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集体讨论提纲）
1932年7月1日
Zveza 从俄文译出[1]
引言：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路线
在十月革命中，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地交织在了一起。
列宁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而不能从世界革命中分离开来。不断革命的基本原则在我们纲领的这一条里得到了体现：“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2]列宁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特点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革命的主要困难和矛盾都基于革命的国际性质和国内社会建设的本国性质之间的冲突，所以列宁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说：“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3]，以及，“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靠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4]列宁的这些言论构成了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它反对把本国革命看作完成时、并将它同国际革命分割开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此作为战略基础的民族社会主义。
第一章 不断革命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一、不断革命论的主要出发点表现在列宁的这句话当中：“既然就世界范围来说存在着大工业，那么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无疑是可能的。这个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5]这就消除了每个单独的国家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严格说来，要使任何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胜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需要这一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依靠其社会历史作用、领导起本国的民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权力。但从这一出发点来看，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明显只是国际链条上的其中一环，因此，在目前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形势下，我们既是资本主义国家链条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经济中的一环，因此，”只有从国际的角度才能正确评价革命。”（列宁）
二、不能把苏联经济的动态平衡看作是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的平衡。“苏联的经济是在世界经济的压力之下发展起来的，它进入了国际分工的体系，而且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但即便是这样，它也仍旧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列宁）对内来说，经济平衡的基础是进出口工作。苏联经济越是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苏联经济中的要素，比如价格和质量，就越是直接和敏感地依赖于世界市场中相对应的要素。与此同时，苏联经济也在不断地同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含义不明）……使得这场斗争更加严峻。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经济发展的动力便取决于我们对世界资本的经济和政治军事压力的抵抗有多少力量。但是，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要用哪种速度赶路。它一方面由生产本身的物质条件决定……（含义不明）……另一方面则是由逐渐赶超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在纲领里写过：“在两种不可调和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斗争中，结果归根到底会由每种制度下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决定。而在市场的条件之下，这一点会由我们国内价格和世界价格之间的关系来判断。”[6]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势，才能维持整个经济的动态均衡，同时千方百计地加快自身发展，确保社会主义成分相对于资本家的优势，巧妙地利用世界分工条件下产生的资源。
三、世界经济和世界分工相互关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一个国家（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能够在封闭的国家框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多样化大规模机器工业（能够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业只在世界这个层级上存在），以及，鉴于无产阶级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加强对外贸易关系而被迫允许——在一定限度之内——资本主义在国家层面的发展（特许权，……[含义不明]……混合制的国内市场），新经济政策作为大工业和大量分散的小农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经济联系形式而出现了，并推行了现代世界经济的一整套体系。
所以，事实证明：“我们的社会制度只建立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基础之上，但是斗争有一定的限度，并且要借助它们的合作。”（托洛茨基）这种条件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怎样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列宁）[7]——也就是说，在电气化的基础上，使小资产阶级因素服从于国家的核算和控制，为工业化和集体化准备条件：“我们如果没有电气化，就会不可避免地倒退回资本主义。”[8]
四、苏联的一切主要经济过程都不是……（含义不明）……与（页边被撕去）……的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管理资本的规律。这就造成了一种内外矛盾以及事态变化的相互交织和联系。”（托洛茨基）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密不可分，不解决后者，就不可能克服前者。建设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内外矛盾在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显得愈发庞大和深化。因此，苏联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矛盾，最终都会导致孤立的工人国家与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只有走世界革命的道路，才能彻底克服这些矛盾。
五、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基于全国和国际范围内持续不断的尖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一切革命不同，它不是要让任何一个阶级坐享万世江山，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不能停留在形式阶段，不能让社会找到自身的平衡点——如果它经历着一个衰退阶段，那它必须超越前一次高涨，为未来更高基础上的高涨准备好要素。一切发展都是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之中、经历着无休止的斗争阶段、由不同阶级集团之间的持续对抗而产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会在这个过程之中重组。“只要工人和农民的身份还存在，社会主义就依然行不通，在实践当中的每一步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列宁）但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这种斗争，其方法和形式必须不同于无产阶级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斗争。
其中一种形式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达成阶级“联合”（смычка）[9]。这种协议是通过对农民作出某些让步而达成的：这种让步是在以废除阶级作为路线基准确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时出现的(苏共的纲领)，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要胜过农民这个“最后的资本家阶级”，不是靠行政方法去进行占用，而是用大工业对农业……（含义不明）……产生影响。同农民的协议应当是一种致力于消除阶级的手段，也就是说，是重建和进一步有力地发展大工业以及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但是，这个任务[彻底消除城乡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之一，又需要利用世界市场的资源……”（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10]）只有依托世界工业，即在先进国家的工人取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彻底地、最终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要正确地（从消灭阶级的观点来看）构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列宁）
六、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小市场经济被密密麻麻的关系网联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之上，又无时无刻不在大规模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因此，国家层面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进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后者的制约。”谁是谁”这个问题，即使仅从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不是由苏联内部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比例来解决的，而是由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解决的。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抵抗，乃至于这种抵抗能持续一整个时代，那么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倾向将不可避免——这时，它们会俘虏中农，瘫痪无产阶级在农村的影响，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政治上的障碍。这一切都将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死亡不可避免。因此，与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一致，我们的意见如下：“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一国范围内停留一段时间……在一个孤立的国家里，矛盾会伴随着革命的成功，在地区内外不可避免地出现和积累。如果这种孤立状态持续下去，无产阶级国家就会被迫变成强加给它的矛盾的牺牲品。它唯一的救赎就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但是从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关系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无产阶级在其他国家的胜利还处在遥远的将来。”
“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世界资产阶级这个任务，比起在不越过苏联国界的条件下赶超世界经济要现实得多、直接得多。”（托洛茨基）在这个历史阶段，只有那些“坚信资本主义基础牢固或是寿命很长的人”才会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不可避免甚至是很可能就要发生，“左翼反对派同这种资本主义的乐观精神毫无共通之处。”（托洛茨基）[11]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反对派客观上并不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与农民的关系会不可避免地破裂。这种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在这个历史阶段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政治领导不力会导致这种结果。
七、列宁主义反对派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在一国范围之内停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国内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同时反对派也从来没有忽视这样一些需要：同中农达成协议，毫不放松同富农的斗争，同时坚定地维持只依赖贫农的立场——正如我们在1927年纲领中所写的：“国内的任务是，通过用正确的阶级政策来加强我们自己，通过工人阶级与农民的正确关系来尽可能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前进。苏联的内部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而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同时，在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达成同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对历史的基本估算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捆绑在一起。”[12]
苏联革命发展的阶段最终是由世界革命发展的曲线决定的，列宁主义反对派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独特的过程，“让一国范围内革命的利益服从于世界范围内革命的利益”——这就是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它确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论点之一。
第二章 民族社会主义[13]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俄罗斯新型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其根源在于1905-1917年间的右翼布尔什维主义。1905年时，右翼布尔什维主义在评价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上站在了孟什维克那一边，同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把我们的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问题的范围之内。1917年2月到3月之间，所有的这些人——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等右翼布尔什维克都与列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哪怕是列宁抵达俄国之后也是如此。他们最终滑向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左翼位置，这甚至逼得列宁都提问说：“我们党内有右翼布尔什维主义的位置吗？”（《列宁文集》11卷）[14]
二、右翼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继承者，以及今天的右翼分子，是斯大林的中派主义。在中国、印度、西班牙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以及最近在日本，中派主义都在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战略路线作斗争，并且主要以这种方式使得民主革命的任务遭到失败；它宣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样的反动口号，并用“两个阶级的政党”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作补充；它把殖民地的民主革命与正在兴起的国际革命割裂开来，从民族革命的立场上考虑前者，而实际上它是国际链条的一个环节，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由此，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把无产阶级分化纳入了小资产阶级之中，让无产阶级屈从于民族资产阶级。
三、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是：1924年中派所宣布的、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性之间的矛盾认识不足而产生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基于农民的观点，认为……（含义不明）……具有……（含义不明）……社会主义性质，也就是说，有“被社会主义同化”的愿望——因此，不管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如何——根据民族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要克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矛盾、建立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社会，这只需要靠和农民签订协议就能保证。这一理论认为，建设民族社会主义的唯一障碍就是外国的军事干预。
可见，1905年时右翼布尔什维克没有设想到俄国的无产阶级可以比西欧更早地取得政权，1917年时他们把俄国的民主革命当成最终目的来宣传、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而从1924年以来，他们的意识形态继承者——现在的右派和中右派——认为，在一国范围内掌握权力不是革命的最初一步，而是革命的最后一幕，并宣称说把在苏联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最终目的是非常可行的。在他们眼中，国际革命不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一个有利条件。
四、现代民族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A）把革命限制在一国范围内，同要求“让一国范围内斗争的利益服从于世界范围内斗争的利益”（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决裂；
B）把国内矛盾与世界经济的矛盾分开，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总是伴随着自身的矛盾；
C）否认列宁的如下立场：我们“是世界经济的一环，位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链条之中”，并由此认为可以脱离世界经济而走自己的道路，建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
与列宁在这些过渡问题上的决裂使得社会主义走向了彻底的改建，既包括对民族革命推动力的评估——他们不再把它看成是国际革命的一个环节——也包括对中农的评价——与列宁相反，他们不再把中农看成是“国内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
五、民族社会主义完全遵照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历史阶段，通过与农民的合作就能直接为一国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而无需考虑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命运。克服内部矛盾、使农民进入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起初是让农业经济以合作化的形式供给日常生活所需，现在则变成了建立在农民资产公有化基础上的全盘集体化和集体农庄化。民族社会主义对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策略公然违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路线，完全服从于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即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始终只是国际革命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只是为了与国际革命发展的步伐相适应。列宁为新经济政策准备的战术是：准备一系列缓慢而谨慎的围剿行动，然后在苏联国内发动进攻，同时牢记“这个国际的亚瑟港要塞会被打倒，因为各个要打败它的国家的力量将会成熟起来。”（列宁）[15]
同时，转向进攻态势并不是要废止新经济政策和它的方法，它只是改变了同农民的关系形式，意味着加强同农民资产阶级的斗争，推行集体化和国营农场，而二者的发展速度是由大工业的理想比重、技术水平和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规模所决定的。由于内部的经济过程会产生复杂的政治反映，新经济政策所有的基本经济问题首先是最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工人国家的存亡就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民族社会主义者就忽略了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当中政治的一面。
六、俄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反对十月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政治反动工具，它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在国内经济政治相对平衡的条件下，所谓“恢复期”的计划里仍然考虑到了革命的基本矛盾，此时民族社会主义的路线在战术上表现为同富农达成协议、使国家经济发展适应农民资产阶级的需求。合作作为一种纯粹的组织形式被他们奉为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反对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旗帜，他们在这面旗帜之下动员起小资产阶级因素，并准备向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成果发动猛攻。把“中农思想”当作民族社会主义政策的最高标准，用这种思想反对反对派，这不仅远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事实上破坏了无产阶级同中农的联盟。民族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过是为了维持同“中农”的联盟（实际上对于民族社会主义者来说中农就是富农的同义词）而在客观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而列宁反对派则不厌其烦地强调，同中农的联盟要服从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条件。
七、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始于国内相对平衡被打破的那个时刻，过去在右翼政策掩护下发展成熟的一切潜伏力量都暴露出来了，它们揭示了革命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右派路线的彻底破产。
民族社会主义的中派没法转回到无产阶级的战略路线，不能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并通过他们去依靠广大的工人和贫农阶层。同时，由于恐惧无产阶级自1928年起掀起的抵抗运动，他们也不敢陡然向右转弯。他们试图“适应无产阶级但并不放弃其政策的原则基础、特别是其无限的权力”。（托洛茨基）[16]他们在解决任何矛盾的时候都是在本国范围内搞短促突击而走极“左”的冒险路线，这一点就能够加以体现。
这种冒险本质上是：制定以极为冒险的速率推进工业化的政策、废除新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阶级、以及推动全盘集体化，他们希望用这些措施在四年内建立起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把一切经济政策置于实际的资源和阶级关系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政策仍然基于那个旧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但现在换到了第三档速度：计划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之中消灭阶级。于是，他们把现代农村的一切矛盾都赶进集体农庄（在那里，矛盾又在新的基础上开始了再生产），否认集体农庄内部的分化，先验地宣布集体农庄是社会主义企业。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掩盖了集体农庄里的资本主义农场主倾向，牺牲了贫农和雇农，把他们交给宽裕的农庄庄员去剥削。
斯大林的中派主义失去了富农的支持，在工人阶级中也应者寥寥，因此它试图在集体农庄的中农群体中为自己赢得拥护。就像党的十六大决议中所说的那样，中农应该成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支柱”，应该在农民资产公有化的基础上用行政手段将小资产阶级经济合并起来，并以此为经济基础使得中农与社会主义融为一体。
“以错误的理论见解为根据而且没有经过党的集体思想审核便强迫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种官僚主义的做法意味着比例失调现象和矛盾的无情累积，这特别体现在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托洛茨基）[17]和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是其中一方面，而城乡的相互关系则是另一方面。由于中派的这一切政策，我们国家同无产阶级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关系都恶化了，同时官僚的地位被抬高到了各阶级之上，不满情绪普遍地增长了。
八、在实际事件的检验下，民族社会主义的战略路线已经宣告彻底失败，它使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面临灭顶之灾，同时还给落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踩了刹车——毁坏和瓦解了共产国际，使得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瘫痪：“国际左派反对派断然拒绝和谴责不肖门徒在一九二四年提出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恶劣的反动，是热月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就。对于在共产国际纲领中表现出来的斯大林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在国际阶级斗争问题上以及苏联经济任务范围内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的必要条件。”[18]
第三章 革命目前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战略目标
一、苏联体制的一切动荡都来源于以下几个相互交织的重大历史矛盾：“a）旧资产阶级沙皇俄国时期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矛盾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城乡矛盾；b）俄国文化的总体落后和从这种落后之中辩证得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之间的矛盾；c）工人国家与资本主义包围圈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外贸的垄断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托洛茨基）[19]所有这些矛盾绝不是短暂的、偶发的，而是在过去九年之中，由领导层的错误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自1923年以来的失败发展而来的。
我国文化总体落后，农业方面以小生产为主导，这使得我们的物质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官僚主义得以建立、巩固和充分暴露，一方面来看，它是一种“建立在小生产者分散性和受压迫性（以及广大工人群众的不开化）之上的上层建筑”（列宁）[20]，另一方面来看，它则被过去的国家官吏阶层当作武器来对抗无产阶级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倾向。这些官吏是以前高度发展的统治阶级的残余，是小资产阶级，而联共内的上层官僚分子或多或少受到了国家机器中资产阶级成分的影响，在社会政治的反动浪潮中得以崛起，掌控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与此同时，“苏联的官僚集团是胜利的无产阶级的上层同被推翻的阶级的广泛阶层的……（含义不明）……，它在本身的结构中包含世界资本的一个……（含义不明）……代办处。”（托洛茨基）[21]
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满足了苏联官僚体系的社会需求，这个体系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倾向越来越保守，并要求对业已发生的革命进行盖棺定论式的封圣（来为官僚提供特权地位），仿佛这样就足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革命的创造性力量和官僚机构之间普遍存在着深刻的对立。中派官僚的错误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相背离，本身又早已成为官僚主义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中派官僚利用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击溃了列宁的……（含义不明）……党，肃清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独立组织，建立起了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压迫，又对工会这个保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和传授共产主义的学校进行了清算，由此在党、工会和苏维埃内确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公投制度[22]。中派领导层由此强化了双重政权的因素，而政策方面又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来回摇摆，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深刻的政治动荡。
二、在社会和政治的反动之下，党和苏维埃官僚机构9年的统治所造成的革命危机只可能有两条出路：1）要么通过公开的暴力反革命政变，实现资产阶级复辟；2）要么通过对党、工会和苏维埃的深刻改革，全面恢复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第二条道路的斗争构成了列宁主义反对派作为国际左翼反对派俄国支部的一切斗争的政治内容。
三、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从工农业的冒险主义阵地上撤退下来。这次退却必须要完成以下任务：1）制定切合实际的经济计划，保证经济能够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持续发展；2）恢复农民对无产阶级及其国家的信任（达成联合）；3）在城市和乡村重组力量，为将来的进攻创造条件。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才能够加强其专政，在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有计划地从冒险主义的位置上撤退也意味着在城乡关系领域退却到市场方法上去（要接受计划调控严格而不断增长的作用力的管控）。但这一退却还不能解决同中农在政治领域的关系问题。由于领导层的毁灭性政策，农民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工作及其成果的信心已经被破坏了。经历过中派领导层近年来对他的所作所为之后，中农还会不会同意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与工人阶级达成协议，——或者说中农会不会不满足于“恢复新经济政策”而要求新经济政策的升级版并向领导层索取政治保证——这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这一点会在实践中、在退却本身的尝试中显现出来，它首先取决于工人阶级本身在与波拿巴主义反革命作斗争中的力量，而后者会竭力从前者手中夺取它对农村中农贫农群众的影响力。
列宁主义反对派主动从冒险主义中退却，并再一次重复列宁曾说过的话：“我们绝不欺骗农民，而是开诚布公地宣告：为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同志们，我们会对你们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只在一定范围和限度之内，而且毫无疑问，这个范围和限度我们自有决断。这就是我们处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关系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农民阶级要么必须和我们达成协议并得到我们在经济上的让步，要么就和我们开战。”这些话应该构成我们与农民关系的基础。
五、当下的政治使得矛盾和困难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中派领导层将不得不自发地从冒险主义的阵地上撤退下来。但在中派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一退却势必会使得整个政治滑向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即把主动权让渡给联共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同农民以及世界资本达成波拿巴主义协定的热月—波拿巴分子。
为了切断这条撤退到“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列宁主义反对派同当权的中派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并提出明确的要求和口号纲领，以保证能够在无产阶级道路上走出目前的革命危机。
六、如今，和我们起草纲领的时候一样，“国内有两种相互排斥的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立场，一种是谋求转回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立场。”[23]
斯大林的中派领导集团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含义不明）……同别塞多夫斯基[24]们联盟：“两条战线出击”，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列宁主义反对派——这就导致力量对比越来越偏向于热月-波拿巴的一方。
而列宁主义反对派是无产阶级立场的唯一代表。在困境之下，它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战略路线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从国际革命发展的视角看待我们革命的每一步，把根本的历史测算同国际革命联系在一起——并且只与它联系在一起。
注释：
[1]集体讨论提纲谈到的“民族社会主义”，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2] 这段引言实际上来自于第七次党代会。参见1918年3月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3] 出处同上。
[4] 参见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
[5] 参见列宁在1921年12月23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
[6] 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4章《国家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1927年）。
[7]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1921年）。
[8]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1921年）。
[9] 参见托洛茨基《“联合”是什么？》（1928年12月）。
[10] 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12] 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4章《国家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1927年）。
[13] 笔记中的民族社会主义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14] 参见列宁《政论家札记》（1917年12月）。
[15] 亚瑟港，即大连旅顺口，曾是沙皇俄国通往太平洋的唯一温水港口。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占领此地，在战略上给了俄军极大打击。
[16] 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17] 出处同上。
[18] 出处同上。
[19] 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20]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1921年）。
[21] 参见托洛茨基《苏联的发展问题：国际左派反对派关于俄国问题的提纲草案》（1931年4月4日）。
[22] 公投民主（Плебисцитар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是指在人民直接表达意志的条件下，人民对权力的政治影响被限制在 “赞成或反对 “的框架中的一种民主模式。
[23] 参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政纲》第1章《序言》（1927年）。
[24] 格里高利·别塞多夫斯基曾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官员，他于1929年叛逃，并在法国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