所有这些过程——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实际上是全世界社会危机以及当前移民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它们消失在了主流话语里，主流话语里充斥的是意识形态的毒药。
欧洲和美国政府有力地选择关闭它们的边界并控制来自他们领土以外的移民。他们利用南方有意愿的政府（如土耳其，利比亚和摩洛哥）开放其边界，并为他们提供数百万美元或欧元从事肮脏的工作，处理可能试图进入欧盟的难民和移民。
这些政策通常美其名曰为可能增长的种族主义的“解药”，或者是设想中的“管控”移民的需要。
接受进一步开放边界的政治和文化立场（尽管是以“受监管的”方式），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从事“本国”人口难以胜任的工作，或支付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金，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剥削人类的模式。
剥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
与过去一样，移民遭受双重剥削，特别是在农业、后勤或社会护理等一些“模范”部门。移民的极端脆弱性和社会边缘化加剧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残酷剥削，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小型、中型和大型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利润。移民通过网络找到工作，陷入非法工头经手的完全没有注册的招聘和极度不稳定的合同。
移民的剥削圈与“本土”工人被对待的方式不在一个平行网络。实际上，剥削移民的运作恰恰因为它与一般剥削的结构密切相关。工人的作用（不管是移民还是“本国人”）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边界和移民法充当了过滤器——准许大多数年轻和健康的工人，或具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进入，同时确保他们没有充分保护自己免受超级剥削的权利。它们还提供了壮观的景象：数百人挤在不安全的船只里或攀爬高高的栅栏，然后被解释为“雪崩”或“入侵”。
尽管新自由主义计划旨在完全取消任何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法律或社会规定，但构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主义等级制度意味着目前仍要为“本土”工人维持一些次要的基本支持性法规。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对移民的超级剥削，通常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结构一样）。
除了这种剥削结构之外，还有隔离——例如：
“临时”拘留中心（欧盟内外，美国和澳大利亚）；
与世隔绝的，基本上看不见的地方，移民与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成千上万的农场工人工作生活在农村；
城市中整个社区的种族主义隔离；边缘化和犯罪化。
在这种隔离的情况下，有一系列的法律和社会情况，倾向于在“移民”这个一般称谓下将下列人混为一谈：无证工人、寻求庇护者、有人道主义或国际保护的难民、有劳动许可证的移民、移民的子女和孙辈。这就构成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权利问题被完全消除，他们被划分为那些有“特权”的人（例如凭证）和那些没有特权的人。
在北方国家，移民的社会、物质和文化条件的现实也催生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恐伊斯兰症的增长。近年来，这些极端危险的现象采取了特定的政治形式，今天有可能成为社会霸权，并为七国集团内的政府政策提供信息（已发生在美国和意大利，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也逐渐有这种情况）。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那些被误称为“民粹主义者”的不同组织。然而，他们确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通过制定一个话语来寻求民众支持，根据这种话语，移民是“全球政治/经济精英”所推行的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为“本土”人口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并要他们付出代价。
这些组织往往接近新法西斯主义，袭击个体移民和整个社区——反罗姆人运动的周期性重现就是一个例子。
面对这种情况，那些自认是自由主义者的政府不能也不会真正改善它。他们无法对开放边界政策或保障人民权利作出回应。这些政府在摧毁福利国家这件事上负有责任，它们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主因的跨国公司和金融中心的主要盟友。他们没有实施真正的计划来欢迎那些希望来欧洲或美国的人或为其提供庇护。
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及对移民的社会与政治声援
唯一有效的回应是拒绝认为移民是一个“问题”，而且满足无数妇女和男人，移民和“土著”的社会需求。我们要求最富有的国家成为东道主，世界其它国家也一样。第四国际的组织和活动分子寻求在建立这样一种回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场合，他们已参加到反种族主义、反法西斯斗争的前线，以支持移民。这个工作应该着重围绕如下的重点：
·我们要求移民权：自由的迁移和定居。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认为每个人要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享受他们定居国的一切政治社会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同时，迁移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然而，无数人被迫迁移，逃离不幸、贫穷、战争、环境灾难、前景的黯淡等等。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逃离战争和迫害的庇护权。我们拒绝划分所谓的“经济”移民和难民。
这是每个国家都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特别是那些对移民进行极度镇压的国家——一切左翼都应该为移民获得完全的权利而战斗，特别要关注诸如妇女和被种族化的人，LGBTI人士，穆斯林和未成年人，他们遭受着其他形式的歧视和压迫。
·我们尝试建立反种族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不仅是作为文化斗争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反对体制和社会种族主义的代理人。这场斗争的文化和政治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离的。为了反击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层面的工作至关重要。但进行社会斗争也很重要，它能恢复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力量，在实践上暴露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操控之间的联系。
·我们支持移民的自我组织和斗争，从他们的特性和特别要求出发，但注意到在阶级问题、性别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间建立必要的联系，表明这如何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单独进程。
•我们接受被剥削者和受歧视者的互利共生的经验和他们的共同斗争——通过建立包括各种类型的工人的社会斗争和工会斗争，或通过集体项目，如自我管理的住房计划、工人合作社、团结协会和非正式的共同经济和社会援助团体。
·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认为自由选择迁移和人群交往会给社会带来积极的益处。在移民的母国和他们定居的国家之间建立大众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发展抵抗资本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明建立在团结互助基础上的新世界的可能性。
2018年7月25日
译自《国际观点》2018年7月号，总第522期。
原文链接：http://www.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