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翌年的3月8日：乌克兰女权主义的历程与愿景
[乌克兰]卡特琳娜·图雷恩科（Kateryna Turenko）
匡红 译、余音 校
（2023年）2月中旬，乌克兰议会网站上传了一份法律草案，要求取消3月8日的庆祝活动，改为“乌克兰妇女节”。议员提及，3月8日这一国定假日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与苏联遗产割席”的必要性。他们明显忽略了这一天的政治意义，即让人们注意到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
多年以来，乌克兰女权主义者为妇女的政治、经济和个人权利而斗争。他们关注性别暴力、男女薪酬差距和生育劳动的贬值。这些问题绝非在战争中消失了，反而更为严峻，并为女权运动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们与一线活动家交谈，以了解妇女在战时的地位、女权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战后乌克兰社会产生的威胁。
战争如何影响性别不平等？
2022年2月24日之后，乌克兰社会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之一，是俄罗斯士兵施行的性暴力。
“女权主义工作坊”（“Feminist Workshop”）的成员阿纳斯塔西娅·尤尔琴科（Anastasia Yurchenko）指：“乌克兰妇女正不断遭受性暴力等此类战争罪行的威胁，而我们只能想象被占领区里所发生的事情。”
除了炮击和暴力所带来的直接威胁外，战争还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前线附近的人正濒临人道主义灾难，国内其它地方的问题同样加剧。由于社会福利的资金遭削减，弱势人群首先受影响。
尤尔琴科解释：“国有部门工资的降低影响到了妇女，因为她们占不同级别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重要部分（护士、医生、教师、官僚）。比如幼儿园的资金缺乏，意味着妇女的额外负担。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某些反暴力的项目可能会受限。”
“Bilkis”活动家亚娜（Yana）也强调战争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加重了主要由妇女所组成的护理部门的负担，妇女的肩上担负着最为沉重的低报酬，甚至无报酬的生育劳动。亚娜认为：“大部分的家务劳动都落在妇女身上。没有了煤气、电、水和暖气，她们将会面临如何给婴儿洗澡、做饭、打扫整理等等一系列挑战。”
在这些问题发生的同时，也有可喜的变革——乌克兰女权主义者多年努力下，伊斯坦布尔公约获批，以及关于联合国决议《妇女、和平、安全》决议的工作的推动。
“女权主义小屋”（“Feminist lodge”）的成员阿纳斯塔西娅·切波塔廖娃（Anastasia Chebotaryova）认为：“从国家层面而言，欧洲一体化已大大影响不同国家。他们不能再忽视性别平等的问题。”
在阿纳斯塔西娅看来，联合国的1325号决议《妇女、和平、安全》在战争期间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决议意义重大，其表明了战争对男女的影响是不同的，并着重于安全措施、对抗暴力以及将妇女置入推动和平的进程之中。乌克兰是第一个在战时批准1325号决议的国家，俄罗斯的全面入侵成为了革新国家行动计划的推动力。早些时候，1325号决议主要在乌克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社会活动和政府的议程上，但现在扩大到了乌克兰的所有地区。
来自“Femsolution”的艾丽萨·香潘斯卡（Alisa Shampansk）也看到了好的变化，即妇女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不再“透明”。
战后女权运动的前景如何？
人权倡导者和“妇女视角”（“Women’s perspectives”）核心负责人玛尔塔·丘马洛（Marta Chumalo）指出了未来的四种潜在威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对生育权利的威胁。有的人可能会以战争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以及乌克兰妇女的出逃为由，试图禁止堕胎。另一个威胁则是极右翼话语加剧，与对妇女权利的攻击相伴相生的。而民族主义的激化则是战争的常见后果。另外因为男性在前线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家庭暴力也可能会激增。还有一种威胁是，有关恢复和重建的最高级关键决定权，仍将主要由男性执决。
阿纳斯塔西娅·切波塔廖娃也认为，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妇女和女孩的需求可能会被忽视：
这将与城市、护理基础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重建有关。开始寻找纳入这一进程的方法是至关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有机会争取其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
乌克兰社会已经需要为退伍军人提供有效的康复计划，帮助他们应对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艾丽萨·香潘斯卡认为：“建立和安置康复系统是一个重大挑战。女性主义运动也可以参与其中。”
玛塔·丘马洛（Marta Chumalo）则指出，加强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所带来的威胁：
不符合这两种规范所定义的框架的行为，往往不被其他人认可。无论是男性回避战争动员，还是女性受复员军人家暴后寻求帮助——他们都面临着谴责和不被理解。这反过来又扩大了性别隔阂。
我们迫切需要哪一种女权行动？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开始后，大多数女权主义组织都发起了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并稍微调整了活动的重点。例如“妇女视角”已经为属于弱势群体的妇女——例如流离失所的老年妇女、患有精神障碍的妇女、多子女的母亲、残疾妇女和受性别暴力影响的妇女——建立了七个避难所。“女权主义小屋”也非常注重人道主义援助。
阿纳斯塔西娅·切波塔廖娃告诉记者：“这是许多人道主义基金都不会关注的、或难以关注的地方——村庄、临时占领区和接近前线的地区。我们在克拉马托尔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和扎波济亚，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建立了广泛的志愿者和互助网络。”
来自“Bilkis”的伊万卡（Ivanka）也指出，他们的活动主要针对于低收入者和无家可归者：“我们目前正在进行两个社会项目。一个是‘物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捐赠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拿走需要的东西。‘喂鸟人’则为低收入或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这是一个‘交叉性’的女权主义，我们相信性别不平等与其它类型的不平等，如经济不平等是相互影响的。我们还计划组织一系列关于妇女与战争的电影放映会，并制作关于乌克兰女权主义的教育大纲。”
所以，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停止了对性别不平等问题的发声。恰恰相反，正是通过帮助人们，她们才能扩大自己的受众。艾丽萨·香潘斯卡还讲述了 “FemSolution”是如何将人道主义和教育活动相结合的：
现在我们在该领域的主要活动为，在社交媒体上信息影响我们的受众。我们为妇女和其家庭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人们订阅我们的频道是因为他们想接受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女权主义观点。这就是不久后我们开始创作教育性图示的原因：例如，我们参加了“16天反对暴力”的活动，说服人们在Diya上投票，以保留3月8日的国家假期，从而能够继续抗议活动。
流离国外并为乌克兰小区的需求进行宣传的活动家也提供了巨大支持：社会运动党（“Social movement”）的活动家瓦列里娅·祖巴腾科（Valeriya Zubatenk）分享：“我目前在国外，我的主要工作为寻求国际团结，传播真实的信息，对抗官方宣传。在这一年里，我与国内不同的小区进行了远程合作，其中包括寻求和确保财政帮助，以及组织以反思为主的内部活动。”
团结与合作——乌克兰的内外
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认为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基层女权主义集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阿纳斯塔西娅·尤尔琴科分享她的经验：“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庇护所或人道主义项目——我们与更多有经验的活动家联系，接受咨询和帮助。比如，我们需要为收容所的儿童提供尿布，那么下一步我们写信与活动家沟通，便能找到所需的东西。”
这样不同运动之间合作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仅限于女权主义者的共同努力，还包括其它民间活动家和LGBT+小区。阿纳斯塔西娅认为社会展示了许多积极的案例，其中包括勾勒妇女遭受的暴力侵害和物化，妇女在军队中的地位，以及包括女权主义者在内的壮大志愿者运动。阿纳斯塔西娅也表示来自市政当局代表的敌对态度。
阿纳斯塔西娅说：“保守派议员向我们的组织施加压力，干预我们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当局并没有就这个问题提供任何适当的解决方案。”
阿纳斯塔西娅·切波塔廖娃强调，乌克兰基层女权主义者从国际社会得到了明显更多的关注。“我们得到了众多会议的邀请，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交流和学习项目。这让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去主动应对敌对光谱的挑战。”
来自“Bilkis”的赞雅（Zhenya）还提到了欧洲女权主义者的物质援助：“夏天的时候，法国的女权主义者拜访了我们，并为我们的办公室提供了一些重要物资和捐款。其它欧洲的活动家也给送来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办公设备。”
同时，许多活动家提到了“女权主义抵抗战争”的宣言，外国活动家和学者在宣言中表示反对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在女权运动在寻求声援时所面临的挑战中，瓦列里娅·祖巴腾科点出：西方部分左翼人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特权，即他们仍能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
在乌克兰，我们一整年都在实施、而非空谈女权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而在西方，这些同样的问题仍是冗长的辩题：他们没有为人道主义而努力筹集资金，反而却在一直思考是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这已经成为我们寻找与西方左翼团结时的挑战。
相对于“女权主义抵抗战争”此宣言，乌克兰的活动家提出了“抵抗的权利”的宣言。来自世界各地的900多名活动家和70个团体签署了这一呼吁，这证明了乌克兰女权主义者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乌克兰社会自战争开始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玛尔塔·丘马洛说，来自乌克兰不同地区的女权主义者的互帮互助、和察觉需要的程度大大提高，来自外国女权主义者的合作、团结和支持也在增加。“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正成为一种趋势。许多以前并不认同女权主义的妇女现在也开始认同。”
最后，如果今天有一个女权主义游行，我们建议女权主义活动家挑选出一个口号，并在海报上列出：
“战斗永远不迟”
“自由而非洗脑”
“俄国是恐怖主义之国”
“实施《伊斯坦布尔公约》”
“不要生气，保持团结”
2023年3月7日
原文链接：https://commons.com.ua/en/8-bereznya-vijna-dosvidi-ukrayinskih-feministok/
作者卡特琳娜·图雷恩科是编辑，艺术家，左翼女权主义协会FemSolution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