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派（DS）与巴西劳工党（PT）的经历，从1979年到第一届卢拉政府

[巴西] 若昂·马查多（Joção Machado）  著

柏林炮兵志愿团  译，素侠云雪  校

编按：此文为第四国际巴西支部领导成员对社会主义民主派（Democracia Socialista）参与劳工党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劳工党起源于巴西20世纪70年代的工人运动，在七八十年代时是一个较激进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当时在巴西工人阶级中影响最大的党。随着苏东剧变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劳工党也逐渐右倾，党内改良主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至2002年卢拉当选后，已明确拥抱新自由主义政策。第四国际内部就如何看待劳工党，是否应参加劳工党及2002年后是否应参与劳工党政府等问题，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自编者看来，巴西劳工党是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但从来不是革命党，其内部架构和工会官僚主义的影响也使其没有成为革命党的潜力。因此革命者可以（甚至是应该）在一定时期内（如七八十年代劳工党与工人运动结合紧密之时）参与劳工党，但应时刻警惕劳工党的改良主义倾向，参加劳工党可以是一个争取工人群众的方式，但不应抛弃列宁主义原则，幻想这种工联主义政党有可能成为革命党。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很多错误基于此。

原文按：若昂·马查多（Joção Machado）在上述整个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民主派（DS）的领导人。本文参考了2012年1月在国际研究教育所（IIRE，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举办的有关于丹尼尔·本赛德的研讨会的部分书面稿件。然而，本赛德在社会主义民主派的讨论中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确实在其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后期。

关于劳工党，参见《一种新型政党：巴西劳工党》：https://www.jstor.org/stable/2633779（可一并推送）

劳工党的建立

成立巴西劳工党（PT，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的想法是在1978年底提出的，并于1979年着手进行。1980年2月，该党的《宣言》获得通过，该党进入正式的合法组建阶段。当时正是开始于1964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的最后阶段，而巴西只有两个合法政党：支持政府的全国革新联盟（ARENA）和反对政府的巴西民主运动（MDB）），也就是唯一的反对党。

该党最初的文件已经谈到社会主义并打击资本主义，但其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既独立于雇佣阶级也独立于雇佣劳动阶级的党，从而独立表达工人的利益，而不是操纵他们。该党的《建党原则》使用了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所做的著名表述（“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并未提及其出处。

巴西劳工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巴西独裁统治临近尾声时的劳工运动，是由被称为“真正的工联主义者”（基本上是指提倡阶级斗争的工会组织者）的工会流派推动的。然而，从一开始，一些革命性的政治组织也与这些工会成员一起参与其中：其中一些组织对运动的最初发起也产生了影响，尤其是两个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组织——社会主义融合（CS，莫雷诺派（指纳韦尔·莫雷诺（Nahuel Moreno）的追随者））和托洛茨基主义工人派（FOT，从朗贝尔派（指追随皮埃尔·朗贝尔（Pierre Lambert）的人）分裂出来的一个小组织）。托洛茨基主义工人派具有影响力主要是因为其领导人、皮革工人工会主席保罗·斯克罗莫夫（Paulo Skromov）也是1979年和1980年上半年发起劳工党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79年底，当巴西劳工党的建设运动已经开始时，社会主义民主派（DS，Democracia Socialista）才以这一名称正式成立，尽管其成员甚至在其成立之前就已经参加了运动，并且之后将成为第四国际（FI）的巴西支部。它在两个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劳工党初期的组织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又扩大了其在全国的影响力。为了理解这两个州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圣保罗州作为巴西人口最多、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州，一直是巴西劳工党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基地，其次是米纳斯吉拉斯州、里约热内卢州和南里奥格兰德州这三个州。

1980年5月31日和6月1日，巴西工党召开了全国启动大会，并开始了成员注册。

当时，在巴西合法注册一个政党仍然极其困难。一个政党只有在几个州都存在，且党员人数至少达到几十万才能注册。要做到这一点，革命组织的参与起着决定性作用，天主教会基层社区和其他左翼天主教徒中越来越多的积极分子也参与其中。因此，尽管“真正的工联主义者”（尤其是卢拉）在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但更激进的团体从一开始就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巴西所有在官僚化国际共产主义传统（即追随正统的苏联路线的）政党（即巴西共产党（PCB）和最初为毛主义政党、当时到1989年之间为“霍查主义”政党的巴西的共产党（PCdoB））左翼的活动者也都在早期加入了巴西劳工党，尽管不一定是在发起之初。

1981年8月，劳工党达到了合法注册所需的成员数量并完成了组织程序，其后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会议”（即第一次代表大会）。

1983年，“链接派”（the Articulation——这个术语大概率来自拉克劳与墨菲，强调一种基于临时性“领导权”的广泛团结，如同卡车上铰链的链接）（又称“113派”，因为其宣言有113个签名）成立。这是卢拉和其他领导人为确保自己在劳工党中占多数（当时其在劳工党的全国会议代表中约占60%）而组建的一个团体。除了与卢拉关系密切的工会成员外，这个阵营还包括一些知名人士、最初由巴西民主运动（MDB）选举产生的议员、基督教左翼活动家以及其他来自已经解散的革命左翼组织和一些尚未解散的组织的人士。从那时起，这个阵营就以不同的名称（“链接”、“斗争中的团结”、“多数派”）和不同的组成形式持续存在。必须明确的是，它的政治立场始终是多元的；直到2003年，它始终包括一些更加激进的团体，也有许多仅仅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成员，从90年代开始，还包括一些持明确的社会自由主义的立场的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古巴共产党在链接派中的影响很大。而1989年之前，卢拉一直处于这一阵营的“中心”，尽管此后他开始滑向右翼，越来越主张更多地融入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和现有的“政治秩序”。不过，卢拉的这一立场在当时并不公开——他避免参与党内争论。

巴西劳工党的成立使巴西工人有了自己的政治表达，而此时他们的社会分量正在增加；这是阶级走向政治独立的重要一步。巴西劳工党还将自己定义为具有合理的内部民主的多元化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

巴西劳工党的成长与转变

诚然，巴西劳工党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严重弱点，特别是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含义时缺乏深度，而且组织结构非常松散。然而，直到1989年卢拉作为明确的左翼候选人几乎赢得总统职位时，巴西劳工党仍然得以发展壮大，并巩固了其作为巴西左翼主要参照点的地位，并且也成为了一个国际左翼运动的参照点。因此，巴西左翼的许多人淡化了该党的弱点，无法想象在巴西劳工党之外的任何未来。

就在1989年，随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随之而来的左翼大危机，国际上开始了一场剧变。从那时起，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了包括巴西在内的世界各地。这带来了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恶果，以及深刻的社会影响：工薪阶层和社会运动被削弱。与此同时，就巴西而言，从1988年起，巴西劳工党在现有机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仅在议会，而且在地方市政府，后来是地区州政府）。这自然增加了该党适应资产阶级体制的压力——鉴于巴西劳工党在政治上和理念上的相对弱势，这种压力更加难以抵挡。我们还应该记住，劳工党对于工会机构的倚重从该党诞生之初就带来了官僚主义，而且从80年代末开始，“工会链接”就一般处在劳工党“链接”的右翼；劳工党适应资产阶级秩序的压力在工会领域比在政治和议会领域甚至更大。

卢拉在1989年大选中以极其微弱的劣势失败恰逢国际左翼大危机的开始，这标志着巴西劳工党的一个转折点。卢拉和他的支持者越来越相信，他和巴西劳工党有可能通过缓和自己的纲领和扩大联盟而获胜。事实上，特别是在1994年卢拉第二次竞选总统失败后，其核心选举策略就逐渐建立在完全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阶级对立的基础上了。这就排除了通往选举胜利的另一条道路——基于更加广泛的民众动员，扩大1989年已经取得的阶级政治的成果，并将选举理解为阶级斗争的时刻。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卢拉和他的亲信就开始推动“温和”，淡化巴西劳工党的社会主义色彩，并寻求与资产阶级部门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巴西劳工党正在失去其反抗性优势，日益融入现有秩序。许多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其领导人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每次全国大选中，该党的左倾程度都有所下降。每次总统选举失利（卢拉继1989年和1994年失利后，于1998年再次失利）都被认为表明其“温和”程度和“扩大”联盟的努力仍然不够。

这种政治演变在其组织上也有对应物。在建立劳工党的早期，人们关注的是组建支部和一个有战斗干预性的政党，但后来这逐渐被围绕选举组织政党的理念所取代。在90年代，“专业化地”组织竞选活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说，竞选活动越来越是由领取报酬的职业政客主导的，而不是由自愿付出时间的社会活动家组织的。

另一方面，劳工党的整体发展变得非常不平衡，内部的政治分歧也大大增加。20世纪90年代，劳工党内部总体上出现了明显的左翼和右翼两极分化，尤其是在1993年之后，当时的劳工党主体——链接派——分裂为多数派（取名为“链接——团结斗争派”（Articulation-Unity in Struggle），即卢拉和何塞·迪尔塞乌（José Dirceu）的部门）和“左翼链接派”。事实上，这一分裂使得“左翼链接”与其他左翼流派（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派）一起，在短时间内（1993至1995年）构成了劳工党全国领导层中的多数。尽管左翼在1992年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融合（其因不接受关于党内派别的规定而被正式开除出劳工党），尽管部分左翼在1989年后向右转，但这一左翼多数派的达成仍是可能的。

随着1995年巴西劳工党“多数派阵营”的成立，党内最右翼的一部分变得更加明确。这个“阵营”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其领导层，都在一点一点地改变他们的社会忠诚和政治主张：他们与企业界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与社会主义立场保持距离。在筹备巴西劳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99年）期间，甚至有人试图正式放弃社会主义的提法（何塞·迪尔塞乌就宣称“社会主义是挂在巴西工党脖子上的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然而，这一尝试并没有成功，因为即使在“多数派阵营”中它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劳工党领导层开始认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趋势，并因此融入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光谱。

另一方面，在巴西劳工党的左翼部门，情况却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些部门也受到了国际左翼危机和更大的制度压力的影响，但其影响的方式并不相同。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尽管也有一部分左翼人士向右转。但在那些坚持左翼立场的人当中，最主要的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压力和保持社会主义理念的方向。1993年成立的左翼链接派就是对于右翼抵抗的重要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部分左翼就经常转向右翼，但劳工党的左翼仍然继续对该党的立场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在1995年和1997年的全国会议上，右翼和左翼几乎各占一半。此外，即使在“多数派阵营”内部，其演变也是多种多样的。许多支持者继续反对社会自由主义，认同社会主义。此外，在卡多佐（F.H. Cardoso）政府执政期间，劳工党左翼在反对派中的角色迫使整个巴西劳工党与新自由主义保持距离，这在相当程度上掩盖了正在发生的变化。

社会主义民主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变

正如我们所说，社会主义民主派成立于1979年，基本上是由两个战士团体（最大的在米纳斯吉拉斯州，第二个在南里奥格兰德州）联合而成。一些来自共产主义工人党—战斗（POC-Combate）（多年前曾与第四国际的国际多数派倾向组织有联系）的成员也参加了该组织。其在全国共有60名左右的成员。

社会主义民主派已经与第四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第四国际组织的两名代表弗朗西斯科·卢卡（Francisco Louçã）和索科罗·拉米雷斯（Socorro Ramirez）参加了成立大会，尽管几年后他们离开了第四国际。这个新组织甚至在正式成立之前，就派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1979年举行的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然而，该组织直到1984年才正式申请加入第四国际，并在1985年的世界代表大会上被承认为巴西支部。

1981年，一个来自社会主义融合的小组织与社会主义民主派合并（实际上，它加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派），该组织使用了一个新名称——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派（ORM-DS）。1982年，巴西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络委员会（FOT）加入了社会主义民主派（当时，保罗·斯克罗莫夫（Paulo Skromov）已经失去了他在1979—1980年巴西劳工党成立之初在领导层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几年后，他也离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派）。

社会主义民主派从其成立大会起就采取了将自身建设与劳工党建设相结合的立场。因此，这不是某种“打入主义”（entryism）的问题。这是一个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建设的问题：将劳工党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这意味着将其视为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合法的人民阵线”或其他类似的提法）；将社会主义民主派建设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将其理解为劳工党的一部分，而不是与劳工党竞争。我们将巴西劳工党定性为一个有着开放的未来可能性的政党，自其成立以来，其方向一直存在争议，但其结果并不是预先确定的。它可以演变并成为一个革命党，但这种演变将取决于党内最左翼的阶层能否在政治方向之争中获胜。1980年，在一本名为《巴西劳工党与革命党》（The PT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 in Brazil）的小册子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这一总体路线。

从一开始，社会主义民主派与第四国际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密切。除了弗朗西斯科·卢卡在1979年后多次返回巴西外，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和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以及第四国际或其各个支部的其他领导人也参加了社会主义民主派的许多讨论和活动。米凯尔在讨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基本和初步方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丹尼尔则是非巴西籍的第四国际激进分子，他主要在1980年至1990年期间以及2002年至2004年期间在巴西活动。

1980年至1990年期间，第四国际努力加强其在拉丁美洲的组织，每年组织“拉丁美洲支部拉丁美洲政治局”，并推动不同领导人到其他地区国家访问。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和夏尔-安德烈·乌德里（Charles-André Udry）这两位主席团成员经常参与这些活动。在这一框架内，社会主义民主派与墨西哥工人革命党（PRT，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在1980年代，墨西哥工人革命党是第四国际在拉丁美洲最大的支部。

1988年举行了一次特别重要的社会主义民主派代表会议。1987年，劳工党的第五次全国会议通过了明确的左翼路线以及党内“内部派别规则”（旨在防止“党内党”的存在，但也扩大了少数派的权利）。为了遵守这些规则，社会主义民主派用“基本准则”取代了以前的章程（因为这一措辞暗示了党的存在），“基本准则”概述了基本相同的组织原则。同时，该组织的名称也回到了成立大会时的“社会主义民主派”。这不仅是一个更适合党内派别的名称，而且实际上也是该组织一直沿用的名称

另一项重要决定源于社会主义民主派对劳工党发展历程的“资产报表”的积极填写。我们同意将劳工党定性为“建设中的革命党”。墨西哥工人革命党的同志们，尤其是塞尔吉奥·罗德里格斯（Sergio Rodriguez），他是工人革命党在国际上最活跃的领导人，也是与巴西人接触最多的人，他建议我们直接称劳工党为“革命党”，以表明我们对党的忠诚（commitment）和开放态度。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群众性工人政党”、“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或“阶级政党”——但不是“革命党”。我们所说的是，巴西劳工党可以成为一个革命党，这取决于巴西阶级斗争的总体进程和党内路线斗争的结果。面对墨西哥同志的建议，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领导层认为，直接将巴西工人党定性为‘革命党’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原因之一是那些显然不是革命者的力量在党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包括在其多数派链接派中的影响），而是选择了“建设中的革命党”这一提法，以此来加强我们对巴西劳工党建设的认同。

有趣的是，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id，他没有参加社会主义民主派会议）后来对这一表述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认为“建设中的革命党”并不意味着什么，就加强我们对劳工党的忠诚而言，这种表述没有任何特别的好处。另一方面，这一提法有可能让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在面对劳工党仍将面临的问题时实际上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劳工党仅仅是可以成为一个革命党（正如我们一直所做的），那就意味着我们也认为它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个论点可以扩大。谈论“建设中的革命党”往往意味着我们对党内存在的相反立场关注较少，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一个广泛的阶级政党要成为革命党所必须经历的质变。换句话说，它将从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工人政党转变为一个不仅围绕着为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目标而奋斗，而且围绕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而组织起来的党所涉及的质变要求降到了最低。后者意味着对资产阶级体制的局限性以及在这些体制内的斗争有着清晰的认识，而这一点是整个劳工党所从未作为一个总体而拥有过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即在1989年巴西劳工党开始转变发展方向之前，社会主义民主派拥有约一千名成员，并得到了更多巴西劳工党成员的支持。一般来说，在劳工党的全国会议（代表大会）上，社会主义民主派能够获得了差不多10%的代表权。它在劳工党左派和党内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其发展了重要的社会根基（尤其是在南里奥格兰德州；至于在米纳斯吉拉斯州，也就是它最初的大本营，它因将成员转移到其他州的过分意志主义化政策而被削弱），它在 CUT（工会中央）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学生运动中保持了自己的力量，它的许多成员最初都来自学生运动。它开始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团体（特别是劳尔·庞特（Raul Pont）于 1986 年当选为州议会议员，并于 1990 年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一方面，它是一个与第四国际及其立场非常接近的组织。事实上，这种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考虑到劳工党在这一时期一直在向更左翼发展，DS 当然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将 社会主义民主党建设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将劳工党建设成为一个政党的双向策略，在此之前都还是相当成功的。

1990到2002年间的社会主义民主派

大概是在1990年之后（也可能是1995年之后），也就是在巴西劳工党开始转向不那么左翼的立场并加强其对资产阶级体制的适应之后，甚至在卢拉当选并组织进入政府之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派的路线就开始出现严重问题。

劳工党开始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1988年之后，劳工党选出了三个州首府——圣保罗、阿雷格里港和维托里亚——的市长），并开始成为共和国总统职位的正式竞争者。这与国际左翼及其理念参照点的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不断攻势结合在一起。尽管这远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正如我们所说，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左翼赢得了劳工党领导层的多数席位），但劳工党还是向右转了，尤其是在1994年之后。

甚至劳工党的左翼也加强了对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参与。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派力量最强大的州，也是劳工党机构存在最多的州（首先是在阿雷格里港市政厅，然后从1988年开始在州政府）。这并没有使南里奥格兰德州劳工党的左倾程度低于全国其他地区——相反，当时南里奥格兰德州劳工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左倾（这可以从其在社会主义民主派和左翼链接派的参与中得到说明——在那里，旧链接派的大多数人都留在了新的左翼链接派）。奇怪的是，在整个90年代和21世纪初，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劳工党既是全国最“体制化”的，然而也是最左倾的。

这一时期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94年的头几个月里，卢拉在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然而在第四国际内，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社会主义民主派是否应该入阁，埃内斯特·曼德尔却对此忧心忡忡。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提醒我注意这种假定的政治参与所涉及的风险，因为他认为卢拉在政府中不太可能采取对抗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左翼路线。当时我并不相信，因为劳工党的领导层大多数来自党内左派（甚至社会主义民主派也是党内领导层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民主派领导层的主流观点是，卢拉获胜将引发一场大规模的阶级对抗，这既是由于国家的总体形势，也是由于劳工党内普遍存在的观点，即使这可能违背卢拉本人的意愿。

关于是否要参加卢拉政府的讨论没有继续下去；从1994年年中开始，卢拉就显出了颓势。直到2002年底，在力量对比对左翼更加不利的情况下，这个话题才再次出现。

第四国际围绕1994年巴西大选进行了另一场讨论。丹尼尔·本赛德在向筹备1995年世界代表大会的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题为《新的历史时代》的报告中指出，巴西劳工党在1994年大选中采取了比智利人民团结阵线更为温和的纲领，并得到了巴西支部成员的同意。

在巴西劳工党内，我们曾就纲领问题争论不休，但左派并未提出一个整体的替代路线；所通过的纲领是当时在领导层中占多数的左派与卢拉本人周围的团体之间的妥协。事后看来，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左派在领导层中的多数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幻的：卢拉继续在党内发挥着主导性的政治影响。我们无法判断如果卢拉获胜会发生什么，但我们当时就纲领所达成的一致无疑掩盖了劳工党内部已经呈现的分歧。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待。事实上，丹尼尔·本赛德所报告的主题正是左派目前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在新自由主义的强大攻势面前处于守势。

另一方面，这份题为《新的历史时代》的报告从此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丹尼尔·本赛德和米凯尔·洛威的多篇文章被翻译和分发；其中几篇被收录在由何塞·科雷亚·莱特（José Corrêa Leite）引介编辑的文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乌托邦》（Sao Paulo, Editora Xama, 2000）中出版，该文集后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派的核心教育工具。

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和21世纪初开始，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派的许多人就意识到了“巴西劳工党的体制化”（即在20世纪90年代巴西工党适应巴西国家资产阶级体制的过程）的问题，也意识到了这一过程已经影响到了党内的左派，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派（事实上，社会主义民主派已经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体制影响力）。然而，在21世纪初，我们仍然相信新的国际主义（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s）是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一）的推动力足以恢复左派——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革命观点，并有助于扭转危险的妥协过程。丹尼尔·本赛德和第四国际组织的其他成员都赞同这一观点，这一点从他在《一个迟钝的焦虑》（Une Lente Impatience）一书中对论坛的乐观展望中就可以看出。

事实是，在那个时期，尽管我们的分析（包括第四国际领导人的一些思考）指出了劳工党令人担忧的演变，但我们却并没有对建设该组织的路线做出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这导向了最后的悲剧。

卢拉的大选，社会主义民主派与第四国际的分道扬镳

2002年年底，卢拉终于当选为总统，这使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卢拉和劳工党大多数领导层针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逻辑进行了一系列新的妥协性调整：选择一名主要的商人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向“市场”保证“合同”将得到履行等等。劳工党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整个2002年，象征这种抵制的劳工党成员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埃洛伊莎·埃伦娜（Heloisa Helena）。她竞选阿拉戈斯州州长的候选资格被劳工党全国领导层取消，目的是促成劳工党与自由主义政党结盟。

2002年底，社会运动与卢拉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这将是第四国际领导人，特别是丹尼尔·本赛德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确认卢拉获胜后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表达了他的担忧（我是他在巴西的主要联系人）。他指出，卢拉政府不可能与统治阶级对抗，也不可能进行任何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从而为左翼，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参与提供理由——这一论点与埃内斯特·曼德尔多年前的论点相似。但如果说1994年我还心存疑虑，那么2002年就不是这样了。于是我告诉他，我确信卢拉政府会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我完全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派参与其中，但社会主义民主派内部会进行激烈的讨论。考虑到社会主义民主派与巴西劳工党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卢拉当选所引发的普遍情绪，要拒绝参与政府工作并非易事。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派能否坚持革命、社会主义民主派与第四国际的关系以及第四国际作为国际革命组织的作用都受到了考验。第四国际并不奉行国际中央集权制，也不在个别国家的政治方向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它并不像第三国际那样自诩为“世界革命党”，尽管它在早年也的确这样做过。但它将自己视为一个国际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尽管其组织结构基于一个反思和交流中心以及一系列支部网络，这一点意味着它必须在具有国际影响的问题的讨论中发挥真正的作用。一种方法是让不同的成员自由表达他们的立场和关切；而另一种我们所接纳的关于纲领性问题的立场是，允许国际机关采取与相关支部不同的立场；支部应公布国际机构的不同立场这些立场，但没有义务执行。

尽管埃洛伊莎·埃伦娜的立场在公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也反对入阁，但社会主义民主派还是决定入阁。不过，考虑到反对意见，它还是在内部达成了某种妥协：将入阁与“政府方向之争”挂钩，并坚决强调今后可能必须与政府决裂。此外，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在领导层中做出了各种妥协，试图让讨论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继续下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派中的左派，也就是那些最反对入阁的人来说，这些妥协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相信随着进程的展开，卢拉政府的性质会越来越清晰。

2003年1月，第四国际组织的许多成员在阿雷格里港参加了世界社会论坛，其中包括丹尼尔。他就我们在那里进行的讨论做了一份有趣的报告：

2003年1月，第三届论坛的气氛不比往前。因为巴西劳工党刚刚失去了在南里奥格兰德州的执政地位，而卢拉则以超过60%的得票率赢得了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二十年后，这位圣贝尔纳多的机床操作员成为了拉丁美洲第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总统。他的胜利是巴西劳工党的胜利，这是一个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还岌岌无名的政党。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的胜利。新政府是一个联合政府。巴西劳工党占据了绝大部分，但它的两侧也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妥协性的盟友。（……）我们的米格尔·罗塞托（Miguel Rossetto）同志肩负着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的重任，而农业部则充斥着大地主利益集团的直接代表。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与我们的巴西同志会面，这是自政府成立以来他们第一次聚在一起。毫不奇怪，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充满对于选举的幻想的时刻。但这场模棱两可的胜利充满了矛盾。十年来，城市中的社会斗争一直在减弱，巴西劳工党也刚刚遭遇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挫折（包括在南里奥格兰德州的失利），而卢拉却在一场极具个人色彩的竞选活动中大获全胜，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资产阶级政党。为了让他的盟友和市场放心，他开展了一场温和的竞选活动，事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充分保证，并与商界可以信赖的人士为伍。然而，一些同志似乎在他的政府中看到了一种体制上的二元权力结构，即经济和财政部（受新自由主义影响）与土地改革、城市和环境等社会部门的对立。这是一个有着两副面孔、两个心脏的政府！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显然远非对称(……)’ (Une Lente Impatience, p. 317-8).

丹尼尔的评论继续强调埃洛伊莎·埃伦娜在辩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世界社会论坛结束后不久，2003年2月举行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关于政府的讨论仍在继续。巴西代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比社会主义民主派整体的立场要持更多的批评态度。在五名代表中，除了我和海洛伊莎之外，还有当时的州议员路易斯安·林斯(Luizianne Lins)。路易斯安后来在2004年10月当选福塔莱萨市市长后放弃了她的左翼立场，尽管她的候选资格是借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派左翼而赢得的，后者在那时不仅冒着风险反对劳工党的多数派，也反对社会主义民主派自己的领导层。当时，我们在代表中达成了一项协议：我们不会在世界代表大会上就是否参加卢拉政府进行辩论；相反，我们会努力澄清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并强调参政是有条件的以及随时与之决裂的可能。

丹尼尔·本赛德[1]是参加有关巴西的辩论最多的第四国际领导人。他没有在大会关于巴西的辩论中发言。不过，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告诉我，他认为一切都表明党内即将发生分裂。我同意他的看法并对此深信不疑。但我认为，在这种分裂中，我们这些反对参与卢拉政府的人很有可能占多数。毕竟，卢拉政府代表了对劳工党传统立场的反叛。它显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这一点在未来几个月应该会变得很明显。革命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政府不相容，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派从一开始就断言的，这一点将在第四国际的辩论中得到加强。

2003年期间，丹尼尔又两次前往巴西，第二次是参加年底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全国代表会议。他还为《红色》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巴西局势的重要文章《恐惧战胜希望》（2003 年10月2日），这篇文章被迅速翻译成葡萄牙文并在巴西流传开来。这个标题表明了文章的内容，那就是对卢拉竞选口号之一“希望战胜恐惧”的颠覆。除了对政府作出非常严厉的评判之外，这篇文章还对巴西劳工党的领导层发起的要求该党议员在养老金改革投票中遵守“纪律”的攻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这种以牺牲作为巴西劳工党优势的多元化为代价的纪律攻势的意义显而易见：该党要么选择作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政治代言人，要么选择沦为在社会中推广政府举措的传输带。这关系到一个阶级斗争的党的未来，它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斗争的激进化浪潮之中。

该党在未来的数月中向“新劳工党”转变的企图，即走上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波萨诺瓦（代指“拉丁美洲的”）版本的尝试，不能在没有它昔日老同志的抵抗中得逞，因为与2001年12月举行的上届劳工党大会的决议相比，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决策才是真正破坏纪律的行为。

这篇文章当然是支持社会主义民主派左翼的立场，尽管丹尼尔强调要与整个劳工党组织保持对话。

与此同时，第四国际的各个部门发起了一项国际宣言，反对将埃洛伊萨·埃伦娜（Heloisa Helena）和其他支持她的议员驱逐出劳工党。

2003年11月召开了社会主义民主派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项相当左翼的决议。丹尼尔·本赛德代表第四国际，只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他明确表示反对参加卢拉政府，当然，部分代表仍对此持保留态度。

12月，尽管开展了广泛的反驱逐运动，劳工党领导层还是将埃洛伊萨·埃伦娜和三名联邦众议员开除出党。作为回应，这些议员与一些主动离开劳工党的战士和其他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另行建党（后来被称为PSOL——社会主义与自由党）。

2004年1月（2004年1月27日），丹尼尔·本赛德（与弗朗西斯科·卢萨（Francisco Louçã）协商，后者也积极参与了巴西的讨论）给社会主义民主派的两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将这封信分发给领导层的其他成员。信中强烈坚持认为，海洛伊莎在被劳工党开除后又被社会主义民主派组织开除是不可接受的，并指出了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必须立刻严肃讨论卢拉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及其未来；

在当前国内外力量对比的情况下，找到替代卢拉政府一成不变的社会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国际政策的主要支柱。

从纲领和组织上（如其会议决定的那样）将 DS 定位为替代政府立场的左翼中坚力量。

他接着说：

如果社会主义民主派在这些问题上仍不明确，它就将随波逐流，被形势推着走，沦为对卢拉和资产阶级政府最新举措或声明的印象主义式的（这个概念来自列宁，指纯粹应激性的，受到临时的印象的主导而左右摇摆的）评论，而不是成为引领劳工党内部的左翼反对派的方向。如果不悬崖勒马，社会主义民主派建设成一个“更大”、更自主的组织（也是在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目标），一切都将会成为一纸空文。

……

我希望仍能逆转这场灾难。

2004年2月，丹尼尔再次访问巴西，出席了社会主义民主派领导层会议。然而，在这一阶段，巴西党内的分裂已不可逆转，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这一进程又向前再进了一步。尽管如此，丹尼尔和其他第四国际的同志还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能对这场辩论产生积极的影响，并维护共同的第四国际框架。2005年1月，丹尼尔与米凯尔·洛威（Michael Löwy）和弗朗西斯科·卢萨（Francisco Louçã）一起给巴西的同志们写了另一封信。信中提出的大部分观点并不新颖——仍是对卢拉政府进行全面评估以及与之决裂的必要性——但论点更加详细。另一方面，鉴于社会主义民主派已经开始分裂，信中建议保持第四国际与巴西支部分裂后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信中承认，巴西的第四国际支持者可以有不同方向：

对于那些有意愿的同志来说，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自由党（PSOL）做出贡献，同时避免陷入幼稚的左翼极端主义（……）

要促进劳工党内部的左翼与像社会主义与自由党这样的小型独立力量之间的对话。这样就能在劳工党内外的批判性左翼力量之间建立某种互补性，避免相互攻击，并尊重彼此不同的策略。这尤其关系到我们自己当前的同志们：即使他们今天已经被卷入了不同的选择和动荡之中，他们也应努力不至于烧毁自己的桥梁，并保持未来选择的开放性。

这种选择的前提是，社会主义民主派多数人可以接受一种会给他们与卢拉政府和巴西劳工党的关系带来许多问题的立场。事实上，只有当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多数领导层认真考虑与卢拉政府决裂并帮助建立一个新党（即PSOL）的可能性时，他们才能接受这一选择。

丹尼尔、弗朗西斯科和米凯尔的信在2005年的世界社会论坛期间分发给了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但只有那些对参与政府工作持批评态度的成员收到了这封信。大多数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决定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也避免与为此被派往世界社会论坛的两名国际领导层代表弗朗索瓦·萨巴多（François Sabado）和奥利维耶·贝桑塞诺（Olivier Besancenot）进行辩论。

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一项决议（2005年2月27日）支持信中三位签名者的立场——这是第一项明确批评社会主义民主派多数派立场的决议，其中特别指出：

（1）卢拉政府两年来的行为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政府的方向和它正在执行的政策：这是一个与资产阶级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依附于议会中的右翼；这是一个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政府，因此无法应对巴西的贫困和社会边缘化以及与帝国主义对抗等基本问题。这两年的情况也表明，其政策的内部动力已经无法改变。（……）

（3）在这种情况下，符合大众阶级要求和需要的政策——增加工资、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保护公共服务、全面的土地改革、为社会优先事项服务而不是为金融市场服务的预算和财政政策——正在被提出来反对卢拉政府的政策。

（4）政府的总体方针将左翼的部长们变成了单纯的政策保险以维持门面，或者是并非出于其自己意愿的总体政策的人质。这两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建立一个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的工人社会—政治集团与支持和参与现政府是矛盾的。

（5）自卢拉政府成立以来，国际上对社会主义民主派参与政府的问题和参与方式（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一直持保留、怀疑或否定意见。然而，一旦社会主义民主派本身做出决定，考虑到大多数巴西同志提出的论点，国际在这一进程之初就决定不对其做任何表决，并只是平行地接受其主张。（……）因此，国际避免罔顾巴西的实际特点、巴西劳工党的历史及其与社会和工会运动的联系，以教条的方式提出参与卢拉政府的问题。然而有了过去两年的经验，并考虑到第1至第4点所述的情况，毫无疑问，在卢拉政府中担任职务，无论是部长级职务还是其他涉及政治责任的职务，都与在巴西建设一个符合我们纲领立场的替代方案相矛盾。

此外，2005年3月1日，国际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动议，支持丹尼尔、弗朗西斯科和米凯尔信中的总体思路。

但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多数派仍然拒绝组织成员讨论这些立场。4月，他们召开了一次新的代表会议，参与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党的没有与会。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间接回应第四国际的决议：一项关于“21世纪的国际主义”的模棱两可的决议，这实际上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派与第四国际的疏远。

参加这次会议的少数成员不接受留在卢拉政府和巴西工党内的路线，继续认同第四国际。几个月后，这些成员与巴西劳工党决裂，大多数成员加入社会主义与自由党（PSOL）的建设（和2005年9月与巴西劳工党决裂的其他部分一起）。

这结束了第四国际在巴西的第一个阶段（即组织社会主义民主派和建立巴西劳工党的阶段），并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遭受卢拉政府的打击之后，巴西社会主义左派的重组与重建）。丹尼尔和第四国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确保这一新阶段能够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开始——尽管这些条件已被证明比2004—2005年时看起来更加困难。

“算算总账”

在将社会主义民主派建设成为革命组织、将巴西劳工党建设成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漫长时期之后，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卢拉政府的上台，我们遭受了严重打击。巴西劳工党不再是巴西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而成了政府和国家的传送带），巴西支部的大多数人也从第四国际分裂出去。为什么会这样？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建立在对第四国际的纲领性认同和许多直接联系基础上的组织，将第四国际成员的许多文章和第四国际的决议作为其政治教育基础的组织，其大多数成员却迁就于一个与任何社会主义项目均毫无关系的政府。又为什么会这样？

到2003年底，社会主义民主派还有大约2000名核心成员——这是2003年大会的统计数字。其中，有500多名成员与2004至2005年间保持与第四国际有关系但已经脱离了劳工党的组织有联系（这意味着他们与PT已经彻底决裂），而剩下大约四分之三的成员都留在了劳工党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区的选择很不平衡。南里奥格兰德州拥有近一半的成员，不过在该州，成员在地方政府、劳工党机构、议会办公室和工会组织中的参与度最高，因而近90%的成员留在劳工党内。

同时，与劳工党决裂的近500名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中，许多人（近一半）在离开劳工党后并没有继续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他们要么从未加入过社会主义与自由党，要么很快就离开了它。此外，2006年的选举结果不佳（对第四国际的支持者来说异常糟糕，因为我们未能保住联邦议会的两名议员），使我们遭受了进一步的损失。一些成员重新回到了劳工党（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塞阿拉州，那里除了卢拉政府之外，还有路易西安·林斯（Luisianne Lins）在市长办公室的强力拉拢）。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回到劳工党，但也离开了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和联结派（Enlace）（社会主义与自由党中第四国际成员组成的派别），或者只是继续活跃在社会工作中，或者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因此，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内的第四国际支部的重组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弱——例如丹尼尔·本赛德，他曾在2004年出版的《一个迟钝的焦虑》（Une Lente Impatience）一书中对许多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的革命一贯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对卢拉政府做出了明确的负面评价，认为前者能够彻底摆脱后者。然而事后我们可以看到，与后来发生的情况相比，他2004年时都过高地评价了成员的革命性。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丹尼尔高估了社会主义民主派中一些成员与卢拉政府决裂的程度。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与劳工党决裂？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并且抛开退缩的观点，即认为留在政府中实际上是正确的，并且那种宣称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且可能的）的想法乃是不现实的。

当然，部分原因与阶级斗争总体形势的演变、新自由主义攻势对左翼的影响、以及客观条件等问题有关。首先，建立一个新政党意味着失去劳工党提供的政治优势和影响力；意味着要在困难环境中重新开始。此外，卢拉政府在2003—2004年虽然已经受到削弱，并且2005年的“政治贪腐丑闻”（mensalèo）更是雪上加霜，但由于其社会援助计划的影响和经济形势的改善，卢拉政府在2006年恢复了元气，并增加了在人民和社会运动中的支持率。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关键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派当时有数百名成员全职为该党、统一工人中央工会或与劳工党有联系的地方和地区组织工作，从2003年起，他们也在联邦政府里工作。这种情况在南里奥格兰德州尤为明显，该州的成员人数几乎占到社会主义民主派总人数的一半。要抵制政府的吸引力和权力的压力总是很困难的，而在2003—2006年间，就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具体情况而言，形势则更加困难。路易西安·林斯（Luisianne Lins）和塞阿拉州的一些成员在赢得福塔莱萨市长职位后，从表面上与劳工党决裂的坚定立场转变为完全相反的立场，这种赤裸裸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或许是这种权力的压力和吸引力的明证。

当然，我们中那些在卢拉当选后与巴西劳工党决裂的人也确实在劳工党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内部斗争中犯了错误。但是，对于那些想要评价第四国际在巴西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并为建立一个群众性革命党做出贡献的意图的人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就是看看我们之前遇到的问题，这意味着在2002年底，巴西社会主义民主派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也许期望完美的准备也太过分了）来面对卢拉的当选给其内部的左翼造成的如此困难的局面。

社会主义民主派领导层已经多次讨论过与劳工党决裂的可能性，在其会议决议中经常出现“劳工党各部门不能够被纳入革命计划”这样的表述。但事实上，对许多成员来说，与劳工党决裂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部分领导层也很难理解这种讨论。还有一些人则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艰难的重建过程和在物质条件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开展政治活动的挑战，更不用说他们自己生活物质水平的大幅降低了。

事情何以至此？

毫无疑问，我们一如既往地犯了错误。丹尼尔·本赛德在批评“建设中的革命党”这一提法时就已经指出了其中的一个错误：过度认同劳工党而低估了未来冲突的可能。这种低估一直持续到90年代后半期，直到巴西劳工党逐渐失去早年更为激进的特点；而另一个关键问题则是对在资产阶级国家框架内入阁的影响缺乏更清晰的分析。

例如：我们从未对社会主义民主派作为一个整体而参与市政府（尤其是阿雷格里港，但也包括其他城市）或州政府（在南里奥格兰德州，但在某些时期也包括其他州）的经验进行过总结。我们就这些经验的某些方面进行了讨论，例如关于民众参与，特别是关于“参与式预算”的讨论，但我们从未进行过全面评估。部分原因是没有时间：在南里奥格兰德州政府执政的经验仅限于2002年以前，而那时卢拉刚刚当选为总统。

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派中从未认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竞选资金的讨论。然而，这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很早开始，劳工党的竞选活动就开始利用企业的捐款。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甚至在2001年和2002年之后（当时有两位劳工党市长被暗杀，具体情况至今仍不明朗），我们掌握的一些信息表明，劳工党管理的一些市政厅的筹款方式并不“正统”。[2]

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有用方法是注意到，直到2003—2004 年，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有两个基本身份：既是劳工党的成员，也是第四国际组织的成员。后者囊括了一种更普遍的（为此也更抽象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派成员的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信念所采取的普遍形式。它使我们的革命政治斗争成为了超越日常生活问题之上的伦理政治承诺的一部分。为此我们曾一度使用“建设中的革命党”这一提法，而且对劳工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关注不够，这往往使我们忘记了这两种身份可能会发生冲突。事实上，与许多成员的假设相反，这两种身份之间并非直接和永久的相容。

当这两种身份随着卢拉政府的上台而公开对立时，巴西劳工党党员的身份在任何意义上都具有一种社会和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只能被一种更强大的革命身份认同所抵消，而这种革命身份的存在前提是，我们必须事先做更多的物质工作，同时更加重视巴西劳工党（日益增长的）局限性，并对其在政府中的经历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我们为建立劳工党而付出的努力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的总体路线（至少在1989年竞选之前）是错误的。在此之前，劳工党确实是一个左翼倾向非常明显的政党，而且正在朝着总体上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巴西劳工党的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派也在不断壮大。

但由此更值得令人质疑的是，我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几乎都没有改变过20世纪80年代的既定路线，甚至在1994年的大选失败后也是如此，这为寻求所谓“更广泛”的联盟的借口的出现和党内更大的温和性（妥协性）的滋生提供了可能，以“减少”统治阶级对劳工党上台的“阻力”

再好的路线也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事实上，正如丹尼尔·本赛德在《一个迟钝的焦虑》一书中指出的那样，1989年已经意味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的冲击波在那里（指拉丁美洲）绝非凭空想象。尼加拉瓜革命多次扩展到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革命似乎迫在眉睫。玻利维亚和圣多明各也发生了人民起义。（……）这种态势被东欧所发生的一切打破了。在中美洲经历了十年战争之后，1989年桑地诺主义者在尼加拉瓜的选举和卢拉在总统选举中的双重落败终结了这一系列的希望。（Une Lente Impatience，第296页）。

在巴西，随着卢拉在总统选举中的第二次失败，1989年开始的转变于1994年完成。新自由主义的攻势积聚了最大的力量，而卢拉及其在巴西劳工党中的同志则完全沉迷于以温和的方式来减少统治阶级的阻挠。这正是重新思考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当时理应纠正以前的乐观主义。

对巴西在劳工党内部建立第四国际支部的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并不是要质疑在某些情况下建立“广泛性政党”（当然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的政治方向。但它确实表明，考虑到具体情况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决定如何将这两个层面的党建工作结合起来时，因为这两个层面的工作可能会相互冲突——就像巴西的情况一样，当时的“广泛性政党”确实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在社会动员出现危机的时候，它却入阁了。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2630 

作者简介：若昂·马查多（Joção Machado）是圣保罗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巴西社会主义民主派和劳工党的早期成员，在2002年劳工党执政前后，隶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左翼反对派，后脱离社会主义民主派和劳工党，参与组建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和联结派。2017年，连结派大分裂，马查多领导的集体组建公社派（Comuna）。2023年，公社派因是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问题分裂为主张民主集中制的生态社会主义反抗派（Rebelião Ecossocialista）和火花派（Centelhas），马查多属于生态社会主义反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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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是非正式领导人，因为他当时不是第四国际领导机构的成员。

[2] 对这两起谋杀案（坎皮纳斯和圣安德烈这两个重要城市的市长）最合理的解释是，市长们试图阻止或限制从为该市工作的公司筹集资金的计划。这些是市长亲属提出的解释，但遭到劳工党领导层的否认。两起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